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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
2015-03-24 汉青的马甲 文章来源 阅 181 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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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发展和突破，使我们了解到：藏汉两个民族存在共同的渊源，自古以来藏族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藏汉民族同宗同源。
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及语言学的证据
自本世纪20年代西方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彩陶新石时代以来，经大半个世纪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目前拥有大量考古资料的证据、众多碳十四测定的数据和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所支持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原地区至少在8000年以前就向中亚、西亚和北欧传播了彩陶制陶术和象形文字（见刘志先生的研究成果）。[1]考古表明、 *** 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2] *** 细石器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文化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3] *** 新石器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存在密切的关系：[4] *** 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5]从考古学上讲， *** 基本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从 *** 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6]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7]以及不久前的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8]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 *** 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 *** 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这是 *** 的两位医学专家——原 *** 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 *** 、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9]
据语言学的研究，藏汉民族的语言是同源的，一些基本词汇的发音几乎是一致的。例如，人体五官名称的发音都是非常接近的，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个。[10]因此，语言学上称藏语和汉语为汉藏语系，其关系非常紧密。
二、古地理、古经籍文献、上古民族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综合研究
中外上古地理和史料经籍的大量文献记载的考据，例如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誉经》和古波斯文献等经籍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 *** 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论证出位于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亲的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在今 *** 西部和阿富汗之间。此处正是古支那之国、西王母和藏文文献中的古象雄、羊同和女国。 *** 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 *** 西部。在太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是完全统一的，藏汉民族同宗同源， *** 自古是中国领土（以上据郭元兴先生的研究）。[11]50年代中期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所发现的资料，证明了尼泊尔以北的地区为“支那地”、“象雄、羊同”和“女国”，[12]完全上与古汉文文献记载勘合。
《山海经》过去在文人眼里，大都当成子虚乌有的虚构，没有多少真实性，清人纪晓岚认为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就是这种见解的典型代表，此种看法统治学界两百多年。
近年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1962年蒙文通先生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基本肯定了《山海经》部分记载的真实性。[13]蒙先生认为《大荒经》时代最早，《海内经》次之，《五藏山经》最晚。蒙先生还认为《禹贡》记载反映的是西周以前的地理情况，而《山海经》则更久远的多。前些年谭其骧先生亦发表了对《山海经》中黄河古道的研究论文。[14]肯定了《山海经》所记载地理情况的古老，增强了蒙文通先生的论断。
现在，运用人类学研究《山海经》的前沿学者们，基本都认为《山海经》对中国古地理的记载基本是可靠的，相当部分还是实录。
科学的进步还将大量印证《山海经》的真实性。
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夏禹帝，据《史记·六国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的石鼓乡。
关于炎帝，据《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龙感首，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这段文献记载了炎帝的出生地和图腾。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戎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15]这里是炎帝族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近些年来，学者们在川青甘藏区的田野调查中，不断搜集到藏汉民族民同宗兄弟的古老传说。
可能因分布地域辽阔的炎黄古羌人之一部分沿横断山区北徙上溯，因此，反映在中国古籍中的此类大量史料，使中国古史学家们确定上古夏人黄帝族与炎帝族的另一主要发祥地（应为发祥地之一）在今甘肃青海地区的河湟一带（详见本文第三章）。此为第二块夏之地。
而考古学家们依据考古文化系统之相互关系和地层关系，结合上古中国古籍文献的记载，研究确认河南二里头考古文化为考古学的晚夏文化（或称晚夏早商考古文化遗址）。此为第三块夏之地。
亦有学者例如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剩勇同志提出：夏文化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中国第一个王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16]。此为“起之夏”，乃第四块夏之地。
现在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些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1995年3月14日《北京晚报》上摘自《乌鲁木齐晚报》的考古学消息，题目为：“早于丝绸之路千余年曾经有条和田玉之路”，摘录如下：“中西交流的最早媒介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这是我国部分学者在新近出版的科学考著《中国和田玉》中提出的。”
“被誉为世界软玉之冠的和田玉：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被昆仑部落的原始先民开采应用。在距今6000多年的北方红山文化遗址和南方良渚文化遗址，近年来都出土了大量的和田玉玉器；而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的乌兹别克斯坦就有了关于和田玉的记载。”[17]
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缜密的科学论证，《中国和田玉》一书的作者们认为：“在丝调之路形成的1600多年前，就有一条和田玉的运输线在欧亚大陆上铺展，使中国古文明和西亚乃至欧洲古文明悄然交融。”[18]
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和田玉玉器，正好证明了公元281年（晋太康二年）自汲郡出土的《穆天子传》所载内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于公元前十世纪西巡，在位于今 *** 阿里、新疆和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举行了祭祀夏人祖先的大朝和大享两次盛大典礼，朝见了穆王的长亲西王母（西王母属照字辈），然后在新疆和田一带，开采大量和田玉，“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返回中原。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至少是在6000多年以前，位于今 *** 西部，新疆和田地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线的华夏民族的轩辕古国就很可能已经通过位于甘青河湟地区的夏国和山西省二时里头地区的夏国，向更东方的北部红山文化和南部的良渚文化输送了和田玉。
再引一惊人的考古消息：在内蒙古近年发现了大夏国（应指今阿富汗）墓葬群，[19]这为我们提供了更进一步论证的依据。
笔者认为这两条消息，为本文前述的立论即“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学上的印证和依据。
我们在展开论述以前，需要提及一些理论前提。
我们曾经说过，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早最长的编年史，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最古老的文明系统和最古老的民族。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个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还是自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文献资料，都是详尽而丰富的，尤其是连续不断的。”[20]
笔者以为，需要声明的是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像欧洲文明那样是由点到面的发展或称扩展，而是在辽阔的地域上长期积累酝酿而汇聚起来的。即中国的文明及国家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和受某些西学影响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黄河流域上的某个很小的点扩张或称扩展而汇聚发展起来的，当然亦有其中心地带。中国的文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文明，所以它不是由点到面的发展，这是其根本原因。
因此，依据前述的资料，笔者认为，这两条考古消息，有力地支撑了笔者这样的学术观点：在四、五千年以前，我国西部的古羌人所建立的夏国至少是分三块同时存在着。第一块是郭元兴先生等学者和两汉以前中国经籍上确认存在的，位于今巴基斯坦、阿富汗、 *** 西部的阿里地区和新疆和田一带的大夏国；第二是甘青河湟地区之夏；第三块是山西河南间的二里头考古文化之夏。这三块夏通过考古学上的和田玉联系在了一起，至于这些亲属族落之间的相互迁徙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国内学术界依据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考据所得出的结论，企图在河南二里头考古文化中寻中国的国家起源。由于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同于欧洲文明那样是一个由点到面的扩张结果，因而难以得出结论。为此，杜正胜在反省中指出：“现在来讨论中国国家起源，宜超越夏的限界，张光直先生想在龙山文化时代寻觅线索是正确的；甚至不限于龙山时代，也许还有更早的渊源”，“近年辽西发现时间相当早的灿烂文明，考古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新概念和新课题，把国家起源推早到五千年前”。[21]
由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照搬西方历史观来描述中国的文明史，因此如果要对中国国家起源的寻觅突破夏代的限界，那么对夏代和夏文化的定义也需要突破。尤其对中国社会直到公元前十六世纪的二里头文化晚期才进入文明时代的结论首先需要突破。
那么：这三块夏国或称夏人，在时代上孰先孰后，孰早孰迟呢？这恐怕是我们目前难以断定的。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当然地涉及中国的民族和国家起源。笔者认为甚至这种提法都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关于“东夷西羌”的所谓近世学界的“传统”的绝对区分，亦是值得提出疑问的，因为被认为是商文化先河的北方红山文化和长江流域越文化的良渚文化均已大量出土和田玉玉器。至于第四块夏，即越之夏，陈剩勇同志提出“夏文化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夏人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中国第一王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依据亦是从考古资料上入手的：“认为钺为夏朝军权的象征，鼎为夏朝立国的重器，是夏商周三代相承的重要礼制，这三礼制始创于夏人，而据考古资料，因袭夏礼的商朝早期玉钺和青铜钺，以形制和文化内涵看都是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中玉、石铖的延续和发展，夏亡后为殷人俘获的。从早商遗址出土的青铜鼎，其形制渊源于东南，其灵魂——餮餮及其布局方式也与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如出一辙；文献所载夏后氏之璜、夏人始创的社祀祭坛，反映夏代律历制度的先夏历法和夏人种植水稻，习水便舟、擅长丝织等夏文化的主要内涵，几乎都渊源于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不见于中原史前文化遗址”。[22]
我们不能否认陈剩勇同志研究的巨大成果，但实际有些重大因素陈剩勇同志未能考虑到。第一、自然条件、气候等因素的变迁。例如：①3000多年前的中原黄河流域地区十分炎热，有大量犀牛和大象生活于其他。② *** 在内的青藏高原5000年前的气候比今天好，例如在 *** 发现的许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人遗址位居今天已无人能居住的无人区里，又例如，据考古学家对 *** 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4000多年前的卡若遗址的气候远比今天昌都的气候温和，并且4000多年前卡若遗址的居民是处在从定居农耕的民族向游牧民族的发展和转换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变为游牧。另外，笔者在青藏高原的人类学田野考察中，尤其是对其原始宗教的考察中，发现许多应属于我国东部或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的因素，使我们惊异不已。
笔者认为，6000多年前的和田玉石能运输到北方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之中，那么6000多年前的东方沿海文化和人群亦完全可能进入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中国2000多年以前就基本形成的辽阔的、与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的疆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华民族通过万年以上的漫长时代长期积累酝酿准备汇合而来的。
3000多年前的 *** 和新疆地区并没有与中原内地的巨大阻隔，以致郭元兴先生认为3000多年前汉藏两个地区是统一的。[23]至于以后出现了某种阻隔是由于此时西亚斯基泰人发明的马辔和马镫，导致骑兵的出现，从而使 *** 沿河西走廊出现了某种阻隔。这种阻隔在公元六世纪再次被打破并消融。
传统学界关于“东夷西羌”的绝对划分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很可能在中国数千年前乃至上万年前，西人东进、东人西渐早已大量形成，双方的文化因素已经掺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定义概念东西方很不一样，不清理这些定义和概念，讨论将难以深入进行。对西方之夏、甘青河湟之夏、山西河南二里头之夏、东南沿海之夏，孰先孰后，甚至孰真孰伪等等命题，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由点到面的文明发展史观，是弄不清楚的。因为这是在两种不同的历史学理念体系中。
三、青藏高原古 *** “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
藏文文献《汉藏史集》（作者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写作年代为藏历第七饶迥之木虎年，即公元1434年；该书原名为《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载“最初，在玛卡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内部上族系，为东氏、穆氏、冬氏、塞氏等。据说由此四族分出大部分吐蕃之人……内部四族系格襄 *** 、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叶蕃人等四种。其中， *** 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是门巴本身的族系，还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及工布人”。[24]内部四族系的东氏，有学者考为木雅，即党项羌（宋代在青海甘肃建西夏政权的民族）。这是藏文文献中关于藏汉民族同宗同源关系的最古老的记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 的穆氏与 *** 的穆氏是同一种人。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中记载了 *** 远古氏族“恰”和“穆”的联姻通婚情况。据学者研究，“恰是吐蕃雅垄部在远古时代的部落名称，而“穆”则是古象雄部落远古时代的名称。[25]据载，“穆”的人口众多，支系繁茂。“恰”在藏语中暗含有“白”的转意，“穆”在藏语中潜含有“黑”的转意。很明显，“恰”和“穆”正是我国西南民族史上自远古就存在的“白”和“黑”二个古老族系。据陈宗祥先生的研究，西南民族史上黑、白二系族人曾参加了中原周王推翻商朝的军事战役“牧誓”。[26]古象雄的“穆”引进苯教的。苯教的中心——古象雄的“穆”从 *** 西部的阿里地区不断向东、向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迁徙，因此，反映在古藏文文献中便出现两个苯教中心，即 *** 阿里地区古象雄苯教中心和藏东横断山区的象雄苯教中心。[27]上古阿里的象雄、羊同和女国就是上古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华夏民族古轩辕之国、西王母国和古支那国。冈底斯山即黄帝下宫，黄帝为道教先圣。由此，汉族的道教和藏族的苯教是同源的，本是一回事，即是以夏人为中心的中国西部氐羌民族的宗教。
而“穆”是潜含有“黑”族意思，上古西南地区的这个黑族系统包括以下广大的支系，即 *** 的象雄、中原的夏人、与夏人同宗的彝族和今云南境内的纳西族。西南的彝族和纳西族，还有中原地区的夏王朝都是尚“黑”的民族，在西南属“乌蛮”这一系统。而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的创始人什巴·辛绕就是藏族苯教的创始人。东巴教、苯教和道教是源于同一宗教的不同支系。据古彝文记载，彝族是来自今甘孜阿坝以西的牦牛徼外。[28]
补充一点，与炎帝族的“牛首人身”图腾和地望有关系的，位于今甘孜阿坝地区的嘉绒藏族，亦是尚“黑”的民族。嘉绒藏区是苯教是盛行的地区，保存了苯教的许多原始形态。有资料说嘉绒藏族是远古从 *** 腹地迁徙而来的。[29]而在藏语中“嘉绒”一词是“山谷里的 *** ”的意思，但嘉绒语又是保留古藏语最多最完整的语言。藏汉民族的关系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据中国上古文献载，上古夏人黄帝族和炎帝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今青海省和甘肃省的湟水和渭水之间。《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明确指明了姬姓族和姜姓族的起源。今甘肃临夏有姬家川之地名，而流过临夏注入黄河的就有一条著名的大夏河（靠近甘南藏族自治州），夏与姬的渊源关系很深，在古汉语中本为一音之转，姬水完全可能就是大夏河。羌与羌本是一个字，更为一音之转。姜水据《水经注》等载所考，应该位于甘陕南部的渭水和四川西北部的嘉陵江上游之间。炎黄、姜姬是两个关系极密切的世代通婚的胞族。
我们来看青藏高原远古氏族部落“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昭”在汉语中亦有“白”的涵意。“恰、穆”与“昭、穆”在藏语和汉语中的意义完全一致，而“穆”的发音又完全相同。
杜预世族谱曰：“周、黄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后，封于邰，及夏衰，稷子不窜于西戎。至十二代孙太王，避狄迁岐；至孙文王受命，武王克裔而有天下。”从上述古文献和古地理考释中，我们完全可以弄清楚古羌之炎黄族是怎样从青海甘肃的河湟与渭水之间的地带进入中原的。西羌的姬姓周人亦从此甘青的西戎之地徙入陕西的岐山发展农业，最终进入中原河南灭商。
作为东夷人的商朝，据张光直先生研究商王族世系存在乙丁制的二分制，即商王族中与王位有关的人可列入天干群，十个天干可以分为两组，两组分别以乙甲和丁为核心，王族内婚，原则是两组之间隔代通婚，即当政王娶同组女子，当政王之子娶异组之女；殷商王位继承法为舅传甥，这样可以保持两组王族轮流执政。二分制是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和近代原始民族中常见的现象。下面对照商人的乙丁制介绍周人的昭穆制。
昭穆，为周人古宗法之制度，宗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张光直总结昭穆制的三点特征：第一，昭穆显然为祖庙的分类。《周礼·春宫·小宗伯》曰：“辨庙祧之昭穆”。《礼记·玉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候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第二，昭穆制的作用，古人明说为别亲属之序，亦即庙号之分类代表先王先前在亲属制上的分类。《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太庙，而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张光直指出：按祖庙之祭倘非分为昭穆二系而不能“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则这种“序”显然不是简单的祖—父—子—孙相承的直系。第三、在昭穆制下祖孙为一系而父子不为一系。《公羊传》所谓“以王父之字为氏”，《五经通考》引刘歆曰：“孙居王父之处，正昭穆，则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礼记·曲礼》：“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曾子问》：“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细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对于昭穆制中这些极可注意的现象，李宗侗和凌纯声指出，只能以母系半部族之制才能解释得了。
这里非常重要的是：“昭穆两字至今未见于甲骨文，商人或无分级，或有分级而另有他种名称，不以昭穆为级”，[30]据前述张光直对商王庙号的研究分析，商王室存在乙丁制的二系法。商人的乙丁制与周的昭穆制是同一性质的二分制度。但是，商人是以乙丁制与周的昭穆制的是同一性质的二分制度。但是，商人是以乙丁制分级，周人是以昭穆制分级，这一点对本文的命题意义非常重大。这里极可能蕴含着中国上古社会和文化的巨大科学信息。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周人二分制中“昭、穆”这两个词的来源和涵义。青藏高原古羌人中两个长期通婚联姻的远古氏族部落群“恰、穆”就是周人的“昭、穆”，是周人的先祖西羌从青藏高原带入中原地区的，并在周王室的古宗庙制和亲属辈份的排列次序上保持了对这两个古老联姻集团的关系和记忆。据陈宗祥先生的研究，周武王克商的“牧暂”战役中，追随武王参加战斗的位于西南的“八国”庸、蜀、羌、微、卢、彭、濮，就是分为黑、白二系，即恰、穆二个系统的。[31]恰、穆在古藏语中除了指白、黑外，还含有祖先神的意思，而昭穆在汉语《说文解字》段注中曰：“庙有昭穆。昭取阳明、穆取阴幽。……昭穆乃鬼神之称，”因此，在藏语和汉语中其意义完全一致。
周人的昭穆源于西部古羌的恰穆，而周人的昭穆制只能用母系半部族制才能解释，这点就更不足为奇了。时至今日，我国西部的羌 *** 族还保留有许多母系氏族的遗俗。
这里摘一段郭元兴先生的研究：“从文字记载看，自黄帝以至周穆王的二三千年中西王母与中夏的官方往来是不断的。所谓西王母即西方姥姥或奶奶之家，这是一种亲族关系；黄帝娶于西陵氏，后世以为即先零羌。西陵，先零都上述SE—RIB（女国）的译音无疑。周代先祖仍累代与姜（羌）族通婚，所谓昭穆之序不过为在通婚关系上确立适当的辈份而立的制度。周穆王17年西征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说明当时的西王母属昭字辈，是穆王的长者。”[32]
笔者以为：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古羌人中昭穆二分制的出现，很可能要比炎黄、姬姜这些稍后起的二分制的出现要更早些，更具某种原始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人群就不停地向西部的青藏高原、新疆和中亚地区迁徙，这些西部高原上的人群同时又不停地穿过横断山区和河西走廊迁回到中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故土上。漫长的时代里，这种迁徙运动是互助的、持续不断的。在长达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在这块辽阔的地域上，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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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
(2011-09-10 09: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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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笔者于一九九五年发表了《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 *** “恰穆”制度的关系》一文。同年读到藏族著名学者多识教授于九三年和九四年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连载论文《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鉴于多识教授深湛的古藏语和古藏文的功底，当他把古藏文的历史文献和汉文古籍相勘合所得出的结论，是具备相当的科学性的，笔者以为多识的研究，将藏汉民族同根同源的历史亲缘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已基本解决。在仔细研读多识教授论文和其它藏汉古籍的基础上，笔者的研究又有所进展。下面将其书出，以求教于方家。 一． 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Y—DNA染色体、藏汉古籍文献中关于藏汉同源的证据 王运《尚书笺》的《康诰》篇释“肇造我区夏”句云“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这里的“西夷”应是指西羌。多识先生指出：“藏语称 *** 为‘嘉’（rja），藏学家黄奋生先生说‘嘉’同‘夏’此说很有道理。《集韵》：‘夏：举下切，音贾。’《释名》：夏，‘假’也。《辞海》释‘夏：1.中国之人也。2.大也。’这与藏语rja的含义完全相同，如‘嘉木’（‘夏人’即 *** ），‘嘉兰木’（大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从‘嘉’这个名称断定，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朝（公元前1786—2205）藏汉民族已有交往。”[1] 藏族这个称呼出现有数十年，在此之前称为“蕃”（bod）。学术界考“蕃”的来源有数种说法： 一） 古代藏族宗教“本”（bon）的音变。 二） 源自青海唐古拉山脉一带的发羌，发和“蕃”，古音近。 三） 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土蕃传笺证》中说：“ *** 一带，古称‘博’（bod），今为藏族和 *** 地方的统称”[2]。 四） 吐蕃王族源出西南夷濮，即“蕃”源自“濮”[3]。 五） 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蕃”源自古羌人中的“ ”， 人从上古就分布在河湟横断山区到云南一线。“ ”亦有学者认为是南方濮僚系统的民族，古代四川宜宾称“ 道”。“蕃”、“ ”古音近，含义也一致，都是“白”人的意思。笔者认为，从古文献上分析，“蕃”是松赞干布所在的山南雅砻部落的自称。需要研究山南雅砻河谷蕃部落的来源。 自1980年以来，藏学界恢复研究后，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吐蕃是源自 *** 土著。与青海河湟一带的西羌，以及今四川藏区的各个藏族先民的古羌部落没有关系。更与中原和内地没有关系。当我们查阅了大量藏汉这方面的古籍文献后，认为这种看法实难成立。 出现这种看法，是与当时 *** 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了新的进展相关联。依据是新发现的 *** 附近的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器皿，出现了较多地方特色。但他们忽略了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明显的联系。[4]关于 *** 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属性，笔者认为中国老一辈考古家安志敏，苏秉奇等人的定性是科学的。考古表明， *** 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 *** 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 *** 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有密切的关系。 *** 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 *** 基本上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从 *** 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以及不久前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公元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5]。 另外，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血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 *** 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 *** 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这是 *** 的两位医学专家——原 *** 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 *** 、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6] 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已经有了切实可靠的科学证据。2001年5月23日《北京晚报》载的《藏汉同根》一文中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生命院教授及美国德克萨斯——休斯敦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教授双重身份的金力先生和他的几位合作者，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通过DNA的研究，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远古时期，汉 *** 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大约一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出了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共同祖先。因此，金力等教授的研究结果：原始藏缅群体在五千年前离开黄河故乡。 他们在题为《Y染色体单倍型揭示指向喜马拉雅山的史前迁移》的论文中。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概括起来说，关于汉藏群体的起源和流布问题，在Y染色体单倍型分布上的遗传学证据为我们描绘了这样有趣的图景：汉藏群体的祖先最初来自东亚的南部。大约2万年至4万年前，Y染色体带有M122C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关于汉藏群体最初定居的精确地理位置仍然是未知数。大约1万年以前，随着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在这个地区得到蓬勃发展。汉藏语系的两个子系的分离在大约5000至6000年以前。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现在我们称作原始藏缅群体的人们，离开了他们在黄河的故乡，向西然后又向南远行，指向了喜马拉雅的居住地。原始藏缅群体的这次远古迁徙，可能是沿着证明的被称为“藏缅走廊”的路线进行的，这是从东南进入喜马拉雅地区最经常使用的路线。这条路线从黄河上游地区开始，首先向西到达青海地区再向南进入喜马拉雅，Baric分布继续向南运动，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喜马拉雅南部地区，形成了居住在不丹、尼泊尔、东北印度及北部云南的人口。 接下来，经过了可能来自中亚或西南西北利亚的一个YAR+的群体的混合后，Bodic分支进入了喜马拉雅地区并且最终扩展到这个 *** 。Burmese---lolo和karen两个分支则向南行进进入到西北西南，并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最终到达越南、老挝和泰国。在过去的 5000年里。汉藏群体的汉族分支则主要向东、向南扩展。 关于语言，语言学家早有定论：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所长潘悟云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就注意到了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性。著名的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藏语系的概念。此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先生等的研究都证实，在周代汉语和公元七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潘悟云所长进一步解释：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藏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推测到当时的藏语读音。藏族居住在雪域高原，与外地隔绝，语音变化比较慢。大量研究发现，当时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此外，从词族比较，形态比较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汉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因此，目前语言学家们都同意这种看法：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 根据语言学家俞敏的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多个。[7] 下面对分子遗传学进行解释：金力教授的合作者、云南大学遗传研究中心主任肖春杰教授指出：如果说在蛋白质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是大炮，那么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就是精确制导导弹。分子遗传学是在分子水平(DNA水平)上研究基因的结构和功能以阐明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人类基因组(DNA)中存在大量的非编码序列，这些序列的突变是近乎中性的。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基因组以惊人的稳定速率积累着这类突变，比较研究相应的DNA区段的变异速率和序列间差异，可以获取无比丰富的进化信息，为人类起源、进化和人群的迁移提供遗传学证明。 肖教授介绍说，在研究早期人类进化和迁移问题上，对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遗传标记的研究是目前公认最理想的工具。原因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细胞中的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人的每个个体细胞中含有46条染色体，在女性为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X性染色体；在男性则是22对常染色体和1对XY性染色体。Y染色体是唯有男性才有的。通俗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其它染色体，都有来自父母两个方面的贡献，并随机进行重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辨认，只有Y-DNA完完全全来自父亲。再通俗些说，如果两个男人共有一个远古的男性祖先，那么他们两个人的Y-DNA就应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分子遗传学检测到藏汉民族有共同一样的Y-DNA染色体，因此，分子水平的遗传学分析显示：汉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肖教授又讲：Y-DNA也会有变化，但其序列改变是由突变引起的，而且这种突变率很低并且能够稳定地遗传。也正是由于这一点，Y-DNA可以忠实地记录进化事件。 金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从中国、印度、泰国等地采集了31个群体的607名男性DNA样品，他们发现了什么呢? 论文摘要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不妨引录下来：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M122位点上，一种T到C的突变在几乎所有汉藏群体中都十分普遍(而这种突变在世界其他人群中是很少见的)，由此显示了在同一汉藏群体中存在着很强的遗传姻亲关系。而且，在包括 *** 和东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地区，H8，一种源自M122C的单倍型，有着极高的出现频率，表明了原始藏缅群体在向西然后向南的迁移中有着很强的瓶颈效应。由此我们推论，大约一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出了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祖先。[8] 他们的结论是：所有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不论从哪个学科、哪个层面上分析，藏族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9]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 考古的情况。 迄今为止， *** 经研究者初步断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地点，共有5处。它们是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10]但 *** 这些旧石器均为地面采集，缺乏原生地地层证据。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石器本身的形制、制造技术断定： *** 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物。 因此，从考古学的背景上讲， *** 喜马拉雅地区只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目前，在 *** 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遗迹是在4000至5000年以前。具体讲，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的上限是距今4655±100年；而 *** 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晚于卡若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是3700至4000多年。这些考古学上的证据与金力教授们利用分子遗传学所作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青海和陕西之间的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上限是八千年以上。而昌都卡若遗址又与青海黄河上游的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里的迁徙痕迹是十分清晰的。 现在国内公认的夏王朝的起始年代是公元前2205年（或2070年），即距今4205年或4070年。如若考虑到先夏（三代以前理念中的中国）的巨型部落联盟时期，那么距今至少5000多年以降。 这5000多年刚好是金力教授们依据分子遗传学Y-DNA上的证据，判断出原始汉藏群体的一个分支离开黄河上游故乡，向西然后向南，指向喜马拉雅地区迁徙的起始时间。 藏汉同根同源的事，在所有古藏文史籍中都是有所记载的，古人并不回避。而这五千年的时间不算太长，是历史学家依据比较可靠的藏汉古籍文献，能够较为科学地梳理得到的地方，是能够说的清楚的区域。 在有了上述考古学的依据，语言学家和Y-DNA 分子遗传学的可靠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使用古汉藏史籍近距离进行对堪研究呢？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藏汉古籍文献的对勘比较，以研究藏汉同源的中华民族上古历史。因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尽管学界有人有异议。正如多识教授在其《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文已经做了的工作那样，我们将沿着黄河上游的甘肃、陕西、青海河湟地区、玉树、果洛、析支河首、四川甘孜、阿坝地区和 *** 腹地大面积进行上古和中古藏汉氏族、部落、姓氏及各方面的全面比较研究，以探求藏汉民族真实的历史亲缘关系。 如前所述，多识教授指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称呼是这两个民族最初接触时代的标志。藏语称 *** 为“嘉”（RJA），“嘉”同“夏”，是夏的转音。根据笔者1987在四川木里县的调查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民改时语言学家的调查报告。木里县的藏族支系普米人，称汉族为“夏”，发音很准。笔者随马帮在木里县境内行走了3个半月，对普米人进行了大量调查，其调查所得对本文的论证十分重要。笔者在《论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兼论中国文明，民族，国家三大起源，世界“民族”问题及未来》一文中已部分披露，现转载如下： “木里县北部是自称为“噶米” 的藏族人居住。木里县中部和南部是一种自称为“普米”的人居住。其中部和南部还有纳西族和少量苗族居住。“噶米”、“噶”是自称，“米”是人的意思。从藏文献上看，噶族人是“矮人”六部落之一，是木族的外甥。噶族人是由一个木族女子所生，是组成藏族的一个主要部落。噶族人分布很广，在 *** 、青海、四川藏区的理塘县和木里县北部均有分布。木里县北部的噶米藏族很自傲，因为他们高大勇敢。他们对中部和南部的普米很看不起，不认为普米是藏族。“普米”、“普”是自称，意思是“白色” “米” 是指人的意思。从我们的田野调查来看，木里县普米族的上层（主要指干部）都认为自己是藏族，但广大下层的普米群众都认为自己普米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藏族。木里县境内的普米人和云南省宁蒗县的普米人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在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中，被识别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即我国56个民族之一。而木里县境内的普米族被划为了藏族。木里县境内的黄教大寺院木里大寺，是全县最大的寺院，是宗喀巴的弟子到木里普米人处传教，由普米人兴建的。木里土司八尔家是普米族人，在 *** 被称为“木里甲波”，意即“木里王”。普米人是木里地方最早的土著居民。噶米是后来从北部下到木里来的。木里大寺和土司八尔家族在 *** 上层和三大寺里是很有地位和名气的。 据国际著名的藏语言专家胡坦教授讲：“木里北部的噶米是操藏语康巴方言的藏族。而普米语与 *** 话差不多”。普米是指“白人”的意思。而卫藏也是称自己是“拍（蕃）米”，也是“白人”之意。“普”和“拍”发音几乎一样。我们知道康方言与 *** 话区别是很大的，而普米语与 *** 话却惊人的相似。我们刚到 *** 时，一些足不出户的 *** 人认为康巴人不是 *** 。他们狭隘地认为，只有 *** 人或卫 *** 才是真正的藏族。而在木里操康方言的噶米人却认为操与 *** 语非常相近的普米语的普米人不是藏族。这些现象在文化人类学上是非常有趣的。如上述。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的研究证实：在周代汉语与公元七世纪的古藏语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而下面我们将介绍的普米古歌《我们的故乡在嘉朗（纳）》等中透露出来的普米人与汉民族先祖夏王朝惊人的密切关系。” 多识教授指出：“当今研究藏汉历史文化关系的大多数人，纵向只注意元明清三代，最多上溯到唐蕃联姻，似乎这以前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没有关系；横向只着眼于 *** 或者曾经属于吐蕃的这部分藏族，而忽略了许多族源和语言民俗等广义文化特征方面完全属于 *** 族范畴的历史上许多部落和民族。这种对历史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把眼光放在某个历史断层侧面上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认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限于种种偏见，而却忽略了这两个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如果抛弃种种偏见，开拓视野，充分利用藏汉双方的历史文化资料，把研究的领域放宽到全部历史文化的范畴，就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要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首先要了解现代 *** 和古代羌人和汉族先民之间的关系。……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藏羌关系，不了解“羌”是古代藏族的名称，在藏族的族源上产生了种种说法，完全忽略了从大量的藏汉历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中足以证明藏汉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了解藏汉历史亲缘关系时首先了解藏羌关系非常重要。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藏族的历史渊源和藏汉民族之间的历史亲缘关系便一目了然了。根据笔者多年自己对藏汉文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的对比研究。确认“藏”和“羌”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并由此进一步得出藏汉民族在人种族源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结论。”[11] 汉藏同源是汉唐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传统结论。笔者曾讲：“多识老师的研究结论，与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巨匠，例如王国维的弟子，已故教授，甲骨文专家，中国古代史专家，原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先生，还有已故古藏史学家任乃强老先生，还有写《羌族史》的李绍明先生，冉光荣先生，周锡银先生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藏出自羌”，藏羌同源，汉羌同源，藏汉同源，这是中国古代史的众多学者长期以来依据大量藏汉文献的证据，得出的一个长期的结论。现在又有了生物遗传学在基因上的证据。”[12] 上个世纪80年代，郭元兴先生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雀经》和古波斯文等经籍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 *** 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论证出于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宗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在今 *** 西部和阿富汗之间。此处正是古支那之国、西王母和藏文化文献中的古象雄、羊同和女国。 *** 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 *** 西部。在太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完全是统一。藏汉民族同宗同源， *** 自古是中国领土。[13]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所发现的资料，证明了尼泊尔以北的地区为“支那地”、“象雄、羊同和女国”。[14]完全与上古汉文文献记载勘合。 而周绍良先生对郭元兴的评价是：“郭元兴同志的《山海经之西荒地理和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文章首先解决了历代从未引起注意的《山海经·西次三经》的错简问题，然后利用中国古籍、印度古籍、佛教典籍及西方古地志，从语言学及地区、方位等角度对《山海经》所载的西荒地理作了详尽的考证。指出《山海经》的记载竟然与今天的 *** 、印度、中亚等地区的山水实貌丝丝相扣，这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成果，相信必定会引起研究《山海经》及古代地理、历史的诸位学者们的重视。”[15] 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关于炎帝，《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根据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在四川阿坝州嘉戎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16]这正是炎帝族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 多识教授指出：在藏族古文献《五部遗教·神鬼部》记述的“年”图腾共有七种：1、人身 头的年陶杰瓦； 2、人身公鸡头的年藏托杰；3、人身狼头的年喀羌杰；4、人身蛇头的年喀祝本；5、人身牦牛头的年酋共公；6、 人身虎头的年达托杰；7、人身猴头的年折达瓦。其中第五位“人身牦牛头年酋共公”与炎帝的形象完全相当。[17] 多识先生还认为：“‘炎帝是藏族‘年’（guyan）人祖先。炎帝的‘炎’的含义，一是炎热——火德；二是姓氏，如《列子殷汤篇》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炎’字的古读音与‘念’、‘年’相同，读nian，在陕甘一带的汉语口语中仍保持着‘炎’字古读音发‘炎’为‘念’或‘年’。《辞海》释年：‘姓也’，齐太公后有‘年氏’ ——见《路史》、《明史·年寓传》云‘本姓严’，后讹为‘年’。这也足以证明‘严’，‘年’同音，由此也可以得知‘炎’，‘年’同音。藏文gnian的意思：一是动物名‘ 羊’即盘羊；二是指炎热，如热症叫gnian ned(炎症)，三是威严、凶猛，残暴义，如gnian bo。；四是姓氏、如松赞干布时代的gnian，sumba(年国和松巴国)。”[18] 《藏汉大词典》对念或年（guyan）的解释相当全面准确，其谓“guyan，为盘羊； *** 古代一氏族名；妖厉；能使人畜遭受瘟疫的一类凶恶地神名。”“念”或“年”正是以羊为图腾的部落，即羌人。羌，《说文·羊部》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并声”。《山海经·西次三经》载：“从积石山，崇吾之山，长沙之山，不周之山到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积石山即藏族称的阿尼玛卿山（意为母亲山）山系，位于青海和甘肃交界处，与青海省的河湟地区毗邻。这些山系从青海省的东部一直延伸到 *** 腹地，其山神皆人面羊身。根据80年代人类学家在青海地区的田野调查，从民间巫师处得知青海省境内的山系的许多山神，其形象都是人面羊身。这印证了《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正是西羌人的图腾。而青海省东部的汉藏交接处，是西羌人和夏王朝的起源之一。 而 *** 地区，多识先生指出：“如‘年（盘羊）’种的图腾神山中的主要两座神山就在 *** 。一座是坐落在 *** 中部纳木错南边的念青唐古拉雪山；一座是横贯 *** 中部，西起当雄，东至昌都八宿的念青唐古拉山脉，除此之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有一座称为‘阿弥年前’的大山。在年（念）神系列中牦牛图腾的神山在 *** 山南琼结县境雅砻江地区，号称‘雅拉香波’”。[19] 从《五部遗教·神鬼部》中我们得知以羊为总图腾的西羌，还有鸡（鸟）、狼（犬）、蛇（龙）、牦牛、虎、猴等子图腾的各种氏族部落。 夏禹帝，据《史记·六过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徐中舒先生讲：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上游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 《太平御览•帝王世纪》云：“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谯周《蜀本纪》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石纽之所在《括地志》中曰：“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茂汶县的石鼓乡。因为这里是大禹的出生地，羌人对此地非常敬畏。 徐中舒先生在为《羌族史》作序中指出：“魏晋之际常 作《华阳国志》，他说汶山郡广柔县（即今四川松理茂地区），有一块方百里的 儿坪，就是大禹诞生的圣地，羌人相戒不敢在这里居牧，羌中有过失之人逃避其内，便没有人敢去追捕。三年后为人所得，大家也要予以原宥。如果我们从民俗学考察这个圣地的来源，就是追溯到夏王朝的开国时期也不至于有人能拿出证据来说他不对。” 从上述古文献的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炎帝族和夏禹族都是从横断山区的汉藏交接处北徙上溯，从洮河流域到达今甘青陕的黄土高原上，发展出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 *** 的旧石器和细石文化源于我国华北地区。西北的情况大体相似，只是年代要早得多。细石器文化在欧洲、非洲和中亚都有，但分布于我国 *** 、新疆、青海、宁夏和内蒙的细石器与他们却不一样。在石料选择、形制特征技术上，我国的细石器文化基本相同，自成体系。考古学家认为，我国的这种细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我国华北地区，最早在山西省许家窑旧石器时代，就见到了细石器。经测定，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十万年前。更后，如距今三万年左右的山西朔县峙峪，距今一万八千年的河南安阳小南海等旧石器遗址中，细石器趋向成型，工艺特征比较清楚。经过长时期发展，形成比较成熟的工艺传统，逐渐流行在黄河流域，并进而影响到我国广大地区及蒙古、西伯利亚、日本、阿拉斯加等处”。[20]甘肃、青海、宁夏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距今十万年以上，并源于华北地区。 西北的新石器时期遗存以发现大量彩陶为特征。这些彩陶文化尤以甘肃仰韶彩陶文化为代表。甘肃仰韶彩陶文化受中原仰韶文化强烈影响，是在与中原地区及西北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其本身是中原地区与其他西北地区文化联系的中介。 就甘肃已发现的彩陶文化，大体可分属三个系统：一是秦安大地湾文化（前仰韶文化）；二是仰韶文化；三是马家窑文化。秦安大地湾文化，大约是距今七、八千年前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主要分布于渭河中下游；仰韶文化，大约是六七千年前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以河南渑池仰韶村命名，其分布十分广阔，主要在中原地区。在甘肃境内，则主要发现在甘肃东部和东北部的泾渭流域；马家窑文化，又称甘肃仰韶文化，较中原仰韶文化晚，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交界的河（洮河）湟流域，具体讲是“以河湟为中心，东起渭水流域的天水；西至青海省南、河西走廊的武威；北至宁夏南部、甘肃会宁；南达四川汶川县的广大区域。”[21]这三种彩陶文化虽时代不同，但时代上相互嬗递，地域上有重叠，在文化内涵上有相当继承关系。例如“马家窑类型遗存的主要特征确是承袭了许多沟——石岭下类型（仰韶文化中期、晚期类型）的因素”。[22] 马家窑文化以后，甘肃还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这些文化系统遗存的分布是逐步向西。齐家文化的中心地区仍在洮河流域，陇东亦少量发现，而火烧沟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的遗存则逐渐西移，遍布于青海和河西走廊。青海地区的文化类型仍有其特殊性。如以湟中县卡约村命名的卡约文化就是一种具有青海地方特色的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订齐家文化在西部的发展形成了卡约文化；在东部的发展，即形成了寺洼文化。 在考古学界，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汉族先民的遗存，而齐家文化以后在黄河上游地区出现的几种文化类型，例如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则被认为是古代羌民族的遗存[23]。例如张广立先生就认为：马家窑文化就其文化性质和根本内涵来看，应属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但它的半山、马厂类型出有“被发覆面”的彩塑人头像彩陶壶，以及马家窑类型中有骨灰罐出土，这对以后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羌族的形成，特别是对羌族披发、火葬等习俗的形成，显然不无影响，至少是有着密切的文化沿袭和影响关系。[24] 笔者认为在上古羌与华夏是一体的，只在三、四千年以后才分开了，而且西羌是汉民族的西部文化和血缘源头，称为羌系的华夏集团，或称华夏系统中的羌民族。 二． *** 诸羌蕃通过河湟甘陕之羌夏与中原夏商周三代及汉唐诸羌夏汉之间的血缘、文化的紧密纽带关系 成就黄帝的姬水，学术界大多考订在陕西的渭水；而炎帝所居的姜水在嘉陵江上游的两支流白龙江、白水江。一南一北，两族居地非常靠近，累世通婚。刘起 先生指出：“整个西羌区域内，可基本以渭水向西北斜接洮、湟一线，为氐、羌二者的粗略分界线。渭以北迄河西走廊大抵为古代氐族区域，渭以南的陇西、青海以迄川、藏大抵为古代羌族区域。至于氐族区域有时也称羌，则是沿用其族的共名，因氐原属羌的一种……”。[25]华夏文明是从这一西羌区域发源的。 夏是羌人，汉文史籍并不讳言。下面讨论夏与羌的关系。在《尚书·立政篇》中，周公告诫成王曰：“整顿你的军队，踏着禹的遗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没人不降服。”足见夏朝的开创者禹的武功，为后世所推崇。夏朝的部族主要是羌人，夏与羌的联合与战争亦是经常的。正如吐蕃是在兼并了羌人象雄和女国苏毗而发展起来的，夏也是兼并群羌之中发展起来的。从夏禹至桀十七帝共十四世，据《竹书纪年》载共四百七十二年，即公元前二零七二年至前一六零零年。 夏王朝的四百七十二年中，主要是依靠西部的群羌为后方向东部向中原发展，当然主要面临与东部夷人的战争。因而大量羌人和夏的方国，例如昆吾、韦、顾等迁往东方，以拱卫夏王朝。 以夏为中心的羌人部族从黄河上游不仅东进中原，也向西、向西南和南方迁徙。向西到青海、新疆，向西南则通过青海进入 *** ；南则进入横断山区入四川、云南，通过长江流域进入两湖地区。 《尚书》和《禹贡》中记录了夏禹修路治水的事件：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即青海果洛的阿尼玛卿山）开始，到达龙门山，再向南经华山向东到底柱山，向东到孟津，经洛水到达黄河。从 冢山开始向东疏导汉水；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从鸟鼠洞穴开始疏导渭水；从熊耳山开始疏导洛水；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等。上述地区许多在青海、甘肃、四川的藏区和陕西，有一些地带已经非常靠近 *** 的东北区域。总之位于黄河和长江的上游，是西羌的中心地区。《禹贡》中记录的大禹沿九条山脉修筑的贡道（道路），其中第五条：“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西倾山名，在甘肃、青海交界处，在阿尼卿山的北侧，海拔有四千多米。朱圉山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太华，山名，在今陕西华阴县西南，又名华山，古称西岳。《禹贡》又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岷、 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绩。厥土青黎……厥贡 、铁、银、镂、 、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千沔，入于渭，乱于河。”（这桓、桓水即白水《水经注》“白水自西倾山，流注汉水。”今名白龙江。这里正是炎帝族的姜水，是炎帝族的世居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华山南部到怒江之间是梁州，岷山、 冢山治理之后，沱水、潜水也已经疏通了。峨嵋山、蒙山治理后，和水一带的民众也取得了治理的功效。这一带的土是疏松的黑土……这里的贡物是美玉、铁、银、刚铁、作箭镞的石头、磬、熊、马熊、狐狸、野猫。织皮和西倾山的贡物沿着桓水而来。进贡的船只从潜水，然后离船上岸陆行，再进入沔水，进到渭水，最后横渡渭水到黄河。”梁州和西倾山来的贡物，是要送到今山西西南部的夏都去的。西倾山据史籍载和我们的实地考察，应该是夏、商、周三代育良马的地方。这是提供战马(河曲马)的主要区域，当然是由西羌为其提供。 问题在于《禹贡》的记载有多大的真实性?我们认为基本是真实的，只是这些贡道在夏代存在的时间有多久？我们认为，在夏强盛之时，这些贡道可能是畅通的，贡物也能源源不断地送来。但夏内部一但有问题，一有内乱，地方部族的势力就会阻断贡道。因此，我们以为即使在夏代，贡道畅通的时日不会太久，或许依据夏的势力之消胀，时断时通。 公元前一六零零年，商朝推翻了夏朝。徐中舒先生指出：“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自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方向逃亡……。”[26]夏虞从中原向西方的逃亡，只能是逃向自己在西方的祖居地，去依附炎黄在那里的遗族。而西土的炎黄族的遗子们还在往西慢慢迁徙。 汤灭商后，夏族的分布格局是：许多夏人走不了，大量留在了中原，一些反抗者被征服后成为商人的奴隶。夏人的王族中的核心部分逃往西土祖居地，去依附那里的亲族——昆仑的黄帝旧族西王母国，还有牛图腾国的炎帝故族。而这些亲族由于受到商灭夏的冲击，也正向西、西南和南方迁徙。至于昆仑、轩辕氏、西王母的所在地，后面再讨论。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奴隶主政权。《竹书纪年》曰：“诸候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27]葱岭以西五百里的“渠搜国”也都经常到商都朝贺。西戎、氐、羌、都向殷商臣服。羌与商王朝关系密切。《诗·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在。” 当时，羌的疆域广大，北面和鬼方、 方为邻，东面有 （河南陕县）、吴、易、雀、犬、周等国，东南近缶和蜀。大体说，据有今天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28]向东已达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一带。[29] 《羌族史》认为：“从现有的甲骨文资料分析，当时羌人可能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为“北羌”；二为“马羌”，如：王乎伐马羌？（林，2.15.18）,商对羌地的“方国”或部落，称之为“羌方”。商朝对邻近臣属的部落，常常依据他们原来之名号，给予候、伯等爵位。如封井方为井伯，犬方为犬候，虎方为虎候，羌方被封为羌伯。”[30] 羌在商朝方国中的地位颇高，有的卜辞把它作为“四邦方”之一:余其 遣告 田册 方、羌方、羞方、 方，余其从 田 戋四邦方。(续。3.13.1) 羌对商是时而臣服，时而反叛。因而商王朝战争频繁且历时最久的就是羌方。商朝对羌用兵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方国。如武丁时曾一次调集一万三千余名之众。《周易》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31]《后汉书 · 西羌传》亦载“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这说明羌的势力很盛。商在战争中，大量捕获羌人做奴隶,并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来作为祭祀神鬼和宗庙的人牲。 卜辞记录：“龙其执羌？”（乙。 3017）。“龙来氐羌？”（河。 626）是龙将被俘羌人赠送给商王朝。龙与羌靠近，商王朝曾对两者一并用兵，“贞， 弗其 羌龙？”（铁。105 .3）因此，龙是有可能掠夺羌的。这龙应是西羌中的一支。 夏朝时，周族活动于邰（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其首领不 为夏朝农官。夏未致乱，不 弃官，率族人“奔戎狄之间”[32]。其迁居地在今甘肃省庆阳县。周族在甘肃留居到不 之孙公刘时，开始兴旺，周族又东迁至 （陕西旬邑县）。从公刘至古公 父凡十代，周人都 住 地。殷商时期，周族已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周人最初以游牧为主，后转为农业。传周人先妣名姜 ，是姜部落之女。因野外踏了“巨人足迹”，遂生一子，以为不祥，曾欲丢弃，其后乃名曰“弃”。他好耕农，为尧农师，封于有邰，号曰后稷，姓姬氏。周人的农业是在受到姜人的积极影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 ”，迳直把姜 也作为周人的始祖。这里明显有母系社会的因素和观念。 《诗·绵》曰：“古公 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岐山位于渭水河谷，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很好的农业区。周人的农业得以发展。而姜水即在岐山东南，周、姜毗邻，又娶姜女为妻，后称太姜，周和姜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古公 父是在受到戎狄侵略，无力抵抗，才率族人和亲近奴隶迁居岐山周原的。 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民，说古公是个仁人，扶老携幼都来归附。人口比居 时更多。古公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并在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了足以剪灭大国商的地步。 周人在岐山取得划时代进步的原因之一是周得以与母族姜人相邻，姜是周人的主要依靠力量。故相互结合为婚姻联盟。周王累世娶姜女为后，一直继续到周王朝的没落时期。这种关系在周代的政治生活中长时期起着支配性作用。季历时周日渐强盛，商王不得不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周势力继续扩大，文王时不仅保持了西伯名号，还“受天命”称王，准备灭商朝。 西周王朝是由姬姜两族合力建立的，从文献中看出，这互为婚姻的氏族是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形成了。姬姜两族的渊源，在《尚书》几篇西周初年诰词中，周人都称自己是夏人。例如：《康诰》：“肇造我区夏。”《立政》：“我有夏、式商受命”。 “姬是黄帝族的姓”；姜是炎帝族的姓，有共工、四岳、邰、伯夷等。《国语·周语下》曰：“胙四岳国，命为候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半民人也”。《左传·哀公九年》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又《说文·邑都》曰：“伯夷父生西岳（系四岳之讹），西岳生先龙，先龙始生氐姜，乞姓。”刘起 先生指出：从文献上看，姬姜的族系渊源，已循夏禹、四岳两族历黄帝、炎帝两族，再追溯到少典、有 两族了。再追溯更远，就是古代的氐羌族[33]。 周羌灭商是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商实行包抄而逐步完成的。周本是羌人中的核心部族和方国，与羌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以羌人区域作为周的大后方，取得了充足的人力，物力的后备，使周在渭水流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周通过艰苦努力，并反复失败，终于战胜并驱逐了鬼方在晋南的各支系。如：西落鬼戎、余无之戎等其它方国的势力。夺此屏障，打开商都西面的外围，直接威胁商王朝的安全。同时，周人又利用渭水河谷南褒斜，通江、汉、巴蜀的有利条件，大举向东南一线扩展。王季时，周人就在江汉流域建立了许多姬姓小国。周人势力远及吴越地区，并与东夷建立了联系，其力量足以分散和牵制商王朝，对商形成了夹击之势。周、羌联盟长期活动，广泛团结了商朝以外的各族力量，孤立了商人，终于形成了灭商的条件。 公元前一零四六年春，周武王率西方八国：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的军队。“率兵车三万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34]在《牧誓》中，武王对八国士兵表示敬意和慰问时称：“逖矣，西土之人！”意思是：啊！很远西土之人。”这支克商联军中，羌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顾颉刚先生考：此“八国”中，羌、微、卢在渭水及河水流域，其他五国在汉水流域[35]。笔者认为，顾先生此考可能只正确了一半，另一半后议。 出身西羌的周人灭商，统治中原后，除分封周姓姬的诸候国如鲁、晋、郑、卫等。也大封其母族姜姓的诸候国，如齐、许、申、吕等国。其中齐封在山东；许、申、吕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在整个周代姬姓国与姜姓国仍屡世通婚不绝，直到周亡。姜姓势力在周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直到西周未年依然十分显著。例如在西方羌人中的姜姓申侯国仍是强有力的，河南南阳戌守之申国乃是其分迁的一部分。《国语·郑语》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 “缯与西戎方将德申”。就是西戎和缯都要受申侯节制。周幽王时，因嬖爱褒姒而立其子伯服为太子，废申后及原太子宜臼。引起申后之父申侯的强烈不满，遂联合缯及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并在申侯主持下，共立宜臼，称平王。公元前770年，平王即位，东迁洛阳。西周告终，东周开始。由周、姜内部纷争，周的统治更加削弱。 刘起 先生指出：“由此，姬姜两族就成为统治华夏大地的周王朝的两个主族。直到东周以后，其它巨姓如 赢两族兴起，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主宰华夏大地的姬姜两族才逐渐势衰。”[36] 现在谈姜氏戎。本炎帝、四岳之后，与齐、吕、申、许等同为姜姓。所以称为戎者，极可能是未入中原而生活在戎区的姜姓的一支，故曰姜氏戎。《帝王世纪》引《传》曰“大禹出西羌”。章炳麟先生《序种姓》指出羌即姜。而姜为四岳之后，四岳是“九州之戎”的一种。所以《潜夫论·五德志》称禹又叫“戎禹”。顾颉刚先生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中指出：禹最初是九州之戎全族的宗神。九州之戎实际是西方戎族的总名，他们的居住地九州是中国西半部的一个大地名，其境大抵西从今陕甘二省交界处起，北由陇山，南抵秦岭，东达嵩山，而以晋境为其主体[37]。《左传·昭四年》载此九州地境：当时楚向晋求霸，晋侯以晋国有九州之险和冀北之马可恃，而不肯妥协。从《春秋·左传》中看到九州之戎处在晋地者有骊戎、条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北戎、茅戎、东山 之戎，允姓之戎、姜氏戎等。因此，刘起 先生指出：“春秋时，华夏族的晋人和戎人还这样交错地杂居于晋境，那么先夏时期，这里的戎人和夏人杂居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关于姜姓的“四岳”族之得名，顾颉刚指出：是由最初居在四岳 山，即陇县的吴岳群山。后来晋南也有太岳山，是四岳族随九州之戎居晋境移来原山名，后来更演变成国的四岳、五岳。而与禹有不可分割关系的九州，也演变成禹划天下的九州，禹也由戎之宗神，演化为全 *** 戴之神禹，更演化为三代之首君。 周代建立的姜姓诸封国还有纪（今山东寿光）、向（今安徽怀远）、州（今山东安丘）、鄣（今山东东平）、厉（今湖北随县）。在地域上他们分布很广，确实起到了屏藩周室的作用。 同为四岳之后的姜氏戎，西周后期，活动于今山西介休一带，并与周王朝发生战争。公元前789年《国语· 周语》载：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之战，王师覆灭，周王仅以身免。加速了西周的灭亡。这说明此时的姜氏戎是非常强盛的部落集团。 东周以后，属姜氏戎系统的伊 之戎、陆浑之戎（阴戎）等，他们乘西周之亡而东进，在中原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公元前660年，虢公败大戎于渭 。渭 在今华阴县，说明此时戎狄已进入关中。前658年，虢公败戎于桑田。桑田即今陕县，。是戎狄继续东进。前649年，扬拒、泉皋、伊 之戎伐京师入王域，横行中原。 一些大国主动将陆浑之戎大量向内地迁徙。公元前640年，《左传》载：“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预注云：“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伊川，至今为陆浑县也。”伊川在今河南崇县一带。 姜氏戎、陆浑戎或阴戎，均来自瓜州、瓜州一说在敦煌；近人考瓜州是四岳九州所在，今陕西凤翔县一带。 东周以后，以羌主体的诸戎，大量涌入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除甘肃的渭首有狄、 、 、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外，分布在陕西和河南的陕西凤翔有畎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骊戎，河南伊 间（洛阳县西南）有扬拒戎、泉皋戎（后为姜氏戎所灭），嵩县有陆浑戎（又称姜氏戎、阴戎及九州戎），颖首以西（临汝县西南）有蛮氏戎（又称茅戎），山东戎州（曹县）有已氐戎。这些羌人与诸夏各国互相冲突和盟会，逐渐为晋、楚、秦所融合。例如：公元前585年，晋率伊 、陆浑之戎伐宋。前559年，姜氏之戎参加中原诸国会盟。前525年，晋灭陆浑之戎。前445年，秦厉公伐义渠，虏其王。 藏史专家黄奋生指出：“秦人本出身羌人，在西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公元前884年？）为周室养马有功，被封给一小块土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当了周室的附庸。” “秦”字可能由“羌”字转变而来。“秦”字从“禾”，大抵在非子的时候秦部落已进到农业经济，加上受周人文化的影响，逐渐变成了华夏族系的一员[38]。秦人传说中的祖先胥轩，就被称为“戎胥轩”，至中 时，“在西戎，保西垂” ，[39]西垂在今天水以南，古代为西戎地。并且秦族统治者与申长期结为婚姻，秦申曾共同为西戎之共主，周宣王时，西戎杀秦仲，秦始与戎不和。后秦逐渐东迁，大量吸收华夏文化，成为了诸夏之一。最近考古学界在甘肃天水西部很偏僻的地方发现了秦祖先的墓地，证明了秦人是出身于群羌。[41] 公元前688年，秦武公伐 （今甘肃天水县）、冀戎（今甘肃甘谷县），初县之。秦的势力扩展到全部渭水流域。前623年，秦穆公得到羌人由余部落的协助，向西开地千里，西戎八国臣服于秦。其时，“自陇以西有绵诸（今甘肃天水）、绲戎（今陕西凤翔）、翟（今甘肃临洮）、 （今甘肃陇西）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秦之北）、大荔（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平凉）、 衍（今宁夏宁武）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梁（在秦之北）、大荔（陕西大荔县）、乌马（今甘肃平凉）、 衍（今宁夏宁武）之戎……。[42]”都成为秦的附庸。公元前461年，秦厉王灭大荔羌国。公元前444年，秦攻甘肃东部义渠国，俘其王 。到战国后期，公元前272年，秦昭王起兵灭义渠王国，设置陇西、北地、上郡。 《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无戈 剑者，秦厉王（公元前477年---前444年）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 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 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黄河、赐支河、湟河）间。’诸羌见 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 …… 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为奴谓无戈，以 剑尝为奴隶，古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至 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前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 戎。忍季父 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 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午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午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及忍字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侯，北 众狄，筑长城以为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自剑后。子孙分支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等绝远,未尝往来,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之也。” 这里提到“发羌”，就涉及到了吐蕃的由来（族源）。我国学术界有不少人持有吐蕃源于“发羌”者，例如，顾颉刚、姚微元、方国瑜、贡乔泽登等。亦有持不同意见者，尤其是近年来。例如，格勒博士1988年在《中国藏学》上发表有《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细研之感到格勒博士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现简要概述如下：没有汉文或藏文史籍文献明载吐蕃源于发羌，持同意者的依据是：1）“蕃”与“发”近音。2）两者居地和发生发展的时间都很近。因而，判断吐蕃源于“发羌”。发羌的来源依据汉文献是 剑曾孙忍的季父 ，于“秦献公初立，兵临渭首，灭狄 戎，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这就到达了青海省西部果洛、玉树一带，甚至也到达了 *** 的东北部一带。时间在公元381---361年左右。《后汉书 · 西羌传》中还有一段史料：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护羌校尉周鲔和金城太守后霸，率领三万人马与迷唐羌首领作战，“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这段文字证实了发羌在 *** 东北和青海西部，但这个位置距吐蕃发祥的山南雅砻河谷还有几百多公里之遥。或许持吐蕃源于发羌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代民族的迁徙，不可能全部进入史籍记载，没有能进入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亦不在少数，漏载的东西更是不可胜记。 格勒博士指出：唐代史家在《通典 · 边防典》六中，述吐蕃时云：“不知有国之所由”。五代后晋的刘 在《旧唐书 · 吐蕃传》中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宋代范晔《后汉书 · 西羌传》种虽然提到“发羌”在黄河源头及以西之事。但并没有把“发羌”和吐蕃联系起来。而是慎重地指出：“前史不载口数”，“其种别名号，皆不纪知也。”而宋代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也是提及吐蕃是“发羌”之裔的问题，相反提出了“南凉秃发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于是同一朝的两部史籍中出现了显然不同的观点。 从上述古文献中，有一点是基本可以搞清楚的：“发羌”是 戎。 是盘羊，即是羊同图腾崇拜的羌人部落。 但是讨论到此，要完全否定吐蕃不是源于“发羌”也是没有决定性的硬证据。因为历史疏载的东西太多。吐蕃源于“发羌”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格勒博士进一步指出：“古代与藏族发生联系的羌人并非‘发羌’一支：据汉藏两种文字的记载来看，藏族的先民很早以来就和许多古羌部落交错杂居，共同繁衍生息在千里青藏高原上。下面首先介绍隋唐时期出现于史书上的古羌人部落。 （1）苏毗藏语称“森波”或“孙波”，正如《新唐书 · 苏毗传》 （221上）所云：‘号孙波’，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传纪篇记载：苏毗部落早在吐藩始祖赞普普鹘提悉补野时代，就居住在吐蕃周围，到了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西时代，苏毗与吐蕃东西为邻，南北对峙，来往频繁，而且所据地域甚阔，按王忠先生考证：苏毗最强盛时之地域在今新疆 *** 尔自治区之南，西接印度，东北伸入青海玉树自治州一带。几乎包括了藏族的大部分地区。（笔者注：苏毗是母系社会之女国）。 （2）‘羊同’有大小羊同之分，是以游牧经济为业的一支古代 羌人部落。《唐会要 · 大羊同国条》（卷九九）说：“大羊同接吐蕃，西接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贞观五年十二月，朝贡始至，十五年，闻中国成议之盛，乃谴使朝贡。”可见羊同也是与藏族邻居的青藏高原上较古老的羌人部落（笔者注：羊同即古象雄）。 （3）党项羌。据《新唐书 · 党项传》（221上）说：“其地古 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让（即突厥），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土浑，出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 …… （4）后有分布在横断山区的‘嘉良夷’ ……。‘附国’当在金 沙江流域，‘嘉良夷’当在雅砻江流域……。 （5）另外，今天地处川、滇、藏之间的康藏高原，隋唐是称为 西山，这里友好多大小不等的羌人部落，习惯上称为西山诸羌，其中“西山八国”出现较早，所谓‘八国即哥邻国、祖国、南水国、悉董国、清远国、咄坝国、白狗国，……’。 （6）除上面所述的隋唐时期的古羌人之外，早在两汉时期，青藏高原的东部（今甘孜阿坝）还有‘白狼羌’和‘牦牛羌’ ……。 从格勒博士的上述引文中，我们清楚地看出：吐蕃处于群羌包围中，可以说吐蕃也肯定是羌人。近年来，有个别学者就连吐蕃出身于羌这一传统学术观点都不肯承认了，是在学术上走极端，不承认基本的藏汉文史料事实。 宋代欧阳修等在《新唐书 · 吐蕃传》曰：“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这一判断，是依据宋以前大量史籍文献的分析做出的，应该说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接秦汉滇、川、青地区羌人情况叙述： 秦汉时，氐（羌）族的分布：为长江流域四川长江支流嘉陵江，巴郡南郡蛮和板 蛮，该郡又称廪郡蛮和 人。位云南北境至川、康大渡河，岷江流域一带的氐族。《史记》载其分布：西自桐师（云南永昌）以东，北至叶榆（云南大理县东北），有 （四川西昌）和昆明（云南大理）两部落，编发游牧，无君长，在 东北，有十几个有君长的部落，其中以徙（四川天全）和笮都（四川汉源）两部落最大。他们有的游牧，有的定居，都在蜀地西部，在冉 东北，又有十几个有君长的君长，其中一白马（甘肃成县）部落最大，都是氐人。徙、笮、冉 之氐，都在汉代牦牛羌的范围，他们与牦牛羌不同，也可能后来其中一些成了牦牛羌的支系，该牦牛羌据《后汉书·西羌传》是青海古羌人剑之后。 当时西北羌人的分布是：住在甘肃祁连山一带的是小月氐，受匈奴所迫，大月氐已迁至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阿姆河（黑水）流域。住在青海湟水流域及黄河上游的是先零羌和烧当羌等各大部落，先零羌是中国非常古老的羌人部落。这里涉及到了西王母国。郭元兴先生指出：黄帝娶于西陵氏，后世以为即先零羌。西陵、先零都是se-rib的译音无疑。se-rib是 *** 古语“女国”之意。郭元兴进一步指出：“五十年中意大利学者图齐亲赴尼泊而考察，发现不少资料，证明尼泊尔以北有suvarnagotra（金氏）”strirajya（女王国）shan-shun（羊同、象雄），suvarnabhumi（金地），cinabhumi（支那地）等异名[43]。近年敦煌资料和藏族本教的史料渐出，使我们大开眼界，拨开了不少迷雾疑云。从敦煌藏文史料中我们知道其地名为se-rib或zrid，这就是和唐史中的‘悉立’对上号了。当然，‘悉立’也可以是stri(rajya)（女王国）的译音。尤其重要的是，本教的古史地位资料使我们了解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个又名shan-shun（象雄）的古疆域，他远不是我们从唐史中了解到的僻处吐蕃西部一隅的群落，而是应包括青海南部以及康、藏全部，西方远到中亚吐火罗的大片地区。据本教（bon-po）的《阎浮州境释》（hdsam-glin-yul-bcad）一书所说，shan-shun（象雄）可分里、中、外三部。中部在冈底斯山（Gan-ti-se=kai *** ）西一日程之外，这正是《新唐书》卷221上所说米具波（汉之子合）“南三千里女国”的位置。外部之东北达安多（mdo-stod），即今青海省南和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里部达冈底斯山西（实为西北）三月程之外的par-jig，bha-dag-shan 和bha-lag一带。[44] 汉代先零羌居青海省大榆谷（今青海贵德，尖扎县一带），兵力甚强，经常与汉王朝和烧当羌冲突，势渐削弱。两汉以后的汉文史籍中就找不到了有关先零的活动和记载。按常规判断就认为先零已消亡。但多识教授却指出：“汉代‘先零’羌之‘先零’音同silang liang在吐蕃十二属国中就有先零国，其王称‘先酋赤彭’。西宁的藏语名称si lang，有可能与‘先零羌’有关”[45]。从这里我们得知两汉汉文献认为已经消亡了的部落。在唐代在藏文献和藏族中依然存在，如果没有多识教授的研究，我们将会一无所知。藏汉史籍文献间的对勘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我们知道了，一个部落或民族在汉文献中没有记载了，没有跟内地联系了，并不等于不存在。极可能迁徙了，或在距原居地不远的地方存在着。西王母的情况亦是如是。自黄帝以迄周穆王的额十多个世纪，内地中央与西王母的官方联系是一直史不绝书。公元前十世纪中叶，周穆王刚去西方拜见了西王母，然后马上西征犬戎“获其五王以东”后，这种无情的做法使联系断绝。极可能也是犬戎蔽断了西王母与内地中央的通道。犬戎与西王母极可能也是亲族，这就迫使西王母更多地向西、向西南和南边发展和迁徙了。因此，五个世纪后《国语》的作者慨叹道：“自是荒服者不至”表示了极大的愤惋之情，周穆王伐犬戎之地就在青海河湟地区。犬戎中一部分被周穆王强迫迁往东方。因此，此段考证的结论是：西王母国自公元前十世纪后不再见于汉文献的记载，并不意味着西王母已不存在了。实际上她们近在咫尺，就在几百公里以外的青海南部和 *** 东北部的（苏毗女国和象雄羊同）。本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西王母国。二个世纪以后，既公元前770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缯及犬戎杀周幽王，申侯主持立其外甥前太子宜臼为周平王，使西周灭亡，也算犬戎复了仇吧！ 烧当羌，为无戈 剑之后研的十三世孙烧当的部落，“世居河北大充谷（今青海贵德西）种小人贫，而先零、卑 并皆强富，数侵犯之……掩击先零、卑 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富，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46]。烧当羌一度极盛，使东汉王朝对其极为关注。多识先生指出：“烧当羌之‘烧’音so意为‘水桶’，根据汉文献记载烧当羌在青海大榆谷，而正好在青海湖东南有高山称a ma so dgu （九桶神母）。青海湖藏语称‘赤烧杰毛’（万部女王），古时有‘ 城’（湟源城），‘烧当’的‘当’音sdong（一千），‘千桶’（烧当），表示部落大，人口众多，与湖名‘赤烧’（ ）相吻合。《五部遗教》中就有som sdong这一部落名称，yel rosomsdong。[47]”青海湖在上古汉文古籍中称为“西海”，为西王母居地。关于“ ”《山海经 · 西次三经》中曰“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 ，其名曰 ”这是一部落的鸟图腾。《逸周书 · 王会》曰：“氐羌以鸾鸟”，是讲古羌用鸾鸟，向周王室进贡。这段考证说明烧当羌与青海湖，西王母女国，古羌人的鸟图腾存在关系。 钟羌，钟羌处烧当羌之南。《水经注》曰“大榆谷、小榆谷北迷唐，钟存所居也”《西羌传 · 集解》说“钟羌九千余户在陇西临洮谷。”大致活动在洮河上游的临洮一带。《西羌传》称：“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万”。多识先生指出：“钟存”音brang tsan ，吐蕃十二属国有“钟存”，其王称“钟酋公南木”。[48] 《山经·西次三经》载：在长沙之山，不周之山“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笔者按：长沙之山，不周之山，钟山均在青海境内）。 除此之外，汉时在甘青羌区还有许多羌人的部落姓氏，如：“黄羝当煎、三姐、卑 、黄牛等，多识先生指出：“当煎（sdong chen）‘三姐’（xiang jel）,‘卑 ’（ba snam）,‘黄牛’(va tsang)这类姓氏在甘青藏区（笔者注：指现今）仍多见。[49] 汉时，位新疆南部的羌人有 羌、西夜、蒲黎、依耐、无雷等各部落。多识先生指出：“‘ 羌’藏语gnub，如‘ 地九部’和 桑吉义西。‘雷’或‘无雷’音同 glei，《贤者喜宴》称‘雷隅’” 。[50]皆为藏族古姓。 两汉时，住嘉陵江上游羌水流域（甘南川北）的是白马羌（即《汉书》所指的白马氐）和参狼羌各大部落。 西晋以后，氐羌民族在西北和内地，建立过不少地方政权。例如公元351年，武都参狼种氐人符氏建立的前秦，前秦曾一度统治了北部中国，并与东晋夺天下。建于公元385年的后凉，为甘肃秦安县氐人吕光所建；后秦（公元386年）为甘肃陇西县烧当羌之后裔姚苌所建。仇池国杨氏，建于公元317年，其为甘肃成县白马氐的后裔，立国76年。前蜀李氏，是巴氐廪君蛮的后裔，秦时用 钱缴赋，故又称为 人。汉末大乱，从巴西宕渠（四川渠县东北）迁居汉中杨车坂，称杨车巴。曹操又迁徙 人居略阳，称巴氐。前蜀李氏攻占成都，立国四十四年。这些氐羌政权曾带大量氐羌人民进入内地，后来逐渐与当地汉族融合。 两汉中央政权也曾两次大规模迁徙氐羌人民进入中原和内地，这些人口都与汉族融合。 汉代在西羌地区的行政建置，以汉武帝列置四郡为其开端。初置酒泉郡，稍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同时，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护校尉，以统治西羌地区。 汉代活动于西南地区的主要是牦牛、白马羌、参狼羌等部落。牦牛羌初多分布在沈黎郡（郡治今四川汉源县青溪），并专有牦牛县（郡治）之建置。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并入蜀郡，置蜀郡西部都尉，并设有都尉二人，一居牦牛主缴外羌，一居青衣主 *** 。因牦牛县原来距若水（雅砻江）不远。故《汉书·地理志》曰：牦牛县附近有“鲜水出徼外，南下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定 入渑”。牦牛羌南达今冕宁盐源等县地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置越 郡，因而《后汉书 · 西羌传》又称牦牛羌为越 羌。 越 羌中有“大牛种封离”。大牛种封离可能是牦牛羌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史》认为：西北的钟羌有“良封”，先零羌有“封煎”，从父子联名制之俗的推断，不能排除有渊源关系。 这里发生一重大历史事件。在牦牛羌以西有白狼、 木、唐 等羌人部落共百余个。《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风，宣示汉德，威坏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 木、唐 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 等慕化归方，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有犍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这三首歌就是有名的《白狼歌》。[51] 这三首歌是1、《远夷乐德歌》，2、《远夷慕德歌》，3、《远夷坏德歌》，一些史家评论白狼歌说：歌词如此恭敬雅顺，一定是当时汉官修饰伪造的，以博得皇帝欢心。笔者认为：白狼歌是真实的。笔者80年在四川盐源县和木里县交界处的大山里搞民族学田野调查，遇见一位纳西族生产队长，他当时已40多岁，没有文化，不识字。他周围的环境全是大山和原始森林，不通公路，他也从未出去过。他对内地非常倾慕，不停向我打听内地的各种情况。从他嘴里描绘出来的内地象天堂一样，他问：你们内地的河流一定都修建堤坝，河水一定是管理的好好的，什么时候需要灌溉，就打开水渠。不象我这里，一下雨河水就把田里的庄稼冲了……。我不忍心对他讲真话，怕打破他那对内地美好纯朴的幻想。他给我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在西部封闭环境中的基层少数民族同胞，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美国、欧洲比内地先进强大以前，对内地是非常倾慕崇敬的。他们非常纯朴。史家要评论这样的事，最好到偏远的地区去接触实际。长期深入了解那里民族同胞的生活和想法。不要不接触实际，坐在书斋里，凭想像议论这样重大的事件，而且不要低估了民族同胞的智力。 多数语言学家认为白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语言，方国瑜先生则进而指出它属于彝语支的纳西语。陈宗祥先生认为它川滇交界处的普米有关，马长寿则认为它与今阿坝州境内的嘉戎藏语有关。 白狼的位置，据童恩正先生在四川巴塘藏区搞考古调查时，就有许多当地 *** 指出一处城址废墟，告诉是白狼王的宫殿遗址。巴塘隔 *** 江就是 *** 昌都。白狼的活动地域到达巴塘和昌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 木，有学者认为是纳西族。常征先生则认为： 木即 族和木族。 族全名曰 于，《魏书》作‘ 越’，《北史》作‘薄延’，‘薄’为省称，是先秦云南 人，越人西迁今那加山以西印度阿萨姆邦及孟加拉地区合并而成的部落。木，前已言之，今门巴族前身，时在今 *** 西林、隆子工县间。而白狼王唐 建牙，其北侧在今泽当县……白狼羌即白兰羌。”[52]也有学者认为：白狼、 木、唐 等部居住在汶山郡（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以西，其部落应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南部，[53]如若白狼即是白兰，其地应在大金川上游。 看来白狼和 木曾一度统治过很的区域和很多部落人口（六百多万），依笔者看来：这倒很象是牦牛羌中一尚白的部族和一尚黑的部族的联合政权。木指纳西族或门巴族、象雄都是可以的。这表明，至少汉初，昌都以东或以西地区已进入中央管辖。 这里引证常征先生的话：……《后汉书·西南夷传》的下述结论：汉氏征伐戎氐，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结矣，……卒能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以沾渐，风教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 或以为《后汉书》言白狼王等“百余国”在岷山以西，极而言之不过是 *** 江外，未必包括今 *** 地区内。然而同书《西域传》可证余言不诬。 后汉复建西域都护也是在永平十七年。旋因焉耆、龟兹（读丘茨，今库车，车读居）叛杀都护陈睦，章帝废都护，弃西域。和帝永元三年，班超定西域五十国，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都今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北印度广大地域的月氏人贵霜王，使其副王谢率大军七万来攻，为班超所破，饥穷且没，谴使乞和，“愿得生归”，班超资其粮谷纵之还国，贵霜王畏威怀德，请为汉藩。同年，其旁蒙奇（今阿富汗蒙季）、难兜（今克什米尔之南特），兜勒（今印度北部德腊东）亦隶都护。斯时青海群羌领于护羌校尉，滇西越北为永昌郡辖区， 越国归汉后，领有其西恒河中上游及印度河流域的贵霜王又附汉，阿里区以西的蒙奇等三国与新疆、中亚等同隶于西域都护府，位于 *** 江以西的 *** 全区安得不为汉土？[54] 多识先生指出：“‘笮都’（bradi），‘ 术’（pan mi）’，‘唐 ’（tang zei）都是藏族古姓。”。[55] 三．青藏高原古 *** 之古象雄（古昆仑）西女国中的“嘉（夏）” 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现在我们做一次回溯，从夏代再做一次梳理。 从文献上看，夏时西北轩辕之国，西王母与中原保持密切的联系，“自涉流沙……西见王母,训及大夏”(贾宜《新书 · 修正语》)“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官”（《风俗通》《太平广记》203引）。大禹曾“学于西王母”。与轩辕国和西王母国相连的是其居地昆仑，在西北或西方什么地方，是本文需要探索的。 殷商时，汤灭夏，虞夏二族相继而迁逃回西方族居地。这个虞，刘起 先生认为是姜姓的四岳之族。笔者以为是正确的。商面临大量对羌的作战，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大量出现的“马羌”，多识先生指出，在吐蕃以前藏地曾先后执政的有“十个王朝”。其中第七个是“马桑”王朝。“马桑”即“马羌”，“桑”同“羌”。“马桑”和“马姜”是藏文ma *** yang 一词的方言读音差别。《藏族古代史》中说“蕃人出于马桑种”，“马桑是人种始祖”。汉文殷商《甲骨文》有关“马桑”的时代最晚也在商周之间。[56]“马”在藏语中意为“天空”。藏文本教文献常把“马”和象雄联在一起称“马象雄”，意为“天神的后裔象雄”。（按郭元兴先生的认为：象雄即轩辕古国）。 多识先生还指出：在甲骨文《卜辞》中，有“羌酋”，“羌方”，“羞方”“穗方”和“白方”等名称。“酋是藏语”jeiw是“首领”之义，“方”古音“邦”是藏语bon（官），“白方”是藏语bon,bo是“长官”之意。“羞”和“穗”都是姓氏。前者如“ xei多格丁乃，后者如， fsui，quang, *** ra ,三姓中的“fsui” ……都是藏族古老的姓氏。 殷商卜辞记载：“龙其执羌？”，“龙来氐羌”龙与羌居地靠近，龙应是羌人的一种。商人曾一并对他们用兵。多识先生指出：吐蕃以前在藏地曾先后执政的十个王朝，其中第8个就是卢（龙）的王朝（藏史《贤者喜宴》引《大史记》）。[57] 这个问题后面再议。 商王武丁伐西羌、鬼方三年乃克。《周易》云“高宗伐鬼方”。周灭商时，周人是用了很大的力量，战胜并驱逐鬼方，才打开商都西面的外围屏障的。多识先生指出：《周易》：高宗伐“鬼方”的“鬼”音同“nguei”,吐蕃十八部中就有“鬼”部。吐蕃前藏地执政的十个王朝中，第六个就是鬼部。[58]公元前一零四六年，周来商时，周人率领的西土八国：庸、蜀、羌、茅、微、彭、濮。顾先生考：羌、微、卢在渭水及江水流域，其他五国在汉水流域。庸在战国时已到达湖北竹山县境，在楚国旁边。汉时为上庸县。蜀是四川的古称，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器遗址，举世闻名，就被认为是蜀人的遗迹。茅被认为是羌人中的一支，茅戎战国时居山西平陆县。茅的另一部分被认为留在四川西部横断山之羌藏区域。卢，战国，卢戎已到达湖北省南漳境。卢在藏语中是水族和龙族的意思。彭：《四川古代史稿》中讲：“居住在汉水中游之巴国，彭人是其主要居民，而宗姬（注：周人）则是其统治者。”[59] 《四川古代史稿》还指出：“《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这个随同武王伐纣的“巴师”，无疑应当就是 人。 人的活动中心虽说是阆中渝水，而其活动范围应当更广。《华阳国志·巴志》载：“宕渠，盖为故 国，今有 城。” 城传说在今渠县东北公里。云阳县南境曾出土“汉归义 邑候”金印，云阳也当是古 人活动地区。可以认为， 人大约活动在川东的长江以北地区。而在这地区内，古代有不少水、地都用“彭”字命名：《汉书·地理志》阆中有“彭道鱼池”、“彭道将池”；《水经注· 沔水》有彭溪自今城口北至 *** 注入汉水；同书《江水》载有彭水经今开县、云阳南注长江。这些“彭”字应是这些地区住有彭人的映。学者或认为“ ”名起于汉世，“夷人岁入 钱四十，谓之 民。”未称 前即称为彭。”[60] 在 *** *** 也有带“彭”字的地区，即今上彭波地区。这两者有无关系？笔者在后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 “卫”的古氏族或部落，就居住在彭波地区。《新唐书·吐蕃传》载：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进封 王，赐饷蕃渥。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所以封驸马都尉。这好理解，西海是指青海湖以西的广大地区，这也好理解；封 王，如果不知道上述史料，不知道“ ”与“彭”的关系，恐怕是不好理解的。[61]唐朝和五代的史官中，尽管有人证吐蕃“其种落莫知所出也”。但也不是全都不知道，不然怎么回进封 王？史官不拿出意见方案，高宗是没法封的。 多识先生指出：“周武王伐纣的羌部连军中有‘茅部’，‘茅’音同rmu。《藏族缘故史》称‘人种始祖雅布拉德舟与天女结合，生 察（gnian ca） 九子，与茅女结合，生茅察（rmu ca）九子，（‘察’是藏语外甥之意）。’商周之际的羌部‘庸’同gyuang,‘微’同swei,‘卢’同glu,《山海经》‘氐羌乞姓’，‘乞’同ku,以上这些都是藏族历史上很普遍的姓氏。”[62] 即 。意为盘羊，又称“年”神，年神既是羌人的羊图腾，又是羌人的总图腾。在羌人的概念里还暗含有天神之意。《新唐书· 吐蕃传》称：吐蕃“起俗重鬼右巫，事 为大神”。这表明吐蕃是以羊为图腾崇拜的。公元前361年，亲献公兵临渭首，灭狄， 戎。忍季父 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数千里……。忍季父 所率的朝玉树 *** 方向迁徙的发羌，极可能就是 戎（羊图腾），因此，吐蕃是发羌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多识指出：“及‘忍’子‘研’立（“研”“年”陕甘方言发音相同）。秦时雄强，威服羌戎……”‘研’至豪健（藏语“年”也有凶猛、豪健之意），故羌中号其“研种”。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 剑”家族是“ 戎”，即年人的一部分，“研种”就是“年种”，由此又可以推断出 剑的“ ”是“ 戎”的“ ”的同字，是种姓。[63]这更证明发羌是 戎。 从前面的引文读者已得知，华夏是从陕西、甘肃、山西境的羌人区域九州和冀中发展升华而来的。其留在陕甘原地的与华夏有紧密血缘联系的旧部羌人称为九州之戎。冀戎（今甘肃甘谷县东）、 （今甘肃天水）戎、绲戎（今陕西凤翔）、翟戎（今甘肃临洮）、 （今甘肃临洮）戎、犬戎（本部在青海西宁县，一部迁居陕西凤翔县境）、骊戎（陕西临潼县）。有学者认为既是昆仑戎或犬戎。这些羌部汉代以后的汉文献就不再有记载了，一般认为他们己消亡。但到唐代藏文献对他们仍有记载。多识先生指出：“汉时‘冀戎’之冀音同gi，在吐蕃十二国中就有冀国，其王称“冀酋莫宝”‘绲戎’之‘绲’音同goang，如吐蕃十二属国中的‘绲隅’，其王称‘绲酋格尔宝’，翟在今甘肃临洮（羌族史），这个‘翟（drue）人’,很可能和‘卓尼’ *** 有关。”[64]多识还指出：“《国语·周语》韦昭注：“犬戎是戎之别名，在荒服。”“荒服”指人烟稀少的草原。过去甘青一代 *** 称 *** 为“狗西蕃”，这名称显然从“犬戎”而来。 关于义渠羌，汉文史籍记载很清楚：公元272年秦昭王三十年，秦灭义渠国。但实际上其遗族已逃亡 *** ，并在那里重新立国。多识先生指出：“《后汉书·西羌传》称：‘义渠，大丽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在商代已有义渠的踪迹，《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年伐义渠’。‘义渠’的渠是藏语河流的意思，对此藏学家任乃强作过解释。与‘义’同音的字在藏文中有gyis或gyu。《贤者喜宴》援引古资料称吐蕃时期蕃地十二国和四十二国中就有‘义国’，说：‘在义冒六地，有义酋喀尔巴’。称‘义渠’的河流共有三处，一是阿里北部新疆境内的叶儿羌河（gyis giang）,一是怒江和澜沧江之间的gyu qu（玉曲），一是果洛的义曲。羌蕃习俗以山水地名称部落姓氏者居多，‘义渠’以水取名符合羌蕃习俗。对‘义渠’的习俗《墨子·节葬下》的一段话很重要，说：“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登遐’是‘升天’（sdang gxags）之义，至今仍保留在藏语中。”[65] 夏与姜姓四岳本出于氐羌的同一血缘，只由于创造了较高的文化，才与仍处于游牧的氐羌母族区别开来。九州之戎即羌氏戎，为四岳之后，包括陆浑戎和阴戎。他们是夏人留在青甘陕的同族及晚进中原者。周王封其姜姓母族齐在山东。许、申、吕在河南许昌、南昌一带。其中留在西北未进中原的姜姓申国，依然是强有力的。申侯联合受其节制的犬戎和缯杀幽王，灭西周。在西方，秦与申长期结为婚姻，秦申共为西戎共主，这里西戎一般指犬戎。犬戎在西羌中起过很大的作用，犬戎为三苗之后。《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苗犬戎是黄帝后裔，是构成西羌的根本部族之一。所以《尚书•尧典》等书曰：“分北三苗”，“窜三苗于三危”等语，是说尧舜族把三苗族打败后，大部分赶向南方，一部分迁到西北的三危（李贤注：三危山在敦煌县东南）。《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有苗民，当即指此。由《西羌传》知道他们形成了西羌族。[66] 犬戎曾阻断了周王室与西王母的联系。秦与申的联盟，也因西戎（犬戎）杀秦仲，而被破坏。申（sprel）在藏语中有猕猴之意。藏历七月，即是申月，意为猴月。这样我们得知四岳之后的姜姓申国是以猕猴为图腾。《汉藏史集》称：吐蕃之人源自猴与魔女。故讲阿巴支达之语言，内部四族系为东氏、冬氏、塞氏、穆氏等雅砻河谷吐蕃祖先。在 *** 山南雅砻河谷有吐蕃祖先神猴居住的山洞。吴均先生指出：“在西北地区的藏族中，关于神猴的居住地，还有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青海兴海县（海南州）大河坝流域智噶尔拜宗（意为白岩猴堡）是神猴居住之地，其地还有一系列与 *** 雅砻地区相对应的关于神猴的故事与地名。同时，《隋书》载，位于甘南地区属党羌种之宕昌羌等也自称为猕猴种。……汉文史料中西羌居住的三河之一析支河，认为即是大河坝河，而发羌的住地就在析支河首一带。因此，智噶尔拜宗的白岩猴堡与其传说是否与发羌有联系，也值得探索。”[67] 再者，《北史•党项传》载: “党项羌……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据《新唐书• 党项传》曰：党项“其地古析支也。” 以牧羊而闻名的 姓楚国和“楚人淋猴而冠”的典故，说明楚人 亦为猕猴种。现在我们探索西王母和昆仑位置及去向。 《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川，弱水即西。泾属渭 ，漆沮即从，泮水攸同……厥贡惟球、琳、琅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这是记叙禹治理九州的功绩，译为白话文是：“黑水（指怒江）到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张掖河）疏通以后，向西流去，泾河流入渭河以后，两条河水合在一起，漆沮已经会合洛水流入黄河，泮水也向北流入渭河同渭河会合。……这里的贡物是美玉、美石和珠宝。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附近的黄河到达龙门（山名在陕西韩城县东北）、西河（龙门在黄河的西岸这一段），与从渭河逆流而上的船只会合在渭河以北。织皮的百姓定居在昆仑、析支、渠搜三座山下，西戎各族者安定顺从了。” 这段的断句还可这样：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按照羌藏习俗：氏族部落取名，一般依据山名，河流的名字而得名或取名。《禹贡》中还有一段话：“织皮（王鸣盛注：西戎之国也）、西倾、因桓（桓水，即白水。《水经注》：‘白水自西倾山，流注汉水。’今名白龙江。）是来。”这段话的意思是织皮和西倾山的贡物沿着桓水而来。 这就让我们清楚了，织皮距离西倾山不远，而前面已考清楚了西倾山在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北侧。再看析支，即析支河首，位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因此，昆仑就在此附近不远处了。一般认为昆仑在青海省西部。渠搜在陕西，与氐羌有族源关系。《华阳国志》又称在西南夷中“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似又说明他们与昆明族有共同的族源关系。而昆明人也是很早以前南下氐羌的一支，系汉时见于南中。 前面已谈到青海湖藏语称“ 烧杰毛”（万部女王），青海湖东南有高山名叫“九桶神母”。说明青海湖边上存在过女国，而且春秋战国时的烧当羌与女国可能存在关系，这一女国可以肯定是西王母国。好与昆仑毗邻，或就是一回事。那么，西王母国和昆仑如若迁徙，她（他）们只能有两个去向：一则从青海向西去了新疆；一则向西南去了 *** 。 夏王朝是尚黑的（现在陕西甘肃农村不少汉族农民也是只穿黑衣服，崇尚黑颜色）。现在我们来看包括 *** 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有不少河流是用黑河黑水命名的。由牦牛羌发展而来的彝、纳西、傈僳等民族均有尚黑习俗，古称“乌蛮”。因此，牦牛羌及其后裔所居之地，留下了许多以“黑”为山水之名的遗迹。例如： *** 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等在彝语和纳西语中均有黑水之意。这些民族的自称也有“黑”之意。在今天的藏族里面，也有崇黑的支系，例如，四川大小金川的嘉莫绒藏族就尚黑的。据笔者研究，古 *** “穆”的象雄支系是尚黑的。本教由古 *** 的穆族人所创立，最初的本教徙是穿黑衣服的，被称为黑教。藏族本教的创始人什巴辛绕就是纳西原始宗教东巴教的创始人。纳西族的王族也姓“穆”，是穆族人。 在四川阿坝地区的松潘草地上，有一河叫黑河，此地为川、甘、青三省交界处，阿尼玛卿山（积石山）和西倾山在此交汇，该黑河流经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发源于阿尼玛卿山。 地接青海玉树的 *** 那曲地区，也称为黑河，“那”在藏语中是“黑”的意思，“曲”是“水”或“河流”的意思。 如此之多的黑河、黑水，尤其是 *** 北部那曲这一黑河和四川阿坝北部松潘的黑河，是怎么来的？笔者认为：是夏王朝在甘肃青海的亲族西王母国（女国苏毗），昆仑轩辕国（古象雄国、羊国、支那国是尚黑的）南下 *** 和四川阿坝地区所带来的地名。我国历史学界的一些同志长期对这一近在咫尺的事情不敢下断言，是因为：一、过去大量的藏文古史史料还未翻译过来，了解情况的人太少；二、是做田野实地考察（调查）的人不太多。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这一工作任乃强先生和郭元兴先生早就开始做了。 徐中舒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由于一部分羌人还停留在母系社会，他们建立了许多女国；在战国时代有西王母，在唐代有东女，苏毗。吐蕃兴起以后，征服了苏毗，苏毗就由母系转为父系。只有在四川云南之间的东女后裔---纳西族还保留了母系社会，实行望门居的阿注婚。母系社会在中国延续之久，分布之广，都是我们研究人类母系社会最重要的宝库。西方学者过去没有接触到这些资料，摩尔根《古代社会》里没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也没有。……尤其是母系社会的存在，在我们过去的知识领域还是一件不十分具体清楚的事情。”[68] 现在，从青海格尔木到五道梁之间的青藏公路有一山口叫昆仑山口。这一地名定得是正确的。说明两千多年以来我国史地学家对昆仑位置的把握，尤其是对从青海绵延到新疆的巨大的昆仑山脉的命名，是正确的，也是准确的。昆仑山脉的命名说明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悠久。 多识先生指出：“如藏族的古姓中有‘嘉’这个姓，如前所述‘嘉’是‘夏’的古读音，是代表 *** 。和《格萨尔王传》的大将‘嘉察夏格尔’的‘嘉察’二字就是‘ *** 外甥’的意思，直到现在藏族中还有‘嘉’这个姓。这种情况足以证明在藏族先民的血统中就有 *** 的血统这样一个事实。”[69] 笔者认为，藏族古姓“嘉”是由昆仑（古象雄）、西王母（苏毗）从青海西南下到 *** 去的。 孙林、保罗指出：“玛象雄在晚期文献中指阿里地区，但在其早期文献中其所指范围应包括野如西北一带，甚至直接与藏东相关联。”[70]晏春元认为：本教起源地象雄为嘉绒藏区。才让太先生认为：据本教文献的传统说法，象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著名本教学者朵桑坦贝见参所著《世界地理概说》记载：“里象雄应该是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par zig）、巴达先(bha dag shan)和巴拉(bha lag)一带。在这儿的甲巴聂查城的遗墟中有座山，山由密尊的形象自然形成。木里山拉(mi lus bsam legs)在此建巴却城(rgyal mkhar ba chod)，并在该城修法灵验，将一块仿佛人体大小的巨石定在半空中，不让它落地。后来人们用土石方垒了个基座，把这块巨石托在半空中（笔者按：这正是《山海经》中描述的“悬圃”之昆仑，是西王母和黄帝轩辕的下宫，本教的传说与《山经》的记载是相符的）。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小三十二个部族，如今已被外族占领（似指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领土克什米尔）。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南面一天的路程之外。那里有詹巴南夸的修炼地隆银城。这里还是象雄国王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十八国统治。（笔者按：这里正是郭元兴先生所考证的巴基斯坦、阿富汗、 *** 阿里、新疆和田之夏，是上古中原夏王朝同亲的上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古支那国，也就是藏文中的象雄、羊同和西女国。考古上，从 *** 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石，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考古映实了郭兴元先生依据上古文献所做出的结论。） 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地，也叫孙巴精雪（sum pa qyim shod）。包括三十九个部族、北嘉二十五族(rgya sde nyer inga)，这是现在的安多上部(mdo stod)地区，绝大部分信仰本教。……外象雄的三十九族即今 *** 丁青一带。嘉二十五族即今青海玉树一带。[71] 这里的孙巴精雪(sum pa gyim shod)应是孙波，即苏毗女国。请注意，这里出现了“嘉(rgya)”，即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现在我们来看黄奋生先生的考证：“ *** 冈底斯山以北，羌塘南部的天湖附近及怒江上游地区的是羊同（即象雄）。散居在羌塘北部，聚居在青海西南部 *** 江流域，而以玉树二十五族一带地区为中心的是苏毗（又称孙波）。与苏毗同族的两个女系中心部落：一个是西女国（历史上把它混称为东女国），住在阿里西部和印度河上游的拉达克、列城一带；一个是东女国（吐蕃称它为康国），住在西康部澜沧江和怒江中游，大抵当今昌都、察雅、类乌齐、八宿、察瓦龙、盐井、门空、贡觉、北至隆庆，西至丹达山一带地区，而以现在昌都为中心。住在青海西南部上游牦牛河一带是多弥。……散居在四川茂州和岷山西岸诸山一带的是西山八国（弱水、悉董、清远、咄霸、哥邻、逋租、南水以及后来逃此的东女和白狗的一部的总称）。……白兰和党项之北，而以青海湖附近一带为中心的是吐谷浑。”[72] 从黄奋生的考证我们知道了，苏毗女国是以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一带地区为中心。那么，苏毗与嘉二十五族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应是一种亲族或同族的关系。关于象雄和苏毗的关系，晏春元讲：据《西域记》、《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等著述载，“象雄在女国”，“象雄是女国王族之名”。笔者认为，象雄和苏毗女国是非常紧密的世代婚姻关系。 黄奋生在《藏族史略》中讲：“传说朗日松赞（吐蕃松赞干布的父亲）的开疆拓土，其结果占有卫（前藏）、藏（后藏）、阿里、工部、拉里、波密、甲得（在西康北部及青海南部，即玉树和三十九族一带）等地方。”[73]这让我们清楚了“甲得”这个地名概念的范围。 格勒在其博士论文中讲：“外象雄包括39个部族和甲得族（rgya-sde-nyer-inga）,其位置在上安多(mdo-stod)地区，可能是指今 *** 东北部的霍尔39族（亦即《卫藏通志》卷十五“三十九族”）和那曲安多八部，其先民在隋唐时可能是象雄属部。”[74] 我们看到才让太的“北嘉二十五族(rgya sde nyer inga)”和此处的甲得族(rgya-sde-nyer-inga)，拼法完全一致。我们知道在藏文中rgya是指 *** ，因此玉树北嘉二十五族就是指玉树 *** （夏人）二十五族。这里就是前面多识先生指出的：“如藏族古姓中有‘嘉’这个姓……至到现在藏族中还有‘嘉’这个姓。这种情况足以证明在藏族先民的血统中就有 *** 的血统这样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嘉”，即东女国中心的大金川地区的嘉莫绒(rgyal mo rong)，其义为“女王(rgyal mo)的谷地(rong)”。这个“嘉(rgyal)”在藏语中rgyal，原意是指“胜利”，又指“王”，所以女王就是(rgyal mo)，mo是指女人，王是(rgyal po)，po是指男人。单独用 rgyal 是指胜利、金刚、无敌之意。因此一些学者讲，嘉绒（嘉莫绒的简称）不是指汉女王的谷地。Rgyal不是指 *** 。但是考虑到“象雄是女国王族之名”这一情况，笔者认为，事情还不是这么简单。还有一个情况是藏文形成的较晚，公元十七世纪才形成的，距今只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尽管 *** 族的历史很悠久，但文字形成得晚，亦不得不考虑。 在藏语的康方言和嘉绒语中，raya和rgyal两者的发音是差不多的，基本一样的。在青海安多语中，这两者的发音是差不多的。只是在卫藏方言中，这两者的发音才做了区别。因藏语和汉语一样是单音节语言，这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 再则，东女国的苏毗王族（嘉绒）是属于象雄系统的王族。《安多教教史》称其为“象雄勃兰之王”，她（他）们是长期在 *** 称王的。因此，古代藏族中别的部落，就把嘉绒的族别称呼 rgya，当成了“王”的发音（尤其是在形成共同语言的时间里），但嘉绒又不是普通的 rgya，而王者之 rgya。因此，卫 *** 就把两者在发音上做了区别，发成了rgyal，并由此形成文字。因此，在嘉绒这一特殊地区， rgyal实际就是rgya。 在被吐蕃征服以前，苏毗女国曾长期统治着 *** 流域。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本记》载： 伦赞时期，象雄的琼波 • 色苏孜(khyuang po pung sad zu tse)“割藏蕃小王玛尔门首级，以藏蕃二万户来献。”[75]（注：藏蕃即附国）……于是藏蕃之地，遂为象雄的琼坡氏所占据。据《世界广述》记载，琼波之地在今 *** 的丁青(gtin chen)。而丁青，正是外象雄的三十九族地区，属甲的(rgya sde)之地。[76]李敬洵考：“嘉绒土司发祥的琼布，就是khyuang po，清代称为琼布，其地在今 *** 的丁青，属三十九族。嘉绒土司的传说，亦称琼部有三十九族。[77]二者是一致的。 嘉绒瓦寺土司之起源及有关传说认为，现在的嘉绒藏族来自 *** 西北约18日程的琼部。传说该地在远古时有三十九族，人口很多，因地贫瘠而迁至嘉绒等地。据杨正刚考证，这个琼部最早在今后藏南木林(rnam gling)境内的襄曲河流域，这里也称苏毗（朗地）吉木雪（本教中心地带之一），[78]后来迁安多上部地区，即丁青县三十九族地区，然后再迁今大金川的嘉绒地区。 从大量藏文史料中我们得知，在吐蕃镇压本教时， *** 大量本教徒通过丁青的琼部，逃往了大小金川的嘉绒地区。 由于嘉绒与丁青三十九族之甲得地区（rgya sde）,有如此的渊源。我们完全可以说：嘉绒的这个嘉rgyal，也是甲rgya，是指嘉（夏、汉）族。 《 *** 王统记》载：“达日宁塞之子，即朗日松赞。朗日在位时，自汉地引入医术与历算。征服甲（）与吐谷浑。自北方得盐。”翻译者刘立千先生注释[261]上对“甲”解释到：“甲：可以作‘汉族’解，《智者喜筵》作‘塔伊甲’，即边地汉族。可能是居住在与青海相邻近的地区的一种民族。石泰安《耶约与西夏》一文中说，‘甲’有时是指散居在甘青河陇一带的汉族后代，或具有汉族的成份的人，或者是弥约人。至今沙洲一带还有‘甲德’（ ）（ *** 区）这样的名称。”[79]刘立千先生的推测大方向是对的，但他显然不知道，这个“甲”具体在青海玉树的嘉二十五族和丁青的三十九族地区的“甲德”(rgya sde)，而且是象雄（夏），苏毗女国（西王母）之“甲”或“嘉”。 陈庆英在《汉藏史集》中的翻译是：“达日年色的儿子为朗日伦赞，他在位时由韦·朗心儿、蔡邦·那迦那森、娘·曾古、农·盘额松等人担任大臣。朗日伦赞的时期，由汉地传入历算六十甲子，医疗、讲论饮食利益和危害的保养方法，由印度传入十二缘起支和六日轮转等，这是吐蕃最初的医疗和历算。当时吐蕃还没有文字，也没有会翻译的人，所以除了师徒口头传授外，这些知识没有广泛传播。吐蕃王朗日伦赞曾征服 *** 和突厥人，将娘氏、韦氏、农氏纳入统治之下。”[80] 陈庆英在这里直接将“甲 ”，译为了 *** ，这大方向没有错，但丰富的历史内涵没有了。因为这是玉树和丁青之间的古象雄（夏）古苏毗（西王母）的“甲得”之汉。突厥应为吐谷浑。朗日伦赞是松赞干布的父亲，他生于公元500年初（南朝梁天监中），死于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 这朗日伦赞的统一战争主要是在 *** 境，其兵锋虽然已到达青海，但并不多，吐蕃利用象雄和苏毗的兵力到青海省的汉羌边境上征服 *** 的事，是在松赞干布以后的事。而这里征服 *** ，还在征服吐谷浑之前，就更说明这个 *** 是玉树、青丁的甲得族。 前面我们提到的留在西北的四岳之裔的羌氏戎申国，（申为猕猴之意），申与秦通婚结盟，同为西戎共主，后来与秦交恶后，向西走了，不知去向。但是在 *** 藏北有一申宗的地名，还有一条发源于格仁错湖的申扎藏布河流，按藏羌习俗，部落是依山水起名的，因此，这里很可能曾有一个叫申扎的部落，而这里都属象雄的腹地。在申扎的西部不远是文部宗，在文部宗的当惹雍错湖旁，有古象雄国宫殿的遗址废墟。这个申扎是否与象雄有关呢？ 提到羌氏戎，这里还有一段史料，公元329年，吐谷浑之子吐延，被 城羌酋姜聪刺杀。 城就是rma grom。其地在果洛以北的黄河附近。这说明公元四世纪的时间，青海羌人中还有姜姓。《辞海 • 民族分册》中载，“羊同……分布与今 *** 西北部……小羊同在大羊同之西从事畜牧，其王姜噶……。”这一史料是隋代的，也就是公元五、六世纪的情况。这更说明了羊同（象雄）与羌夏的亲缘关系。 藏语称澜沧江为扎曲。藏文文献《仙界占卜九藏》说扎氏王的三个女儿与岭人先祖仁赤本与茹赤本的儿子群拉本与群培朗相会后，分别生下上岭色巴八部，中岭吾布六部，下岭穆羌四部诸兄弟。穆羌是与象雄有关系的，穆是象雄先祖的姓，而这个扎氏是指嘉戎，岭人是指董氏的格萨尔。 陈庆英编的《藏部落制度研究》的32页中讲：“在藏文史籍中也曾出现姜姓，如赤德祖赞娶姜氏妃，生子起名姜察拉温，即姜氏的外甥，由此可见‘姜’是一个姓氏。”“姜”也是藏族里的一个姓。 《汉藏史集》载：“在杰多日龙赞以前，各王都是神与龙的姑娘共居，没有固定王妃，所以他们妻子的尸体没有留下在人间。杰多日龙赞以后，国王才与臣民家通婚……。”《汉藏史集》和《 *** 王臣记》中载：仲年德如娶了一个达布地区的龙族女子为妃。结婚后变衰老，对国王说要吃一种家乡的食物，才能恢复青春。于是派亲信侍女去取，食后王妃又变得容光焕发。吐蕃王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偷偷打开仓库一看，原来是油炸的青蛙，仲年德如犯了心病，得了一种叫做出支察玛的龙族得的病。 达布，古地区名，主要指加查县和朗县等地。加查意为“汉盐”，据传说文成公主路过此地时，把一块盐放在一个洞里，此洞里就留出了盐水，因此而得名。笔者以为：加查的得名恐怕要早得多。吐蕃王娶的是达布地区的龙女，那么达布地区就应有龙族存在。 笔者认为，这龙族应该市现实中存在的 *** 之族系姓氏。《汉藏史》又载：“汉地之人源自龙，故讲那噶支达龙的语言……吐蕃之人源于猴与岩魔女，故讲阿巴支达魔之语言。”因为苏毗和象雄是夏人的同族，因此，笔者在苏毗人群中寻找与龙（即卢）有关系的姓氏，以求突破，结果与预料一致。 苏毗的旧姓娘（myang）氏、韦( *** al)氏、农(snon)氏是苏毗的大臣。他们秘密与吐蕃王朗日伦赞盟誓；将苏毗王赤邦苏弃于背后，将悉补野（吐蕃）搂于胸前。结果他们做了吐蕃的内应，共同攻杀了苏毗王赤邦苏。这样娘氏、韦氏、农氏都做吐蕃的论相，并长期在吐蕃王室里做大臣，对吐蕃的兴盛发挥了很大作用。娘（myang）的藏文原意，查《藏汉大辞典》932页上载：“年氏，尼洋氏。古代 *** 一氏族名。其在后藏年楚河流域者意为年氏，在塔波（笔者按：即达布）尼洋河流域者译尼洋氏。”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娘氏就是年氏，多识先生在前面已指出：这个“年”就是炎帝的“炎”。以“炎黄”并称的炎帝就是藏族的“年”人祖先。多识先生指出：藏文中“年gnain(或myang)”的意思：一是动物名“ 羊”即盘羊；二是指炎热，如热症叫gnian ned (炎症)，三是威严、凶猛，残暴之意（笔者按：这正是炎帝的性格特征）。四是姓氏，如松赞干布时代的gnain ，sumba（年国和松巴国）。松巴国是孙波，也就是苏毗女国（西王母国）。从这里我们得知，以羊为姓氏和图腾的羌人，早已占据后藏的年楚河流域和林芝和山南间的尼洋河流域。而且我们也知道了苏毗女国，也是以羊为姓氏的。研究至此，如果谁还敢说吐蕃和 *** 不是羌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韦( *** al)氏藏文原意：一是穴、坑、洞；二是蛙、蟾蜍。这就是“卢”族，也是龙族的意思。我们认为，吐蕃杰多日龙赞以前的诸王都是以天神和龙族之女为妃。也就是杰多日龙赞以前的吐蕃诸王就是与苏毗女国的大臣韦氏家族在累世通婚，而且韦氏在苏毗内部应该是有势力的族系。笔者以为，达布地区的龙族也应该是韦氏族系的成员。 陈庆英在其未发表的手稿《关于汉藏两个民族的历史渊源》中说：“《汉藏史集》明确指出藏族先民中的韦氏和达氏是在汉藏交界的地区，也即是汉文史籍所说的西羌地区。”另“韦和达在汉藏交界之地，占据了当地的达岱贡玛。”[81]笔者以为，不仅韦和达是从汉藏交界处过来的，象雄（昆仑）苏毗（西王母国）和吐蕃都是从汉藏交界处迁徙而来的。 前面提到过殷商卜辞中载：龙其执羌？龙来氐羌？和商王朝对龙和羌方一并用兵的事。说明龙与羌方居地很近，在一起。龙应是羌人的一支。在周王率领灭商的西土八国中有“卢”国，这个“卢”族在藏语中，就是“龙”族的意思。多识先生指出：在吐蕃政权之前，在蕃地先后出现过的十个王朝中的第八个是“龙王朝”（glu音“卢”，意为“龙蛇”）。藏族的“年”图腾系列中，就有“人面蛇头的年喀祝喀”。 楚之先祖出自黄帝之后颛顼高阳氏，高阳氏之有黎者，为帝喾火正，因能光融天下，故命之曰“祝融”。《国语•郑语》韦昭注：祝融之后八姓。八姓：己、董、彭、秃、 曹、斟、 也。周大夫史伯讲：其中己姓昆吾、董姓 夷、豢龙在夏朝做官。夏朝灭亡后，彭姓彭祖、豕、韦、诸 ，在商朝做官，商朝灭亡之后，秃姓 人在周朝做官，周朝灭之后， 姓邬、 、路、 阳、曹姓邬、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知数也……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 姓乎？……只有 姓的楚国，有广大的昭德。如果周王室衰亡了，楚国必将兴起！ 这段话跟本文有关的是祝融的后代在夏朝做官的董姓中有豢龙氏，是为夏王朝养龙的官。在商朝做官的有彭姓的彭祖、豕、韦诸 。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尤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 《潜夫论•志氏姓》曰：己姓之嗣 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焉。乃学扰龙以事帝舜，赐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 川。 夷，彭姓豕韦， 能训龙者。豢龙逢以忠谏，桀杀之。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曰：昔 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在上述引文中我们看出了什么：就是董姓有养龙的豢龙氏，彭姓有豕、韦，是训龙的。而且彭姓中还有修道者彭祖。在汉族传说：彭祖高寿八百岁，而且向西方走，找不到了。我们看到在 *** 市旁有彭域，即今彭波地区。我们看到苏毗大姓中有两个韦，一个是韦（ *** al），即前面讲的蛙、蟾蜍。另一个是卫(dbas)，《藏汉大辞曲》是这样写的：“卫， *** 古氏族或部落名，即今之彭波地区。我们看到中原的彭姓韦是养龙训龙的。 *** 的这韦和卫应该是龙族。但是藏文造字时为什么把他们分了呢。因为这时 *** 引进了佛教，贬低本教，龙族地位下降，成为“卢”族（水族）。作为苏毗大贵族的韦（卫）氏，不愿跟“水族”（龙族）沾边，可能就在造藏文字时造成了两个韦，一个韦( *** al)带水族龙族的，另造一个卫(dbas)不带水族龙族。但这韦（卫）与彭地联系恐怕不是偶然的。再者请大家回顾前文，西汉以前在汉水流域和嘉陵江以下的长江流域（例如：渠县）凡是有“彭”字地名的地方，例如彭溪就有 人居住和活动。这个 人都是依江水而居，这就是为什么封松赞干布为 王，唐代史官肯定是有所依据的。 藏族本教和道教的同源关系，于此出亦可以窥见一斑。韦( *** al)和达是在汉藏交界地方，这表明龙族和达族是从汉藏边境处迁徙到 *** 去的。本教有一部根本的经《十万龙（卢）经》，据我们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来自汉地，来自嘉朗。1987年7月笔者在木里县宁朗乡调查普米藏族案几（巫师）巴莫•公布（55）岁讲，他使用的经大部分来自印度，有格鲁、尼玛、萨嘉的。也有一部专门散水神的龙经是来自汉、即加朗。《汉藏史集》载：“汉地之人源自龙”。韦（ *** al）氏（卢族）在苏毗和象雄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由于韦是辅佐吐蕃，才避免了吐蕃与苏毗和象雄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苏毗和象雄的大量骑兵，就是吐蕃通过韦氏才能调往 *** 边境，去进攻那里的羌人和唐王朝。韦氏为吐蕃统一全 *** 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世代在吐蕃里做大臣。 至于达布地区的龙族，也应是韦（ *** al）氏，因为韦和达在汉藏交界处就是住在一起的。达布地区的加查即汉盐，笔者以为得名时间可能早得多，不会是来自文成公主。因为龙（卢）族是苏毗和象雄的大姓，苏毗和象雄都是嘉（rgya）人即夏人。韦是当然也是嘉（加）人，卢族要在加水中才能活得好。因此，达布地区的龙族，可能人们认为他们在使用苏毗的中心地区，藏北和玉树这一“嘉得”地区的盐。由此，达布地区得名加查县名。还有藏南的人认为，藏南的湖泊与藏北即青海省的许多湖泊通过底下是相通的，而龙（卢）族就住在下面。因此人们认为，达布地区的龙族，肯定是从藏北和玉树的“嘉（rgya）得”故乡地区的盐湖水从地下引到了达布来，因而取名加查（汉盐）。 还有“农”农氏，在藏文中的原意是增加、补，可能含有靠陇的意思。陇是甘肃省的简称，甘肃有一大山称陇山，汉族成语中有得陇望蜀。甘肃在古代是羌人的中心地区，苏毗大姓农氏是否与甘肃之陇有关，不得而知，仅为推测，但昆仑可能有陇起的巨大山系之意。 至于苏毗大姓蔡邦氏，河南古代有蔡国，为黄帝后裔。因为苏毗女国为西王母，这二者是否会有点什么关系？没有证据旧不能说什么，只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高阳祝融八姓中有彭姓，随周灭商的西土八国中也有彭国和卢（龙）国，现在我们在 *** 市附近找到了彭（vphan）域(yul)与韦或卫( *** al)即卢（龙）族的关系。能说藏族不是炎黄子孙吗？ 墨竹工卡藏语意为“墨竹色青龙居住的中间白地”。而墨竹工卡是原苏毗最主要的辖地之一，当然也是龙的居地。 多识先生还指出：“《太平御览》称：‘神龙氏（炎帝）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这说明炎黄虽然是一个母亲，但黄帝是少典之子，炎帝是‘神龙’之子。这‘神龙’既不可能是‘神’也不可能是‘龙’。显然是个‘龙蛇图腾’家族的男人。”《春秋•元命》云‘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羊，生子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农’。这不但说明神农氏炎帝是龙种，而且炎帝的相貌也有龙种人的特征……根据汉族神话传说《山海经》记载：制定八卦，居三皇之首的‘伏羲氏’和炼石补天的‘女娲’也是‘人首蛇身’。再新疆吐鲁番发掘的古墓中发现了多付‘人手蛇身’的伏羲、女娲画绢……。周人的周是什么意思，在汉文辞中均未作词意解释，只是说：“姓也，朝代名也”。根据汉语中词意解释不清的古词汇多属古羌语这种情况来判断，这个“周朝”的“周”字也显然是古羌语词汇。在藏语中“周”（ndrug）是“龙”的意思。不丹 *** 藏语称ndrug ba（周巴），龙树之名得之“龙地”，《山海经》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鱼身”。新疆藏语古称“黎宇”（li yul）与龙地的“卢宇”（lu yul）音极相近，从吐鲁番古墓葬中的“人面蛇身”图腾画绢来看，“黎宇”就是“卢宇”，——龙地。也许这个地名与古代龙图腾羌种有关。佛经中的龙部都是人首蛇身像。龙蛇同类。龙图腾就是蛇图腾。历史上中国的黄帝为什么称“神龙天子”，黄帝为什么穿“龙袍”，座“九龙口”，乘“龙辇”，登“龙位”？为什么称“龙体”“龙颜”“龙恩”？中国人为什么称“龙的传人”？诸如此类的问题、与龙种炎帝、龙姓周人、周天子、龙图腾、“龙羌”等联系起来考虑，也许会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答案。《管子》中说：“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这也是龙与蛇有关的一个佐证。《山海经》中：伯夷父生“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西岳”在此处绝非指山；《怀南子 • 地形训》谓：“西方曰沃野”。《山海经 • 大荒西经》中说：“有沃之国，沃民是处”。《西夏史稿》释：“沃民即白民”。藏文“Bod”这个在康藏方言发音Bod（蕃、播）、Bed（拜、白）、pu（普）；而在保持了古藏语口音的安多藏语（甘肃、青海藏区和四川阿坝州牧区的藏语）中发音是Wod（沃），藏语称：“岳”和“沃”就是“蕃”（播），“西岳”就是“西蕃”、“沃野”就是“沃宇”——蕃地。研究古代羌人的人名、地名和研究西夏语言的历史学家，不了解安多藏语是个很大的缺憾。过去在这方面的很多观点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西岳生先龙”的“先龙”显然是龙羌的先民部落，“先民始生氐羌”这句话把先龙和氐羌的关系说的很清楚。《左传》：“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与“先龙始生氐羌”的说法完全一致。 《汉藏史集》简约说松赞干布的曾祖父仲年德乌曾和苏毗一本叫巫师之妻名叫嘉毛嘉江（rgya mo rgya lcam）者相识，生一子是达日年色的长兄。这个嘉毛嘉江是个汉女人，这是很多研究者搞不清楚，以为这巫师是以内地娶来的汉女，其很可能是从玉树和丁青的嘉得地区娶来得“ *** 女子”。 《象雄年续》（zhang zhung snyan rgyud）等提到，象雄国王李弥嘉（li mi rgya）在去苏毗参加本教徒的一个 *** 时，被松赞干布杀死。多识前面指出：新疆古藏“黎宇”（li yul）与“龙地”的“卢宇”（lu yul）音极相近，从吐鲁番古墓葬中的“人面蛇身”图腾画卷来看，“黎宇”就是“卢宇”，——龙地。而“弥”有译本用的是“穆”或“木”（mu）嘉（rgya）是“夏”，这李弥嘉就应翻译为：龙穆夏。这正好把象雄的主要特点包括在内了。象雄中以龙（卢）族为大姓，穆是象雄先祖的名号和姓氏。象雄是属于夏（嘉）部落。再有一事，上个世纪民革时， *** 和内地语言学家到了丁青三十九族地区，当地很多三十九族人告诉 *** 和语言学家说，我们是汉族，我们不是藏族。搞得 *** 和语言学家们莫名其妙，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丁青三十九族的族源是象雄嘉得族，是夏（嘉rgya）的部落。元朝之后丁青三十九族被划归蒙古人的管辖。藏 *** 又称他们为霍尔（蒙古）三十九族。清朝噶夏 *** 划三十九族地区为驻藏大臣的住锡地，为驻藏大臣提供差役。清朝灭亡后驻藏大臣将返回内地，三十九族的许多头人向驻藏大臣要求，要跟驻藏大臣一起返回内地，潜在的原因依然是：他们是嘉（rgya）的部落。这三千年的历史他们显然记得住。 在川西北嘉戎地区还有一件事：清代顺治年间穆坪土司赤为女土司，向清廷朝贡时，打一面黄旗，上书“西良女王奉旨朝贡。”[83]这种传统显然是历史上传下来的，这说明嘉戎上层很清楚自己是西王母国，是夏王朝的同族人。嘉戎地区对龙是非常崇拜的。 另外在怒江北部贡山一带，有自称为龙的一个古老群体。即与今日独龙族的先民有关。独龙族居住独龙河谷，也是古代南下的一支羌人后裔。[84] 关于吐蕃的来源，笔者认为跟象雄（昆仑）、苏毗（西王母）一样是从青海省的汉藏交界的地方迁徙而来。吐蕃也是夏人的部族，并长期与苏毗、象雄里的一些部落通婚。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 Ⅱ中还反映了一个事实，“穆”（象雄）和“恰”（吐蕃）的联姻是在“远古之初”。“穆”的文明要高于“恰”。古代在今西宁附近宗喀地方有穆苏（mu-zu）家族，在今四川单巴县东北有一嘉戎（金川）本教神山叫穆多山（mu-rdo）,在西宁河下游有一条河名穆日河（dmu-ri-chu）。这些广泛存在与青海以南至川西高原一带含有“穆”地名、山名、河名和族名等地名学材料，说明“穆”氏族最初的地理位置在今青海高原东北部和川西高原一带。 陈宗祥先生提出：随周灭商的西方八国。分为尚黑和尚白的两大羌人族群。秦建元三年（公元367年）所刻《修邓太尉祠碑》上提到“黑羌”“白羌”，还有青羌、紫羌、黑白水羌。多识先生指出：“马桑董”是一个很大的氏族，格萨尔王就出在董氏家族。在《烛董之战》这部藏文资料中说董有五种：青董、黄董、黑董、紫董（也称红董）、花董（也称白董），（笔者按：在汉文献中，董姓是养龙的。藏文献中格萨尔王的母亲是白龙之女）。这与汉文史料记载的诸羌情况相符。有gnian（年- 羊）、sum bu（苏毗）等十八个种姓，有mi nag（木雅），xiang xueng（象雄）等十八个王国。“烛”是牦牛的通称，雅是“公牦牛”之称。《烛董大战》中说：烛人分黑白，混合烛三种，有十八个种姓，十八个大部，十二王国。势力曾扩展到“黄河之滨”。《后汉书·西羌传》中“或为牦牛种，越 羌是也。”《资治通鉴》称：“越 夷为牦牛夷。”越 是yag drug（六牦牛部）的音译。长江上游通天河，古称“牦牛河”，长江藏语称“烛曲”，藏族“烛人”祖先就居住在长江上游今沙江和雅砻江（藏语“牦牛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古“越 ”和“雅州”的位置也正好在 *** 江和雅砻江中间川滇交接处。藏族古老民歌中有“烛人曾占三峡地”之句。[85] 因此，我们牦牛人中分黑牦牛部落和白牦牛部落。纳西族和普米藏族都是源于古代牦牛羌。纳西族尚黑，应为“黑烛（黑牦牛）”；普米藏族上白，应为“白烛（白牦牛部落）”。据吐蕃史书载：吐蕃第一代赞普是从天上下降到人间为人主，“做了六牦牛部的王”。范文澜认为“六牦牛部”当即在越 一带游牧的羌人部落。“六牦牛部不知何时进入 *** ”。（笔者按：吐蕃也应为白牦牛部，藏文资料表明，年神系“雅拉香波”，在 *** 山南琼结县雅隆地区，莲花生大师进藏时，雅拉香波现原身，为一雪白牦牛，有山那样巨大。）格勒博士指出：近年来我国西南地区从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起，西至 *** 昌都一带，沿横断山发现了一批连成一片的石棺葬，其实代大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为止。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文化的创作者是氐羌人。这些氐羌人大约从春秋战国时就从甘青一带南下，沿横断山区的各条江河向南、向西迁徙。其中牦牛羌与藏族先民有联系。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六牦牛部”进入 *** 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迁徙路线：甘、青→阿坝→雅安宝兴→汉源→木里→沿雅砻江而上—雅江→甘孜→石渠→进入 *** 江流域→白玉→巴塘→德钦（云南）→进入澜沧江流域→沿江而上—芒康（ *** ）→向西经察隅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上述地区均有石棺葬出土。[86] 1987年6月，笔者在四川木里县依吉乡阿壹小队问85岁的普米藏族案几（巫师）让阻。询问普米藏族最早的居地在何处时。让阻回答：普米一直和纳西住在一起，一起从西北方向的理塘、稻城迁到木里地面上来的。至于西北更远的什么地方？你到甲区（木里县俄呀亚纳西村）去问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他们有文字，他们的书上记得有。7月，笔者在木里县宁朗乡采访80岁的冬里·杜基次尔，是普米藏族老人，他回答：普米族、纳西族和汉族，我们共是三兄弟，我们的故乡在嘉朗。6月笔者在木里县依吉乡于基素村访问60岁的普米族巫师扎拉，他在门上和纸做的条幅上，画有十三只各种不同的鸟。和虎豹熊狼狮子等。他讲，这十三只鸟，代表普米古代十三代祖先，每一代祖先有一只鸟做保护神。这些鸟是做瓜打（法事）用。求祖先保佑我们用的。这些虎豹熊狼狮等的作用，古代普米的祖先到东方很远的地方去当兵打仗，回不来了（指战死，回不了故乡），就要用这些野兽去把族先的灵魂唤回来。这些野兽都是好的，住在山里。这就使我们能读懂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这个使虎豹熊罴，不是说驯服了虎豹熊罴，而是指姜姓齐的巫师能做法，驱使虎豹熊罴的魂魄，为姜姓的齐国人做帮助。也就是说虎豹熊罴是姜姓齐人各部落的图腾保护神。做笔者上面的调查说明古代普米人的部落以虎豹熊狮子等为图腾保护神，并在遥远的东方打仗。要用这些虎豹狮子把战死在东方的普米族人的灵魂载回来。《竹书记年》中载：西土八国是驱赶着虎豹熊等参战的。这是说八国的军队里有以虎豹熊罴为图腾的部落。这样普米人的祖先是有可能参加灭商的战争的。八国中还有一濮国，笔者未作分析。 普米巫师扎拉认为：普米是南方人。他讲东方人有3排高，是鸡蛋生的，西方人有5排高，北方人也有5排高，我们普米人只有一排高。前面我们提到普米的自称与吐蕃完全一致，普米语与 *** 话非常相似，几乎差不多。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 Ⅱ中记载：当“恰”的使者来到“穆”地时，首先被“穆”的仆人发现，呼喊道：“有几个木桩般大的人，黄羊般大的小马过来啦！”[87] 在穆王对他们进行盘问时，“恰”的使者始终以“我等小人”自称。可见，在“穆”人眼中，“恰”人以个头矮小为特点，且此特点亦为“恰”人自己所认同。“穆”人的体格与“恰”比，普遍要高大。这个情况在今天木里县境内也是如此。南边的普米人普遍个子矮小，而北边穆的外甥噶米（尚白的人群），身材普遍要高大。今天 *** 的情况也是这样，日喀则、 *** 、山南的藏族的身体，普遍要矮小些，而藏东昌都·康巴、青海等地的藏族同胞身材普遍要高大。至于那个“黄羊般大的小马”就是我国西南地区有名的笮马，这是一种山地马，身材矮小，吃苦耐劳，善于在山地行走。与笮马相对应的是高大的青海河曲马，是中国最好的战马，草地马。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笮人，也是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笮人就应是西方八国中的濮国人。与濮相关的还有 僚人。《礼记·王制》曰：“西方曰 。”四川宜宾在汉代称为“ 道”。笔者理解 人，应为羌化了的身材较为矮小点的南方类型的人种。汉以前白族称为 （bo），直到东汉时还有一部分 人与羌人居于湟中， 是羌人的一个南方化的支系。普是一个巨大的族系，人口非常众多，春秋战国时西南地区出现的石棺葬，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濮人的遗迹。古代濮人分布在横断山的南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楚国底层民族有许多都是濮人。因此先夏在黄河上形成夏王朝时，夏的部落里，也是集结了这块土地上的各色人种。有从寒冷的北方下来的尚黑的人群，例如黄帝族；有从中部地区来的尚红的炎帝人群；有从南方长江流域上来得尚白的原始濮、 类型的人群。在黄河上游集结了诸羌，然后向东、向南、向西、向北四散。有些算是又回原居地去了。 从三代对颜色的崇拜，我们也可以做点分析，夏朝尚黑的，因为黄帝族是尚黑的，殷商朝是尚白的，因为商人内部有许多是来自南方的尚白的底层民族，作商人的支持力量和后方，因此尚白。而周朝是尚红的，因为炎帝的姜氏人群有许多是尚红的，姬姓虽然是夏的后人，但他们要反映其母族姜氏炎帝的特色。仰韶和马家窑等彩陶考古文化的陶器，外表是黑色的，里面却是红色的。正说明炎黄二族的结合，形成诸羌和诸夏。 因此，藏区的情况与祖国内地北方人高南方人矮的情况完全一样，北部青海人身材高大，而南部人身材就比较矮小。 *** 、日喀则、山南的人身材比较矮小点，康区有些地方人很高，有些地方人矮小，例如，折多山地区就集中了许多身材矮小的人群。 让藏史专家最不能理解的是一件事情，格勒博士指出：藏族称印度为“嘉噶”（rgya-dkar,直译其义有‘白 *** ’之意）。据《白史》解释藏族之所以称印度人为“白汉”与印度人喜穿白色的服饰有关。汉族古尚黑。《礼记 · 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夏代祭祀的太庙是黑色‘玄堂’；（《路史 · 后记 · 夏后氏》）；祭器也是黑色，“黑染其外”（《韩非子· 十过》）。迄今汉族发源地的华北农民普遍穿黑色的面袄棉裤。因此，藏族自古称汉族为“嘉朗（rgya-nag）,有‘黑 *** ’之意”。[88] 藏史家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称印度为“汉（rgya）？”称印度“白色”可以理解，称其为“汉”就不能理解了！笔者认为，只要知道了中国的殷商王朝是商白，其部落主要是中国南方商白的众多民族人群，就可以理解。而且中国南方身材较矮小一点的尚白的人群，尤其是 濮僚系统人群的早在八千年前就从云南四川通过 *** ，泰国进入到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和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侧。而且不久前在印度北部山区发现了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89] 下面我们引证一段郭元兴先生的研究，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代藏族要称印度为“白 *** ”。郭先生讲：“就在上述阿山（Assam）地区。在玄奘游学印度时，其地有个名叫Kamarupa的国家，国王名童子王热情地迎请礼奉中国这位高僧。不久王玄策也到这个国家，童子王请他回国后把《老子》译成梵文送去。这个翻译任务以后由玄奘完成。童子王当时告诉王玄策，‘先人神圣，从汉地飞来，王于此土，已四千年。’我们从《大史诗》《往世书》和戒日王的宫庭诗人天王（Divakara）的长诗Harsa-Carita中得知，童子王的这位先人名Bhagadatta，他是毗纽天（Visnu）的猪化身（Varaha）与地母所生之子Naraka的儿子。这个Bhagadatta曾率支那人（Cina）。吉罗多人（Kirata）参加莫诃婆罗多大战，帮助Kaurava一方。这个传说与赤水两岸的三苗国和 头国的内在联系太明显了。 头与Bhagadatta不是可以互为转音吗？更妙的是，近代学者在Gilgit考古发现其地六世纪时Shahi王家的一个世系表（JRAS,1944,5页），其始祖也名Bhagadatta，学者们感到大惑不解。我们曾说《穆传》之“剞闾”即，在轩辕之国（即鄄韩氏）之东。实际上，它也应是《大荒北经》末之‘牛黎之国，’‘牛’，古音疑之切，唐代译咒语就是用“疑”纽之字译梵语ga部之音的。此国即《海外北经》之柔利国、留利国。“疑、泥、日、来”纽之语音转化是正常的。此国当然在轩辕之国东方。《大荒北经》在牛黎之国前述及“有人为翼，名曰苗民。颛顼生 头， 头生苗民。”《海外南经》也说 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有翼自然能飞。《山海经》上这西北、东南两处的 头苗民之国可以说已被传统、史料和考古资料完全证实了。这种巧合可算得是天衣无缝了吧！[90] 这就是说，远古中国人进入印度北部地区，远比公元二千纪的时候“雅利安”人从巴基斯坦的河流于地区进入印度要早得多。藏族称印度为“白汉”，就是指远古进入印度北部的这部分中国上古居民。后来才成了对整个印度的统称。 汉族古代是黑汉（北方），白汉（南方），羌人也分黑羌、白羌、紫羌。藏族自己不也是黑藏（嘉戎、苏毗、向雄）、白藏（吐蕃、普米、噶米）吗！这正说明藏汉民族是一体的。 《羌族史》载：“属于羌语支的普米族，据汉文献记载，原居青藏高原，是今青甘、川边缘一带的一个游牧部落，随后从横断山脉南下，十三世纪进入云南，后来陆续迁入丽江、维南、兰坪一带。据宁蒗永宁地区普米族的传说，普米族先民来源西北的昆仑山区，起初一狩猎为生，后来有了畜牧业，由于草场不够，才逐渐南迁，经雅砻江，木里河，到达今川、滇交界处定居的。”[91] 现在来看，笔者87年在木里县宁朗乡采访当时80岁的普米族老人杜基次尔的记录。他讲：普米族没有文字，现在普米族使用的是喇嘛文（即藏文），但普米族有很多古歌，记述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来源。杜基次尔年轻时候，向老人们学习了很多古歌，都能背诵。因为过去老人都要要求年轻人背诵古歌，以记住自己民族的来源和历史。老人现在很忧虑，因为现在普米族的年轻人都不会背诵普米古歌，也不会跳普米舞。现在的普米年青人穿戴上向噶米学，唱歌也唱噶米的歌，跳也跳噶米舞。普米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就要被人遗忘了，普米族也就不存在了，消亡了。老人说到此时，黯然神伤。 我们采访时，老人杜基次尔正在患病，我们的拜访使他非常兴奋，他强作精神向我们背诵普米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古歌。由于年事已高并且在患病，老人的记忆时常中断，出现空白。他只能尽力告诉我们一些他认为最重要的有关普米族历史和文化的片断。 笔者择其重要转述如下： 民 歌 天也宽、地也宽、人更宽宏大量。 关于九个月亮、九个太阳的故事 出来了一个月亮，水便涨，到九个月亮之时，水也淹至贡嘎山(四川西部藏区的一座大山)顶端。这时便出现了九个太阳，把世上所积之水煮沸了，九个太阳把山石都溶化了，这时便发生了前面所讲的神、妖术之斗。据说九个太阳、九个月亮是妖使的法术。 关于天地形成的故事 据传说：很早以前，朝天看，可看到很多悬岩，很有塌下来之感觉。于是世人怕天塌下来，整天躲在房里，神把此况看见了。于是用地上的空气将悬岩隔开，使世上人消除了害怕的心理，天也就 是一片蓝色的了。 先是有了地球，有了地球之后，便有了花木，然后才产生了山 神。有了山神之后，才有人类繁殖。 分析：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羌人的夏文化。关于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的传说， 在古汉文献记载中，是十个太阳的故事，既“羿射十日”。羌人普米族的传说比古汉文献的记载更加丰富，因为多了九个月亮，涨水山石溶化和神妖斗法的故事。 关于天地形成的故事，这个故事更是典型羌人的夏文化的故事，汉族成语：杞人忧天(喻不必要的忧虑)就是这个故事。夏朝的杞国在今山西和河南一带，杞国是夏朝的故国，杞国的居民主要都是羌人。春秋时，孔子为恢复礼乐制度，曾到夏朝的旧国杞国去向那里的羌人请教夏礼，并得了指点。所以中国有句古话：“礼之不存，求诸四夷”。那么请问：夷夏是不是一种同源的关系？ 记录普米族历史文化的古歌，普米语称为“伙衣”。老人杜基次尔背诵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首：“我们共是三兄弟(指普米族、纳西族、汉族)，是花园中三朵花，都是一天天开。我们的故乡在嘉朗。 (注：嘉朗是藏语。嘉朗的意思是汉族之王和活佛之住地)。 是数小竹林中的叶，还是数大竹杆的节。 大公牛的角之长将天空划道杠，花母牛的 *** 将草原的草扫除一大片。 花雀儿我将园根籽撒在乱石中，你将如何将它捡起。(注：园根 是横断山区的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 丝线圈从汉族的溜索上吊来，何人能将它重新圈上。 你未圈好，我未圈，是汉族小伙子将它圈好。 汉族赶大象计千头又有十三头赶来。我们是从地坎起， 还是做地边。坐地坎要数所犁之铧数。 要量太平洋海水不可用桶数，地上山峰不可切成一样平。 昨夜梦见在长江中捕鱼，梦见海龙王的四面墙角。 是水?是火?你是火就应有光亮，是水就应流淌。 是水獭?是旱獭？是水獭就应发水，是旱獭就应发光。 晨起烧香敬菩萨，晨起撒五谷敬菩萨。 松树再高也长在山涯中，野花虽矮却长在高山上。 汉族的算命先生来算命，藏族的看相和尚来看相，只来靠自己 的命运和努力。海骡吹三声，只让菩萨听见，是我求上帝保佑。 山神将领是骑大象来打仗，还是骑小狗来指挥。 我树玛瑙幡是为了求得上帝保佑。 野花再开三次，也没有家花的资格。 用树皮盖成房我已是一生，红脚鸡叫声伴随我一世。 虎啸过后我望牦牛惊跳可无牦牛惊。” 分析：从这段普米族的伙衣古歌得知：普米、纳西、汉族是同根生的三兄弟，故乡在汉族之王住的地方。从普米族是古羌之一支，这一事实，嘉朗即汉族之王住的地方，我们判断应该在西北和中原这一线：即陕西、山西和河南之间。 伙衣古歌，涵义深远，显然是讲述普米族的来源和历史，可惜老人杜基次尔思维经常中断出现空白，我们记下来的是一些他认为非常重要的片段。 “花雀儿我将园根籽撒在乱石中，你将如何将它捡起。”这一句涵义深沉，我跟杜基次尔老人请教这是什么意思。老人回答：我们普米族本是汉王的兄弟，也是高贵的族人，现在流落到木里这样荒远的地方，永远也回不到故乡嘉朗了，成了偏远荒服之野人，没有了希望……。 “汉族赶大象计千头又有十三头赶来。我们是从地坎起，还是做地边。坐地坎要数所犁犁铧数。” 笔者向老人请教这名话的意思。他回答：汉族古代是骑大象来打仗的，汉族骑着大象把自己的兄弟普米人从嘉朗赶了出来，赶到了木里这样的偏远地方来居住。也许我们普米人本身就是从地坎边上长起来的，现在也只有回到地边上来住。老人的解释有一种宿命的含义。 象普米伙衣这样的古歌，笔都已无法进行考证了。但笔者深信：象普米这样的古羌人肯定曾经作为夏王朝的部族长时间在西北和中原活动过。时代肯定在三代前和三代之间。 搞清了普米藏族的来源与其语言差不多的吐蕃的来源也就清楚了。吐蕃人“恰”长期与“穆”（象雄、苏毗）通婚，应是从西北的汉藏交界处和穆一起迁徙到 *** 来的，其身体矮小一点尚白，说明其先祖是中国南部尚白的人群，后来成为了夏的部落。因此，跟普米 *** 一样，其故乡极可能是在西北的嘉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