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刚过去的周末里，半个朋友圈都炸了，纷纷转发起一条新闻：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罗诉韦德案”。
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象征着“堕胎合法化”在美国被证实承认，而它被推翻，意味着一座里程碑就此倒塌。
联邦法律不再保障堕胎权，并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交给了各州。
这一裁决激发了全美多地的大规模 *** 。
虽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不能控制美国各州的内部决策，州 *** 与法院依旧可以选择支持堕胎合法化。
但这一变动带来的影响，无法估量。
“罗案”被推翻在无数普通人的意料之外，他们无法想象法律怎会倒退，并喊响了“We Wont Go Back”的口号。
震惊于裁决之余，我重温了2018年的一部展现美国堕胎争议的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
今时今日重看它，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道理再度浮现在脑海中。
朴素的道德观让所有人都愿意相信：
正义诞生于民意、正义的呼声终将撼动不公的现实。
但此次裁决冷酷地揭开了另一个被忽略已久的事实：
正义实现与否，很可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
01
推翻“罗诉韦德案”后
它们岌岌可危
早在5月份，“罗案”可能被推翻的消息走漏后，就有十三个州先后准备拟定了相关草案，被大众认为是“扳机法案”。
也就是等“罗案”正式推翻、一声枪响后，就有可能马上通过州立法案、禁止或限制堕胎权。
古 *** 赫研究所预测，可能会有26个州先后立法、选择限制堕胎。
红色州已确认会全面禁止堕胎；黄色州有很大可能会马上通过法案禁止堕胎；蓝色州已知会保护女性堕胎权利；灰色州预计不会在本年内通过法案禁止堕胎。
推翻的判决书中一个核心观点是：
“罗诉韦德案”的裁决过程是有瑕疵的、质疑其粗放滥用司法权力（exercise of raw judicial power）（410 U. S., at 222）。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质疑没错。
“罗诉韦德案”，罗是70年代一位想要堕胎的年轻女子的化名，而韦德则是地方司法官的名字。
罗生活的得州禁止堕胎（除非是医疗上为了保全母亲性命），两位女律师希望帮她上诉、起诉德州司法官。
法律中的确没有规定“堕胎权的自由”，于是女律师们选择以侵犯隐私权来起诉。
这一案件打了三年，直到递交到最高法院。
当时的律师是26岁的萨拉，是彼时联邦法院上最年轻的女性辩护律师。
法官问她，你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何时开始的？
萨拉的现场回复是：
我们没必要讨论这个精确的时刻，因为没有答案，不同文化与不同宗教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做出这个（堕胎的）决定，是妇女还是 *** ？
我认为不该是 *** 。
最终在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中9位法官有7位支持了萨拉的意见。
严格来说，这一案件的判决的确是有瑕疵的。
因为法律并没有书面地承认女性堕胎的权利，而是以“侵犯隐私”的条例，维护了罗的堕胎选择。
如今已离世，曾被称赞为“一位不知疲倦、坚决捍卫正义的斗士”的金斯伯格大法官，生前也曾对此表达担忧。
因此，“罗案”判决出来后在美国内部掀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被称为“第二次内战”。
不只是伦理层面、胎儿算不算生命之类的争执，也不乏司法、执行层面的质疑。
不少人很担忧，“罗案”判决的推翻，可能不只带来堕胎的限制。
因为历史上以隐私权为依据的判决还有很多，还有1965年确立的避孕权、1967年采纳的跨种族婚姻权利等等。
前美国检察官Joyce White Vance表示：“如果罗诉韦德案被推翻，那些‘一脉相承’的权利都可能面临危险。”
我们如今已经无法追溯询问，当年的七位法官做出这份判决背后的考量分别是什么。
是法理思考更多，还是或许会被斥责不严谨的人性顾虑更多。
但可以确定的是，“罗案”之后有无数美国女性因此受益：
2018年的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及其他相关影视作品中都有提及，上世纪许多女性受限于禁止堕胎的法律，选择了用“土方法”堕胎。
疯狂捶打自己的肚子、服用不利于胎儿的药物，乃至往子宫中灌漂白水、把衣架塞进去搅动。
有的衣架铁丝，甚至永远地留在了身体深处。
这也是医学期刊《柳叶刀》在最新一期封面上表达、控诉的观点：
最高法院推翻“罗案”的判决，并不会终止堕胎，只会终止安全的堕胎。
大法官与支持者的双手上将沾满女性的鲜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的数据，全球每年有4200万起堕胎，其中一半发生在堕胎违法的国家。
对一部分医护群体来说，堕胎权合法化也是他们的胜利。
美国历史上不少医护因提供堕胎手术，被反堕胎人士骚扰、殴打辱骂乃至杀害。
部分极端反堕胎人士甚至冲到了医护孩子的学校里，对孩子喊“你的父母是杀人凶手”。
荷兰医生黎贝卡组建了“海浪上的女人”项目，前往堕胎非法的国家接走需要堕胎的女性，然后在公海上进行手术。
包括被 *** 的女兵，被家暴无钱手术的女人……
但也因此，每一次黎贝卡的船靠岸，她都会受到当地的反堕胎人士的围攻辱骂。
02
堕胎的伦理问题
如今不过是道幌子
最开始，堕胎争议的确只是伦理问题。
有人认为堕胎无异于杀生，认为胎儿已经拥有了生命与灵魂。
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采访了一位讨厌反堕胎人士的老爷子，他给出的理由也仅限于这一层面、很简单：
他们想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到别人身上，我不喜欢。
尽管如今，反堕胎已经被视为共和党的一项观点标签。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明确表态，如果他能任命两三个法官，那将能自然而然地推翻“罗案”的判决。
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此次支持推翻“罗案”的五位法官中，三位是特朗普任命。
但回溯到五六十年代，堕胎权还并不是政客们争夺的焦点。
那时还是纽约州长的共和党官员洛克菲勒明确支持堕胎的选择：
“为什么州 *** 要告诉女性应不应该流产？”
但在70年代末，一切发生了变化。
堕胎的讨论被搬到了台面上，争锋越来越激烈、站队现象也越来越多。
它不可避免地，从一个伦理、社会及医学话题，演变成了党派问题。
罗纳德·里根在60年代参选纽约州长时，还主张“亲选择派”，也就是支持女性选择堕胎的权利。
但80年代参选总统，他的团队判断更应该争取福音派与保守派的选票，里根开始反堕胎。
他成了第一位靠强硬反堕胎立场、争得了自身仕途的共和党总统。
老布什亦如此，选举总统时直言“我认为应给罗诉韦德案翻案”。
如果堕胎的争议仅停留于伦理层面，双方的争执或许还是有价值的。
因为那只是不同信仰的人群，关于生命的不同观点而已。
普通人为了堕胎争议吵架拌嘴，可以只是“你太残忍”“你不顾忌女性”这样的口头指责。
但身为政客提出反堕胎时，如果依旧只知道喊道德口号。
那它更像是一场权力者的表演。
如果真的想减少堕胎，有更多制度化的实际措施可尝试：
普及保护性的性行为、完善孕期及幼儿抚养的社会福利、降低产检门槛……
它们才是意外怀孕、被迫堕胎的根源所在，也是当事人的苦难来源。
一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数据显示：
家庭财务状况是决定是否终止意外怀孕的主要原因。
而堕胎被拒绝的女性，低于联邦贫困线的几率几乎是可合法堕胎女性的4倍，说明她们更容易因无法堕胎而跌入底层。
堕胎，在这个现象里只是一个残忍而无奈的结果。
堕胎的伦理争议，在现实面前只是一层悬浮而无效的幌子。
而反对堕胎，并不能实现“胎儿也是人”的平等愿景，反而会加剧另一种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富人有精力与财富，坐飞机到其他允许堕胎的州或国家，去完成堕胎。
而穷人，要么选择屈服、在并不理想的环境下生养孩子，要么选择藏在隐秘的角落，用混乱、不安全的手段，悄悄堕胎。
拉达斯曾经有一趟航班，每周四都会有一架飞往加利福尼亚的航班，每一趟至少有10名女性是去堕胎的。
飞机上的10名女性是不幸的，她们无权在自己的家乡决定自己身体。
她们身后，还有千千万万无法登上飞机的女性。
03
是民意，
还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最高法院对“罗案”判决的推翻，最让人意外之处莫过于：
人们明明知道时代大风吹拂的方向，但却眼睁睁地看着旧时代的墙壁横空竖起，阻挡了前行的旅途。
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近年来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美国妇女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其中包括42%的共和党妇女。
超过一半的美国女性表示，比起呆在家里，她们更喜欢出去工作。
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基于2020年的数据发现，如果美国所有的堕胎限制都被取消，那么15~44岁的女性个体的工资将会增加1610美元。
如果各州都没有堕胎限制，将会有50.5万名美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每年将赚约30亿美元。
不论从情感上还是经济利益上，支持女性拥有堕胎权利似乎都是一件顺应时代大潮的事。
但结果摆在了人们眼前，“推翻罗诉韦德案”。
曾在2017年包揽七项艾美奖的《使女的故事》，曾虚构了一个女性沦为生育机器的末日世界。
地球爆发污染辐射后，大批女性失去了生育能力，只有一部分女性保留。
在某一天，国家突然下令要求所有公司立刻开除女性，不由分说地执行，并很快剥夺了女性办理银行卡的权利。
他们把所有还能生育的女性集中到一块，称为“使女”。使女不许有名字，她们只是达官贵人们的附属品，给一位生完孩子、再去生下一个。
反抗的女子将被施加极刑。
对刑罚的恐惧，对生存食粮的渴望，让很多人的意志逐渐开始屈服。
同时社会开始不断美化这一行为：
“你们是崇高的，你们这是为了延续人类的种族。”
就像对那些贫苦女性说的话，“反堕胎是崇高的，你是在拯救生命”。
美国反堕胎的 *** 中，就有人穿上《使女的故事》装扮，来表达对身体掌控权的争取。
《使女的故事》以冷酷的镜头展现尽了极端黑暗中女性的悲伤、痛苦与恐惧，我原以为使女们的苦难便是这剧最恐怖之处，直到这句台词出现：
“基列国才不在乎孩子，基列国只在乎权力”
那是觉醒的女主试图用孩子的生命来威胁他人、获取自由时，她原以为在这个最看重生育的国家，对方会就此退让。
结果却意识到，孩子不是核心，权力才是。
他们并不真正在乎谁在生育孩子、孩子在什么环境长大，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决定并把控一切的权力。
最恐怖的事情，早在一开始就发生了。
从他们毫无顾忌地闯入办公室、强行要求开除女性员工开始，无情与野蛮的倾轧就不会停下。
在2018年的纪录片中，反堕胎人士还曾向制作组说：“我们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拒绝推翻罗诉韦德案”。
如今，里程碑式的它倒下了。
法理上看，美国各州重新拥有了自主决定堕胎的权利，法律交还给各州民众自行决定。
但谁也无法打包票，最后人们得到的结果是民意，还是一场权力游戏的胜负。
就像这次风波看似是共和党、保守派的胜利，但也有州民主党早早地为此开启了民调，判断风波是否对自身有利、支持堕胎是否能成为中期选举拉选票的关键。
不只是对美国的民众，推翻罗诉韦德案的争议给世界范围内都泼了一盆冷水、也令人反省的是：
权力，从始至终都只关乎利益。
哪怕声量再高、阵仗再大、诉求再正义不过，也无法左右它的抉择。
人们误以为的成就与进步，可能只是手指缝里的一点做做样子的施舍与应和。
又或是如金斯伯格，暮年身患5种癌症却坚持在大法官岗位上留到最后，才换来的星星点点光辉。
借一部纪录片的名字，来书写最后一句感想——
“她在愤怒时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