本
文
摘
要
卸妖哈。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说几个意见供参考。
1．彝文古籍问题
关于六祖分支的叙述，最集中体现在《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中。其他彝文文献和口头传说中均不如此两书全面和细致。但是这些贵州彝文典籍本身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西南彝志》、《彝族源流》提到的早期彝族历史人物与《华阳国志》记载的蜀王谱系相同，提到的南诏王系与两唐书记载完全相同。我们单看这个现象问题不大，可能还认为是文献交叉印证。但考虑到历史维度，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如果彝汉文献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完全相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看汉语翻译的彝文典籍与汉语古籍对照，隐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彝文典籍原文中，这些人物的彝语名称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些彝文文献中的相关人名之所以能迅速译为相关汉语文献人名，一是因为与汉语文献有明显对应关系，二是因为这些人名的当代彝语读音与这些人名的当代汉语读音很接近。比如“鱼凫”就作 jyfu。这是很不正常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相关的历史资料可能时间更早一些。有理由相信，“鱼凫”当时的读音，大约接近*ŋaba。事实上，原始缅彝语的鱼即是*ŋa，鸭子很可能是*bja。如果确实古典时期，“鱼凫”这个名字同时传入了汉语和彝语社会并流传下去，那么这种有明确语义的词汇应当随整体音变体系变化，今天贵州彝语，鱼是ŋo，鸭子是be。所以，如果真的彝文典籍古代传下来记载了历史人物“鱼凫”，在贵州彝文文献中当作*ŋobe而不是jyfu。即使考虑到随机的音变，鱼的对字也绝不可能是jy，至少不能丢ŋ。所以只有一个答案，这些彝文古籍实际是明清时期双语知识分子编写的汇编材料，直接抄了汉语古籍，并且用明朝官话音译。这一背景即是龙场九驿与明朝向西南的推进、贵州水西土司与内地的深入互动。
有关六祖分支的叙述也主要来自于贵州彝文文献，不排除其带有汇编的成分。但是，其中的一些内容应当有所本。比如，其中提到凉山地区的始祖为糯（nɯ˩˧）、恒（xɯ˨˩）。在凉山地区，这两位始祖称为古候（gu˧ xo˧）、曲涅（tɕho˥ ȵi˥），在经文中分别称为候（xɤ˧）、伙（hɔ˥）。表面上看来差别比较大，但是按彝语的历史音变轨迹，其实对应关系是：恒（xɯ˨˩）~古候（gu˧ xo˧）~候（xɤ˧）；糯（nɯ˩˧）~曲涅（tɕho˥ ȵi˨˩）~伙（hɔ˥） [*mjok>*ȵoʔ> nɯ˩˧ / hɔ˥，对应汉字“雾”；tɕho˥义为六，是滞古读法，本是六krok，今一般作fu˥ / xu˥；gu˧义为九]。这种对应关系就比较可靠。
结论就是，贵州彝文文献的六祖分支记载肯定有大量历史事实支持，但具体细节（如，所谓六祖是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六祖至今的谱系有多大可信度？原始素材就有六祖还是编者汇编为六祖？）并不清楚其可信度。
另一个辅助性的材料是：除了凉山、云南彝区没有六祖分支的传说外，哈尼族地区也没有六祖的传说。哈尼地区普遍有哈尼始祖为“仲牟由”的说法。这个“仲牟由”对应在彝族传说系统中，要么是民族始祖笃慕，要么是六祖之一的乍。但是哈尼传说系统中完全没有六祖分支的记载。【注意：哈尼自称 xa ȵi / xɔ ȵi，xa/xɔ 是发音前缀，词干是ȵi，这与彝族自称ni （凉山、云南大部）、nɯ（贵州）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彝语与哈尼语在词汇、语法等方面极为接近。哈尼与彝的历史源流极其亲近】
2．历史脉络问题
关于云贵高原的记载，汉文正史中整体脉络是比较清楚的。与内地朝代时期大致的对应关系为：
汉——滇、夜郎为代表的西南夷
三国——南中大姓与西南夷
晋、南北朝、隋——二爨与乌白蛮时期
唐——六诏与南诏
宋——大理
元、明、清——直系行政区与土司建制
这里面有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族群与文化的替换。滇前期、夜郎、邛等早期西南夷族群，应当是孟-高棉或者侗台序列的族群。这有相当的出土文物证据。滇青铜器大家都熟悉，我举邛墓的例子。邛墓文化，即凉山地区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文化的下限是东汉，晚期邛墓中出土了东汉钱币。邛墓是典型的洗骨二次葬，显然不是藏缅系统的文化。现今仍存在的洗骨二次葬主要分布在华南和东南亚的侗台与孟-高棉族群。而二爨与乌白蛮时期则比较确定是白语支与彝语支序列的族群。这中间出现了文化与族群的替换。从滇青铜器的情况来看，晚期滇文化已经有大量文化替换的痕迹，如神器铜鼓被改装为贮贝器，青铜器上划船的浮雕被抹掉改为骑马的浮雕，新出现了斯基泰风格的装饰。这些说明，藏缅人逐渐南迁并开始征服云贵高原。这个过程很长，直到清朝，贵州地区仍有彝仡佬、仡佬彝的说法，揭示的是原始侗台族群仍在藏缅化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被彝和仡佬同时的迅速汉化打破了）。
因此，如果六祖分支是历史事实，那么动辄八十代人约2000年的历史，可能性很低。因为六祖分支的核心内容是两点，一是分支、二是扩散。八十代人之前彝语支人群就在云贵高原大量扩散和开始征服，与出土文物和汉文历史记载不符。
就凉山地区而言， *** 江大拐弯以北的部分依安宁河分为东西两部分。以西的部分，即使在南诏前期和中期都主要是吐蕃的领地。以东的部分，长期是中央王朝管辖，汉即设越巂郡，主要据点有两个，一是今西昌地区，汉设邛都县，一是今会理地区，汉设会无县。之后六朝时期，也大多保留了越巂郡的建制，一直沿袭至隋唐，直到唐中晚期南诏夺取此地。也就是说，今天凉山地区在被南诏夺取之前，一直在中原王朝的政区之内，缺乏彝语支群族大量迁入并繁盛的条件。或者说有关汉文历史资料中从未记载彝语支族群大量迁入凉山的事件（相反“僚人入蜀”则有明确记载）。只有南诏夺取凉山地区、大理继承管辖的历史时期，才可能有大量彝语支族群迁入凉山地区并迅速扩张。
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真的存在六祖分支的历史事件，其上限不能早于南诏设会川都督时期（8世纪中期）。
另外，从南诏相关历史资料中，如早期的《蛮书》、稍后的两唐书、后来的《南诏野史》，都未提及六祖分支的事件。《蛮书》、两唐书未曾提及，说明唐时要么六诏并没有这样的始祖传说，要么六祖分支的事情还没发生或正在发生。《南诏野史》未曾提及，则说明到明朝时期，杨慎在云南没有听说六祖分支的事件。特别是《蛮书》，其本意是军事情报，不大可能忽视这些基础性的陈述；而两唐书对边夷的来历多有追溯，也未曾提及。那么六祖分支如果存在，应当在《蛮书》之后，已经推至9世纪。推算约为距今40代左右。
3．现存家谱推测
我姓氏为吉狄（dʑi˨˩ ti˨˩），是凉山地区人口较多的姓氏。我们与另一姓氏苏嘎（su˧ ga˥）分氏不分姓，是按同姓宗亲对待的。近几年吉狄苏嘎梳理了家谱，将川滇各县的吉狄苏嘎口传家谱进行比对、续谱，出版了一套彝汉文对照的家谱。
这套家谱的体例是从一位男性始祖出发，各代分支记录，直至现存世的子孙，最近三代的记录包括部分女性后代。依这本家谱，从姓氏始祖出发，到现在世的子孙，多为20代上下。由于家谱编纂的时候采录了多地的中传家谱，有些边远宗亲已是数代没有联系，但家谱比对的情况惊人的一致。这样看来，这个家谱的记载大致是合理可信的。
根据这套家谱，从我祖父生活在会理县边境倒推，大约4、5代之前在今布拖县境内，并且匹配上了布拖县宗亲的家谱，再从布拖县家谱往前推，则大约距我10多代之前，在凉山腹心的美姑、昭觉一代生活。这已经很接近彝族渡 *** 江入凉山的早期生活地区。向前再几代人，至距今20代左右则到达吉狄苏嘎姓氏始祖。此时代很晚近，约是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即使抛算，也不应早于明朝。
从姓氏始祖到古候（吉狄苏嘎属古候系统）的谱系，在此次家谱梳理中，没有专作研究记录。但彝族传统以7代分家，5代内仍为至亲的传统来看，从吉狄苏嘎始祖回溯至古候，不应少于10代。大约10余代、20代左右比较合适。从全凉山的情况来看，从古候曲涅两位始祖开始流传到当下在世的后裔，口传家谱最多有70余代，最少有30代，一般是40代左右（众数）。因此，从推算历史时代来看，40代左右比较合适，约是唐末、五代至宋初，对应云贵地区时代是南诏晚期、后三朝、大理国早期。这就与南诏夺取越巂郡并移民开发的历史阶段吻合。
4．总结
凉山地区的家谱记载与历史、考古证据有一定的耦合性，推测约为南诏晚期至大理早期，传说中的始祖古候、曲涅进入凉山。贵州彝文文献的六祖中，恒与古候对应、糯与曲涅对应。因此，如果认可六祖分支的说法，应与上述古候、曲涅进入凉山的时代对应，即南诏晚期至大理早期，距今1000年左右。贵州彝文文献的研究还不充分，我们对其六祖分支的记载未能证实、亦未能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