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俄乌战争是美帝霸权从衰落向崩溃的临界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右派和进步左派各自内部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分裂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选择：是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为之殉葬？还是走出一条解放自己与解放全世界的新道路？”
从2月24日开始的俄乌战争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最初在政治、战略、战役、战术和技术细节上的“战争迷雾”都已经随着时间基本消散干净。虽然现在谈论结束战争的具体方式为时尚早，但是三个月的历史已经能让我们从军事上总结一些相当宝贵的经验。
本文的重点不是向诸位读者报告具体的战斗进展状况，而是希望能总结出一些一般的，通用的历史经验，帮助大家对俄乌战争和相关问题进行独立的、冷静的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结论。本文有如下几个目标：第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分析乌俄双方军事思想的演变，重点是乌克兰武装力量放弃机动作战转向堡垒防御的变化，和俄罗斯军事思想从盲从迷茫走向涅槃重生的历史轨迹；第二，本文将带领读者破除西方媒体的宣传，探讨俄罗斯在本次战争中的三个重大战役决策，即“基辅大佯攻”、“北乌大折返”和“东线大围歼”。第三，本文将梳理在此次战争中彻底破灭的二十一世纪“军事神话”，包括“坦克无用”、“未来步兵”以及先是被捧上天再是被摔下地的“混合战争”。最后，本文将对本次俄乌战争未来的可能进程做出预测，并简述俄乌战争对于中国阶级斗争的政治意义。
乌克兰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的堕落
乌克兰武装力量原本是苏联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武装力量逐渐退化削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乌克兰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无法承担养护核武库的成本。另一方面，苏联刚解体时的乌克兰左右逢源，是俄罗斯和西方共同拉拢的对象，并不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乌克兰军事工业中生产战略武器的高端部分虽不复存在，但是生产基本常规重武器（如坦克、装甲车、战术导弹、火炮）的能力仍然通过对外军售市场被保留了下来。乌克兰军事工业的完整程度要超过印度。
在2014年乌克兰政变以前，乌克兰的军事思想和战役法并没有重大变化，基本上还是继承了苏联时代大纵深机动作战的传统。这首先是因为乌克兰并没有明确的国防压力，其主要假想敌俄罗斯和波兰的入侵企图极低，乌克兰也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和动力。另一方面，长期武备废弛的状况也不利于军官团的培养，更不要说提出和践行新的军事思想。在政变之后与顿巴斯两共和国民族自卫武装的冲突中，乌军仍然试图用大纵深穿插的方式分割民族自卫武装。比如，在2014年到2015年的杰巴利采沃战役中，乌军装甲部队突入杰巴利采沃这个连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交通枢纽，试图进一步向东南方向突击，彻底分割两共和国之间的陆上联系。这一战役行动直接继承自苏联时代大纵深战役的传统。即在火力侦察部队打开突破口之后，后续装甲部队迅速达成突破，摧毁敌军后方补给和系统，同时卷击敌军侧背，最后将包围圈中已经失去补给乃至失去组织和指挥的敌人彻底歼灭。
起初乌军的进展相当顺利，在两共和国之间打进了一个长20公里、宽10公里的突出部。然而由于突入的乌军久疏战阵、指挥混乱、不得人心，战役的后续协调十分业余低效，乌统帅部甚至没有准备达成突破之后的预备队。再加上乌军大量官兵逃亡和反正，突入的乌军装甲部队被两共和国武装包围歼灭。而就在杰巴利采沃战役发生的同时，一小股乌军占领的顿涅茨克机场却在民族自卫武装十分生疏的围攻下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总结这两场战役的教训，乌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群众普遍敌视自己的地区打机动作战的技术和组织门槛太高。相反，凭借坚固的工事却可以给敌人造成有效杀伤。此后乌军在长达七年（2015-2022）的侵略准备时期就彻底放弃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战役法。并开始转向采用以固守堡垒来大量杀伤敌军从而以拖待变的作战方法。而这次战役法的大转变，与乌军本身的人员阶级组成有着极大的关系。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一支军队的战术战法基本由军队中官兵的阶级构成决定。随着乌克兰法西斯化的加深，针对俄裔民众和俄语区民众的迫害也逐渐加深。乌军中原本大量来自工业化的俄语区的军官和士兵在长期的对峙中纷纷携装备向两共和国投诚或起义，乌军在损失了许多装备的情况下也损失了有能力指挥旅以上战术单位的军官。剩下的军官虽然在政治上趋于可靠即趋于法西斯化，但是其业务能力是明显退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军军官团已经不具备组织数个旅进行统一战术行动的能力，多数旅长级别的军官实际上仅仅具有指挥一个单一兵种营的能力。同时随着乌克兰小资产阶级大量移民到欧洲，乌军的基层军官素质也出现明显的下降。与当年纳粹德国 *** 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争取到了广泛支持不同，基辅政权一直没能和本国工人建立联系，其基层组织和民兵基本上依靠吸收吸收道德败坏的流氓无产者来维持。基辅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并不存在纳粹德国中曾经存在过的短期和局部的共同利益，基辅政权对领土的控制有赖于法西斯组织和法西斯化的特务机关对民众的恐怖统治和外部帝国主义的扶持。
但是乌克兰的流氓无产者以及狂热的亲西方法西斯小资的数量是有限的，水平是业余的，因此靠政变夺权的基辅政权就只能把他们集中在少数几个“拳头部队”里。在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的情况下，这些“拳头部队”的给养和装备就需要乌克兰的寡头来多多帮衬。比如，臭名昭著的“亚速营”就是乌克兰寡头克鲁莫伊斯基（此人也是泽连斯基的金主）大力资助的。这种奇特资源流向形成了乌克兰武装力量战斗力的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亚速营”一类的铁杆法西斯军队和乌军地面部队中法西斯化程度较高的部分，如受过北约集训的海军陆战队等。与我们事先判断的不同，亚速营不是什么“民团”，而是正经的“党卫军”，在装备、训练、补充和待遇上都拥有最高的优先级。但由于其半军阀的性质，乌克兰陆军是无法直接调动他们的，基辅政权对他们的命令也需要征得寡头同意之后才能得以执行。所以这些部队在保卫特定地区和寡头产业的时候会特别有战斗力。第二等级是乌克兰陆军中的常备军和第一批次动员起来的后备单位。这些单位由职业军人组成，其战斗意志与法西斯军官和士官占比呈正相关关系。它们通常有一定的机动能力，也是乌军统帅部能够直接指挥得动的部队。但在乌军放弃了机动作战之后，它们基本上都被拆分成了营级单位被当作救火队填补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比如原本在赫尔松与俄军对峙的第17装甲旅，就被拆分成营，先是被送到哈尔科夫，再是被转移到伊久姆，现在正在利西昌斯克以西被分割包围。第三等级是 *** 在100以后的“乡土守备旅/团”。它们多由预备役人员组成，与乌克兰普通劳动人民关系最近。它们是临时征集的本土防御单位，在本州（面积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内进行固守防御时能够保持最基本的战斗意志，给俄联军造成一定阻碍，但是一旦被调出本州，其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就会随着离乡距离的增加等比例下降。乌军的这种三层结构大大限制了其战役选择。在一个地区的作战中，缺少第一等部队，就难以保证忠诚度，这在面对俄军主攻方向时是致命的；缺少第二等部队，就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员操作重武器（第一等部队数量少，一个重要方向上通常不超过一个旅），从而大大折损防御战的效率；缺少第三等部队，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填补战线。然而，只有第二等部队（正规陆军）可以在战斗意志不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服从调动。如何协调这三等部队的关系是一直困扰乌克兰军事部署的头疼问题。
因此，乌军的防御战准备面临两个约束条件：第一，军官团素质低劣，机动作战能力虚弱，而且乌军并没有自信在机动作战中独立歼灭敌人（指望北约派出地面部队也是原因之一）。第二，协调成分、组织结构和指挥系统均有所不同的三类部队也大大限制了乌克兰武装力量根据战局发展重新部署的能力（而且乌军直到今天也没有进行重大的重新部署）。为了抵消这两个约束条件，乌军选择了将东乌克兰主要城市堡垒化的消极防御战略。
这一战略有诸多好处。第一，城市作战将大大抵消俄联军在数量、技术、组织和士气上的优势，如果俄军被迫进行围攻作战，则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用火力将乌军驱逐或消灭，如果想要迅速夺取城市，则势必付出大量伤亡。第二，建在交通中心的乌军筑垒地域可以有效控制附近交通线。如果俄军进行大纵深作战，对城市围而不攻，则凑不齐足够的兵力同时完成突击和监视的任务。乌军则可以使用炮火和小股部队突袭来扰乱俄军的补给线。第三，城市作战条件下，一个作战单位需要控制的面积小，对防御方指挥官的要求低，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法西斯化后的乌军军官团残暴有余、专业不足的弱点。第四，城市作战可以缩短前线补给堆栈和前线部队之间的距离，躲在医院、居民楼和幼儿园里的乌军不需要从数公里以外的补给站中获取弹药、食品、以及维持战斗意志所必需的酒精和 *** 。这些都可以通过地下交通网络运达。第五，城市作战可以有效绑架东乌克兰地区的人民群众。事实证明，东乌人民极其反感乌军，而乌军也并不把东乌群众当人看。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中，亚速营反复堵塞人道主义通道并屠杀逃离的群众，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将其控制在城内。第六，通过事先划定防区，乌军可以大幅缩短战略调动的距离并减少战略调动的规模，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第一等和第三等部队不宜远距离调动的弱点。
堡垒化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第一，这意味着乌军彻底将战役主动权交给对手，不过这对于幻想北约地面部队参战的基辅当局来讲似乎还不是大问题。第二，放弃在机动中歼灭对手同时也意味着任由掌握空天信优势的对手控制筑垒地域背后的交通线，这一方面阻断了乌军迅速补充消耗掉的人员和装备，另一方面也阻断了被围乌军的撤退路线。第三，筑垒地域乌军的士气完全建立在堡垒“坚不可摧”的设想之上，一旦一个或数个“模范”堡垒群被攻陷，就会严重打击其他堡垒内乌军的信心。如果基辅政权不积极组织对被围堡垒的救援，则也会引发其余堡垒乌军“弃子自怜”的心态，甚至会引起对基辅政权的广泛质疑。
综上所述，基辅政权以全球化寡头为核心的阶级基础，以亲西方纳粹小资和流氓无产者为组织中坚，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对东乌克兰实行法西斯统治，并与前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职业军人离心离德；基辅政权的这四个基本特点决定了，其对战争胜利的全部信心都建立在指望北约派遣地面部队大举救援的战略幻想之上。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军事思想的堕落轨迹。
在整场战争中，乌克兰方面未有数个旅的战略调动，少见整旅规模良好协同指挥的机动防御，少见数个营以上面对有准备之敌的进攻。当被围在堡垒群天天面对俄军优势火力的乌军认识到自己不是在“死守”而是在“守死”时，乌军士气崩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俄罗斯军事思想和国防战略的涅槃重生
与乌克兰一样，俄罗斯武装力量也是原苏联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后的近十年时间内，俄罗斯统治精英幻想以平等身份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在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之后，俄罗斯与西方“接轨”的程度确实提高了，但是这种新自由主义“接轨”却是以俄罗斯几乎成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乃至预期寿命大幅度下降为代价的。用更精准的话讲，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容不下一个俄罗斯大小的国家成为剥削全世界剩余价值的核心国家，甚至容不下俄罗斯成为一个剩余价值净损失较小的上层半外围国家。俄罗斯要想加入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只能当一个不掌握国际市场定价权从而只能廉价出口能源和粮食的外围国家。国民经济外围化意味着要毁灭整个俄罗斯民族在苏联时代以巨大牺牲换来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成为东欧的拉美国家。俄罗斯爱新自由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却不爱俄罗斯。这一切问题反映在军事上，就是九十年代俄军军费紧缩、武备废弛、倒卖装备、 *** 横行的惨状。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俄罗斯无力维持国家的基本统一，导致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借社会崩溃之机遍地开花。俄罗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取得了车臣战争的胜利，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军事实力较苏联时期元气大伤的窘况。
这种状况直到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才有所改观。本世纪初的俄罗斯面临着继续在新自由主义歧途上沉沦还是走独立自主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以普京为首的一代有历史使命感和政治手腕的俄罗斯上层精英在思索了苏联解体以来的诸多教训之后，决定走后一条道路。
对于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历史选择。但是这条道路却是艰辛坎坷的。它不仅仅意味着要压制国内的亲西方寡头以及附庸于全球化的小资产阶级，顶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 *** 的压力，而且还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探索前人未走过的道路。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总体处于守势。一方面，俄罗斯需要消耗相当一部分资源来扫清国内分离主义武装；另一方面，北约背弃对苏联的承诺，吸纳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国，并把进攻性武器装备部署在俄罗斯边界。不过，由于北约集团仍然忌惮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其对俄罗斯的挑衅主要采取蚕食行为的方式，基本上是通过怂恿俄周边小国的傀儡政权或煽动 *** 来运作的。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俄罗斯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数次针对这些挑衅图谋进行直接的军事打击。比如1999年，俄罗斯协助南斯拉夫联盟人民抵抗北约侵略；2008年，打击格鲁吉亚傀儡政权，维护高加索民族自治；2014年，（有限度地）支援顿巴斯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并且收复克里米亚；2020-2022年，帮助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翦除 *** 等。这些行动的规模小，时间短，成效大。这就给了一部分俄罗斯军界人物一个错误的信号，即北约东扩的威胁是现实的，但是北约东扩的目标并不是对俄罗斯实现“政权更迭”。所以，未来俄罗斯的国防主题不是与北约及其傀儡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而是针对极小体量的对手进行介乎特种作战和治安作战之间的低烈度战争。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俄军进行了2008-2012年的谢尔久科夫军事改革。
谢尔久科夫是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长。此人商人出身，未历战阵，迷信市场，崇拜西方，前四个特点也导致了谢尔久科夫自己和其小圈子必然会贪污 *** 。本次军事改革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效仿美军，将基本战役单位由师改编成旅，试图用更佳精炼的组织结构增强针对小规模低烈度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第二，裁撤大量军官，试图减少“冗员”，并效仿西方军队增加士官的比例，并让士官成为基层组织的核心。第三，执行“造不如买”的军备采购路线，直接购进“先进”的西方装备，试图在短时间内提高战斗力。第四，大搞技术市场化和保障社会化，裁撤大量国防部直属的军事院校，将军事科学研究交给民间机构，裁撤大量的后勤保障单位，并把这些人物分包给（有裙带关系的）私营企业，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给俄军的战斗力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师改旅”看起来精简了指挥结构，但是原本师下属的支援单位被上交到了军/集团军一级，打仗的时候需要临时配属，这在与只有步枪火箭筒的非正规武装打低烈度治安战的时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与相同体量的对手打常规战争的时候，这种临时配属的有效性就会在对手的空军、炮兵、导弹和电磁作战的干扰中急剧下降。同时，一线作战单位的缩减（从师的10-16个营到旅的4-6个营）也大大缩减了陆军装甲和机械化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在常规战争中，缺乏建制内预备力量的旅级单位在遭受损失后会迅速失去战斗力，必须用一个新的旅级单位轮换；原有旅级单位的非一线单位就相当于被“浪费”掉了。而师级大单位则会坚持更长的时间。第二，俄军原本的基层指挥工作主要是由军官负责的，士官的作用并不突出。这纯属俄军的组织传统，在战场上并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谢尔久科夫的改革在裁撤掉大量军官后却没有建立与美军类似的士官培养体系，导致能干活的军官少了，不知道该怎么干活的士官多了，这既造成了军官团的不满，人人自危，也直接加重了基层军官的指挥负担，而且军官阵亡或负伤后就会有一批单位失去领导。第三，“造不如买”的军备采购路线丝毫没有起到鼓励俄罗斯国内军工企业相互竞争的效果，反而抽走了俄罗斯军工企业的研发资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好大喜功的谢尔久科夫集团向法国购买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结果定金交了，法国又在美国的指挥下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为由拒不交付军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在销售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大量的吃拿卡要、偷工减料、削弱功能乃至留有程序后门的现象，同时溢价极高，华而不实。相反，俄罗斯本土军工企业的国有化程度高，不追求高利润，往往能以极低的价格追平乃至超过西方国家装备的性能。比如，一辆美军现役主战坦克M1A2艾布拉姆斯的价格是俄罗斯高端现役主战坦克T90-AM的两倍，但两者综合性能不相上下。同时，俄罗斯本国军工产业自成体系，拥有长期的技术积累，西方装备与之混搭自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更不用说在购买期间被别人“卡脖子”的事情。第四，俄军的“民间”研究机构和“民营”企业根本不具备相应的研究水准和保障能力，又极易被外国情报机关渗透。把军事研究和后期保障“市场化”、“私有化”，往轻了说就是把军队的战斗力导向转变为利润导向，更现实的说法是将军队的一些重要功能“分封”给利益集团和外国间谍。
谢尔久科夫集团的改革是俄罗斯军事史上的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部分俄罗斯高层人物对俄罗斯国防任务的误判，而且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部分统治精英盲目否定苏联时代军事建设的宝贵经验，盲目崇拜美国军事建设方针的后遗症。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军事实力一再被夸大。第一，“沙漠风暴”中对伊拉克的胜利被简单化为西方军队质量的胜利，完全忽略了萨达姆未能抓住联合国军准备时期的脆弱环节进行突击的错误决策，同时也完全忽略了联合国军拥有比伊拉克多得多的各式武器装备。第二，联合国军的胜利被简单等同于美军的胜利，完全忽略了北约仆从国和 *** 附庸势力填补绝大多数战线的事实。第三，美军的胜利被简单等同于科技的领先，而美军相对于伊拉克“猴版”苏联装备的技术领先又被当作是美军武器装备对苏联现役装备的整体领先。第四，美军的技术领先又被完全不懂军事的美国寡头媒体（CNN、 *** 、 *** 等）和宣传机关（好莱坞和电子游戏制作商）渲染为美军人均战斗力的领先。而最能满足观众对“人均战斗力领先”直接观感的就是流行于本世纪初的“（美国）特种兵传奇”。美军“战无不胜”的假象在全球（不仅仅是谢尔久科夫集团）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一群拿着轻武器的特种兵依靠特种作战技能和后方的“高科技”支援就可以轻松打败诸兵种合成的机械化兵团。所以，作战单位越轻越好，旅比师好；指挥结构越扁平化越好，士官主导优于军官主导；武器装备西方优于本土，买比造好；军事研究和后勤保障市场优于 *** ，外包最好。
通常来讲，一国统治精英越是服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统治秩序，就越是会相信这一套自导自演的宣传。这不仅包括亲近俄罗斯自由派的谢尔久科夫集团，也包括其他一些大国的军事领导。但是，这套美军神话是美国霸权地位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产物。美国自从1812年以后就没有任何保卫本国领土的历史经验，除了相对文明的内战以外，美国之后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国土之外进行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侵略战争。因此就算在美国的军官团中，也从未有过将军事视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要务的严肃传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事实力独步天下，又有北约和非北约系统的仆从武装，而它面对的绝大多数对手甚至不能掌握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美军不再重视传统的大规模常规战争，转而专门经营针对弱小对手的特种战争和治安战争。既然是侵略战争，就一定不能再出现越战式的伤亡；既然是针对弱小对手，就不必专精于机械化装备、炮兵和防空装备；既然是远离本土作战，就不必在乎被侵略国家的平民伤亡；既然普通民众与战争无关，那么大可以把军事文化传播和爱国主义教育交给好莱坞，让他们用漫画化的、轻佻的、追求视觉 *** 的、类似于 *** 的方式去描绘战争。
但是上述四个条件俄罗斯都不具备，俄罗斯面临的是直接的、大规模的、包围性质的军事威胁。俄罗斯是不能逃跑的，就算付出重大伤亡也要打赢战争，否则俄罗斯将面临相当于二战失败加上苏联再次解体的双重打击。俄罗斯的对手不是阿富汗的牧羊人，不是索马里的渔夫，不是伊拉克的农民，而是渴望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东欧和高加索的亲西方小资产阶级，是被北约武装到牙齿的流氓无产者，是拥有苏联遗留下来的大量高质量机械化装备的纳粹匪徒。俄罗斯必须要发展适合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装备体系和组织结构，去有效杀伤这些与自己技术水平相差不大的敌人，并且在遭受伤亡时还能继续保持持久作战的能力。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威胁不在半个地球之外，它们就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里加、纳尔瓦等这些苏军指战员曾为之流血牺牲但今天又被各式纳粹分子占领的城市。而就在这些地方，还生活着上千万沦为二等公民并饱受欺凌的俄罗斯人，这些地方也是其他民族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家园。俄罗斯不能向北约一样动不动就进行无差别轰炸和屠城式的进攻，必须打打谈谈，就算拖慢进度也要维持人道主义通道的畅通。俄罗斯与主要地缘政治威胁直接接壤，俄罗斯人民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俄罗斯必须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可能的入侵。如果美国在侵略战争中失败，大可一走了之，丢掉了美帝国的包袱，美国还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但是俄罗斯如果失败，不仅俄罗斯民族国家将被拆解，生活在俄罗斯周边国家的俄罗斯人也会面临种族清洗（正如最近八年在乌克兰发生的那样），今日俄罗斯统治精英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会不复存在。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每一个曾经历经苦难又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苦难的大民族在危急存亡之际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这个英雄人物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体，还可以是一个民族仁人志士的总和。在认识到谢尔久科夫改革的失败后，尤其在美国资产阶级主流集团（奥巴马-克林顿集团）想要在俄罗斯搞政权更迭的行动愈发明显以后，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高层决定改弦更张，根据现实的军事威胁来决定俄罗斯军事改革的方向。
2012年上任的国防部长绍伊古纠正了谢尔久科夫改革中的诸多错误。比如，停止“师改旅”的改革，并逐步在直面北约的单位中恢复师的编制，充实了编制内的支援单位，加强了持续作战能力。这次在南线突击和马里乌波尔围城中表现出色的第150摩步师就是俄军回归传统编制的重要成果。为了在保留大兵团作战能力的基础上维持一定的快速反应能力，在旅/团以下抽调部分兵力和有经验的军官，在师属支援火力和电子战单位的配合下组建高度合成化的“营战术集群”。营战术集群是一个师的精锐部队，它既可以在中低烈度环境下凭借较高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支援火力独立承担突击敌军纵深的战术任务，如本次战争初期俄军在乌克兰南北的快速突击；也可以在高烈度环境下作为师的一部分与友邻配合承担战役任务，如在马里乌波尔攻城战中与车臣步兵密切配合，以极低伤亡压缩和围歼守军，又如在顿巴斯战役中引导己方优势炮兵火力压制敌军筑垒地域并夺占之。就算营战术集群遭受了相当的损失，全师也能保留继续进行有限进攻的能力。绍伊古也取消了谢尔久科夫时代的“市场化”改革政策，让军事研究和后勤保障重新归于军方控制。俄军的军备采购重新回到了国产化和自主化的轨道。同时军队中的 *** 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在军事装备的发展上，俄军认识到自己不是美军，不能事事都效法美军。面对现实的短板，俄军采取了相当务实的策略。空天军经费不足，战备水平不佳，那就大量使用炮兵和战术导弹来进行支援；制空能力不佳，那就进一步加大防空系统的投入；海军舰艇不足，无法执行远洋打击任务，那就发展高突防能力的反舰导弹；核武器不能随便动用，那就发展高超音速常规导弹作为使用核武器之前的威慑手段。俄军这些看似弥补短板的装备发展计划全部围绕着精确制导武器这一中心环节，技术之间高度通用，可以以较低的研发成本提升多个方面的技术装备水平。同样，俄军多个方面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也集中于一个目的，即强化区域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用各种精确制导武器阻止北约的战斗力量进入战区，或者增加北约重大军事资产（如航空母舰、机场、仓库、指挥中心和行军中的地面部队等）在战区外被击毁的概率。这样，在一场如本次俄乌战争的有限战争中，俄军就能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武器和油料仓库以及训练中心来有效封闭乌克兰战区，从而极大地削减北约军事援助的效能。在未来与北约之间的可能的大 *** 中，俄军也可以在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情况下，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有力的防空系统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己方地面部队提供一片敌方重武器难以进入的安全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俄军装备了足够数量的高超音速武器并有效提高射程，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就很有可能被俄空天军重型轰炸机在俄领空中空射的高超音速导弹突防摧毁。俄罗斯引领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展的趋势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加速航母的淘汰，这也给任何想要通过发展航母战斗群来执行进攻任务但又损失不起航母的国家敲响了警钟。
当然，由于军费开支的限制，俄军的新军事改革不可能做到完美。合成营的编制太小，设计冗余度不足；义务兵服役期太短，无法掌握许多重要的军事技能；合同兵技战术水平高，但是数量少、成本高等缺点至今困扰着俄军。但是俄军建军思想的整体方向是正确的、冷静的，是符合俄罗斯地缘政治状况的。就算是长期沉迷于自己“战无不胜”神话的美军，也在俄军改革的 *** 下重新审视自己只能打治安战的组织结构，开始着手重建师级战术单位。
俄军的三大主要战役决策
从来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像本次俄乌战争一样受到西方主流媒体和主流文人的关注。同样，也从来未有任何一场战争像本次战争一样被上述两者恣意歪曲。西方主流媒体对俄军军事决策的评价极尽污蔑之能事，中国的右派和左派中自称“国际主义者”的挺乌派也对西方的蛊惑宣传深信不疑。在纷繁复杂，真真假假的信息中，他们一惊一乍，时醉时醒。看到一个补给车队被袭击了，就高呼普京完蛋了；听说几辆坦克被摧毁了，就说俄军要被围歼了；读到几个俄军士兵被俘虏了，就说俄军士气要崩溃了；传闻几个将军“阵亡”了（后来又“活”过来了），就说俄军指挥中枢已经分崩离析了。结果，三个月下来，在持续的被围、断粮、解体乃至兵变中，没有任何一支俄军连以上单位被成建制消灭。西方文人和他们的中国左、右两道拥趸们挺乌仇俄，并对战争进程做出错误判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联系远比与世界劳动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们的经济利益依赖于全球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劳动力市场，如果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打碎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全球化小资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但所有这些，仅仅能解释他们为何要扭曲事实，要分析他们如何扭曲事实、编造俄军本来不存在的战争目标并对俄军的战役决策作出荒唐滑稽的误判，就必须从这些人的认知缺陷说起。
西方主流媒体的大多数撰稿人拥有传媒、经济、法律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位，对于军事问题一窍不通也不屑一顾。他们对战争的评论往往基于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假视频和拼接的图片。这些评论，无论其具体内容如何，往往反映了西方文人对西方以外世界的极度无知。在历史上，东欧（俄罗斯）、中东（奥斯曼）和东亚（中国）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从未彻底殖民化的地区。在西方文人眼里，这些地方要么是凶蛮无道之地，要么是腐朽糜烂之邦。他们针对上述三个地区分别构建了“共产主义（东欧）”、“ *** 原教旨主义（中东）”和“黄祸论（东亚）”三种“邪恶力量”的想象。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西方文人们设想的“历史终结”并未如期到来。他们又只好杜撰了“文明冲突论”来进一步强化上述三种“邪恶力量”在西方民众中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眼里，人类历史要么是人类走向西方化也就是走向（他们认为的）文明的历史，要么是文明（西方世界）与野蛮（非西方世界）的正邪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最终会反映在这些文人的军事认知上。他们认为俄国军人乃至俄国人民都是一群毫无感情的机器，上层 *** ，中层怯懦，下层麻木；俄军完全不在乎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伤亡；俄军的军事计划就是“能用人命往里填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直到死的人太多本身成为问题”。中东地区的武装是一群毫无组织的极端暴民，他们只想着死后进天堂，所以毫无战术可言。东亚的黄皮狒狒就只懂渗透和偷袭，在正面战场上一触即溃。随着参加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老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世界就只剩下少数曾在冷战最前沿与苏军对峙过的军官还对世界军事格局尤其是俄罗斯军事传统有所了解，但这些人早就被边缘化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成年的西方文人对西方以外的军事冲突只有两种态度。第一种，当战争的进展经过数道剪裁和扭曲之后最终符合他们对“邪恶力量”的刻板印象时，他们就会得意洋洋地宣布是敌人的邪恶（专制/封闭/保守/落后）导致了他们的必然灭亡。第二种，当战争的进程即使被极度扭曲之后也无法符合他们的想象时，他们就会愤愤不平地指责敌人的邪恶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因此就算现在不灭亡，也会在以后的某个时间以更惨烈更耻辱的方式灭亡。
由于西方全球化大资产阶级掌握媒体霸权，同时与依附于全球化的小资产阶级利益一致，所以就算他们在战场上被俄军的“反介入”能力“拒止”于战区之外，他们也能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宣传俄军已败、速败、至少是终将败的结论。我们对俄军战役决策的判断需要排除这些媒体的蓄意歪曲，从双方现实的力量对比和俄罗斯的真实目标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俄军的第一个战役决策是在开战初期向基辅的进军。这一决策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俄军试图用空降突击的方式迅速瓦解基辅政权，试图实现乌克兰大部和平解放。第二，俄军地面部队在基辅东、西、北三个方向迅速摆出合围和进攻基辅的态势。第三，俄军在基辅周边停留了超过一个月。在西方文人和其中国拥趸们看来，俄军是先败于安东诺夫机场，再败于基辅近郊，最后在撤退途中败于“北乌克兰反击战”。不过我们仔细审视一下俄军的 *** 情况，就能轻易拆穿这些谎言。
首先，俄军在本次特别军事行动中总共集结了约20万地面部队，加上两共和国约4万民兵和车臣方面约1万人的特种部队，总兵力约25万。而乌军战前常备兵力就有25万，经过动员和扩编之后的武装力量约有70万。俄军在不打算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情况下要有效消灭乌军的有生力量，实现乌克兰去军事化，就必须将乌军的大部分力量用各种方法牵制在主要战场之外。而这些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佯攻。
佯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意图问题，俄军佯攻，乌军也不是傻子，也有可能会正确判断俄军的意图，从而采取对应行动削弱佯攻的牵制效果。第二个是能力问题，要在总体兵力一比三的劣势条件下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形成局部优势，佯攻方向的劣势就会远超过一比三。因此佯攻要想起到最大的牵制效果，首先要在主观上做出主攻的姿态，即投入一定量的精锐部队，做出志在必得的部署。其次也要攻其所必救。俄军初期的进攻轴线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条，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向东北方向进攻梅利托波尔、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打通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之间的陆上交通线，与顿涅茨克人民武装会师，并从南面包围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这是战争初期唯一的主攻方向。第二条，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在西北方向夺取赫尔松，威胁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和克里沃洛格。这是一条佯攻路线，其目的是将西南乌克兰的乌军机动力量（主要有第45和第80空中突击旅、第5装甲旅、第35海军陆战队旅、第28和第60机械化步兵旅，还有四到五个乡土守备旅）牵制在尼古拉耶夫附近，同时威慑西乌克兰的第15、第62机械化步兵旅。第三条，从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出发，威胁哈尔科夫。这是一条佯攻与主攻兼而有之的进攻路线。其佯攻意义在于拉长顿巴斯地区乌军主力的北翼，其主攻意义在于为伊久姆地区的突破寻求机会。第四条，经由苏梅和克诺托普，从东面威胁基辅。第五条，经由切尔尼戈夫，从北面威胁基辅。第六条，经由切尔诺贝利从西面和西北面威胁基辅。这第四、五、六三条进攻路线共同构成了战争初期“基辅大佯攻”的核心。
图1:俄军在战争初期的六条进攻轴线
从军事上讲，这次佯攻的架势摆得很足。首先，四、五、六三路共同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向心突击”阵势，这是苏联机动作战传统中最为典型的歼灭战形态。俄军摆出这个架势，就是要向世人宣布其攻击重点就是基辅。第二，为了塑造一个“基辅闪击战”的假象，俄军还不惜血本地对安东诺夫机场（格斯托梅利机场）进行了机降突击。第三，对进攻路线后方的苏梅、克诺托普、切尔尼戈夫仅做监视而不进攻，做出一副在无后方条件下直捣黄龙的架势。上述三个大动作，第一个仿佛是1944年白俄罗斯战役的再现，第二个仿佛是1979年喀布尔空降的再现，第三个仿佛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再现。就算是乌克兰军官团再怎么纳粹化，这些事情还是能记着的，这个架势还是能看明白的。在无法判断俄军向基辅投入的总兵力和预备队状况的时候，基辅政权选择了将机动部队抽调进基辅保卫首都。除了被围困于切尔尼戈夫的第一装甲旅以外，基辅当局在基辅及其附近30公里的近郊集中了至少包括三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机械化步兵旅、三个乡土守备旅以及安全局下属的大量特务单位。就这还嫌不够，还要向基辅市民发枪来“保卫国土”。但就算如此，俄空降兵还是在稳定了机场局势后，与后续到来的机械化部队会合，一度打进了距离基辅市中心只有数公里的地方。同时，俄军还在基辅西南的瓦西里科夫进行小规模空降，并且佯攻日托米尔，做出切断东西乌克兰交通动脉的姿态。俄军在基辅及其附近的行动歼敌效果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是主要目的。俄军的主要目的是给基辅政权尽可能地造成恐慌，迫使其忽视其它方向的军事行动，并把预备队抑留在基辅。
俄军的基辅大佯攻是成功的，因为乌方必须保证基辅万无一失。从民心上讲，如果开战一个星期首都就丢掉，那么对内对外都无法交代。从军事上讲，基辅当局如果被擒获，则全国的正规军就有可能士气崩溃。从乌克兰国内各派系上讲，基辅丢失意味着现政权实质上降格为地方政权，其余寡头实力的独立性会大大增加，并有可能和俄罗斯达成妥协。（我们在开战之初就预料到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及其寡头集团可能在泽连斯基政权遭遇重大打击时擅自行动。在马里乌波尔解放后，波罗申科果然受到泽连斯基当局猜忌，目前有可能在逃往波兰的路上被乌安全局扣押）。因此，俄军大张旗鼓地进攻一个对手一定会保卫的目标，并最终达到了佯攻的目的。
其实，第四、五、六三条进攻轴线上的俄军在留下了监视部队之后，到达基辅近郊的只有第36近卫摩步旅、第37和第64摩步旅、第5近卫坦克旅、第217近卫空降兵团和第228摩步团（俄罗斯的摩托化步兵相当于乌克兰的机械化步兵），总兵力可能只有3万上下，约为基辅守军正规军的一半、守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弱。这点兵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攻下有三百万人口的基辅的。不过，由于基辅当局的筹码太高，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缺乏虚置首都向东增援的决心和气量，因此只能选择在基辅周围集结远超过防御所需的部队。俄军见敌人将要上当，就再加一码，故意在基辅西北摆出七十公里的卡车队列，一来欺负乌克兰空军不敢出战，二来继续坚定了乌克兰加速调兵前往基辅的决心。我们在早期的“快评”中，由于不清楚俄军的意图和部署，再加上被目光短浅、水平业余且心怀鬼胎的美国战争研究所（ISW，其头目与主导乌克兰2014年政变和乌克兰生物武器人体实验项目的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是亲戚和政治同盟）发布的分析所误导，也一度判断俄军真有进攻基辅的意图。事实证明是我们错了，俄军向基辅的进军是本世纪最成功的战役欺诈行动。
不过，俄军有没有真的通过机降突击和少量特种兵在数个小时内擒获基辅当局高层的想法呢？俄军有没有绕开路上的乌军据点在两天之内行进间夺取基辅的的想法呢？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上述两种想法与基辅大佯攻的总体计划并矛盾。如果上述两种可能真的由可能转化为现实，那么在基辅方向上由佯攻转主攻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无法成为现实，它们本身也让基辅大佯攻显得更加有声有色。
西方文人在面对与自己的判断大相径庭的战争发展时，通常先是掩饰，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就是阴阳怪气地评论俄军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代价很大。当事实证明俄军以很小的伤亡达成了战役目标时，西方文人就开始主动为俄罗斯设定目标，比如三天打下基辅，一周打下马里乌波尔，两周围歼乌军主力，胜利日前彻底占领乌克兰等等。如果俄罗斯没有完成这些只有宣传价值而没有实际意义的目标，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替俄罗斯宣布战败。四月初，俄军从基辅周围和北乌克兰的撤退就曾被西方文人鼓噪成为俄乌战争的转折点和普京的决定性失败。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战役决策。
从二月底到四月初，俄军与数倍于己的乌军在基辅附近对峙。为了避免无谓伤亡，俄军向北和向东缓步有序撤退。而乌军方面一直忌惮俄军可能的反击，只敢跟在俄军 *** 后边占领被俄军放弃的城镇，在向外界宣布一个个不存在的“大捷”的同时，顺手屠杀与俄军相处融洽的民众。基辅当局自导自演的“布查屠杀”就是此类行动的典型。而就在这关键的一个月中，俄军占领了合围顿巴斯地区乌军主力的有力出发阵地，粉碎了乌克兰空军和防空系统的残余力量，摧毁了乌克兰大量的武器库存，打碎了乌克兰的重装备补给通道，消灭了乌克兰的后方维修能力。一句话，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基辅周围尺寸之地的得失，因为乌当局制造的各种假消息而震惊、悲愤、错愕、迷茫之时，俄军已经在乌克兰的领土和空中编织了一张铁网。到了四月初的时候，基辅附近俄军佯攻牵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北乌克兰的俄军尽管有着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但其人力显然难以对任何一个乌军主要据点展开围攻。同样由于北线的数量劣势，以及乌军为求自保猬集成团，俄军也难以在保证本身不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合围和歼灭乌军任何一个旅级单位。长期在乌军大后方作战，基辅东面和东北面的俄军补给线也暴露在乌军炮火和小股部队的伏击之下。当然，这些损失比起实现佯攻战役目标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目标已经完成时，俄军再在基辅附近停留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二三月份之间，被牵制在基辅附近的乌军由于长期消耗和指挥混乱已经出现了整建制投降的状况。而且这些部队无论如何也已经无法和重装备一起被调动到顿巴斯前线。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决定撤出在北乌克兰的兵力，并在短暂休整之后将其投入真正决定战局的顿巴斯歼灭战中。有意思的是，基辅当局始终对俄军夺取首都心有余悸，在基辅周边仍然部署了精锐的第1装甲旅和第10山地旅。原本基辅附近的其他守军多数尾随俄军，并随后部署在乌克兰东北边境或是后勤线路尚且通达的哈尔科夫地区。
所以，俄军撤出基辅周边是因为佯攻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不是打不下基辅、干等一个月最终逃跑。如果俄军北线三路的真正目标只有基辅，那么俄军不可能仅仅在战争开始时向基辅发动一次突击。俄军在一个月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急躁地想要攻城或者愿意为攻城付出重大代价的孤注一掷的态度。相反，在占领基辅附近的几处战役要点之后，俄军就开始在敌人的领土上以空间换时间，迫使乌军不断地进攻这些要点。俄军在基辅附近对自己的伤亡和平民的伤亡及其敏感，宁愿让出一些不利的阵地也不愿和占有数量优势的乌军打反复争夺的消耗战。比如，在推特上被“歼灭”至少两次的俄军第228摩步团，在从容撤出基辅以东之后随即被投入到北卢甘斯克的战斗，并在一周前夺取了红利曼。如果这支部队在基辅周围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它无论如何是不会出现在阵地攻坚战的最前沿的。如果我们抛弃西方媒体自我陶醉的神话，用现实的眼光看待俄军在基辅周围的进军和撤退，我们就不会像西方文人一样对俄军仍然能掌握战场主动权并保持不紧不慢的攻势瞠目结舌了。
基辅的“歼灭战”是演戏，顿巴斯的歼灭战是动真格的。顿巴斯的歼灭战部署是俄军的第三个重大战役决策。从扎波罗热到巴拉克列亚（哈尔科夫以南）的顿巴斯前线，乌军集中了第3、4、17装甲旅，第56、57、59摩步旅，第24、30、53、54、93机步旅，第79、81、95空中突击旅，第25伞兵旅，第128山地旅，第23国民卫队旅，以及5个乡土守备旅。这些部队构成了乌克兰正规地面部队的将近一半、准军事部队的将近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大量的安全局特务单位。这些部队是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如果俄罗斯成功消灭了这些单位，那么乌克兰仅凭借西乌克兰的经济基础哪怕再加上北约的援助也无法再拼凑出规模和战斗力相同的武装力量。从分析俄乌战争的第一篇“快评”开始，我们就一直认为，歼灭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核心任务；这一预测也反映在俄军撤出北乌克兰之后的“第二阶段”军事行动上。
本文第一部分曾分析道，顿巴斯乌军遵循的是堡垒化防御作战方针。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构建以城市为核心、相互支援的纵深防御体系，试图以此拖慢俄联军的进攻并增加其伤亡。面对这种防御体系，还要顾及平民的伤亡，因此进攻急不得。战争初期，俄军可以日行一百公里，但是在堡垒群中，每天能保证前进五百米并且顶住敌人的反攻就已经是相当出色的战绩了。一些人非常蔑视俄军集中兵力进攻顿巴斯的计划，他们认为放弃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不打而去打一个偏僻的小地方，是俄军自知无能，打不了大仗只能打小仗的表现。有人甚至将俄军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类比为蒋介石从“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还磨磨蹭蹭。这种看法是傲慢且愚蠢的。其愚蠢在于他们完全不知道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堡垒攻坚意味着什么，其傲慢在于他们认为俄军和他们一样愚蠢。形象地说，在进攻方凑齐了三倍兵力和越多越好的火力之后，对手的筑垒地域会给他们呈现一个低伤亡、短时间与占领三个目标之间的“不可能三角”。进攻方最多只能达成其中两个目标，而不可能同时达成三个目标。要是想要迅速占领筑垒地域（达成短时间和占领两目标），那么伤亡必然小不了；要是想以较小损失占领筑垒地域（达成低伤亡和占领两目标），那么就需要长时间的火力准备，摧毁敌军的有生力量、士气和物资；要是既要迅速解决问题又不想付出重大伤亡代价（达成短时间和低伤亡两目标），那么就别想着攻占筑垒地域，只能迂回并承担补给线被破袭的后果。俄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曾经因为想要迅速突入占领敌人重兵把守又有群众基础的格罗兹尼而遭受过重大伤亡。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改弦更张，使用重火力开路和小股步兵在装甲力量引导下进攻，就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我们在早先的“快评”中，曾经受到过西方军事评论家的误导，低估了俄军打持久战的能力。现在看来，凭借俄罗斯的经济自持力、军事装备的国产化程度、俄罗斯国内和解放区人民的支持，俄军完全有能力在战争长期化之后占据越来越大的优势。俄罗斯可以完全不在乎西方评论家设置的期限，按照自己的步骤，以极大的火力和极小的伤亡占领顿巴斯的筑垒地域。
从俄军的动向看，他们并不急于把整个顿巴斯地区“包个大饺子”。理由有二。第一，乌军的机动能力已经不复存在，顿巴斯地区的重装备和弹药是撤不出去的，除非乌军都是武装越野马拉松健将，否则人也别想撤出去。乌军一旦脱离了堡垒化的城镇，就会遭到俄军毫无顾忌的炮火打击。因此敌人不会走。第二，俄军在顿巴斯地区集中的兵力，加上车臣和两共和国的兵力可能不会超过当地乌军的两倍。这些兵力维持内层包围圈（防范顿巴斯乌军突围）都显勉强，维持外层包围圈（阻止乌军救援）就更不可能了。俄军可能采取的是将顿巴斯乌军分割包围的策略，将敌军分割成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包围圈。目前，以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为中心的第一个包围圈已经接近完成，预计会包围乌军第17装甲旅、第79空中突击旅、第4、111、118乡土守备旅全部，以及第24机步旅，第95空中突击旅一部。第二个包围圈可能会以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为中心，包围乌军5到6个旅。上述两个包围圈完成之后，如果乌克兰政局不发生激变，乌军势必要去填补一个250公里的战线缺口。接下来，俄军有可能向南包围扎波罗热以东的乌军，也有可能向北包围哈尔科夫附近的乌军。主动权掌握在俄军手中。
图2:北顿巴斯局势。其中一号蓝圈是已经几乎形成的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包围圈。二号蓝圈可能是俄军的下一个目标，即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包围圈。消灭这两个包围圈之后，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将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俄军的第一个战役决策——基辅大佯攻——为俄军孤立乌军主力创造了条件，第二个战役决策——北乌大折返——为歼灭乌军主力提供了足够的兵力，第三个战役决策——东线大围歼——正在以可控的节奏和极低的代价进行。俄军没有丢掉自苏联时代以来的以机动作战为主要手段，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的的宝贵传统。俄军的三个主要决策不是随意伸缩的试探，而是服务于歼灭战主要目标的明确行动。
俄军的上述三个战役决策是由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有限性、俄军对敌我优缺点的正确认识以及俄罗斯要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脱钩这一长远政治目标共同决定的。认识不到第一点，就要么会陷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如斯特列科夫）对俄战争动员力度的迷惑和不满，要么会陷入对俄军从“全面进攻”退缩为“重点进攻”的荒唐判断。认识不到第二点，就会蔑视乃至嘲笑俄罗斯在进攻东乌克兰城市时的过度谨慎。认识不到第三点，就总会想着俄罗斯要和乌克兰一样，把打仗当成作秀，来向西方讨求条件。西方文人和他们在中国左、右两道的附庸们，要么因为立场问题，要么因为认知缺陷，是无法取得正确认识的。
当然，这次特别军事行动不是完美的，俄军也犯过错误，也因为错误遭受过损失。比如俄军低估了乌克兰军队被法西斯渗透的程度，在战争一开始时放松了警惕，导致一些俄军官兵被俘并被虐杀；俄海军的战备水平堪忧，导致莫斯科号巡洋舰因为事故沉没；俄军没能在别尔江斯克上空及时展开防空系统，导致缺乏防空能力的坦克登陆舰被击伤；俄军在战争初期沿着主要道路推进时麻痹大意，被乌军炮兵伏击等等。不过这些错误基本是战术上的和技术上的。这种掉链子现象的发生是现代战争复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些错误往往发生在战争初期，在战争进入顿巴斯地区的决定性阶段之后就基本没有发生过。这一切说明，俄军不是一只技术落后、战术呆板、战略迷茫、人员麻木的腐朽军队。俄军在本次战争中的三次重大战役决策是二十一世纪有限战争的优秀样板。俄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韧性和灵活性是绍伊古军事改革成果的体现。
俄乌战争与二十一世纪“军事神话”的破灭
“军事神话”指的是夸大某些武器装备的性能、某些战略战术的效果和某些国家军队的作战能力而全然不顾事实和具体历史背景的行为。在网络时代，由于各类廉价的军事娱乐产品迅速普及，让普通民众可以在不经历战争的情况下“体验”战争，这也导致了军事神话在二十一世纪迅速泛滥。本次战争就是戳破这些军事神话的最好机会。
第一个被戳破军事神话是“坦克无用论”。坦克是一个集火力（坦克炮、导弹、机枪）、防护（各种装甲和主动防护系统）与机动（发动机和履带）于一身的技术平台。上述三要素的发展、坦克部队的成本、国防压力一起决定了特定国家坦克的技术性能、坦克部队的编制和战术以及如何使用坦克。换句话说，坦克从来就不是“无敌”的，坦克也不会因为不“无敌”而变得“无用”。在坦克刚刚诞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就可以被增加装药的步 *** 击穿。历史上第一次坦克无用论出现在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当时佛朗哥的反动军队使用德国的反坦克炮在坚固阵地上轻松击毁了许多苏联援助的但没有步兵支援的T-26和BT系列轻型坦克。第二次坦克无用论出现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当时埃及军队在收复西奈半岛的战斗中用苏联的3M6反坦克导弹（北约代号AT-1）在一个小时内消灭了以色列侵略军的一个坦克旅。第三次坦克无用论出现在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拥有空天信全面优势的美军轻易击败了早已残破不堪的伊拉克装甲部队。
不过有意思的是，三次坦克无用论的甚嚣尘上反而 *** 了各主要国家对坦克的重视。西班牙内战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坦克发展最快的时期，奠定了现代坦克的基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交战国和主要武器提供国都根据战争经验进一步改进坦克。比如以色列的“梅卡瓦”系列坦克特意将发动机前置以对抗破甲武器，苏联的T-80系列坦克也没有因为苏联自己的反坦克导弹大放异彩而被削减。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后，俄罗斯、中国都相继研发了新的坦克型号，就连美国也在不断改进“艾布拉姆斯”系列坦克。理由很简单，坦克无用论的战例是有特殊条件的；西班牙内战时是因为步坦协同较为原始，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因为山谷地形和伏击的突然性，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是因为伊拉克军队整体落后且不进反退。这些条件的存在压制了坦克三要素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大大限制了坦克的作战能力，因此给了反坦克炮、反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以击败坦克的机会。这些条件的出现是偶然的，而坦克的战斗力是必然的。坦克可以通过改进自身性能和加入诸兵种合成体系来扬长避短，而这些反坦克武器则往往专器专用。坦克出现弱点时，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堆加装甲和主动防护系统来解决。反坦克武器在过时以后，如果还想要克制坦克就需要从根本的杀伤原理上寻找突破，否则就只能越做越大，越做越重。因此，坦克的改进成本低，反坦克武器的改进成本高。这也是坦克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无用”的根本原因。
在本次战争中，一些自鸣得意的“军迷”在西方媒体的蛊惑下，盲目相信乌克兰的单兵反坦克导弹可以大量杀伤俄军的坦克。甚至发展到看见T-72圆圆的炮塔就会从内心自然产生一种蔑视情绪，认为这是在伊拉克已经被证明是废物的玩具。然而被捧上天的西方反坦克导弹却战绩不佳。乌克兰方面承认，标枪导弹准确飞向坦克车体的概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再加上飞向坦克但是被主动防御系统拦截而未命中、命中了未击穿、击穿了未造成人员和内部组件损失，以及坦克开回去修修就能再用等层层条件概率筛选，这些单兵反坦克武器在面对经过现代化改装的俄军坦克时效果介乎可疑与可笑之间。逃跑的乌军常常把这些相当值钱的导弹乱扔一地，被俘的乌军也常常抱怨标枪导弹不好用。一发反坦克导弹打出去，还要重新寻找掩体继续人力装填才能再打一发。对于坦克来讲，发现并摧毁反坦克小组是在先进观瞄设备的辅助下进行的，坦克车组是在装甲的保护下完成索敌、机动、开火和装填的，其体力消耗和精神压力要远小于反坦克小组。在有步兵战车和下车步兵掩护的情况下，乌军反坦克小组攻击俄军坦克的机会窗口被大大压缩。而俄军坦克则既可以在运动战阶段进行机动穿插，也可以在阵地攻坚阶段发扬火力优势并保护下车步兵。总结起来，坦克可以被击毁，但是坦克还不能被替代。在本场战争中叫嚣坦克无用的伪“军迷”应该放下游戏手柄和VR设备，好好学习一下军事史和现代战争。
与坦克无用论相关的另一个“军事神话”是“未来步兵”。关于网络写手安生的“数字化轻步兵”崇拜，我们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批判过了。迷信携带数字化装备的未来步兵一方面是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得到满足的心理投射，另一方面也是不懂基本物理化学规律的结果。在常规战争中消灭敌方人员和装备的基本原理是将武器弹药中的能量投放到敌人身上。要完成这一过程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找到敌人；第二，要能打到敌人；第三，要能摧毁敌人。第一个过程是侦搜过程，第二个过程是制导过程，第三个过程是毁伤过程。数字化装备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它提升的是前两个过程的效率。但是人类的身体结构本身决定了单兵装备体积和负载能量的上限。能量少，平台小，侦搜和制导的范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毁伤率也会大大下降。相反，机械化装备就能够搭载更多的观瞄设备，使用威力更大也更精确的武器。步兵无论如何数字化，也数字化不过机械化装备。同时单兵装备的进步潜力也受到人类体格的限制。举个简单的例子，二战时期的德国“铁拳”反坦克火箭只有冲锋枪大小，一名士兵可以在他的步枪之外携带多枚火箭。冷战时期的苏联RPG-7反坦克火箭就有机枪大小，一名士兵拿着火箭筒和几发备弹就不能使用其他轻武器。现在的单兵反坦克导弹像个大旅行箱一样，而且还重得多。这是因为随着机械化单位防御性能的发展，反坦克武器不得不“暴力堆料”来提供勉强一用的穿甲能力和反干扰能力，最终逼近和突破人类体能的极限。当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乌克兰“数字化步兵”拿着单兵防空和反坦克导弹蹲在堑壕里无奈地等待自己被俄军“落后”的炮火送进地狱的时候，未来步兵的神话也就谢幕了。未来属于机械化部队，不属于轻步兵。
第三个“军事神话”是关于俄罗斯的“混合战争”。从叙利亚战争开始，西方的军事观察家就发现，俄军的打法和美军不一样。克劳塞维茨曾经正确地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是西方军人对其的解读是狭隘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认为战争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当外交手段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轮到大炮发言了。外交与战争是互斥的，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外交就应该退场，直到一方彻底压垮另一方。俄罗斯人对克劳塞维茨的解读要丰富得多，他们认为外交和战争本身并不互斥，以打促谈是必要的，以谈助打也是可取的。而且俄罗斯人擅长与敌人在任何层面上展开谈判。俄罗斯人认识到，尽管在全局上双方是敌对关系，但是具体到每个局部，每支部队，每个据点，双方往往有的可谈。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就是采取这种打打谈谈的方法，允许被包围的敌人携带轻武器撤出，并开辟人道主义走廊保证他们和家属的安全。这样，俄军和叙利亚 *** 军便以较小的损失把这些西方支持的军阀压缩到了北方的伊德利卜省。然后这些互不统属的军阀就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相互攻伐，白白消耗了大量的西方军事援助。西方军事观察家非常不理解俄罗斯的做法，他们认为打仗就是打仗，谈判就是谈判，一个归军人管，一个归外交官管。在他们看来，俄罗斯这种打法很不纯粹，因此被冠以“混合战争”的名号。其实，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所有的战争都是“混合战争”。只有完全不了解战区国家的阶级矛盾格局，幻想着每次都把敌人打到“无条件投降”的西方军事观察家才会梦想某种“纯粹”的战争。在我国历史上，各种“混合战争”俯拾即是。比如平津战役中“以天津模式促成北平模式”就是“混合战争”的典范。俄军在马里乌波尔攻城中就反复地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同时使用，最终成功地击垮了最强硬的“亚速营”纳粹分子的心理防线，让他们乖乖出来投降。究竟“马里乌波尔”模式会不会成为带动“利西昌斯克模式”、“斯拉维扬斯克模式”、“哈尔科夫模式”甚或是“基辅模式”的样板，那就要看俄罗斯的政治艺术了。
俄乌战争走向何方？
战争打到今天，就算是最虚伪最猖狂的西方主流媒体，如BBC和 *** ，也不得不承认乌克兰打得“很艰难”，乌克兰的失败“是一种可能性”。这种悲观的看法与俄军从基辅附近撤出时他们的癫狂叫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北约不大规模公开派遣地面部队助战，或者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或者对俄罗斯进行核挑衅，那么俄罗斯大概率会在保持“区域拒止”能力的前提下消灭乌军主力，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5月20日落幕的马里乌波尔战役具有深远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该战役宣告了俄联军使用相对于守军两倍左右的兵力，在火力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以极小的代价歼灭防守永备工事的乌军三个精锐旅/团。换句话说，乌克兰所有的堡垒群除了能消耗一些俄军的弹药和时间以外，如果死守，必定成为乌军的钢筋混凝土坟墓，而正好俄军既不缺炮弹也不缺时间。马里乌波尔的解放给每一个乌军军官和士兵都传递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即他们的负隅顽抗既不会成功也没有意义。顿巴斯地区乌军士气的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现在每天都有被强行拉出州界押送到顿巴斯填补战线的乡土守备旅士兵和军官发视频公开向基辅当局 *** ，说上级军官把他们押送过来之后就逃跑了，他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弹药。最近这种 *** 活动已经扩大到正规军的连队中。与此同时，每天都有多股以班排为单位的乌军向俄联军投诚。此外，基辅当局已经不再公布己方伤亡数字，试图掩人耳目，直到在逼问之下才承认每天约有100人阵亡。就算不考虑乌方经常性放出的假消息，按照一死三伤一被俘的比例，一天也有一个乌军编制营彻底丧失战斗力。这对于顿巴斯，尤其是战况激烈的北顿巴斯而言，是一个非常高的损失率。
如果基辅当局在其西方宗主的指使下仍然拒绝一个体面的和平，那么它可能会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基辅当局可能会继续进行“表演式”反攻，用以吸引西方社会的注意力，从而拿到更多的装备。当然这些反攻将损兵折将且不会有任何军事意义。据不完全统计，基辅当局的表演式反攻至少包括三月的“第一次哈尔科夫反攻”、四月的“基辅反攻”和“尼古拉耶夫反攻”、五月的“第二次哈尔科夫反攻”和“蛇岛反攻”，以及最近的“赫尔松反攻”。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表演式反攻的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攻击方向的选择会越来越绝望且具有戏剧性，给乌军带来的损失也会越来越不可接受。第二，基辅当局可能会继续使用战术导弹或西方送来的远程火箭炮系统轰炸两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平民住宅，挑逗俄罗斯民众和俄军的复仇情绪， *** 俄军基层官兵采取过度报复行为。第三，基辅当局可能会对本国民众使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或者向两共和国方面释放核废料，然后动员西方媒体嫁祸俄罗斯，为北约干预升级创造条件。第四，基辅当局很可能会假装以和谈的名义提议停火，为重新部署争取时间。此外，当乌军中政治上相对清醒的部分被消灭或者投降，基辅当局傀儡化和纳粹化程度迅速加深的时候，炸毁第聂伯河大坝或者大规模破坏东南乌克兰基础设施的行为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但无论如何，这些单方面的疯狂举动都不会对大局有所影响。
结论：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俄乌战争在地理上和我们相隔万里，但在政治意义上又与我们息息相关。从暴露各个派别的认知水平和政治成色的意义上讲，俄乌战争就相当于爆发在我们面前。俄乌战争不仅让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三个主要政治派别：民族主义者、右派、进步左派之间相互争吵不休，同时也让上述三个派别内部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分裂。
就民族主义者来讲，有正义感的、朴素的爱国群众认为，北约东扩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俄罗斯如果失败，也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支持俄罗斯。而崇拜强权的“工业党”和“大棋党”认为，俄罗斯体制僵化、社会保守、装备落后，因而一定会失败，未来是中美共治的天下。
就右派而言，一切指望 *** 、发大财做大官的投机分子自然希望俄罗斯的崩溃引发连锁崩溃。指望着全球化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国际买家的上层小资也希望俄罗斯的失败会让全球化“回到正轨”。但是，长期定居海外的部分华人保守派则希望俄罗斯的胜利可以有效打击 *** 透顶的“深层国家”，从而推动民粹主义运动（如特朗普运动、勒庞运动）上台，重整社会秩序。
进步左派的情况最有意思。一些自称左派的人士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文字垃圾深信不移。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是凌虐乌克兰人民的“俄帝”；俄罗斯过去出现过光头党，所以今天的俄罗斯也是“法西斯国家”；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顿巴斯两共和国是“法西斯政权”；普京是残暴无良的“刽子手”。他们吹捧深度纳粹化、早已凶相毕现的基辅当局是“民主政权”，将亚速营的负隅顽抗美化为“保家卫国”，又将特务机关捕杀反对派和进步人士的倒行逆施辩解为“必要措施”。他们的口号是：左派唯一正确的观点是同时谴责“俄帝”和美帝。但表现在行动上，他们却要求支持乌克兰（当然包括支持基辅傀儡当局、亚速营和各色法西斯分子）“抵抗侵略”，要求饱受欺凌迫害的两共和国人民“尊重乌克兰 *** ，尊重国际法”，要求支持亲西方的俄罗斯小资“反战”。扒开他们话语的“左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逻辑和利益。他们空喊着要革命，要天下大乱，但是到了天下大乱的关头，他们却完全不敢把握这个机会。他们明知道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所有反动政权的总台柱，是乌克兰傀儡政权的宗主，但还是要叫嚣着惩戒俄罗斯，为美帝出气。他们对乌克兰纳粹的暴行视而不见，认为“只是少数”，不能决定“国家性质”，但是却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反对乌克兰法西斯的朴素正义感嗤之以鼻，认为中国人民需要“对照纳粹主义的特点”反思自己。
这些特点一起指向了一个方向，即这一部分中国的“左”翼分子，对美帝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服从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他们在所有的抽象道理上肯定革命，比如幻想俄罗斯失败后“引发国内革命，推翻寡头 *** ，重建社会主义”，再做一次当代列宁的美梦。但是他们却在每个具体的环节上否定革命。他们不去思考俄罗斯失败后社会主义能否在更加强大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生存下来；他们尤其不思考顿巴斯革命本身已经拥有的进步意义，反而要求顿巴斯人民服从傀儡当局。他们对“纯而又纯”的革命的每一丝向往，都转化为对现实存在的、削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运动的卑怯诅咒。他们对革命的想象永远停留在1917年。他们越是走出列宁的篇章字句，越是接近早已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世界格局，就越会觉得陌生、迷茫乃至恐惧。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与他们梦想中振臂一呼的革命越是生疏乖离，他们越是会把头埋进书本寻找温暖。而这种温暖给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个人跌出“阶层跃升”渠道时的虚幻安慰，更是维持小团体内部等级秩序稳定性的理论权威。这就是今日中国左派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俄乌战争是美帝霸权从衰落向崩溃的临界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右派和进步左派各自内部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分裂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选择：是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为之殉葬？还是走出一条解放自己与解放全世界的新道路？
个人的选择千种万种，历史的方向只有一个。中国劳动人民最终会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