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当西方社会科学伴随着 *** 和枪炮来到中国之后，接受与不接受的矛盾纠结心理是近代中国知识阶层永远的痛，全盘接受和全面排斥的选择都在历史检验中被彻底抛弃了。正如鲁迅先生而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道路，至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只能通过一代代中国人的社会实践来不断辨别，检验者只能是一切热爱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所有人。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建设性和整体性，即使面对外来的陌生人或居心叵测的野蛮人也会讲究怀德抚远的策略试图从他的长久利益出发努力将其纳入整体性文化体系中来。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永远不可能一帆风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我们认可的事物发展规律往往会被意外或少数人骨子里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而搞得面目全非。
传统中国向来尊重胜利者，然而像屈原似的伟大失败者同样也是我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屈原的精神气质是传统中国知识阶层永远无法抹去的无形的精神图腾，忧国忧民的先行者是每一个熟谙中国文化者的必然追求，只不过，有的人在适宜的历史阶段上做出了正确的诠释以至于为后人所谨记，有的人则因种种因素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无声无息。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求仁未必得仁，具体人物的历史定位往往需要后人根据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体情况来确定，再由后人的后人根据彼时的新情况而不断调整完善。
正所谓国危思良臣，事难盼能吏，盛世念先贤，乱局恨逆贼，自古使然。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人也许更懂得天下一统的优势，经历过上百年的屈辱历史，感受到外敌入侵和军阀割据的切肤之痛者才会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同样身逢乱世的罗贯中面对错误选择的路径依赖下的无解之局，将目光放在了同样面临着民族选择的十字路口的三国时期，我们才得以了解历史上的争斗风云，而罗贯中的历史局限及其社会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两段历史如何在他的如椽大笔下挥洒自如。至于三国中我们耳熟能详的诸多历史人物，都因为这段奇遇而成就了别样的人生轨迹，当然，信史与野史的交融并不局限于此，再者说，即使纯粹的信史本身，由于写作者的意识形态或个人考量也未必就一定比老百姓口口相传的野史可靠，正如《明书》与《明史》自然可分高下，大禹当然不是喝洋墨水的专家考证的是条虫，了解《后汉书》《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形象差异对于我们认清当下大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