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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谁(康熙一生最大的错误)

皇帝也是人,是人必有一死。以故皇位传承,关乎国本。可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从1644年清朝入关到1912年清帝退位,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历时268年。

入关前有两位皇帝,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年号天命)和清太宗皇太极(年号天聪、崇德);入关后有十位皇帝,年号分别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威丰、同治、光绪、宣统。

清朝皇帝

入关以后,每位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故以年号称呼,例康熙是爱新觉罗·玄烨即皇位时定的年号,习称康熙皇帝;雍正是玄烨第四子即皇位时定的年号,习称雍正皇帝。

康熙生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父子相差24岁,皆属马。

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时间共计150多年,其间三次皇位传承,即顺治帝传位于康熙帝,康熙帝传位于雍正帝,雍正帝传位于乾隆帝,传承方式各不相同。

其中,康熙、雍正父子在清初皇位传承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皇位传承在父子俩运作下成为定制。嗣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均按雍正首创的秘密立储制继位。

同治、光绪两帝由于均无子嗣,宣统帝未及亲政即告退位,此项制度遂自行废止。

秘密立储制的创建避免了清初不只一次出现的争夺储位的殊死博斗,大大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是一种较好的皇位传承方式。

康雍父子的传承之道开创了清朝皇位传承之先河,也为康乾盛世作了制度上的准备。

第一次皇位传承发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传位于第三子玄烨。是年福临未满二十四岁,玄烨仅八岁。

福临六岁继皇位,由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1644年,由济尔哈郎护送至北京城,君临天下。顺治十八年,福临临终前,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代理国政。

满清王朝国政初由努尔哈赤所定。八旗为努尔哈赤所定之国体。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固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领。八家如意有不合,即可更换。

努尔哈赤死后,八旗并立,各具实力。其第八子皇太极被拥立为汗,政权沿袭原来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由皇太极及其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共同主持军政大事。

皇太极改易族名为满洲,并改变四大贝勒共主国政的体制,各旗设旗务大臣,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国政,后又翦除或削弱了其他三大贝勒的权力,从而形成了皇太极一人面南独尊的格局。

在削弱旗 *** 力的同时,皇太极建立并完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机构,取代了八旗贝勒理政的局面。

皇太极突然逝世后,清廷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发生纠纷。皇太极长子豪格与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争立,经调解,由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

福临临终前,一反传统做法,未经商量,遗诏异姓四大臣辅政。

四辅臣心里不托底,宣读遗诏后,率先跪告诸王、贝勒:

“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玄烨),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办理,索尼等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清圣祖实录》卷一)

诸王、贝勒等急忙答道:

“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清圣祖实录》卷一)

于是,四辅臣与王以下文武大臣分别在顺治帝灵位前与大光殿各立誓言,强调四辅臣、诸王和文武大臣,均不得利用亲戚、亲族关系,出自个人恩怨,互结党羽,以致乱政。尤其是四辅臣应共同执政,不受诸王、贝勒干预,不得单独同诸王、贝勒等府私相往来,以竭尽全力辅佐幼主。

随后,孝庄皇太后召集诸王贝勒等及文武百官,谕令他们务必偕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四辅臣在一定程度上代行皇帝职权。一切军政命令均以“辅臣称旨”的名义谕告诸王、贝勒、大臣遵行。不过,真正把持朝政的其实是孝庄博尔济特氏。康熙帝是在孝庄直接教诲下学习如何治理国政的。

即位不久,孝庄曾问康熙有何欲望。玄烨答道:“惟愿天下太平安定,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孝庄则亲笔书写条幅:“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生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国得众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

为君必深思得国得众之道,成为日后康熙治国理政的指路灯,也是康熙雍正父子传承之道的出发点。

第二次皇位传承发生在六十年之后。

这次传承扰得康熙晚年不得安生,心力交瘁,甚至当众痛哭流涕。此时的心境据本人自述:

“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即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

位踞至尊,内心深处其实无异于寻常百姓。且听康熙独白:

“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知,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堕,至于万世隳坏,而后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 *** 床榻,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

康熙帝何以如此重视选择皇位继承人?且听他的回答:

“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非轻”;又说:“今欲立皇太子,必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

“以朕心为心”乃康熙选择继位者的唯一标准。具体说来,须具备五项条件:

一、仁义 “君道在于爱民”,“所敬惟天,所重惟民”,“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

二、孝悌 孝顺父皇母后,敬爱皇兄皇弟,又须为兄弟爱戴,以免除阋墙之祸。

三、贤明 知人,用人,容人。

四、治平 须能充分理解其治(国)平(天下)之道。

五、年龄 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将老则精力衰颓,年轻恐不够沉稳。继位时以将入中年为宜。

前二项为“德”的条件,三、四项为“才”的条件。第五项为立储的首选条件。

康熙帝多子息,有三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年龄,作为立储的首选条件,又可分两个层次,一是继位者本身的年龄,二是其下一代的年龄。

继位者的年龄不宜过大。明光宗朱常洛33岁即位,在位仅一月即崩。

继位者得子不宜太晚。光宗死后熹宗继位时年仅15岁。幼龄即皇位,绝非国家之福。

胤禩不可立为太子,即因他到康熙四十七年尚未有子。倘继位而终无子,或晚年得子,别无选择,终将危及天下。

似此年龄失调的困扰:皇帝生子或早或晚,嗣位之君或长或幼,每每成为亡国的肇因。

康熙帝对历朝得失了然于胸,选择一个理想的继位者自然不能不考虑年龄问题。

康熙的儿子中以“胤”字排行者有二十四个。“胤”字辈的诸皇子中长子胤褆,乃惠妃纳喇氏所生,不为帝喜爱。

次子胤礽,为孝诚皇后赫舍里氏所生,康熙十五年出生时母后便去世,一岁时被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

康熙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八月,帝率皇太子及诸皇子西巡行围。九月,贵妃王氏所生皇十八子病亡。康熙异常悲痛,众皇子亦然,而皇太子却无动于衷,“毫无友爱之意”。

康熙帝为此深加指责,而胤礽“忿然发怒”,加上以往恶行,帝令胤礽在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齐集的行宫前下跪,并发布谕旨,宣布皇太子三条罪行:

一是穷奢极欲,生活放纵,所用一切,远超乃父,仍“犹以为不足”;二是专擅威权,肆恶暴戾,对“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任意凌虐,恣意捶挞”;三是鸠聚党羽,觊觎皇位。

凡此种种,

“必致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若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其如祖业何?”

宣谕完毕,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后,帝又谕曰: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

同年九月十八日,正式宣布废黜皇太子,并加以拘禁。

胤礽被废后精神失控,

“忽起忽坐,言行失常,时见鬼魅,不安寝处,屡迁其居,啖饭七八碗尚不知饱,饮酒二三十觥亦不见醉”。

更没有料到的是,皇长子胤褆与皇八子胤禩与舅父佟国维等相勾结,加紧谋夺皇太子之位。

由废黜皇太子引发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废太子的疯颠,使晚年康熙的心灵蒙受巨创,以致卧床不起。

康熙帝自忖世事难料,付托无人,倘有不虞,势必危及大清基业,便面谕大臣,除皇长子外,可从诸阿哥中推举一人为皇太子。

不料诸王、满汉大臣一致请立当时“身撄缧絏”的八阿哥胤禩为皇太子。

康熙帝顿感事有蹊跷,深疑其中必有诈,即向他们传谕说:“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力详议。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再思之。”

诸大臣奏说:“此事甚大,本非臣等所能定……皇上如何指授,臣等无不一意遵行。”又把球踢回到康熙一边。

同年十月,康熙帝又召诸皇子及大臣们说:“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知诸大臣,亦不令人所知,彼时尔等只遵朕旨而行。”故意卖了个关子。

从此,康熙帝着手从德才两方面对诸皇子进行深入考察,从中选择合适的继位者。

康熙关于生前秘不宣布储位的暗示,以及对“小人希图仓举之际废立”的警告,给皇四子胤禛的逆向思维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从而为入继大统打开了门户。

胤禛降生之前,父皇已生了十个儿子,但康熙血胤幼殇居多,不以齿叙,因而排在第四位,成了皇四子。这个行次在胤字辈中居前列。

康熙赐名胤禛。禛,以真受福也。康熙给儿子取名都从“示”字旁,所用“是”、“礽”、“止”诸字,皆寄予福佑的厚望。

胤禛系吴雅氏所生,出生时她还是一宫女。母以子贵,次年被封为德嫔。胤禛属庶出,并非嫡出,其生母及外家并不高贵。

何况,帝对废太子并未完全放弃。待他病愈后,又复立胤礽为太子。时为康熙四十八年。

康熙五十一年,胤礽第二次被废黜。理由仍是“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属此辈贪得谄媚之辈(流),潜通消息,尤 *** 之尤。”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为此而写的一道朱谕:

“前次废置,情实偾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

从首次废太子时的“且谕且泣,至于仆地”到此次“谈笑处之”,康熙的心境前后迥异:

康熙曾认为“胤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满以为神器有讫,不料“行事乖谬,不仁不孝”,不能承受列祖列宗缔造的天下。数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痛惜之情实难言谕。然而,废太子后,康熙犹不死心,以为一时“鬼物凭付,狂易成疾”,因而复生希望,以为“狂疾顿除”,“改而为善”,遂复立为太子。

康熙误以为胤礽迷失本性,是由于与群小为伍,习于下流,所以亲自加以督教,却在“不得须臾离侧”之中渐渐发现:胤礽不但无改过向善之心,而且无人君之度。“勒征货赂,责纳美姝,小不如意,诉谗褫罢”,令臣民敢怒不敢言。

而促成再次废黜太子的主因实为“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之行径。自轻自贱至如此地步,一旦即位,满朝皆是朋比为奸、夤缘图利之人,朝纲不肃,号令不行,必致失国而后已。

从复立到再废的三年间,康熙帝对胤礽的期望由热而冷,由冷而灰。父子之情既绝,视若陌路,只得听其自生自灭,自然能够“谈笑处之”了!

第二次废太子时,康熙心目中已有了合适的人选。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帝曾向诸子及大臣们吐露心迹道:

“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

“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撄心,便可望加增年岁矣!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

康熙帝反复强调的一条道理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立储一事不容任何人置喙。只要一息尚存,大权在握,就不容分理,更谈不上旁落。

康熙帝还暗示:生前不会宣布储位;一旦驾崩,亲笔所书遗诏,将解释他选定继承人的缘由。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十三日,康熙病情沉重,急召胤禛,又召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至此,第二次皇位传承终于尘埃落地。虚悬十载的国本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不预立皇太子遂成定制。

清初第三次皇位传承,按秘密立储制办理,进行得有条不紊,充分显示了雍正帝精明强干的一面。

胤禛即位伊始,便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等宣布秘密立储的原委与方式:

“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光明正大’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宣毕,问诸臣有何意见,隆科多奏称: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者,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

于是,诸王大臣等免冠叩首。雍正帝令众臣退下,仅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后。

除此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书置于圆明园。

雍正八年九月,帝病重时,曾将此诏书之事告知张廷玉、鄂尔泰。十年正月,又向张、鄂二人作了说明,并特意指明:“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雍正帝因居住圆明园时日渐多,故在大内之外,又书传位诏书,足见雍正虑事之周详。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暴卒于圆明园。张廷玉、鄂尔泰说,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应急清出。

诸人同意,但不知藏于何处。

张廷玉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字者即是。”

取出后,即传位于弘历的密旨。由张廷玉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遂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

以上内容见诸于张廷玉之记载。

雍正

另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雍正子时死,弘历于寅时至大内,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元年所封诏书,俟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人到齐,始启封,方知嗣君为谁。

雍正创建的秘密立储制收到了立国本、固人心的效果,对清王朝的兴盛与强固起到了旁人无以企及的作用。

自1644年入关始,清朝即谓天下取自李自成,于明朝不但不视为敌国,而且把消灭李闯当做为明帝复仇之举。入据北京城后,又以礼葬崇祯及后妃,并安置宫眷。

康熙帝的一道谕旨揭示了清初诸帝的为政之道: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

“后流贼李自成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 *** 驱除耳。”(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谕)

大凡正统王朝,必惩戒前朝覆亡之由,而有所改进。改得越彻底、越完善,则享国越长久。

清惩明失,做了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

这几件事,裁抑外戚及宦官,做得不够彻底。皇子教育直到雍正以后,始予以重视,惟有勤政一事,始终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无一日不与大臣相见。清朝诸帝中尤以康熙雍正父子做得最好。有意思的是,清朝入关后亲政的九位皇帝中唯他俩属马!

重视皇子教育始于雍正,可见康熙疏于皇子教育,原因大概有二:一为政务繁忙,无暇顾及,一为皇子众多,无力顾及,“多令人视养”。

“养不教,父之过”。康熙疏于教子,后患无穷。他晚年被诸皇子争夺嗣位事弄得焦头烂额,其源盖出于此。

雍正帝引以为戒,重视皇子教育,加上制度完善,终于迎来了长达六十载的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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