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致力于明清文献与对外关系研究，文章散见《新华文摘》《人民政协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中国道教》《中国博物馆》《文献》《文史知识》等国内外报刊。

【作者说】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透过一幅幅历代画师的匠心之作，我们可以窥探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为当下的生活提供参考，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京华”的悠悠往事。

原标题：《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中的元日气象

民间的岁朝清供之俗

“岁朝清供”之俗，乃是上古时期百姓祭祀神明的遗风。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猪、牛、羊等“三牲”逐渐被香花、果品所取代。汪曾祺先生的《岁朝清供》也曾提及旧时文人之家的清供之雅，也提及了百姓之户的“看青儿”之趣。当然，在我们的冬日生活中白薯秧、白菜花也常出现在北京人的阳台和室内，虽不及梅花、天竹雅致，却也能给枯燥单调的冬日生活带来一抹绿色。世风如此，帝王之家亦不能免俗：每至岁朝，紫禁城中自然也少不了清雅的陈设。从古玩字画到时令果品，甚至北方少见的香橼，内府皆供应充足，可称应有尽有，不足为奇。那么，身居红墙之内的君主们，在辞旧迎新的特殊日子里，最珍视什么呢？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为例，每岁新旧交替之期，他都会传谕如意馆画师描绘《岁朝图》或《守岁图》等题材。譬如，故宫博物院庋藏的《乾隆帝岁朝行乐图》，就为世人展现出昔日深宫禁苑之内的迎新场景。

《岁朝行乐图》中的元日气象

《乾隆帝岁朝行乐图》属于应时当令的宫廷节令画，通常是由皇帝传旨，由某位或几位如意馆画师绘制；当然，亦有画师不待天子降诏，自行预画进呈。具体到这幅巨制，则是秉承上意之作。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清楚地记录了《乾隆帝岁朝行乐图》的创作时间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系九月初命太监胡士杰传旨，参与画师既有沈源、周昆以及丁观鹏，又有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可谓中西合璧之作，是十八世纪中叶东西方绘画技法融通交流的杰出代表作。全图为绢本设色，纵为305厘米，横为206厘米。画面正上方，钤有三枚乾隆帝御宝，即“八徵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太上皇帝之宝”。在右下方的落款处，写有“臣郎世宁、沈源、周鲲、丁观鹏合笔恭绘”，与上文所引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所载作者之名相吻合。此外，画师姓名之下，尚有两方钤印，分别是“臣沈源（朱文方印）”“恭画（白文方印）”。

在《乾隆帝岁朝行乐图》的殿阁之下、回廊之中画有各式宫灯，渲染出节日来临的喜庆氛围，分外惹眼。图中右下方绘有天子御容：只见弘历怀抱如意，端坐在椅上，脚边有火盆取暖。在弘历周围有六人侍立在旁，即两位皇子、两名侍女，一名拨火侍从，以及一名褐衣男子。值得注意的是：褐衣者手捧托盘，其上放有“玉烛长调”烛台与“金瓯永固杯”等物，乃是新年元日“明窗开笔”之仪所用，再次点明了《乾隆帝岁朝行乐图》的时间线索。作为整幅画面的主人公——乾隆帝的神情颇为放松，远望庭中的小皇子们：他们有的在前院点燃爆竹，有些在廊下观灯，还有一些在后园戏雪玩耍；凡此种种，都围绕着岁朝行乐这一主题。彼时的弘历似乎超脱出君主的身份，融入岁朝欣喜的环境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清高宗，化身为一位慈父，享受着片刻的“平凡生活”。

画面上方松林掩映，水笼寒烟，一派冬日气象。在后园庭中，几位小皇子和伴读正在堆雪玩耍，确切地说是“堆雪狮”，引得众人驻足观瞧。这看似孩童嬉戏之举，实则是画师们有意为之。在古代，每逢落雪时节，“雪狮”必然出镜，尤其是皇家格外钟情于斯。生活在宋元易鼎之际的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写道：每到降雪之时，南宋宫中有名为“后苑”的机构，负责“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花、雪灯、雪山之类，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我们今天常见的“雪人”，其实是近代以来的“舶来品”，因造型简单易作，逐渐替代了传统的“雪狮”。不过，至少在清代，落雪之日仍是“雪狮”的天下。譬如，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中记述：宫之中遇到冬日得雪，“每于养心殿中堆成狮象，志喜兆丰”。由是可知，降雪堆狮的传统宫廷冰雪活动，自两宋绵延至清代，未尝断绝。有鉴于此，沈源等人在恭绘《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之时，才加入了堆砌雪狮的场景，既可以烘托出欢快气氛，又迎合了弘历标榜清朝法统得位之正的心理需求。

皇子绕膝与乾隆帝的遗憾

除了主人公清高宗之外，在《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中最惹眼的，当数活跃在画面上的诸位皇子。不过，笔者将这幅绘于乾隆十一年的，与故宫博物院庋藏的另一幅由唐岱、陈枚以及郎世宁在乾隆元年（1736年）所绘《乾隆帝岁朝图》进行对比，发现图中皇子人数有所增加，其年龄亦随之增长。

查阅史料可知，截至四位画师承旨绘制此图的乾隆十一年九月，弘历膝下的皇子共有七人，分别是皇长子永璜（雍正六年生）、皇三子永璋（雍正十三年生）、皇四子永珹（乾隆四年生）、皇五子永琪（乾隆六年生）、皇六子永瑢（乾隆八年生）、当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出生的皇七子永琮，以及当年七月十五（中元节）出生的皇八子永璇。可以想见，郎世宁等人在创作《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中的诸位皇子之际，在形象上应该参考了上述皇子的样貌。值得注意的是：皇次子，也就是嫡皇子永琏在乾隆三年（1738年）夭折，关于其是否出现在《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中，存在不同的观点。雍正五年（1727年），弘历与富察氏在紫禁城西二所完婚，三年之后在藩邸诞下了嫡长子，由清世宗胤禛亲自赐名“永琏”。按照《清史稿》《清皇室四谱》的记载：乾隆皇帝登基后，密定永琏为皇储，“缄其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然而，被父皇寄予厚望的永琏在乾隆三年夭折，殇年九岁。乾隆帝悲痛欲绝，公布了当年秘密立储之事，追赠永琏为端慧皇太子。是故，在乾隆十一年，画师们绘制《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之时，端慧太子永琏已薨逝。按照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的说法，站立在乾隆皇帝右侧的“持戟皇子”即永琏，一方面是其位置与乾隆元年的《乾隆帝岁朝图》、乾隆三年的《乾隆雪景行乐图》中永琏的位置一致；另一方面，其服饰也明显异于其他皇子。

笔者认为：中野的说法存在合理性，即从服饰上看，“持戟皇子”的确与众不同，确系嫡皇子。但不能将其简单地与某位皇子画等号，而是代表着一个合法的、正统的嫡皇子形象；具体而言，是永琏与其胞弟永琮的结合体，是画师借鉴永琏形象创造出来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形象；此举也完全符合乾隆皇帝“弟续兄统”的立嗣思想。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初八，富察皇后再次诞下了第二位嫡皇子——皇七子永琮。弘历认为：佛诞日得子，实属大吉之兆，“深惬朕心”。按惯例，皇子满周岁才会赐名；或许是为了纪念永琏，乾隆破例提前为皇七子赐名“永琮”，足见将之视为胞兄端慧太子的影子，认为再得嫡子实属“天意钦承”。折射到《乾隆帝岁朝行乐图》的画面中：尽管永琏已然离世，但其弟犹在，故图中仍出现了兼采永琏、永琮兄弟特征的“持戟嫡皇子”。这种做法也流露出乾隆帝子嗣繁盛，法统不绝的心理；毕竟在《乾隆帝岁朝图》和《乾隆雪景行乐图》均有嫡皇子永琏出现，倘若与之一脉相承的《乾隆帝岁朝行乐图》缺少了这一关键因素，甚为遗憾。当然，由于永琮尚在襁褓中，为同此前两幅“祖本”保持一致，故在《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中持戟嫡皇子的年龄、容貌更接近永琏。这种艺术处理手段，既彰显了永琮与众不同的身份，也兼顾了弘历对端慧太子的追思。

新年元日的“明窗开笔”之仪

如前所述，彼时的乾隆帝膝下共有七位皇子。尽管我们很难将他们与《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中的孩童逐一对应，但这些皇子、伴读们在万象更新之际，用欢乐和笑声给平日高高在上的清高宗弘历带来了难得的天伦之乐，确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政务繁忙，唯有在岁末“封笔”期间，可以享受着难得的闲暇时光。遗憾的是，“年假”总是短暂的。自正月元日子时，皇帝便要郑重地进行“明窗开笔”之仪，恢复正轨，批阅奏章。

该仪式设立于雍正朝，原本较为简单；至乾隆时期，弘历将皇阿玛的俭朴风格抛诸脑后，“明窗开笔”所用器具极尽奢华、考究。首先，弘历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西南角的“明窗”内，隔间之名取自《尚书·舜典》中的“明四目，达四聪”。其次，天子亲自点燃名为“玉烛长调”烛台，即《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中褐衣男子所托之物。此台不只一支。在乾隆四年的《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记载了其中一件“玉烛长调”，构建包含玉兽、玉梅花盘、珐琅稳瓶、珐琅挺、鎏金铜座，涵盖了玉、珐琅、铜等材质，足见其工艺之繁复。第三，使用镌刻有“万年青”或“万年枝”铭文的竹管翠毫笔、紫毫笔，在香炉之上熏上一熏。第四，以朱笔、墨笔分别在御用笺纸之上写下新年的吉语。最后，由君主亲自端起黄金打造、周身点翠的“金瓯永固杯”，饮下杯中的屠苏酒，以期达到祛邪扶正的目的。与“玉烛长调”烛台一样，金瓯永固杯亦出现在《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中，且不只一件，选料都极为考究。以乾隆四年的“金瓯永固杯”为例，使用了黄金二十两，大小珍珠十一颗，大小红宝石九块，蓝宝石十二块，碧玺四颗。金杯外壁满錾象征着吉祥喜庆的“宝相花”，花蕊以珍珠及红、蓝宝石为主。沿着口沿的一圈錾刻“回形纹”，并在居中位置錾有篆书字款：一侧为“金瓯永固”，另一侧则是“乾隆年制”。两侧有夔龙耳，龙头之上镶嵌有珍珠，寓意乾坤在握。杯身采用三足鼎的样式，三足皆为象首，寓意江山永固。

无论是《乾隆帝岁朝行乐图》，还是新年元日的“明窗开笔”仪式，都寄托着乾隆帝祈求盛世常在、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而金瓯永固杯、玉烛长调烛台等器具，正是“普天玉烛调三界，建极金瓯巩万年”在现实中的缩影，为后人了解乾隆时期的岁朝景象提供了参考。

文丨林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