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三位天下人是老乡

在日本历史上一共有三位被称为天下人，这三位一个被称作傻瓜，一个打小修人质这门课，另一个甚至在开头还没有姓氏，出身各有不同的叁却在出生地上这件事情上惊人的默契。

作为孕育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三大日本战国霸者的爱知县，和战国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贡献了长达五六十年的乱世领舞者，就连它的核心城市名古屋也是诞生于那个时代。

被光荣脸谱化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

在那个下克上习以为常的乱世，城市作为军事据点的作用愈发被人重视。因为战斗规模的扩大，日本的城防要塞选址也从山城向平城过渡，像北条家难攻不落的小田原以及德川家康在里面按遥控器的骏府都是位于水道附近且不容易被大军团封锁的平城。

而在众多平城中间，丰臣家的居城大阪无疑是其中最闪亮的那一个，别的不说光是总策划师黑田官兵卫就是丰臣政权中和竹中半兵卫齐名的智将了。作为策划了水淹高松，参与了上一代不落城小田原的讨伐的大将，自然对水道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有很深的理解。为了防止敌军封锁城池后造成的补给困难，大阪建造在岛野川、平野川、木津川等水道交汇的地方，但是水网密布的地方也会带来其他困扰，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靠的就是汉水流域的浪花，黑田官兵卫为了防范被水灌城，也在城内挖了许多水渠用于排水。而大阪城的石材也都是是丹羽长秀从上一代天下人的居城安土城拆下来的，甚至为了防备当时还没有靠谱准星的欧洲大炮，大阪城规划了更大的面积，用来保护本丸和天守免受大炮的威胁。

天守阁

所以到了1583年，历时两年又七个月的修建以后，大阪城已经成了整个日本最适合当家里蹲（守城党）的据点了。而即使到了决定日本归属的关原大战结束后的第九年，为了应对丰臣秀赖手中的大阪城，江户幕府还特地发动了西国和北国的大名在东海道的要冲名古屋铸城，一般来说像这样发动大名来进行基建的对象一般位于幕府的直辖领地中，然而在当时名古屋并不是这样的存在，它的大名是德川家康的第九子德川义直，虽然都姓德川，但毕竟还是分了家的。

此外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丹波，丹波篠山城时四国、西国大名出力建造的，丹波龟山城则是中国和西国大名铸造的。

这一情况的出现反映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德川幕府急着削弱外样大名的实力，毕竟征召的大名大多集中在西国，四国、中国、北国等地区。第二筹建的目标连接起来，能构成一个在正对山城、大和、摄津、河内、和泉近畿五国的包围网，而这个区域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丰臣家的居城，丰臣家的残余势力即使在关原之战后，也大到可以让德川家康打破惯例，集天下之力为其他大名修筑城防。

丰臣和德川的双重公仪

其实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实本质上在于关原之战后丰臣公仪的存在，也就是说丰臣家在名义上还是全日本的统治者。号称决定天下归属的关原大战并不是丰臣家和德川家之间的的决战，站在西军的立场来看有两重含义：第一天下是丰臣的天下，第二德川家康违背了对丰臣秀吉所立的誓言，违反了丰臣政权下的规定，需要肃清。

而站在东军的立场上，其实也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天下还是丰臣的天下，第二石田三成等有谋逆之心，需要剿灭。

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次天下大名就石田三成还是德川家康的选择，德川家康背后是高达200万石的行高（超过了全日本的十分之一），而石田三成依靠的仅仅丰臣政权的威望，当大阪城内的孤儿寡母选择置身事外时，他所有的资本仅仅是拿着前田利长和上杉景胜的例子到处宣导，不跟我合作，你们也就两条路，要么像前田利长一样屈服后被改易减封要么像上杉景胜一样不服被征讨后改易减封，两条路殊途同归，想要保住既得利益就得站在我的大旗下。

关原之战的东西军势力

但没想到东军是拧成了一条绳，西军却被搓成了一坨粉，各自心怀鬼胎，关原大战，一日即溃。此战之后，德川家康也就成了日本政治的执牛耳者。但凡事都讲究仪式感，这种主导地位的公示明确仍然需要一个象征事件来做注解。这个仪式显然没有让德川家康等太久。

1603年2月12日，京都南部的伏见城里，一个侍者向着平台上身穿猩红色礼袍的武士鞠躬行礼，木质铃铛摇出清脆的声音，听着像神社森林里的天音，伴着这个背景，天音还真就出现了，侍者带来了天皇使臣到达的消息。不久之后，头顶冠帽，身着唐衣的的天皇代表徐徐而来，伴随着齐奏的乐队，他们向平台上的红袍武士呈递了将军的委任令。紧接着的就是佳肴美颜，大快朵颐的宴饮流程。大快朵颐胡特使们带着红袍武士送的骏马启程返回，马背上的黄巾马鞍闪闪发光，武士的三叶葵家纹跟着马的步伐上下起伏。

德川家家纹

于是时隔25年，日本再次拥有了一位征夷大将军，他的名字叫做德川家康。而在这个时候在大阪仍然居住着曾经的天下之主——丰臣秀赖。那么问题来了，从1600年9月15日关原之战后到1615年丰臣秀赖战败自杀前，日本政治秩序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关原大战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将矛头指向丰臣氏的统治，那么作为丰臣家的家督——丰臣秀赖显然在名义上仍是天下之主。即使家康拿下了胜利果实，也只是排除了他以秀赖名义执政的最大阻力。这个时候的日本显然处于丰臣公仪阶段，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个临时出来的名词——公仪，从字面上看就是官方的礼仪，本质上其实是合法的统治秩序。

从关原之战到将军宣下，名义上秀赖还是BOSS

这个阶段丰臣公仪名义上的主导地位可以从两件事情中看出：

第一件就是元旦的新年贺拜。1601年，关原之战后第一个元旦，不说武家的大名先是在大阪向秀赖行拜贺之礼后，才赶到家康座前拜贺，就连公家和寺社的代表也是按照先秀赖再家康的顺序行礼，这中间甚至有着半个月的时间差。

到了1602年，这一年的新年家康是在江户过的，公武双方的贺拜顺序和去年一样，而到了三月，家康还特地来到大阪向秀赖行贺拜之礼。

直到家康就任将军的前两个月，也就是1603年的元旦，那时候将军宣下的消息早已传遍朝野，大名也纷纷聚集到了伏见城准备向家康行贺拜之礼。但是家康却没与承众人之美，他还是要求大名们尊重先丰臣后德川的贺拜顺序，于是京都到大阪的大道上又多了许多彻夜赶路的武士，他们先是在元旦对秀赖进行贺拜，有连夜赶回京都，在第二天向家康行礼。就连家康本人也在将军宣下的前四天前往大阪对秀赖进行了最后一次新年贺拜。

很明显，在这个时期，在标志着名分的新年贺拜上面无论是公武双方包括家康在内都尊重着丰臣为先的旧例。

第二件事则要和大名们的实际利益相关了，自镰仓幕府以来，武家的领袖就依靠对地方武士首领的恩赏和土地维持统治，而这里抓取的就是人对名利的欲望。

在名上面，武家的领袖可以向天皇推举武士出任官员；在利上面，武家的领袖则可以分配武士的行知（封地）。没错，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都参与了这两项事务，并且通过对东西军大名的知行大规模分配，实现了大洗牌。但是无论是落实知行调整的知行宛行状的发布主体还是武士官位的执奏人（推举人）都是丰臣家的长者——丰臣秀赖。

这就是因为德川家康此时仍然只是丰臣家最强势的家臣，其作为政务执行者的权力也来自于秀赖，在丰臣公仪体系健在的前提下，秀赖仍然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

从将军宣下到二条城会晤，德川政权逐步去除丰臣政权影响

这种丰臣公仪主导的情况随着家康出任将军发生了转变，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首先大名们名正言顺的停止了对秀赖的新年贺拜，同时家康自从出任将军后，也没有再前往大阪参拜秀赖，可以说发生在1603年2月12日的将军宣下标志着家康正式褪去丰臣家五大老之首的身份，建立起了有别于丰臣家的关白体系的德川公仪。

其次关原战后家康没收、改易了大量西军大名的领地，其中占被没收的大头有宇喜多秀家的备前五十七万石，长宗我部盛亲的土佐二十二万石，增田长益的大和郡山二十万石，石田三成的近江佐和山十九万石，小西行长的肥后宇土的二十万石。而两位一百二十万石级别的大佬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分别被减封到了三十七万石以及三十万石，不过他们吃的亏还是没有丰臣秀赖多，作为丰臣家的统治基础——分布在各国的藏入地也从二百二十万石削减到了近畿地方的六十五万石。靠着这样征收来的七百八十万石——相当于全日本百分之四十知行成了德川家康实现完全上位的最大资本。

家康的次子结城秀康从下总十万石转封到了越前北庄六十七万石，四子松平忠吉由武藏忍十万石转封尾张清州五十二万石，井伊直政的上野箕轮十二万石被转封到近江佐和山十八万石，奥平信昌则从上野小幡三万石成了了美浓加纳十万石之主。

上面貌似是一串的数字游戏，但其实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游戏，这里藏着德川家康环环相扣的三个暗招，第一就是通过削减转，压制丰臣势力，这里面得来的大量土地就成了德川家康进行封赏的资本。具体来说原本西国中国的外样大名比如说毛利辉元被压制到了更偏僻的地区，这就是家康的第二招。至于那些剩下来的土地则被封给德川家的一门谱代，而这些土地主要就集中在江户和京都之间，换言之从江户到京都的上洛通道，通过德川家的一门和谱代的受封成了一条无障碍绿色通道，这种优势也在后来的大阪之役中有所表现。

不过即使是大范围的调动了大名的领地，有一点还是表明了丰臣势力在这个时段仍有相当影响力，因为关原之战后的封赏名单中，只有两位谱代大名的封地在山城、大和、河内、摄津、和泉、近江、丹波、播磨这所谓的上方八国里面，而恰恰丰臣家仅剩的藏入地都分布在这些地方。

从东京到大阪

这种情况直到关原之战结束三年后才发生了变化。因为家康把将军的位置传给了秀忠，骏府也就成了新的大御所居城，为此原封骏府的内藤信成被转封到了近江，有了第一次自然也会有第二次。开头说的名古屋筑城也是因为德川义直转封名古屋四十七万石。随着后续转封和筑城的进行，对于大阪的丰臣秀赖也就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包围网。但即使如此，家康对秀赖虽然忌惮却也不敢将包围网收缩到更小的山城、大和、河内、摄津、和泉等近畿五国之内，这也说明了在这个阶段德川公仪影响力不断增加，但是丰臣公仪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丰臣家部分西国的藏入地虽然已经被转封他人，但还是有秀赖从那里获得收入的记录。

而相对于武士们的态度，公家对于秀赖的支持则更为长久，前文提到的新年贺拜，即使在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之后，来自天皇的使者还是会在每年元旦叩响秀赖家的大门，而对于武家的官位执奏权，德川家直到1605年才从丰臣家手里拿了过来。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在京都的公家心中，丰臣政权仍是掌管天下的政权。

甚至于家康就任将军后的第五个月，德川家和丰臣家之间还按照丰臣秀吉的遗愿，达成了联姻，家康的孙女千姬和秀吉的儿子秀赖顺利成婚。这件事加上一年后家康还亲自在丰国神社主导了秀吉的七周年临时祭，使得许多人思考德川家出任将军，丰臣家就任关白的可能。

从二条城会晤到大阪夏之阵，丰臣公仪的彻底凋零

不过这种可能性随着1611年家康上洛并在二条城与秀赖会面彻底消失，根据德川近臣本多正纯写给江户同僚的书信描述：秀赖尊呈御礼于大御所大人。这标志着秀赖第一次向家康行了臣礼。更关键的是此时在二条城之中有着包括细川忠兴、池田辉政、福岛正则、岛津家久、前田利常、毛利秀就、加藤清正、浅野幸长、锅岛胜茂等二十余位位国持级别（领地在一国或以上）的北国、西国大名，秀赖的态度很快就会传遍整个日本。

二条城中除了发生过秀赖和家康的会面，还有一件事影响到了日本的政治格局，那就是在场的大名们缔结了三条誓约：

一、信奉自镰仓以来的武家法度，并坚决遵守江户幕府新制定的法度

二、各国不可藏匿违背法度或忤逆上意之徒

三、各大名所招纳的武士中如有反叛、杀人者，必告其罪，其他大名也不得招纳

这就是后来江户幕府统治基础《武家诸法度》的前身，这些条约的落实也标志这德川家的统治得到了书面的认可，即使秀赖并没有在上面署名，但是丰臣公仪也在这次会晤之后彻底滑落谷底，它最后的命运也就是等待着一次清算比如说——大阪之阵，然后被成为历史的一页。

可以说关原之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从双元统治到一元统治的过程，从1600年关原之战的结束到1603年家康出任将军，这时候是典型的丰臣德川双重公仪存在的时代，而且因为关原之战很大程度上是丰臣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因此在针对战败方的处理还没完成前，丰臣公仪仍然占据着名义上的领先位置。

而当家康完成了最后一个西军势力岛津家的处理后，他也就顺理成章的登上了将军大位，也正是从1604年开始，武家和公家一早一晚，一快一慢转变了态度，并且伴随着大阪包围网的形成，德川公仪渐渐的超过了丰臣公仪。

等到1611年，家康借着后水尾天皇继位的契机，成功在二条城与各大名达成了效忠誓约，并和秀赖确定了君臣名分，这之后一直到1615年的夏天，大阪夏之阵彻底打掉了丰臣家残存的希望，从此日本进入了德川家一统天下的时代。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