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大家好，我是京师玩儿主，今儿和各位聊聊老北京的“四大钱庄”.
在晚清民国时期，老北京有首民谣，其里面儿形容一个人有钱、或者有身份和地位，就会说他“腰缠四大恒”。这里的“四大恒”，指的就是当年京城4家最有名气、最有实力的，字号中带有“恒字”的钱庄，它们分别是恒和号、恒兴号、恒利号、恒源号。关于这四大恒钱庄，最初创始人的说法，目前有两种，一是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说是郑氏十七房中的郑世昌。在清康熙年间(1662-1772)，在京城东四牌楼开设了这四大恒银号；第二种说法是据尚缓珊的《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和《宁波帮大辞典记载》中：四大恒，是一位姓董的浙江省宁波慈溪商人，集资所开。其实这二种说法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四大恒起初时，本身就是以集股的形式所开设的。这就是说，最早时是由郑氏开办,而后转让给董姓；或者说这二位为合伙人，而董姓是大股东兼主持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早期宁波的钱业商人。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 从这里您就就会发现，四大恒名义上是四家，其实是一家，它们背后的投资人，都是宁波慈溪人，故此它们都可以归为“慈溪集团”这一家企业。说到宁波钱庄，它们起源于明中晚期，繁荣于清乾隆至民国时期。据统计，当年明朝的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庄、钱铺、银号等金融服务机构应运而生。到了明代中晚期，铜钱、纸钞和银子共为市场上的主体货币，当时还有很多外国的银元，也被普遍使用，这样就催生了兑换的需求。它们之间的兑换过程，总是有利可图的。宁波钱庄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
随着中西方外贸和国内商贸的不断深入，钱庄业逐渐从单纯的货币兑换分化出借贷、清算等功能，“到了（明朝）末年，钱庄已成为一种近代金融机关。它们不但可以兑换铜钱和金银，还能对顾客提供积极的放款和取款业务。老北京著名的“四大恒”，就是早期宁波钱庄对北京巨大影响力的一种体现。它们的铺面，全部集中在北京东城区东四牌楼附近。其中恒利号是主店，它在东四牌楼东大街；恒和号在东四牌楼北侧路西；恒兴号在隆福寺胡同东口，恒源号位于东四牌楼东侧路北。
那为什么它们会选择在这一带开设呢？这还与其这里当时独特的地理优势有关。在清朝时期，北京内城共有九座城门。四大恒钱庄所在的东四，毗邻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朝阳门：是外地漕粮进京的主要通道，京城官民的口粮基本都来源于此。其附近，还设有几个大型粮仓。东直门：是外地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进入京城的主要通道，京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都要依赖东直门。崇文门：是著名的税关，外地商品进京，都需要通过这里集中纳税。因此东四附近，可以说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从而为银号的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并且由于当时正逢康乾盛世，繁荣的经济，又为“四大恒”的发展提供了天时。长此以往，东四便成为了一块南来北往货物的集散地，这里人烟稠密，商业活跃，从而催生了钱庄、票号等产业。
这四大钱庄，其独到的经营理念，这也是其成功的关键，这点也体现在他们的命名上，即：“和”、“利”、“源”、“兴”、“恒”五个字中，这里面儿孕育着“和为贵、利为基、兴旺发达、源远流长、永恒于市”的深刻内涵。举个例子来说，如当年四大恒发行的、市场上广泛流通的“银票”，就解决了当年金属货币携带不便和运输的安全问题，从而为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些个独特的经营方式，使的四大恒，很快声誉大振，并风靡北京。即便在清朝后期的连年战乱时期，四大恒的买卖依旧兴旺，银票照兑不误。再加上由于资金雄厚，信誉上佳，深得客户信赖，所以在当年，它们被视为北京金融业的翘楚，并成为京城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四大恒钱庄，在业务经营范围上，也各有侧重点，这样一来，它们彼此之间就避免了无序竞争。如恒和号：面向的客户都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它们专门负责这些大户的存放款业务。久而久之，“腰缠四大恒”便成为有钱人的象征。恒利、恒源两号：专负责抵押和放贷商款；恒兴号：主要为各大商号提供服务，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号、粮食铺、典当铺，都向它借贷银两。另外,四大恒，不仅仅只做钱庄，它们还做包括银号、银楼、绸庄、典当等行业。每一恒就有四家, 四四一十六家,它们之间因同乡关系，从而相互构成了紧密的商业集团。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四大恒的文献资料，都是以四大恒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这同族血脉、同乡情谊，是联系四大恒的纽带，也是四大恒，能兴盛200多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乾隆年间，清廷征讨大小金川时，四大恒还协助过清 *** 收纳捐官款项，垫付过巨额的军饷。由于与清 *** 关系紧密，自然也能在协助官方收纳税款时，获取稳定的利润。 在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进直隶，导致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持有银票的人纷纷到银号兑换现银。集中挤兑，造成了二百多家银号倒闭。而“四大恒”凭借雄厚的实力未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四大恒作为民间多年信誉卓著的钱铺代表，为清 *** “钞票”的发行提供了担保。
然而，四大恒钱庄平安度过了无数次经营上的风险，却没有逃过战争。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在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四大恒亦未能幸免，也全遭到了侵略者的洗劫。这对于四大恒钱庄来说，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并且此时的四大恒，还在努力为客户兑换银票、偿还债务，结果导致资产所剩无几，最终只能被迫歇业。当时担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即: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都四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
战乱过后，也就是1901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回到京城，为了安抚人心，特意召见陈夔龙，由官方出面，拿出100万两银子，对四大恒钱庄进行救济，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这样的待遇，也进一步体现了四大恒跟官方的密切关系。在官方的帮助下，四大恒钱庄重新开始经营，一点一滴恢复元气，打算东山再起。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后来的时局，还是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
在1909年（宣统二年），本就元气大伤的四大恒再遭厄运。当时由于清廷国库空虚，于是就由内务府出面，向四大恒钱庄借了300万两白银，并出具收据，承诺日后归还。可是那时候的清廷，已经是日暮西山，无力回天。没到两年，清 *** 就被国民 *** 所取代，四大恒钱庄的这笔巨额借款，自然也就再无处追讨了。在这样的打击下，四大恒钱庄中的三家，纷纷倒闭，只有恒利号依靠自己家开办的金店，又侥幸存活了一段时间。到了1928年（民国十八年），董氏关闭了北京恒利金店，将资金转移到天津恒利金店，与浙江同乡共同合资经营。到1949年后，天津恒利金店被收归国有，从而彻底结束了四大恒钱庄的历史。
那好了，今儿呢，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咱们回头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