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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唐帅（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
如果给神话传说一个定义，似乎很难将其与真实历史联系起来，然而“眼见未必为实，耳听未必为虚”，历史，似乎就在虚实之间。在甲骨文未发现之前，国外学者一直质疑殷商时代是否真正存在，殷墟的发现使得这种质疑转向了夏代。那么，比之夏代更为久远的中国五帝时期是什么样子？似乎也只能从神话传说和文物遗迹中管窥一二。的确，神话也好，传说也罢，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但它们并非与历史毫无关系，因为以辩证的方式来说，神话和传说可以反映一定的历史风貌。如此说来，中国五帝时代的传说又是如何反映那一时期的风貌呢？近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逯宏博士的专著《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历史，这对先秦文学甚至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值得思索与借鉴的内容。
该书正文五章涉及到四大问题。
首先是对昆仑神山、轩辕古国、幽都鬼府的三界地理考证，这对应了神话传说由神至人到鬼的逻辑线索，同时也提供了研究对象的时空背景。远古时代的制度也好，文化也罢，如果没有具体的地域范围，似总沦为空谈。作者能够结合文献与考古相关资料，对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进行详细考证，这种“化虚为实”的尝试与手段是文史结合的具体表现，同时更为文学“虚构”提供了现实依据。由此便可知晓，《中国五帝时代》绝非“自说自话”式的作品，而是理论意义兼具现实意义的著作。
其次是维系族群团结与稳定的制度。该书在考证昆仑神山、轩辕古国、幽都鬼府的地域范围基础之上，从婚姻与五行两大角度论述了维系部族关系的方式、手段。作者从考古学角度分析红山文化玉龙和玉凤共出现象，认为该文化区域五千余年前龙、凤文化同时存在，并由此阐释龙族团内部的龙凤婚盟。在其看来：早期龙凤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先夏人和先商人，他们分别是龙凤两族的一支。同时指出，早期龙凤婚盟族人辈分无法按父系计算，所以孩子通常随母亲生活在舅舅的氏族里，从黄帝至大禹约一千余年的时间里，龙凤两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者更是通过考证丑女嫫母、嫘祖、西王母等相关传说，认为嫘祖、方雷氏、嫫母、西王母皆代表同一族群，她们与黄帝的婚姻，只是同一传说的不同版本。继黄帝之后的另外一个伟大君主——帝喾，在历史当中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有虞氏、殷人、周人的共同祖先，作者认为这是“族外婚”造成的。所谓“族外婚”就是所生的孩子从父姓却从母居，这是造成血缘同根而文化不同源现象的根本原因。对于“四妃”说法，作者亦作系统梳理，黄帝有四妃，帝喾亦有四妃，神话传说中的婚配关系看似并不可信，但又切实表现为用婚姻关系维护族群稳定的有效手段，并不能轻易否定族团内部互为婚姻的制度。除婚姻制度之外，原始五行制度亦是维系各主要族群的重要纽带。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普遍认为和神秘之学有关。作者由“五龙抢珠”的传说入手，通过红山文化当中的“玉雕龙”揭示“玄珠”内涵，继而指出太史公所谓“建立五行”与“黄帝四面”所指相同，原始五行应是中国最早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实质就是文献中所谓的“禅让制”，《中国五帝时代》则命名为“五官合议制度”，即：东、南、西、北四方部落首领交汇于中央，建立四方酋长加中央首领共同联盟的制度。对于“黄帝四面”“建立五行”或者“禅让制”，上古神话传说因年代久远具有模糊性和神秘性，而先秦诸子的不同解释更为本就模糊神秘的传说增添了争议性。作者通过红山文化遗存、陶寺遗址考古成果，赋予古史传说新的内涵，力争还原历史真相，具有开创意义。
再次是黄帝族团与炎帝族团的激烈碰撞。在作者看来，尽管“婚姻”和“五行”两大制度都是维系族团内部族群关系的重要纽带，但本质上与原始禅让制同构，随着父系权威的日盛，族群内部矛盾并未因两大制度的制约而愈发和睦，而是矛盾渐显，大约到夏禹时代，中原地区的原始五行制宣告终结。作者由此开始论述冲突，并通过系统梳理战争神话和灾害神话，认为阪泉、涿鹿之战与水旱灾害有关。值得称赞的是，作者能够结合北方环境考古（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的相关成果，使5000多年前北方的旱灾成为相关神话传说的现实依据。 本书认为：大约5000年前，北方草原遭受了严重的旱灾，黄帝所带领的龙族团迫于生存压力挥师南下，由此炎黄二帝展开了阪泉、涿鹿之间的战争。从考古文化学角度看，自此之后，北方红山诸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均走向衰落，而中原龙山诸文化逐渐兴起，这也印证着龙族势力进入黄河流域，历史舞台的中心由冀北涿鹿沿太行山向晋南陶寺推进。作者还通过梳理共工与洪水、颛顼和“绝通天地”等相关传说，分析了炎帝、蚩尤后裔对黄帝后裔复仇的纠葛。由此确实如作者所言，《山海经》等看似荒诞的上古传说，隐约有真实的历史影子。
最后是信仰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者系统梳理伏羲和女娲的相关传说，根据相关陵庙、像石的时代、地域等特点，考证出战国时期楚人信奉女娲，并由此追溯颛顼以至于黄帝，认为北方的黄帝族群信仰女娲。同时，作者系统考证红山文化中的女神崇拜遗迹和圆形祭坛，认为前者或和女娲相关，后者似和补天相关。这种结合神话传说、历史文献、考古遗存的论证方式，着实令人信服。对于炎帝族群的文化和信仰，作者通过考证伏羲和八卦，根据“华胥履迹生伏羲”与“姜嫄履迹生后稷”的相关传说，认为伏羲与华胥氏、姜氏关系密切，更进一步确定伏羲最初是华族崇拜的祖先神，因此八卦属于黄河流域古代华族智慧的结晶。
《中国五帝时代》所涉及到的四大问题，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创新与总体成就。五帝时代因材料所限一直令人有虚无缥缈之感，但作者通过解析相关神话传说，将一幅远古时代氏族社会生活与文化信仰的图景形象生动展现给读者，文学层面的神话传说与历史、考古层面的考据考证相互结合，在虚构与现实之间层层递进、游刃有余的分析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的价值已然颇高。而该书的研究方法亦值得借鉴学习。
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三重证据法、考古类型学，作者还尝试将类族辨物法运用到著作之中，从文化人类学所讲的图腾入手，侧重分析器物形制或图案所蕴含的审美及原始宗教信息，并借此探求原始族群划分及其与上古神话传说的联系。正是通过类族辨物法并结合文字学，作者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华即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黎通藜，是一种可以食用的草本植物；苗，指尚未开花结实的禾类植物，或植物之初生者。从名字上判断，除姜氏外，华族主要是原始农业族群。这种有意的新理论尝试，从宏观角度说，为偏于虚构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现实基础；在具体研究中，与隶属游牧文化区的黄帝部族之间进行比较，对地域文化差异进行了合理的阐释说明。
作者尤其善于运用学科交叉寻找学术创新点，进而体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先秦文学研究，特别是神话传说研究，因材料所限，如果仅从文学本体出发，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因此，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类学的兴盛，将文学放在大观的研究视野之中成为学术的一种倾向。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不仅可以使文学现象得到合理科学的解释，更可以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新方法与新思路。作者充分结合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文字学相关成果，对“炎黄大战”、“黄帝四面”、“绝通天地”等玄妙的神话传说进行客观而理性的分析，涉及到地理、制度、信仰等诸多层面，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又进行纵深方面的开拓，这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种创新思维更是值得肯定。
此外，本书还善于用计量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作者在正文五章之后，附录其统计的资料和图表，通过伏羲女娲的陵庙分布表、出土概况表、时空比较表、女神像等表明炎黄两大族团的信仰问题；通过地形图、相关文物遗迹图表等表明地域、制度、文化等问题。这种方式直观明了，可视为文字叙述之外的客观合理补充。
难能可贵的是，从读者角度来说，《中国五帝时代》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意思”。“有意义”代表着学术性；“有意思”代表着趣味性。正襟危坐固然能够体现学术的庄严与神圣，但正襟危坐之外，一本专著还可以做到“有意思”实在很不容易。逯宏博士的专著，正是这种适合在闲暇时细细品味的“有意思”的著作，但在读者慨叹“有意思”之后，更可以带来学术方面的思考。因此，这本书不仅适合同行学者阅读，亦适合普通大众阅读。《中国五帝时代》作为学术性著作，充分结合文学、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等相关材料，有理有据。因此，神话传说中那种神奇灵异的故事，史学中正襟危坐的思想，考古学中抽象的遗存和形象的文物，仿佛以一种生动形象的全新面貌向读者走来。红山文化不仅仅是玉龙玉凤和某个地域，它还与黄帝大战炎帝、龙凤婚盟、五行学说、绝通天地有所关联；共工与洪水神话也并非简单的文学艺术，它更与炎黄后裔之间的矛盾冲突息息相关。
如此，看似与真实历史跳脱无关的神话传说，其实正是真实历史艺术化的结果。“眼见未必为实，耳听未必为虚”，神话传说作为处于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历史，在《中国五帝时代》当中得到最全面的展示，值得学者参考借鉴。
来源：新华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