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第10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鲁德尔上校（获勋时间1944年3月29日，时为少校）
德国空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从来都不缺少空战王牌，从一战中的里希特霍芬、乌德特和殷麦曼，到二战中的莫尔德斯、加兰德、马塞勒和哈特曼等，哪一个不是留下了如雷贯耳的声名，创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空战辉煌！可以说，尽管有两次战败，但德国空军的历史一直充盈着才华横溢、不屈不挠的飞行员们的传奇篇章。相对于为后人熟知的战斗机飞行员群体，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则显得黯淡无光。尽管这个群体中有不少人的飞行生涯同样显赫，但其知名度无疑逊色不止一筹——有多少人了解轰炸机王牌佩尔茨少将、鲍姆巴赫上校及赫尔曼（Hans-Joachim Herrmann）上校？又有多少人听说过俯冲轰炸机部队的领导者库尔迈（Kurt Kuhlmey）上校、施特普（Hans-Karl Stepp）中校和基斯利希（Franz Kieslich）少校？ 与战斗机部队的伙伴们一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们战争期间也一直在不停地作战，不少人执行过1000次以上的任务，直至战死或身体状况不再适于飞行为止。虽然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部队并不以击落多少敌机、摧毁多少地面目标来衡量战绩，他们中最出名的佼佼者也无法像个人战绩200胜以上的战斗机王牌那样风光。但是，当他们将一座座敌方城市夷为平地或从地图上抹去，在一次次对地攻击中拯救处于险境的步兵，或是一个接一个摧毁敌军坦克集结地和炮兵阵地，摧毁铁路桥梁从而阻止对手的推进时，无人能够否认他们也对纳粹德国战争机器的早期成功、轰隆运转和垂死挣扎做出了显著贡献。2001年，军史家斯皮克（Mike Spick）在其著作中就对轰炸机王牌们的贡献和战术方法给予了相对公允的评价。
俯冲轰炸机飞行员留给后人的总体印象是冷静稳重（甚至有些冷淡）、责任感强、讲求并善于团队合作、执行任务时头脑清楚，但有时也会充满活力和攻击性。这个群体很清楚空军高层对其作战绩效和忠于职守抱有很高期待，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所能得到的认可远不如战斗机和传统的轰炸机飞行员群体。不过，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一旦驾驶上斯图卡，绝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的部队产生归属感并挚爱自己的兵种，主动要求调至其他空军兵种在他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举动。虽然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们对任何伤害自己兵种地位的言行都很敏感，但在很强的自尊心背后，他们一样清楚自己在空军的真正地位。正如先后担任第3和第2俯冲轰炸机联队联队长的库尔迈上校所言：“……我们斯图卡轰炸机飞行员是20世纪最可怜、最卑贱的飞行员。”
不过，就是在这个“最可怜、最卑贱”的群体中却产生了空战史上一位空前绝后的人物——几乎所有军事历史爱好者都耳熟能详的“斯图卡上校”鲁德尔（Hans-Ulrich Rudel）。这位被陆军元帅舍尔纳赞为“一个人足顶一个师”的超级王牌，是俯冲轰炸机部队的传奇人物，也是所有飞行员中真正的“王中王”：他在二战期间史无前例地执行过2530次任务，有一天曾出战17次，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他摧毁了约2000个作战目标，包括519辆各型坦克、800余辆车、11架战机、150门火炮、1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70艘登陆艇及4列装甲列车等，这更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乃至想象的战绩；他曾被高射炮和步兵轻武器击落过30余次，却从未使用过降落伞，而且还总能生还，单就幸运程度而言，世界各国各时代的飞行员中恐无能出其右者。鲁德尔的战时成就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以致有后人曾感叹道：“尽管战后的诸多政治活动引起了争议，鲁德尔依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二战军人……他应该可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行员。”鲁德尔是二战德军前后上千万军人中唯一一个在钻石骑士勋章上缀上了金橡叶的人。作为最成功的俯冲轰炸机王牌，他表现出的非凡勇气、高超技艺和令人震惊的战斗欲望就连对手也钦佩有加。鲁德尔个人回忆录的序言，就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传奇人物巴德爵士所撰——后者这样写道：“虽然我并不认同鲁德尔自传中的一些结论和若干思想……但无论以何种标准，他都是一个勇冠三军的伙计。”戴高乐“自由法国”头号王牌飞行员克洛斯特曼曾在1975年这样评论鲁德尔：“……这个人的卓尔不群之处在于，他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和盛名，始于战争已朝着不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之际。当这颗战星开始闪耀时，德国的形势已令人绝望……对于鲁德尔，我只能用我们在英国皇家空军谈论诺沃特尼时说过的一句话向他致敬：‘真可惜他没能穿着我们的军服！’”
用勇冠三军来描述鲁德尔虽恰如其分，但并不完整，我们还必须了解他的一贯立场和政治信念，才能较全面地认识这个战时战后都无所畏惧的人。“我们从没有为一个政党而战斗，我们只是为德国而战”，这种陈词滥调也曾在鲁德尔战后的笔端流淌。很大程度上他也是纳粹宣传机器的产物和工具，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毫无区别。苏德战争爆发前，他相信苏联会允许盟友德国获得石油和原材料；东线燃起战火的前夕，他又深信苏联已做好了入侵德国的准备，而德军必须先发制人；战争终结时，他认为西方盟国不仅出卖了德国，也背叛了自己——“终有一日，盟国会深感懊恼。他们毁灭了我们，也就是摧毁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可以说，鲁德尔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易受到宣传的影响，又处处显得顽冥不化之人，他注定是战争史上一个既显赫、又会引发很大争议的人物。
早年岁月：“只喝牛奶的怪鸟”
在鲁德尔战后自传的前言中，他的母亲玛尔塔（Martha Rudel）曾写下了一些有意思的话语，当这些文字与他的“冷面杀手”、“东线之鹰”、“坦克克星”等形象联系起来时，尤其有意思。母亲说：“我们的乌尔里希是个敏感又紧张不安的孩子……他12岁时，每逢打雷闪电我都得握着他的手。他的大姐过去老说乌尔里希将来成不了大事，因为他甚至不敢独自去地下室。”在母亲眼中，史上最无所畏惧的飞行员永远都是那个胆小羞涩的小男孩。鲁德尔于1916年7月2日出生在西里西亚的康拉德斯瓦尔道（Konradswaldau，战后划归波兰），父亲约翰内斯（Johannes Rudel）是路德教会的一名牧师，小鲁德尔幼时曾随父母在西里西亚的几个教区生活过。虽然母亲和姐姐都觉得幼时的鲁德尔胆小羞怯，但他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曾在自传里津津有味地回忆过8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家已搬至塞佛道（Seiferdau），父母和姐姐去附近的城里观看航空节表演时把他独自留在了家里。当时小鲁德尔简直气坏了，大家回来后他缠着他们讲述那些飞行表演，尤其是央求姐姐把有人从高空跳伞的全过程仔细描述了几遍。母亲为他缝制了一个小降落伞，他在上面拴上一块石头，然后兴高彩烈地看着石头拖着降落伞一起缓缓下落。鲁德尔突发奇想，既然石头可以带着降落伞下落，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呢？第二天，趁着家里无人，他试验了平生的第一次“跳伞”。他爬上二楼窗台，然后撑开父亲的雨伞，想都没想就纵身跳了下去——临时降落伞当然没起作用，虽然落在土质松软的花坛里，他还是摔断了一条腿，身上也有多处擦伤。鲁德尔后来说，自己腿上还打着石膏时就下决心成为一名飞行员，虽然这个说法多少有点牵强，但8岁就敢用自制降落伞腾空而下的孩子，并不是那么胆小吧！
摄于1917年末的康拉德斯瓦尔道，鲁德尔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大姐英格，中为一岁半的鲁德尔，右为二姐约翰娜，后排为母亲玛尔塔和父亲约翰内斯。随着年岁的增长，曾经胆小羞怯的鲁德尔开始变得胆大妄为——在他眼中，没有什么树高得爬不上去，也没有什么山坡陡得让他不敢滑雪而下，更没有什么河溪宽得游不过去，当然，也没有他不敢做的恶作剧。他总是试图向姐姐和同学证明一点——只要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鲁德尔把许多时间花在了体育运动上面，他酷爱骑摩托，撑杆跳高是最拿手的田径项目，冬天滑雪也是最爱……鲁德尔显然颇有运动天赋和毅力，据说10岁那年他曾脚踩滑雪板，独自滑雪23英里到达另一城镇；在校期间曾在多次运动会上取得过优异成绩；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男子十项全能选手，教练甚至估计他会成为一名奥林匹克级的运动员。鲁德尔成年后认为正是这些体育运动为其日后的生活打下了基础，事实上他终其一生都酷爱体育和健身。五花八门的爱好自然挤占了学习时间，母亲在鲁德尔的自传中曾说儿子的成绩很糟，对此他倒也直言不讳。老师曾告诉鲁德尔母亲：“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子，却是个糟糕的学生。”不过父母对他似乎并不怎么严厉，母亲也在战后称“很高兴他过得无忧无虑”。另外，鲁德尔虽然很不用功，但总能在最后一刻通过临阵磨枪使考试过关。1936年，鲁德尔以这种方式在下西里西亚的劳班（Lauban）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取得 *** 书后，鲁德尔很想成为民航飞行员，但由于一位姐姐正在医学院就读，父母无力再负担耗资不菲的飞行员训练，所以鲁德尔一度又想成为体育教练。没过多久，当鲁德尔听说空军正在招兵买马和大肆扩张时，他下定决心要成为飞行员。德国空军此时已进入了急速扩张阶段，出于训练和储备大量飞行员的需要，鲁德尔这种普通背景的年轻人于是才得以如愿以偿。
1936年8月，鲁德尔通过了严格的资格考试后被位于维德派克-韦尔德（Wildpark-Werder，距波茨坦和柏林不远）的第3空战学校接受。不过，在候补军官训练开始前，他必须得先完成2个月的“帝国劳动军团”服务。当年12月4日，鲁德尔在第3空战学校开始了步兵训练，6个月里他恪守着不吸烟、不喝酒的禁令，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锻炼身体和体育比赛上面，还养成了豪饮牛奶的习惯——日后在成为明星之前，总有战友背后用“爱喝牛奶的那个伙计”来称呼他。尽管在军事训练和体育方面的表现都算不错，长官对他也还满意，但安静寡言的他总觉得自己像一条“没人要的鱼”，因而也想尽办法来摆脱这个名声。正式的飞行训练从1937年6月开始，鲁德尔费了很大力气才在第60次升空后放了单飞，这个成绩自然平淡无奇，但不管怎样，年底时他和大家一样都拿到了初级飞行证书。1938年的头6个月里，鲁德尔除继续驾驶不同的机型外，还把很多精力放在学习空战战术、地面战术、防御方法等科目上。毕业考试前，大家都在猜测会分到什么兵种和单位，几乎所有人都想去引人注目的战斗机部队——这当然可以理解，里希特霍芬、波尔克、殷麦曼和乌德特等一战战斗机王牌是年轻飞行员们自幼崇拜的偶像，就连他们的大老板戈林也是取得过22次击坠的王牌。虽然对轰炸机飞行员的要求一点都不比战斗机飞行员低，但事实是，轰炸机部队得到的认可和欢呼要少很多。鲁德尔觉得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派到战斗机单位，也有谣传说大家要一锅端到轰炸机部队。毕业前夕，鲁德尔等人在一所高射炮学校参观时曾偶遇戈林，后者在演讲时呼吁他们加入俯冲轰炸机部队。尽管鲁德尔并不怎么喜欢驾驶重型战机，但为避免被分配到轰炸机单位，他还是很快决定加入俯冲轰炸机部队。不过，几天后传来了几乎全班都被派至战斗机部队的消息，鲁德尔这时倍感失望与苦涩，但一切均木已成舟。
按照德国空军的训练制度，鲁德尔这些学员从初级空战学校毕业后，志愿驾驶单发战斗机或俯冲轰炸机的，将直接进入各自的专门学校或训练单位接受进一步培训，而选择驾驶双发战斗机、轰炸机或侦察机的学员则还需要到C级飞行学校参加6个月训练。这些驾驶重型战机的飞行员将接受高级科目的学习，还需驾驶He-111、Ju-52、Ju-86和Do-17等战机完成50至60个飞行小时的训练。获得C级证书后，驾驶双发战斗机者直接进入专门学校继续受训，而轰炸机和侦察机飞行员还需完成额外的50至60小时的盲飞训练（仪表飞行）。志愿驾驶俯冲轰炸机的鲁德尔也按照这种制度，于1938年6月被分配到奥地利格拉茨的第168俯冲轰炸机联队（Sturzkampfgeschwader，简称为StG）第1大队受训。当时德国已吞并了奥地利，全国上下的备战热情十分高涨，鲁德尔的部队也进行了换装，在西班牙内战中经过检验的Ju-87俯冲轰炸机取代了以前的Hs-123轰炸机。鲁德尔第一次接触了Ju-87，虽然这款战机将在日后与他的名字和成功紧密相连，但在1938年夏秋，学习能力不算强的他还是遭遇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他学习了最大角度达90度的俯冲技术、编队飞行、射击和轰炸等，但战机陡降数千英尺时空气压力的迅速变化、拉起战机时几近失明或视觉模糊的痛苦体验，对他来说有点过于困难了。鲁德尔不是个理解力很强的人，因而进展颇为缓慢，中队长对他似乎也失去了信心。他刚加入中队时，战友们基本都通过了考核，这更显得是他拖累了整个中队的训练进度。像在空战学校时那样，鲁德尔一如既往地把业余时间花在体育锻炼或爬山等活动上，很少出现在军官们集体用餐和社交的地方。即使在这些场合偶尔露面，他那只喝牛奶的习惯也让大家觉得他很不合群，甚至有点古怪。一位上级曾这样描绘那时的鲁德尔：“他不抽烟，只喝牛奶，没有什么关于女人的故事，更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体育运动上。鲁德尔是只怪鸟！”有一件事可以反映鲁德尔不受欢迎的窘况。1938年末，大队根据上级命令，要求各中队推选一名少尉或资深候补军官前去参加作战侦察特别训练。其他中队因不愿放走飞行员都交回了空白表格，只有鲁德尔所在的中队完成了任务——他被“荣幸地”选中，任凭他如何反对都无济于事，中队似乎很高兴摆脱这个“只爱喝牛奶”的家伙。这件事在鲁德尔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决心要做出一番成就给那些对自己抱有成见的长官们看，发誓日后必将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战友。鲁德尔日后曾6次冒着被俘的危险解救战友，是对其誓言最好的脚注。
1939年1月1日，鲁德尔正式成为少尉军官，同时无奈地来到下萨克森的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进行侦察飞行训练。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航拍摄影并受训成为观察员，而按照战前的训练条例，观察员要充任侦察机的机长，因而不被允许驾驶战机。枯燥的理论学习在6月1日告一段落，鲁德尔被分配到第121远程侦察大队任观察员，驻地是位于新勃兰登堡地区的普伦茨劳（Prenzlau）。二战爆发前夜，鲁德尔随大队调防至波兰走廊附近的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ehl），就连反应一向不算敏锐的他也察觉到战争一触即发了。
波兰战役期间，鲁德尔作为观察员兼机长也曾出现在波兰上空，虽然偶尔遭遇波军战斗机的拦截，但更多时候看到的都是在战机周围开花的高射炮弹。鲁德尔的主要任务是侦察照相，包括侦察铁路枢纽、波军集结地、调动情况以及后期入侵波兰东部的苏军动向等等。波兰战役9月末告终后，第121远程侦察大队于11月10日返回普伦茨劳，鲁德尔也在这时获得了1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但这并不能唤起他对侦察飞行的热情，事实上他已申请调回原来的俯冲轰炸机单位。经过一番努力，鲁德尔在1940年3月2日调到维也纳的第43飞行训练团任副官，不久后随队移驻巴登-符腾堡州的克赖尔斯海姆（Crailsheim）基地。历时1个半月的法国战役中鲁德尔毫无作为，连实际飞行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更勿论实战了，苦闷的他只能通过广播报纸了解战事，这令他情绪非常低落，还觉得自己是在无过受罚。除试图通过体育锻炼来消除沮丧外，他仍在不断提交调动申请，甚至还绕过指挥渠道，直接打电话给空军总部人事局。数不清的恳求电话和申请令人事部门不胜其烦，他们终于在法国战役结束后同意这个执着的年轻人返回以前的俯冲轰炸机单位。
摄于1939年9月，第121远程侦察大队的鲁德尔少尉准备执行侦察任务。鲁德尔的老单位StG-168第1大队早在1939年5月就被改为StG-76第1大队，1940年7月9日时又成为StG-3第1大队，大队长仍是西格尔（Walter Sigel）上尉，现驻地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卡昂（Caen）。整个7月和8月，俯冲轰炸机部队成功袭击了英吉利海峡的船只，也破坏了英国南部的港口和设施，但当8月13日不列颠空战进入第二阶段时，俯冲轰炸机部队的任务已不再局限于惯常的地面支援，摧毁英国的内陆机场和海岸雷达站也成为重要的目标。在尚未取得制空权的不列颠上空，德军俯冲轰炸机在“飓风”和“喷火”等战斗机面前没有还手之力，6天内就损失了40架以上的Ju-87，还有更多的斯图卡在对手压迫下胡乱地扔下炸弹，然后带着满身的伤痕仓皇返航。英军战斗机飞行员很快掌握了击杀俯冲轰炸机的窍门——斯图卡这种曾令人恐怖的利器进行垂直俯冲投弹时，是攻击它的最好时机。仅在8月18日，袭击雷达站的StG-77第1和第2大队就有12架以上的Ju-87被摧毁或无法修复。由于损失过大，德军俯冲轰炸机部队从8月19日起就基本撤离了一线——高层打算等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正式实施并取得成功后，再把俯冲轰炸机部队投入战场。那时，德军就可将Ju-87部署在占领的英军机场，让这把利器再次发挥出支援地面部队的恐怖作用。
不过，不列颠空战的起起落落似乎对鲁德尔没有任何影响——他仍是一个不能承担作战任务的“学徒”飞行员，虽然报到后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不多的朋友也在作战间隙向他传授实战经验，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弥补一年半里缺失的技能并非易事，鲁德尔也再次展示出自己糟糕的学习能力，总是无法熟练地掌控战机。除此以外，鲁德尔继续显露着痴迷于体育、爱喝牛奶等“怪”习惯，卡昂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对他也没有任何吸引力，虽在9月1日顺利晋升为中尉，但飞行技能提高得非常缓慢，与中队和大队的总体氛围也显得很不协调。俯冲轰炸机部队奉命陆续撤出前沿时，鲁德尔又被调至格拉茨的斯图卡补充大队继续学习和提高技能。当1941年4月初的巴尔干战役开始时，可怜的鲁德尔中尉不得不在格拉茨基地眼巴巴地望着别人起降，他却只能坐在宿舍里想象着战火从南斯拉夫蔓延到希腊。别人在战场上俯冲投弹，他只能在基地里练习飞行，可以想像他有多么失望。鲁德尔在郁闷中苦苦煎熬，突然有一天开了窍，令人讶异地展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技巧——编队飞行中，无论教官做出怎样的特技动作，不管是绕圈、俯冲还是倒飞，他总能紧随其后，就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着两架飞机似的；投弹练习中他几乎从未偏离目标超过10米；空中射击方面他也能取得90%命中率的优异成绩。这一切似乎来得有点晚，但信心却在突然间树立起来。自此以后，鲁德尔再也没有失去过自信。
1941年4月末，鲁德尔被调往StG-2第1大队，当时该部正驻扎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边的莫拉伊。鲁德尔对自己终有机会参加实战感到兴奋不已，但在报到时却意外地发现，第一个迎候自己的人竟是在卡昂时的教官！这位教官是现任大队长希特朔尔德（Hubertus Hitschhold）上尉的副官，两人见面时脸上均阴云密布。教官对鲁德尔的评价显然很低，还明知故问地问他有何贵干。鲁德尔怒火中烧，但很快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教官随后诡异地一笑，嘲讽地问道：“你学得如何啦？”鲁德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自己已完全掌握了驾驶斯图卡轰炸机的技能。教官随后说道：“我会向大队长汇报你的情况，咱们走着瞧吧。这得由他决定。就这些，你可以走了，先安顿下来。”鲁德尔觉得自己正和日益加重的受挫感搏斗，他告诫自己一定不要放弃，教官对自己或许有偏见，但大队长的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令他再次吃惊的是，他向希特朔尔德报到时，后者细细打量了他一番后才说道：“既然我的副官很了解你，那么我也算了解你了。没有进一步的指令前，你不得随大队飞行。如果将来人手不够的话……”闻听此言，鲁德尔的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希特朔尔德下面说了什么。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苦盼2年才迎来一个机会，难道又要被人踢出去当看客？鲁德尔在战后回忆这一幕时仍然感到忿恨难平，声称其伤害“甚至胜过自己血流不止、体力耗尽之时的肌肤之痛”。
1941年5月的希腊莫拉伊，虽然急切地要求参战，但鲁德尔又一次被排除在外。本图中的鲁德尔显得相当受挫，背景中的多刺植物似乎烘托了他所处的“多刺环境”。在1941年5月20日开始的克里特岛战役中，德军投入了包括StG-2三个大队、StG-77两个大队和StG-3第1大队（鲁德尔的老部队）在内的201架Ju-87俯冲轰炸机。[插图]在Ju-52运输机运送伞兵登岛之前，StG-2的三个大队分成两个梯队（第1和第2大队在前、第3大队跟进），对克里特岛主要机场周边的英军高射炮和炮兵阵地进行了密集轰炸。随后几日里，StG-2的斯图卡继续以尖利无情的轰炸折磨和驱赶着英联邦军队，一位参加过此战的澳大利亚军人后来曾说：“……每当我们开始还击，斯图卡轰炸机就飞到了我们头上。”一旦德军登陆部队站稳脚跟和向内陆推进，斯图卡轰炸机就开始向英国皇家海军舰只发起不舍昼夜的攻击，StG-2第1大队在5月22日和23日就击沉了3艘驱逐舰。由于英军舰只的方位距斯图卡轰炸机的起飞基地很近，又几乎没有战斗机保护，德军飞行员们往往一天里多次执行任务，出发、轰炸、加油、再出发、再轰炸，基地里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而可怜的鲁德尔却在整个战役期间一直充当看客，发动机就在身边轰鸣，炸弹一次次地装上战机，战友不停地在眼前穿 梭，而他却要在帐篷里端坐！“没有进一步指令前，你不得随大队飞行”，这句话成千上万次地回响在鲁德尔耳边，令他焦虑，使他愤怒，让他觉得自己备受轻视。他既羡慕又无可奈何地听战友们兴奋地交谈，他曾央求战友让自己替他们执行一次任务，甚至试图“ *** ”一下战友，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身在战场却被禁止飞行作战，这段时光无疑是鲁德尔最困难的日子，但他没有丧失信心，依然坚信自己完全掌握了驾驭斯图卡的飞行技巧和作战要领。偏见横亘在他与出击作战之间，但同时也给了他机会来证明长官们的偏见多么荒谬。他坚信上级不该如此对待下属，反抗的怒火时时在胸中燃烧，但他一再告诫自己要自控。他就那样安静地坐在帐篷里静静思考，同时竭力控制住脾气和情绪。鲁德尔此时的境遇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尔塞尤这位才华最出众、但起步同样充满坎坷的超级王牌，马尔塞尤曾因中队长拒绝为其分配战斗任务，而在盛怒之下驾机扫射中队部帐篷外的地面。相较于耽于享乐、缺乏自控能力的马尔塞尤，鲁德尔在洁身自好和自律自控方面确实高出不止一筹，或如库尔迈上校战后所言：“一个斯图卡轰炸机飞行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性格。”
咸鱼翻身：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时，鲁德尔正在本土的科特布斯（Cottbus）公干。从收音机中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他立即驾驶1架修复完毕的战机飞往东普鲁士因斯特堡（Insterburg），然后从那里转往波兰的拉奇基（Raczki）基地，与从克里特岛调防至此的StG-2第1大队会合。此时，StG-2第2大队已被改派至北非，第1和第3大队的83架Ju-87在联队长迪诺特（Oskar Dinort）中校率领下，负责在第8航空军编成内支援中央集团军群的地面作战。忙得不可开交的大队长希特朔尔德没功夫搭理鲁德尔，便把他分派到扬森（Ewald Janssen）中尉的第1中队。扬森跟鲁德尔一样都属于大队多数军官眼中的“另类”，他不仅任命鲁德尔担任中队技术军官，还让他在下一波攻击中担任自己的僚机——从这一刻起，鲁德尔的脑海中就只有一个念头——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已掌握了所有的飞行技巧和作战技能，以往的偏见都是不公正的！这一天，他终于作为一名斯图卡飞行员翱翔在蓝天上了，但他像芒刺一样紧贴在扬森的身后，一时令中队长紧张万分，生怕鲁德尔会从后面撞上他。不过，他很快便发现鲁德尔对战机的掌控轻松裕如。当天结束时，鲁德尔一共4次越过苏军前沿，轰炸了对手的坦克集结地、高射炮阵地和补给车队。接下来的日子里，鲁德尔多次在凌晨3点起飞升空，直至晚上10点才返回。作为技术军官，他的职责还包括与地勤们一起在作战间隙和晚间确保战机做好一切准备，虽然睡眠时间很少，身心非常疲劳，但鲁德尔与战友们一样士气高昂。
摄于1941年6月，StG-2第1大队的斯图卡准备起飞，据信图中最前面的斯图卡就是鲁德尔的座机。摄于1941年夏，执行任务归来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编队。俯冲轰炸机与传统轰炸机部队在苏德战争之初的目标非常明确，德军航空兵将军戴希曼（Paul Deichmann）战后曾将其分为“先期任务”和“主要任务”：先期任务是以突袭方式最大限度地消灭苏联空军，一旦达成目标，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持续不断地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战术支援，尤其是帮助装甲部队高速推进、纵深突破与合围苏军地面部队。在7月初的明斯克包围战、7月底至8月初的斯摩棱斯克围歼战中，鲁德尔所在的StG-2曾多次炸毁苏军撤退必经的桥梁和道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也在1941年7月18日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不要小看了这一勋章，虽然战争后期德军颇有滥发勋章之嫌，但在1941年夏的东线，这仍是一个相当高的荣誉。曾有一部名为“铁十字勋章”的外国电影，讲述的是一名贵族出身的陆军上尉为搏取一枚铁十字勋章，甘愿从了无战事的法国来到东线充任步兵连长，最后丢了性命也未能如愿。
到7月24日时，鲁德尔已在飞行日志中留下了出击100次的记录。此后他被调往StG-2第3大队担任技术军官。8月6日，施特恩（Ernst-Siegfried Steen）上尉成为第3大队新任大队长。施特恩1932年开始飞行训练，曾在苏联境内的利佩茨克（Lipetsk）进行过秘密飞行训练，1938年起即担任StG-2第1中队中队长，是参加过从波兰到巴尔干等所有战役的飞行老手。鲁德尔对这位年长自己4岁的大队长并不陌生，也充满敬意，称赞后者是第一流的飞行员和卓越的指挥官（鲁德尔在战后自传中曾以相当的篇幅追忆施特恩，曾谈到他们两人有相似的习惯和爱好，彼此惺惺相惜，经常交流投弹技巧等等）。鲁德尔尤为钦服施特恩的投弹技巧和团队领导能力，施特恩也与鲁德尔等形成了默契——如果他错过了某座桥梁，鲁德尔肯定会在后面跟进将之炸毁，他们身后的机群则会把炸弹倾泻在高炮阵地或其他重要目标上。这种密切配合的能力加上频繁的出击，以及交战之初苏军的混乱不堪，帮助鲁德尔等收获了相当多的战果。
鲁德尔不知疲倦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战友，他的技术能力也渐渐征服了那些对他曾有偏见的人。联队长迪诺特曾向施特恩询问鲁德尔的表现，施特恩的一句话——“他是我最好的飞行伙伴”——就让所有曾小瞧鲁德尔的人闭上了嘴巴。施特恩既充分肯定鲁德尔的热情，但也警告他别过于“疯狂”。鲁德尔倒认为大队长的告诫，其实有一半是在开玩笑，还自认为这是一个飞行员对另一个飞行员的“褒扬”。他们两人都很清楚，鲁德尔为确保命中目标和不浪费弹药，往往俯冲到很低的高度，而且经常有一些风险很大的机动。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令其陷入险境。有一次执行任务时，鲁德尔战友的斯图卡被高炮击中后迫降在开阔地上，他见状准备前去解救时，自己的发动机也被击中。鲁德尔只得放弃救援，但已无法保证自己的斯图卡能顺利飞回德军一侧。虽想尽办法控制座机，但喷射的机油还是涂满了风挡，一旦发动机出现抱缸，后果不堪设想。鲁德尔的斯图卡飞得很低，苏军甚至开始用步枪和手枪朝他射击。幸运的是，鲁德尔设法把座机拉升到了子弹射程不及的高度，但幸运中又有不幸，着陆时他的斯图卡撞上了另一架战机，结果座机的右侧机翼被完全撞坏。
8月中旬起，StG-2开始支援北方集团军群扑向列宁格勒的地面攻势。除经常轰炸至关重要的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即“十月革命”铁路）外，StG-2第3大队在8月29日进驻鲁加（Luga）南面的提尔科沃（Tyrkovo）基地后，开始为第18和第16集团军提供近距离对地支援。随着德军的步步紧逼和波罗的海多数港口的丢失，苏军波罗的海舰队被迫撤入列宁格勒西面的军港喀朗斯塔德（Kronstadt）。以此为母港的苏军波罗的海舰队拥有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和42艘潜艇。[插图]舰队中的战列舰“马拉”（Marat）号和“十月革命”号虽然老旧，但各装备有12门305毫米炮、16门120毫米炮、6门76毫米高射炮和其他防空武器，巡洋舰“高尔基”（Maxim Gorki）号和“基洛夫”（Kirov）号也各有9门180毫米炮。这些舰只被用来轰击芬兰湾沿岸和列宁格勒周边的德军阵地，它们经常变换着位置为地面苏军提供精准的火力支援。由于经常受到舰载火炮的袭扰，德军高层命令StG-2将这些危险的“流动炮兵”摧毁。
为完成这个任务，StG-2需要使用装有特制引信的、重达1000公斤的大炸弹，因为普通引信炸弹只能在主甲板上爆炸，虽能损毁舰体，但不足以击沉23600余吨的铁甲战舰，只有延迟引信的穿甲弹才能在撕开主甲板后深入舰体引发毁灭性的爆炸。大炸弹运抵前，德军侦察机意外发现了“马拉”号的踪影，联队长迪诺特决定立即发起攻击。9月16日，施特恩和鲁德尔在能见度很低的恶劣天气下出发了。像往常一样，施特恩飞长机，鲁德尔任僚机，其他飞行员陆续跟进。鲁德尔从云缝中发现“马拉”号后立即通报了施特恩。话音刚落，施特恩已从云缝中消失，鲁德尔立即跟进俯冲。他们都知道只有几秒钟时间从云缝中完成攻击，如果太慢，“马拉”号会移动位置，而且云缝也在不断移动之中。施特恩率先投弹，没有命中，但随后鲁德尔投下的500公斤重炸弹准确命中了“马拉”号的后甲板，火光顿时冲天而起。其他30余架斯图卡也从云缝里陆续发起攻击，但这时苏军已意识到这些“肮脏的斯图卡”来自何方，开始朝云缝方向猛烈开火。在对手凶猛的火力下，施特恩等未及核对战果就匆匆爬至云层上方。返回基地后，众人对500公斤的炸弹能否击沉“马拉”号议论不休，后续的侦察报告则说这艘战舰已踪影难觅，可能已经沉没了。9月21日，期盼已久的大炸弹终于运抵提尔科沃，碰巧德军的例行侦察也在次日发现“马拉号”正在船坞里进行大修。9月23日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湛蓝的天空里没有一丝云彩，迪诺特亲率2个大队向喀朗斯塔德方向飞去。抵达目标前，斯图卡轰炸机编队先遭遇了苏军战斗机的拦截，然后又在各种口径的高射炮（约有1000门左右）射出的弹雨烟尘中穿梭。距离喀朗斯塔德军港很近时，StG-2的编队队形已不复存在，但施特恩和鲁德尔的2架斯图卡依然一前一后地搜寻着“马拉”号。鲁德尔在9000英尺高度发现了“马拉”号及其身后的“基洛夫”号。就在这时，施特恩突然向下俯冲，鲁德尔也立即跟进，远远看去2架斯图卡正肩并肩地以70至80度的角度俯冲。鲁德尔看到施特恩放下了俯冲减速板，也跟着如法炮制，但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又注意到施特恩俯冲的速度更快了，还渐渐拉大了与自己的距离。鲁德尔随即收起减速板，他假定大队长是为了更快地抵近靶子、降低被炮火击中的机率而决定不使用减速板。鲁德尔迅速拉近了与长机间的距离，甚至都能清楚地看到前面的尾炮手那张惊恐错愕的脸——后者肯定认为相撞已不可避免，鲁德尔的螺旋桨一定会削掉他的尾翼！鲁德尔不管不顾地用尽全身力量，将俯冲角度加到几乎90度，他的Ju-87平稳地擦着施特恩的左侧机翼呼啸而过。一动不动的“马拉”号变得更大更清楚了，鲁德尔觉得想错过这个靶子都不太可能了——在约300米的高度，鲁德尔投下了大炸弹。出发前，施特恩曾一再嘱咐他不得在低于1000米高度投掷这种威力巨大的炸弹，因为弹片能迅速散落到这个高度，进而危及到自己人的斯图卡。疯狂的鲁德尔早把命令置诸脑后，释放炸弹的同时，他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拉起座机，这一刻他出现了黑视，好像意识也随之消失了。模模糊糊中鲁德尔听到尾炮手的欢呼声：“‘马拉’号爆炸了，长官！”而这时他的斯图卡距离水面不过数米，“马拉”号爆炸后腾起的烟柱已高达400至500米！ 待意识有所恢复，鲁德尔展示出了高超的技巧、惊人的勇气和令人称奇的好运气——他驾驶着爬升能力有限的Ju-87超低空穿行于枪林弹雨中，2架追击他的苏军战斗机被地面高射炮不慎击落，第3架苏军战斗机向鲁德尔的座机开了火但没有命中，反而被躲在后面的Bf-109凌空击落。鲁德尔把对手愤怒的高射炮火都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让其他斯图卡能更从容地向其他舰只投掷炸弹。
摄于1941年9月23日的喀朗斯塔德军港，鲁德尔当日命中了“马拉”号的弹药舱，其舰首被直接炸断，图中巨大的烟柱遮住了这艘战列舰的身影。施特恩和战友们都在无线电中向鲁德尔表示了祝贺，昵称“奥斯卡大叔”的联队长迪诺特也在空中不疾不许地说道：“允许我表示衷心的祝贺。”不过，“马拉”号的弹药舱虽被鲁德尔投下的炸弹引爆，整个舰首也被炸掉，但在海港的浅水中一直拒绝沉没，后来经过几番大修，苏军还成功修复了余下的3个主炮塔，剩下的9门巨炮继续向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军步兵开炮。返回基地时，施特恩的座机有一只轮胎不慎撞上了弹坑，斯图卡的螺旋桨因之受损。StG-2当日奉命再次出击时，施特恩只得另找1架战机，不过，这架斯图卡又在滑行中意外受损。倒霉的施特恩“蛮横地”要求鲁德尔让出座机（可能是因为后者已经立功），鲁德尔无奈地只得将编号5836的座机连同尾炮手一起交给大队长，自己转而去检修受损的其他斯图卡。刚完成第300次作战飞行的施特恩再也没有回来，迪诺特曾记述过这一幕：“……StG-2向停泊在喀朗斯塔德港中的‘十月革命’号和‘基洛夫’号发起了一次攻击。联队使用了专门的一拥而上的攻击战术，旨在同时打击对手的两大目标。当我与联队部的几架斯图卡一起向‘十月革命’号俯冲时，有短暂的一刻我曾被‘基洛夫’号巡洋舰方向发出的剧烈爆炸声干扰，爆炸声传来时，我还看到有1架斯图卡在接近该舰的地方坠毁了。由于失去了靶子，我不得不停止俯冲，但是，因为在密集的战机间没有迂回空间，我不得不先转了两个弯。因此我的斯图卡是最后一个向‘十月革命’号俯冲投弹的。拉起座机后我看到了轰炸的效果。‘基洛夫’号正燃起熊熊大火，‘十月革命’号也被多枚炸弹命中。然后我向奥拉宁堡（Oranien *** aum）方向飞去，途中遭到高射炮的猛烈射击，有2架尾随的苏军战斗机被我的炮手射出的炮火驱散，（JG-54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少校手下的护航战斗机也帮了大忙。稍后，当我们评估攻击结果并仔细分析大家的观察时，我确信在‘基洛夫’号旁坠毁的战机，就是第3大队大队长施特恩上尉的座机。有人看到他的斯图卡拖着越来越厚的浓烟垂直地朝巡洋舰撞去，毫无疑问，他在极低的高度才掷下炸弹，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命中目标。”施特恩驾驶的鲁德尔座机在1600米高空被苏军高射炮火击中，由于升降舵受损，他在完成俯冲投弹后已无机会拉起战机。于是，施特恩操纵着斯图卡的副翼和尾翼朝“基洛夫”号冲去，在坠毁前的最后一刻掷下了大炸弹，虽未能直接击中“基洛夫”号，但还是重创了这艘巡洋舰。施特恩死后被追授骑士勋章，他的阵亡以及一同丧生的尾炮手令鲁德尔倍感痛心，也使得击毁“马拉”号所带来的短暂欢乐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后人曾言及此事：“……即使鲁德尔热情的纳粹主义似乎也被这一事件所震撼，他后来曾写道：‘他们死于此刻尚属幸运，因为在他们消失时至少还能坚信，所有这些苦难的终结将能为德国和欧洲带来自由。’”
针对波罗的海舰队的作战一直持续到10月初，鲁德尔与自己的新炮手亨切尔（Erwin Hentschel）合作击沉了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但StG-2试图击沉“十月革命”号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这艘战列舰在9月23日就曾遭受重创，后续攻击中德军斯图卡也曾直接命中过该舰，不过投下的大炸弹却是哑弹。10月16日，德军第39摩托化军和第1军发起了冬季降临前北方战场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目标是占领列宁格勒以东的季赫温、沃尔霍夫及拉多加湖东南湖岸，从而掐断苏联腹地通向拉多加湖、进而补给列宁格勒的通道。StG-2第3大队在新任大队长普雷斯勒（Gustav Pressler）上尉的率领下，负责支援沃尔霍夫前沿的攻势，针对铁路、车站、交通枢纽和部队集结地等进行了大量的轰炸。德军的地面攻势动用兵力高达10余万人，投入了北方战场几乎所有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在酷寒和暴风雪中激战3周有余，终于在11月8日夺取了季赫温，切断了莫斯科抵达拉多加湖的最后一根铁路线。但是，3个集团军的苏军立即发起了将德军赶回沃尔霍夫河西岸的反攻，到12月8日时一举克复了季赫温，取得了几个月里的首次大规模胜利，也终结了希特勒在1941年底前围死列宁格勒的迷梦。不过，苏军一样受阻于严寒、积雪和困难的地形，撤出季赫温的德军并未溃败，而是交替掩护撤退并辅以顽强的延迟阻击。苏军的进攻能量在天寒地冻中逐渐耗尽，1941年圣诞节前推进到沃尔霍夫河东岸后转入了守势。
摄于1941年深秋的北方战场沃尔霍夫前线，鲁德尔中尉在起飞前进行最后的检查。摄于1941年冬，被斯图卡轰炸机摧毁的1辆苏军KV-1重型坦克。摄于1941至1942年冬，StG-2在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的结合部（杰米扬斯克至大卢基一线）辗转作战，图为StG-2的一队Ju-87 B-2或R-2型斯图卡。1941年12月8日，鲁德尔获得了介于一级铁十字和骑士勋章之间的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次年1月6日，第8航空军指挥官里希特霍芬又为鲁德尔戴上了骑士勋章。上级在推荐书中这样写道：“（鲁德尔中尉）展现出了特别的勇敢精神，他直接命中了战列舰‘马拉’号，重创了‘十月革命’号，击沉了1艘重巡洋舰并使另1艘战舰失去了作用。在针对地面目标的作战中，他摧毁或重创了15座桥梁、23个炮兵阵地、4列装甲列车、17辆坦克和突击炮……”942年1月7日，苏军西北方面军发起了针对旧鲁萨—杰米扬斯克—霍尔姆—托罗佩茨（Toropetz）等地的反攻，鲁德尔所在的StG-2第3大队负责为第10军和第2军提供近距离对地支援并掩护其撤退。几乎与此同时，苏军加里宁方面军突破了勒热夫至奥列尼诺之间的德军防线，稍后又对勒热夫—瑟乔夫卡（Sychevka）—维亚济马铁路构成了重大威胁，这时StG-2第3大队被紧急调往第9集团军的战区，负责与其他空军联队一起支援被参谋总长哈尔德称为“整个东线最具决定性”的战场。StG-2第3大队的驻地位于瑟乔夫卡附近的杜吉诺（Dugino）机场，与其他联队的情形类似，该大队可升空的战机数量也一样严重不足，发动机的寿命大大缩短，各种技术故障频繁发生。作为大队的技术军官，鲁德尔还经常与地勤们一起冒着严寒连夜工作。为确保次日清晨能够发动战机，他们甚至在夜间每隔半小时预热引擎一次。鲁德尔战后曾感叹道，与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搏斗，其惨烈程度远甚于和对手作战。相对于空军，地面德军的状况可谓更加凄惨，汽油、弹药、食物乃至御寒冬装都非常不足，不少士兵身着单衣龟缩在战壕里瑟瑟发抖或被冻死，坦克和装甲车的燃油都被冻得梆硬，就连枪炮也时常失灵。鲁德尔对陆军官兵的境遇深表同情——几个月前击沉“马拉”号时，有战地记者询问他的感受，他当时曾回答说：“我好像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步兵们感激的眼神。”这种“感激的眼神”被鲁德尔视为自己所能获得的最高褒奖，在1942年初的勒热夫战场以及此后几年的战争里，他一直都把支援和保护地面部队作为自己最优先的职责。
凄厉的死神：东线坦克克星
1942年2月末，莫德尔上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经过4周的艰苦防御和反击，终于扭转了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场的态势。形势一旦趋稳，StG-2、StG-1和StG-77等东线斯图卡联队开始陆续撤离，进行休整和换装Ju-87 D系列俯冲轰炸机。3月，鲁德尔被调到格拉茨的StG-2补充中队任中队长（有史家曾说，这是鲁德尔仍未被所有人都认可和接受的表现之一），[插图]负责帮助已基本完成训练的年轻飞行员做好实战前的最后准备。鲁德尔在格拉茨享受了一段平静的安逸生活（期间还结了婚），他也时常想起自己加入俯冲轰炸机部队以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因而对工作格外严谨认真，同时待人友善，不仅向年轻飞行员们传授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技术，还告诫他们，只有坚持锻炼才能铸就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才能承受战争的巨大压力。虽然过得相当愉快，鲁德尔还是止不住地怀念战友，也担心过久离开前线会令自己变得迟钝。当听说另一联队的补充中队已被调回东线时，他也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尽快重返前线——这次他很快如愿以偿，整个补充中队在1942年夏都跟着他来到了克里木半岛的萨拉布兹（Sarabuz）基地。
德军1942年夏季攻势的重点在于南方战场，尤其是希特勒眼中更重要、也更实际的目标高加索大油田。StG-2全联队的120余架斯图卡（不包括鲁德尔补充中队）在6月中旬抵达库尔斯克以东，准备参加将于当月28日发起的夏季攻势。德军攻势发起后进展相当顺利，苏军布良斯克和西南方面军迅速东撤，使希特勒认为恢复了元气的德军“又一次挫败了对手”，很快命令将南方德军分成A和B两个集团军群，分别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方向推进，第4航空队也相应地分兵支援这两个集团军群——StG-2所在的第8航空军负责支援斯大林格勒方向，而StG-77所在的第4航空军则向高加索开进。8月初，A集团军群从罗斯托夫旋转向南，向北高加索和库班河方向追击撤退中的苏军，而苏军在放弃了荒芜人烟的中高加索地区后，开始在南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据险坚守。到8月中旬，A集团军群的进攻势头已有衰竭迹象，在其右侧的苏军固守着狭长的黑海海岸带（黑海舰队剩下的基地均分布在此），其左翼的部队距离海边的几个大油田仍有相当的距离。相比之下，B集团军群向斯大林格勒的推进可谓势如破竹，从而使高加索战场自8月中旬起就变得较为次要，支援高加索作战的空军联队也被陆续调往斯大林格勒方向。StG-77第1大队在8月20日被调至斯大林格勒战场，联队部和第2大队也将在月内调离，高加索战场的斯图卡轰炸机力量一下子就只剩下了StG-77的第3大队。正是为了弥补斯图卡力量的迅速缺失，鲁德尔的StG-2补充中队奉命移驻迈科普（Maikop）附近的前进基地，负责与StG-77第3大队一起支援此区域的地面作战。从8月下旬起，鲁德尔中队经常与StG-77第3大队一起执行任务，虽然他的那些老旧的斯图卡与StG-77的新战机相比有着不小的性能差别，但他手下那些争气的年轻新手们表现得毫不逊色。鲁德尔曾多次轰炸过苏军黑海舰队的母港图阿普谢（Tuapse），还曾与对手的装甲列车玩过“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列装甲列车时常从藏身的隧道里出来，向图阿普谢周边的德军发射炮弹，鲁德尔几次试图抓住对手并将之摧毁，但都在最后时刻被它溜走，直到鲁德尔炸塌了隧道出口，才算将之锁死在隧道里。9月，鲁德尔中队被临时调到东高加索的索尔达茨卡亚（Soldatskaya），负责支援正在捷列克（Terek）河北岸作战的地面德军。返回迈科普后，鲁德尔在9月24日完成了个人的第500次作战飞行。10月12日，鲁德尔在基地降落时突遭苏军轰炸机袭击，他幸运地躲过一劫，但StG-77的联队长奥尔特霍费尔（Alfons Orthofer）少校则没有那么幸运，正准备驾机起飞的他被弹片炸成重伤，当日死在迈科普的医院里。
11月初，鲁德尔染上了黄疸，不得不将补充中队移交给他人后住进了罗斯托夫的医院。几天后，他不仅自作主张地出院了，还匆匆赶到斯大林格勒以西几十公里的卡尔波夫卡（Karpovka），向StG-2联队长霍泽尔（Paul-Werner Hozzel）中校报到。联队长任命他担任第1中队的中队长。此时的斯大林格勒已有90%落入德军之手，用鲁德尔自己的话来说，“苏军正以宗教般的狂热和无畏镇守着剩下的部分”。激烈的巷战使德军的每寸推进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双方阵地的犬牙交错对斯图卡飞行员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既要命中残垣断壁中的对手，又不能误伤近在咫尺的德军，于是轰炸精度就成了最重要的，当然这也意味着鲁德尔他们要冒着猛烈的炮火在极低的高度飞行投弹。里希特霍芬曾在日记中感叹：“轰炸机简直就是在扔手榴弹的距离投弹。”其难度之大、危险之高自然不言而喻，还有后人曾称，即便在拥有精确制导武器的当代，这也是一项很高的要求。
摄于1942年春休假期间，鲁德尔到奥尔特-科尔福特（Alt-Kohlfurt）探视父母时，受到当地市民的热情欢迎，他们甚至还在鲁德尔父母的家门前组织乐队来表达对英雄的敬意。飞经伏尔加河上空的1架Ju-87俯冲轰炸机。尽管鲁德尔等飞行员竭尽全力，还是不能阻止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南北两面取得重大的反击突破。11月19日，鲁德尔在前去轰炸顿河西岸克列茨卡亚（Kletskaya）附近的苏军桥头堡时，曾亲眼目睹了对手的大规模反攻，更看到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的场面。对此场景鲁德尔气愤填膺、深以为耻，甚至战后还余恨难消地称：“罗马尼亚人真该庆幸我的弹药都用完了。”鲁德尔认为，除了无法战胜的酷寒和少得可怜的补给等因素外，正是罗军的溃退直接造成了防御体系的崩溃，进而导致了几个月后第6集团军的全军覆没。当罗马尼亚在1944年8月末脱离轴心国并向德国宣战时，鲁德尔对昔日盟友的怯懦无能和背叛更是愤慨难当，曾率部对罗军机场和部队进行过疯狂的报复性轰炸。当然这是后话，不过，鲁德尔似乎从未思考过希特勒的战略错误和指挥系统的失策，以及关键性的因素——苏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意志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对手的反击大潮中，再强的个人能力和技艺，充其量也就像当车的螳臂而已。
苏军的快速突破和德军防线的崩溃，使鲁德尔的基地被迫一再向后迁移。11月25日，一个苏军骑兵师在坦克的支援下强行撕开了防线，在德军后方不停地穿插，几乎包围了鲁德尔他们刚刚抵达的新基地，而此刻周边竟没有任何一支地面部队！1942年1月中旬，StG-3第3大队位于瑟乔夫卡的基地就曾被苏军攻击，连参谋和地勤都拿起武器参加了作战，鲁德尔等飞行员更是不停地出击轰炸对手，当时的战斗持续了整整3天。这次的情形虽不如上次那般危急，但鲁德尔也需一天内起飞作战17次之多！鲁德尔和战友们竭尽所能地支援被困于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但是区区几十架俯冲轰炸机又怎能改变大军的命运？1943年1月底2月初，曾经强悍的第6集团军放下了武器。在日复一日的出击作战中，鲁德尔的作战总次数到2月10日时已攀升至1000次，是空战史上达到这一高度的第一人，当然也是很多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都难以企及的高度。鲁德尔的战友尤斯特（Guenther Just）曾说：“……不是飞行员的人根本无法想像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的斯图卡飞行员在身体和精神上面对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冒着高射炮和其他轻重武器的射击向目标俯冲，承受着拉起战机时产生的巨大压力；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冒着猛烈的炮火投弹，亲眼目睹友机爆炸后产生的冲天火球；与数量占优势的敌军战斗机展开格斗——所有这些都迫使飞行员必须快速做出决定，不仅任务成功与否维系于此，机组成员的性命也都有赖于此。”如果说斯图卡飞行员每次执行任务都像是到地狱走了一遭，那么将这些炼狱乘以2500次，就足见鲁德尔在所有时代的飞行员中那独一无二的地位。
完成了第1001次作战飞行后，鲁德尔被“强制”休假2周，而后被调往空军的一个空对地反坦克试验单位。在斯大林格勒灾难发生前的1942年末，鉴于苏军在东线源源不断地投入坦克和装甲车辆，空军在雷希林试飞中心组建了一个试验性反坦克特战大队，由本章开头提及的施特普上尉领导，任务是从战机与重武器的各种组合中拣选出最有效的“坦克杀手”。施特普的特战大队曾在Ju-88轰炸机的座舱下方安装75毫米火炮，但不能令人满意的试验结果，再加上一些无法及时解决的困难，让他们放弃了这种机型。特战大队也用Ju-87 G-1俯冲轰炸机进行过试验，他们在两侧机翼下各安装1门37毫米机炮，使用只在穿甲后才会爆炸的特制弹药。1943年初春，特战大队从雷希林开往东线的布良斯克基地进行测试，结果表明Ju-87 G-1最具潜力。鲁德尔到达布良斯克基地后，也多次试验过这种昵称“大炮鸟”（Kannonenvogel）的Ju-87 G-1，他虽然发现这种斯图卡因为装载了重武器而变得更慢，操作性能也略有下降，但对可能达到20至30厘米的射击精度感到兴奋，他认为只要距离坦克足够近，坦克上比较脆弱的装甲部分，如发动机、油箱和弹药舱等还是很容易被击穿和引发爆炸的。
另一张摄于鲁德尔完成第1000次作战飞行时的照片，图中右侧的亨切尔似乎正准备品尝中队长的“保健饮料”。图为昵称“大炮鸟”（Kannonenvogel）的Ju-87 G俯冲轰炸机。1943年3月14日，鲁德尔获得了第229枚橡叶骑士勋章。图为希特勒在狼穴向12名飞行员讲话的场景（图片摄于1943年5月）。图中左起第8人为鲁德尔，左起第5人为1941年10月16日起担任StG-2联队长的霍泽尔中校（第230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大炮鸟”很快就迎来了实战检验的机会。3月底，鲁德尔率领装备了Ju-87 G-1的“空中反坦克中队”（施特普负责留守布良斯克基地）飞抵克里木最东端的刻赤，从那里起飞支援库班桥头堡内的第17集团军和罗马尼亚部队。当时，苏军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方面军为切断德罗军队撤往克里木半岛的通路，正竭尽全力地猛攻库班桥头堡，双方的空军在这里各投入了约1000架战机，激烈的空战每天都在进行——负责此战场的苏联空军第4集团军司令员韦尔申宁（K.A. Vershinin）曾说：“有些日子里每隔10分钟就能看见1架坠落的战机，一天内发生多达100次的大小空战也是屡见不鲜。”而鲁德尔的“反坦克中队”无疑是库班战场上最具特色的一支空军部队，但他的首演并不成功。4月初，当苏军3个步兵师试图在坦克支援下砸开德军位于克里木斯卡亚（Krimskaya）的防线时，鲁德尔接到了率领“大炮鸟”前去攻击这些坦克的命令。但当他们在低空逼近对手时，遭到了地面高射炮的猛烈轰击，鲁德尔自己的座机也被击中。首战的失利使他意识到，由于装有机炮的机翼负重过大，Ju-87 G-1进行俯冲轰炸时将面临很大的危险，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用常规型斯图卡为“大炮鸟”护航。由于正面强攻一再失败，苏军打算在德军后方强行登陆后建立桥头堡。约2个师的步兵搭乘着数百只小型登陆艇或木船，试图在捷姆留克（Temryuk）湾周边地区上岸，但他们遭到了鲁德尔中队的无情攻击——连续几日里，从黎明到黄昏，鲁德尔中队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和攻击登陆船只，迫使对手最终放弃了登陆，仅鲁德尔本人就摧毁了约70艘登陆船只。在刻赤作战期间，鲁德尔于4月1日晋升为上尉，并在同月14日成为第229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这当然是很高的荣誉，有资料表明，二战期间德国颁发了约7500枚骑士勋章，但只有860人是橡叶骑士勋章得主。5月10日，鲁德尔奉命飞往元首大本营，希特勒将为他和其他11名飞行员颁发勋章。旅行途中，他突然觉得自己厌倦了在反坦克中队的日子，尤其是非常想念同在刻赤的StG-2第1大队的战友们。鲁德尔打算借此机会调回StG-2，他把想法告诉了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还“威胁”说如果不批准的话则将会拒绝接受勋章。贝洛很快搞定了一切，鲁德尔可以返回StG-2，但前提是不能放弃空对地反坦克作战的研究。希特勒与这批获勋者交谈了约1个小时，首次面君的鲁德尔惊讶地发现元首非常了解前线状况，同时也为元首的口才和风度倾倒，他觉得希特勒“充满想法和计划，而且高度自信”。鲁德尔回到StG-2后继续担任第1中队中队长，他还带回来一架Ju-87 G-1，在执行常规轰炸任务的间隙，只要听说有苏军坦克部队突破了德军阵地，他都会驾驶这架“大炮鸟”前去助阵。6月中旬，施特普上尉的反坦克特战大队所属的两个中队被分别并入StG-1和StG-2两个联队，加入StG-2的就是鲁德尔曾领导过的反坦克中队，这支中队虽成为独立的第10中队，但作战时归鲁德尔指挥。
1943年7月初，东线德军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即将在库尔斯克拉开帷幕。这场会战当然以双方的坦克对决出名，但空中的搏杀一样惨烈。德国空军为支援地面部队的钳形攻势，一共积聚了约1800架战机，其中350架是斯图卡轰炸机。StG-1被部署在北翼的奥廖尔地区，南翼的哈尔科夫一带则部署了StG-2和StG-77的6个大队。德军高层或许依然期待斯图卡部队继续扮演4年来的经典角色——以近90度的角度从天而降，投下杀伤力巨大的重磅炸弹，“尖叫死神”的凄厉呼啸声再令对手魂飞魄散。但是，斯图卡的黄金时代已无可奈何地翩然而去，它们作为俯冲轰炸机的角色正在日渐式微，在苏联空军越来越明显的空中优势面前，几乎所有的斯图卡大队都被集中用于低空对地支援。不过，斯图卡作为“坦克杀手”的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也正是发生在此战期间。Ju-87 G-1和G-2斯图卡在鲁德尔这种老手手中，还是使苏军坦克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会战首日（5日），鲁德尔在首次出击中就摧毁4辆坦克，当日的总战绩是击毁12辆坦克。另外，使用Fw-190 A-4和Hs-129 B-2/R2等战机的对地攻击联队也在库尔斯克进行了首演。被专门用作坦克杀手的Hs-129在其前端装有2挺7.92毫米机枪和2门20毫米机炮，而它真正强大的火力是其主炮——机身下方的30毫米Mark-101型或103型机炮。这种机炮射出的炮弹如果命中在坦克后部、运输车辆或地面掩体上都会造成致命的杀伤。Fw-190也通常与Hs-129密切配合，它们投下的炸弹往往能在瞬间将阵地化为乌有。
摄于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期间，鲁德尔手里拿的似乎是坦克鉴识图，他正向亨切尔（右）和技师斯拉贝尔斯（Wolfgang Slabbers）描述苏军坦克的主要特征。摄于1943年8月12日的哈尔科夫，鲁德尔和亨切尔当日分别完成了第1300次和第1000次作战飞行。战友们将两个花环挂在他们的脖子上以示庆贺。此时的鲁德尔上尉已是StG-2第3大队大队长。摄于1943年7月5日，鲁德尔在当天的首次出击中就摧毁了4辆坦克，当日日终时他击毁的坦克总数为12辆。德军的攻势在会战之初一度相当顺利，但很快变得步履艰难，无论装甲部队、步兵和飞行员付出怎样的超人努力，南北两翼的进展都难以令人满意。7月12日，苏军在北翼的奥廖尔地区向第9集团军后方发起了强势反攻，鲁德尔所在的StG-2被紧急调往奥廖尔一带，协助阻挡苏军的推进。仅过了一日，被盟军西西里岛登陆弄得心烦意乱的希特勒下令终止进攻，虽然南翼的局部攻防还将持续数日，但德军在二战时期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由于缺乏制空权，东线的斯图卡联队在这个7月遭受了最惨痛的损失，毁于苏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的斯图卡战机难以计数，更严重的是损失了众多的老手和军官，光是StG-2就损失了3名中队长和1名大队长：第8中队中队长在7月8日攻击苏军坦克时座机被凌空打炸；第5中队中队长7月14日在别尔哥罗德东北被击落后阵亡；第2中队中队长7月17日在击落了1架苏军战斗机后被另一对手击坠身亡；第3大队大队长克劳斯（Walter Krauss）也在7月17日被弹片炸死。[插图]克劳斯少校曾是首位获得骑士勋章的侦察机飞行员，1941年末调入俯冲轰炸机部队时，还曾在格拉茨的补充中队学习受训，与鲁德尔的私人交情相当深厚。鲁德尔对于这些同僚的离去非常痛心，但对手接二连三的反攻使他没有时间沉浸在悲伤中。7月19日，他被任命为第3大队大队长，之后他的大队就不停地西撤和转场，有时也被派去支援被突破的危急地段。8月初，苏军克复了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StG-2被调往哈尔科夫周边驻防，协助守军镇守这座重镇。8月12日，鲁德尔和尾炮手亨切尔分别完成了第1300次和第1000次作战飞行。这固然是非常了不起的记录，但个人成就再令人印象深刻，在对手的攻击狂潮前也不过是沧海一粟，鲁德尔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局部地、短时间地阻挡苏军潮水般的推进——哈尔科夫在8月23日的最后一次易手就是最好的一例。鲁德尔很可能已深切认识到了战争中个人力量的渺小，尤其是缺乏经验的新人往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销声匿迹的残酷现实。他十分担忧大队补充进来的那些新人，总是尽可能地向他们传授经验和技能，同时也严令他们在空中保持队形。鲁德尔在自传中曾说，他与老手们就像“老母鸡护佑小鸡”那样竭力避免新手的伤亡，并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战斗环境。1943年9月15日，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坦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服了希特勒，获准全线撤往第聂伯河西岸建立新的防御体系。鲁德尔的StG-2负责为撤退中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提供掩护。到9月28日时，StG-2已撤往第聂伯河西岸近100公里处的克里沃罗格（Krivoyrog）。10月9日晨，鲁德尔和亨切尔向逼近扎波罗热（Zaporozhye）的苏军装甲矛头发动了攻击，等返回基地时，他们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祝贺——这是鲁德尔的第1500次、亨切尔的第1200次作战飞行，到此时为止鲁德尔已击毁了约60辆苏军坦克。赶来祝贺的还有刚从第4航空军指挥官升任第1航空队指挥官的普夫卢格拜尔，这位将军特意送给鲁德尔一个大蛋糕。
摄于1943年10月9日，鲁德尔当日完成了第1500次作战飞行，第1航空队指挥官普夫卢格拜尔（Kurt Pflugbeil，中）亲自赶来表示祝贺，并赠送给鲁德尔一只大蛋糕。右为1943年9月10日接任StG-2联队长的施特普少校。摄于1943年11月，鲁德尔前去轰炸第聂伯河河曲部的罗曼科沃（Romankovo）大桥，图中机头略微前倾的战机就是鲁德尔的座机，本图是SG-2（10月18日StG-2正式改称SG-2——第2对地攻击联队）第3大队副官菲克尔（Helmut Fickel）少尉从自己的座机上拍摄的。1943年11月25日，鲁德尔获得了第42枚双剑骑士勋章。图为授勋场景，左一为获橡叶骑士勋章的JG-52联队长赫拉巴克中校；右一为鲁德尔的尾炮手亨切尔，他被授予了骑士勋章。摄于1943年12月末，东线某处上空的一群Ju-87俯冲轰炸机。10月18日发生了德军斯图卡轰炸机部队近十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StG-1、StG-2、StG-3、StG-5和StG-77等东线斯图卡联队均被改为相应的对地攻击机联队，StG-2的全称也变成了第2“殷麦曼”对地攻击机联队（Schlachtgeschwader 2，简称SG-2）。空军高层做出这种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俯冲轰炸机并非攻击对手坦克的最有效的武器，斯图卡本身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到苏军战斗机部队的打击。另外，斯图卡单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主要承担的对地攻击支援角色，与规模大大扩展的对地攻击机联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后者装备的Fw-190战斗—轰炸机经过实战证明是一款卓越的战机，既能投弹，又能在空中与苏军战斗机抗衡（不像斯图卡那样投弹完毕就得返航）。自然，空军高层更愿意把角色相似的两个兵种合二为一，用战斗力更强的Fw-190来逐渐取代过时的Ju-87。因而，至少从纸面上来看，俯冲轰炸机部队作为一个兵种从这天起就不复存在了。不过，改名容易，更换机型和熟悉战机却无法一蹴而就。事实上，鲁德尔的第3大队直到战争行将结束前才开始换装Fw-190，之前仍以Ju-87为主机型。1943年11月25日，鲁德尔获得了第42枚双剑骑士勋章。有趣的是，鲁德尔之前曾为亨切尔申请骑士勋章，但一直没有答复。亨切尔有着1000次以上的作战飞行经历，还击落过数架战斗机，鲁德尔认为他是最好的炮手，完全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他把亨切尔直接带到狼穴，并请贝洛上校“查一下”亨切尔的勋章到底卡在了哪个环节。贝洛很快为鲁德尔这位英雄搞定了一切，戈林批准授予亨切尔骑士勋章，而且还将由元首亲自授勋！当日参加仪式的还有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JG-52联队长赫拉巴克（Dietrich Hrabak）中校，他在1990年代去世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鲁德尔是战争期间获得最高级战功勋章的德国飞行员……他是一个直到最后一天仍不愿罢手的真正的狂热分子。我们过去为他的俯冲轰炸机编队提供过护航，只要在空中观察一下你就能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把炮手亨切尔也带来面见希特勒。鲁德尔为他申请过骑士勋章，但从未得到回复……亨切尔是希特勒亲手授予骑士勋章的三人之一，因为他只颁发橡叶骑士或更高级别的勋章。”在乌克兰寒冷的1943年冬，鲁德尔率领SG-2第3大队忠实地执行着攻击坦克、轰炸桥梁、摧毁火车站和交通枢纽、支援或掩护地面部队等各种任务。虽不能挽回南方德军步步败退的命运，但鲁德尔在对手飞行员中的“恶名”更加昭著了。德军的无线电监听曾发现，苏军飞行员们多次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干掉飞机上长有两个长条的那个德国猪，因为他总能敲掉我们的坦克”——“两个长条”自然是鲁德尔的Ju-87 G-2上的两门火炮。据说，斯大林曾悬赏10万卢布索要鲁德尔的项上人头。若果有其事，那么能享受此种待遇的，除超级王牌哈特曼外，恐怕就只有这位“坦克杀手”鲁德尔了。
命运之神总是眷顾他
鲁德尔转战东线数年，虽然不畏生死、技术超群，但也被击落过30余次，只不过将之打下来的都是高射炮，从来没有苏军战斗机能把他揍下来，他对此自然是十分自豪。鲁德尔能幸存于2500余次作战飞行，除技术方面的原因外，可能还有如下几个因素：其一是他具有顽强的意志和绝不放弃的韧性，这点从他那“自暴自弃才是最大失败”的座右铭中就可看出一二。其二是他拥有非常强健的体魄，不吸烟、不饮酒的他对体育锻炼有着强烈的嗜好，这些能保证他有足够的精力连续出击，而且在他幸存的故事中都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第三个因素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那就是纯粹的运气，是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虽然多次被高射炮击中，但他总能把遭受重创的战机开回德军一侧，最不济的情况下也是坠毁在距己方防线不远处（尽管有一次落在了苏军防线后方，但很快被战友抢回）。当然，这可能跟斯图卡主要执行对地支援任务，其前进基地距步兵防线都不远也有关系。鲁德尔曾6次为营救战友迫降在苏军防线一侧，受伤6次，其中2次重伤，1945年2月9日为营救战友甚至还失去了一条腿。面对鲁德尔的诸多惊人之举，后人无法不惊叹他的确好运连连，更感叹他为营救战友而甘愿违令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这位官拜上校联队长的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依然在我行我素地冒险营救战友。鲁德尔在自传中曾以很大篇幅追忆过他在1944年3月末的一次惊险逃生经历。这也是他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敌后救援，那时他已晋为少校，作战飞行的总次数也接近了1800次。3月初，苏军第1、第2、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发起了旨在围歼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大规模反攻，曼施坦因手下的第1装甲集团军、第8集团军、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重建的第6集团军及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等均被迫撤往南布格河西面的防线。但是，苏军雪崩般的推进速度和强大的机动能力大大超出了德军的预料，尤其是德涅斯特河上游河畔的扬波尔（Yampol）3月18日即被苏军攻克，迫使德军第8集团军加快了逃往德涅斯特河西岸，以避免被围歼于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两河之间的命运。为帮助地面部队撤过德涅斯特河后进驻罗马尼亚北部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鲁德尔的SG-2第3大队与多支空军单位一起奉命掩护陆军西撤。3月21日，鲁德尔大队先到巴尔塔（Balta）等地执行了7次任务，然后前去轰炸苏军在扬波尔建立的德涅斯特河桥头堡。尽管遭到20架苏军战斗机的阻截及地面高射炮的射击，鲁德尔大队还是成功炸毁了德涅斯特河上的一座渡桥。有1架斯图卡被高炮击中后出现了发动机故障，虽然只需咬牙坚持几分钟就能飞回德军一侧，但过于紧张的年轻飞行员还是很快迫降在苏军后方的一块玉米地边。鲁德尔目睹了整个过程，也迅速做出了救人的决定，同时要求其他斯图卡在空中警戒。着陆时他发现地面非常松软泥泞，甚至连刹车都不用，但当几个人都挤进他的斯图卡里时，他发现起落架已深陷于泥泞之中，战机根本无法起飞了。鲁德尔坐在驾驶舱里环顾四周，远远地看到有一队苏军正朝他们这里奔来，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令空中的战友迅速返航，同时下令自毁战机。做完这一切后，他带着亨切尔和那两位吓得不知所措的新手，朝着西面的德涅斯特河方向狂奔。他们不知疲倦地奔跑，一直跑到陡峭的河岸边，借助灌木的缓冲作用连滚带爬地溜到河边，扯掉衣服后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鲁德尔倒是没有忘记带着地图、罗盘、佩枪和他的那些勋章。冰雪渐融的河水寒冷刺骨，几个人很快都觉得手脚麻木僵硬，唯一支撑他们的就是宁可淹死、也不被俘的信念了。鲁德尔多年的锻炼此刻发挥了作用，两个新手的体力和游泳技术也不错，只有亨切尔一直在后面挣扎。游过了近500米的河面后，鲁德尔上岸后坐在岸边大口地喘着粗气，却发现距岸边仅剩50米的亨切尔仍在挣扎不已。鲁德尔立即跳入水中，用尽力气朝他游去，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亨切尔就在鲁德尔的眼前沉底了。鲁德尔等三人不知道自己距苏军后方有多远，只希望能早点遇到自己人或罗马尼亚士兵。三人衣衫褴褛，又冷又饿，其中一个还有些神智不清。此刻已是下午4点，太阳的余辉正逐渐消散，寒冷饥饿吞噬着他们仅存的体力。鲁德尔决定一直朝南走，途中他们遇到了几名军人，结果发现是装束与罗马尼亚士兵颇为相似的苏军。两名年轻飞行员在枪口下目瞪口呆，而鲁德尔不愿束手就擒，只见他突然弯下身子，以平生最快的速度闪电般跑开了。他像野兔那样不停地变换着奔跑方向，苏军士兵的子弹嗖嗖地从身边穿过，有一颗子弹还击中了他的肩部。求生的信念支撑着鲁德尔继续奔跑，他挣扎着跑过一座山岗，总算摆脱了身后的追兵。正在大口喘着粗气的时候，鲁德尔又发现约有20名苏军士兵从他的左前方赶来，远远地还有一名骑兵快马加鞭地飞驰。鲁德尔迅速找到一个小角落躺下，然后不停地往自己身上埋土。就在这时，SG-2第3大队所有的斯图卡轰炸机和2架侦察机出现在天空，它们都飞得很低，四处搜索着大队长的踪影，但鲁德尔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战机陆续飞离。或许是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于他，也许是飞机干扰了苏军的搜索，鲁德尔就这样紧贴着冰冷的地面侥幸躲了过去。天渐渐黑下来了，苏军增加人手的同时还带来了猎犬，他们距鲁德尔只有50米了，但猎犬就是始终不往他藏身的地方来！天完全黑下来后，苏军似乎放弃了搜捕，鲁德尔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一下，饥饿、寒冷、疲劳和肩伤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他的罗盘也坏了，只能根据星星来大致确定方位。不知走了多久，鲁德尔冒险进入一家农户，要了点东西吃，小睡一会后又一头扎进漆黑的暗夜。天在下雨，星星躲了起来，到处黑漆漆一片，脚和伤口都疼得要命，又饥又渴……鲁德尔托着踉跄的脚步继续向西，22日上午遇到一些逃难的罗马尼亚人，一个会说德语的姑娘告诉他此处离弗洛雷什蒂（Floresti）不远，那里仍有罗军驻守。接近中午时，几近 *** 的鲁德尔终于获救，身披一条毛毯的他没过多久被带到附近的机场，发现SG-2第3大队的1架轰炸机正在那里恭候着他……
鲁德尔在逃亡途中曾揣测，两名被俘飞行员可能供出了他的身份，这才使苏军在21日夜晚加大了搜寻力度。其实，苏军飞行员们1星期前就以为干掉了这个“大魔头”。他们把这个“荣誉”归功于著名王牌飞行员肖斯塔科夫（Lev Shestakov）。肖斯塔科夫的战友拉夫里年科夫（V. Lavrinenkov）曾在战后的一部著作中说，鲁德尔一直都是肖斯塔科夫上校任团长的第69战斗机航空团的老对手。1944年3月13日，一直追逐鲁德尔的肖斯塔科夫在空中准确击中了一架Ju-87 G-2，致使敌机凌空爆炸。由于此间服役的Ju-87为数很少，而众所周知鲁德尔只驾驶他最喜爱的这款战机，故而苏军都认为 *** 掉的就是鲁德尔。不过，在众人庆贺之前，那架Ju-87爆炸时产生的巨大气浪，也使肖斯塔科夫的拉-5战斗机在高速旋转中失去了控制，这位王牌随后坠机身亡。也有后人曾指出，拉夫里年科夫讲述的故事中，除肖斯塔科夫的阵亡时间准确以外，其余的都是掩饰——最著名的苏军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在与俯冲轰炸机的格斗中竟然丧生，实在是令人尴尬的往事。
无论如何，福大命大的鲁德尔又一次逃过了死神的召唤，尽管两天一夜40余公里的逃亡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休息了2天，鲁德尔就让人把自己抬进了1架Ju-87，又一次率领第3大队前去轰炸苏军的阵地！3月25日完成了个人的第1800次作战飞行后，鲁德尔又在26日率队攻击了长长的一队苏军坦克，当时这批坦克都挂上了副油箱，显然是准备向德军后方进行长途奔袭。鲁德尔一个人就摧毁了其中的17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功也使他的大名在27日首次登上了国防军战报。28日，鲁德尔在又一次的出击中击毁了9辆坦克，使他的坦克击毁总数超过了200辆！显赫的战功和敌后逃亡的勇敢行为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29日，鲁德尔被授予第10枚钻石骑士勋章。祝贺的电话、电报和信件纷至杳来，一时间，鲁德尔成了非凡勇气的代名词。在上萨尔茨堡贝希特斯加登的元首乡间别墅里，希特勒热情地迎接鲁德尔的到来，他不仅非常清楚鲁德尔劫后余生的那段经历，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后者的赞赏和对其勇气的钦佩。同时，希特勒还解释了为何亲自下达了禁飞令——他认为鲁德尔已经做得足够多、足够好了，“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勇士都牺牲生命，必须为下一代保存一些榜样和经验”。鲁德尔闻言却出人意料地说：“如果获得这项荣誉的前提是不能再领导大队作战，那我宁可拒绝接受。”希特勒皱起了眉头，霎那间空气也仿佛凝滞了一般，但他的脸上很快又浮现出笑容，轻声说道：“那好吧，你可以继续飞行。”为达目的不管不顾的鲁德尔愉快地接受了勋章，与元首交谈了2小时后，他踏上了回家休假的归途。
摄于1944年3月25日，鲁德尔逃亡归来后的第3天就完成了个人的第1800次作战飞行。但他的脸上显然还布满疲劳和紧张的神色。1944年5月初，在雅西西面的特尔古-弗鲁莫斯（Targul-Frumos）爆发了一场坦克大战，曼陀菲尔中将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在第24装甲师等友军配合下，挫败了科涅夫元帅第2乌克兰方面军夺取雅西、扑向普罗耶什蒂油田的尝试，还摧毁了数百辆苏军坦克。此战开始前一天，曼陀菲尔曾亲自打电话给鲁德尔，请他对“大德意志”师防线以北疑似苏军集结地的方位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插图]6月1日，鲁德尔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第2000次作战飞行，为此戈林在3日授予他金质钻石飞行员/侦察员联合徽章，到二战结束时他仍是这种勋饰的唯一得主。戈林在接见鲁德尔时，曾要求他去组建一支使用新型Me-410战机的单位，希望他能在率部对垒盟军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时取得决定性优势。鲁德尔表示，虽然自己以前曾渴望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但现在绝不愿离开俯冲轰炸机部队。虽然戈林希望鲁德尔不要拒绝这项任命，但对后者的态度也不感到惊讶，最后划定的底线是绝不允许他再到敌后救援战友。戈林称这是一项必须严格服从的命令，如果确有必要救援，也必须由其他人执行。几天后，戈林再次召见鲁德尔，这次授予他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勋饰——金质钻石对地支援徽章，这是一个璀璨夺目的纯金饰物，中间是白金花环围绕的双剑，下方则是注有“2000”字样的垂饰，而这个醒目的数字竟是用小钻石镶嵌而成的。
摄于1944年6月初，鲁德尔正是驾驶这架Ju-87完成了第2000次作战飞行。图中他与尾炮手加德曼及地勤们合影留念。金橡叶骑士的最后挣扎
1944年7月至9月，鲁德尔的SG-2第3大队转战于北达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广大区域，多次在险情频仍的战场充当“空中救火队”。苏军6月22日发起的“巴格拉季昂”夏季攻势很快重创和歼灭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大部，这时鲁德尔所部仍在相对平静的罗马尼亚雅西战场。7月13日，科涅夫第1乌克兰方面军发起了“利沃夫（Lvov）战役”，旨在将德军赶出乌克兰并在维斯瓦河建立桥头堡。苏军攻势发起时，鲁德尔大队被迅速调往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战场。虽然鲁德尔一如既往地连续出击，也给试图跨越桑河（San）并向北朝普舍美斯（Premysl，亦作普热米斯尔）推进的苏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德国战车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当苏军在7月26日夺回利沃夫时，鲁德尔又收到调令，率队北上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在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地带的作战。曼陀菲尔的“大德意志”师等部在8月上旬夺回了立陶宛重镇维尔卡维什基斯（Vilkaviskis，德语Wilkowschen），鲁德尔大队为成功夺城也做出了显著贡献。在这次作战中，鲁德尔违背了不得再进行敌后救援的禁令，冒着危险救出了被击落的两名飞行员。维尔卡维什基斯反击战刚一结束，鲁德尔就被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舍尔纳上将点将要走，开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边境地区作战。8月14日，鲁德尔将个人的坦克击毁记录提升到320辆，早就非常赏识鲁德尔的舍尔纳特意派人送来一个大蛋糕，上面除了有1辆T-34的模型外，还写着“320”的字样。16日，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发起了旨在恢复中央与北方两大集团军群陆路联系的“双头”作战，几日后德军占领了里加湾边上的重镇图库姆斯（Tukums），初步打通了北方集团军群与其他德军的联系通道。当时，鲁德尔正在爱沙尼亚的多尔帕特（Dorpat，今为塔尔图）协助地面部队阻挡突向塔林（Tallin）的苏军，他的座机19日清晨曾被击落，他的腿部受伤，尾炮手加德曼也断了3根肋骨，幸运的是两人被地面德军迅速救走。鲁德尔回到多尔帕特后，顾不上伤势，甚至都没有时间洗一把被熏黑的脸，就立即开始研究地图和准备下一次出击了！火热的战事在北方战场继续进行着，但是，当苏军第2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8月20日又在罗马尼亚发起了围歼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双重包围攻势时，舍尔纳不得不惋惜地目送鲁德尔大队急返罗马尼亚——罗军不仅意志力不足，而且装备落伍、训练落后，根本不是高度机械化的苏军的对手。仅仅2天罗军就出现了全线溃退，一定程度上造成仍在坚守的德军第8和第6集团军腹背受敌，而苏军装甲部队已开始向布加勒斯特和普罗耶什蒂油田方向推进。鲁德尔除了愤恨地指责罗马尼亚人以外，还能做什么呢？随着罗马尼亚政变的发生和随即向德国宣战，鲁德尔所部自身的处境也非常危险，他在用完了所有弹药后不得不率部撤往喀尔巴阡山脉另一边的匈牙利，留在罗马尼亚的是近10万德军的尸首和超过10万的战俘。
在无处不在的败退中，鲁德尔攀上了军旅生涯的又一个高峰——9月1日晋为中校后他被任命为SG-2“殷麦曼”联队的联队长。9月初的一日，鲁德尔驾驶1架Fw-190对喀尔巴阡山脉一处山口附近的苏军进行了低空攻击，返回基地时却遭遇了40架美军“野马”战斗机！鲁德尔抢在前面着陆后立即跳机逃跑，但美军已开始进行恣意的扫射和攻击。SG-2当日共损失了50架战机，鲁德尔也曾命悬一线——他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装死，直到死追着扫射他的那架“野马”耗尽了弹药为止。恼恨不已的鲁德尔把怒气全都发泄到距SG-2基地不远的一处罗马尼亚空军机场，两天里他率队摧毁了150余架罗军战机（当然这些战机基本都是德国制的）。残酷的现实迫使鲁德尔意识到，一个人的勇敢、一个联队的轰炸、一次局部反击的得手，或许能一时迟滞对手，但绝无可能阻挡敌军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所铸就的滚滚洪流。尽管如此，作为战士和前线指挥官，他还是竭尽所能地鼓舞士气和率先垂范。在11月的一次作战中，鲁德尔击毁了5辆坦克，返航途中突然意识到其中1辆是从未见过的新型号，为给高层提供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他决定返回战场再仔细观察一番。当他在低空盘旋观察时，附近的苏军士兵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鲁德尔以惊人的毅力将战机开回了布达佩斯附近的基地，之后在医院躺了几天。医生们对他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6周后将能恢复站立。”但是，这位强人没几天就强行出院返回了联队，并在右腿还打着石膏的情况下升空作战了！1944年12月30日，鲁德尔接到速至柏林向戈林报到的命令。鲁德尔对此感到不快，主要是因为布达佩斯前几日刚刚被围，整个SG-2非常繁忙，他手下的战机经常充当着“既是俯冲轰炸机、又是对地攻击机，有时还是战斗机甚至侦察机”的多重角色。另一原因可能是鲁德尔担心戈林会下达更严厉的禁飞令，11月受伤住院的事虽侥幸无人提起，但他还是担心被再次禁飞。到柏林后鲁德尔并未见到帝国元帅，反而被命令搭乘戈林的专列，西行到法兰克福西北面陶努斯（Taunus）山间的元首西线总部报到。1945年的第一天，鲁德尔在法兰克福亲眼目睹了很久未曾见过的大批Bf-109和Fw-190向西飞去，稍后有位将军告诉他，这些战机的目标是攻击比利时与法国北部的盟军机场，以支援正在阿登山区进行的反击战。鲁德尔对此次行动很不以为然——虽然摧毁或重创了约500架盟军战机，但德军自身的损失也高达300余架，更有210余名飞行员战死、失踪或被俘，而盟军损失的飞行员和机组微不足道，更何况500架战机对盟军、尤其是美国的飞机生产能力来说根本不具有决定意义。鲁德尔战后曾说，一想到这些所谓的战果将作为重大胜利汇报给元首，他就不禁气愤填膺。在他看来，这种得不偿失的“兑子”战法不是有意欺骗，就是夸大其词的个人野心。
约摄于1944年12月底，鲁德尔与加德曼（左）和罗特曼一级上士合影。鲁德尔此时已完成了2400次作战飞行，摧毁了460余辆坦克。鲁德尔的金橡叶钻石骑士勋章。到此刻为止，鲁德尔一直不清楚自己被召来的真正原因。在西线总部等候传见时，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打电话说请他过来喝咖啡。结果，贝洛径直把他带进了作战室，希特勒的身边环立着戈林、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古德里安等人！鲁德尔十分后悔没换上更整洁的军服，在这么多大员的注视下他也感到紧张不安。就在这时，希特勒上前一步握住了鲁德尔的手，郑重地说道：“你是德国人民有幸拥有的最伟大、最勇敢的战士。我已决定创设一种位列所有勋章之上的、表彰勇敢的新勋章——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我现在把它授予给你，同时晋升你为上校。”当希特勒说“你必须为德国的年轻人保护好自己”时，鲁德尔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我的元首，如果不允许我继续率领联队飞行作战，那么我不能接受您的勋章和晋升。”希特勒闻言一惊，严肃地看了他一小会儿，继而微笑着让步了：“好吧，你可以继续飞行。不过千万要小心，德国人民需要你。”贝洛上校事后曾告诉鲁德尔，当他与在场诸位听到这一讨价还价时“几乎都要晕过去了”。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对鲁德尔的祝贺并非毫无保留，他曾这样说道：“我觉得你说服元首允许自己继续飞行的做法不太像个战士。我也有一些极出色的U艇艇长，但他们迟早都得放弃（继续作战）。”鲁德尔战后也曾说过“幸亏邓尼茨不是空军总司令”之类的话。最兴奋的自然是戈林，“他的空军”的英雄鲁德尔获得最高荣誉，一定程度上对改善他此刻的尴尬处境是有所帮助的。其实，当希特勒12月29日创设金橡叶骑士勋章并决定授给鲁德尔时，陆军和海军曾提出过质疑，甚至反对将之授给飞行员，因为当时的普遍情绪是空军应对战事的节节失利负责，尤其是盟军的无休止轰炸更是造成了普通百姓对空军的强烈不满。当然，希特勒做了最后的决定，他甚至亲自攥写了颁发勋章的表彰辞。希特勒是真心地欣赏这位英雄，他不仅向鲁德尔介绍了刚与将帅们讨论的救援布达佩斯的作战计划，还请他到书房喝茶小坐，关切地询问鲁德尔家里的情况。
鲁德尔没有多做逗留就匆匆返回了匈牙利前线，以党卫军第4装甲军为主力进行的布达佩斯救援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1月14日，鲁德尔获得了匈牙利最高军事荣誉——“金质勇士勋章”。二战时期只有7名匈牙利人获得过这种荣誉，鲁德尔是第8个、也是唯一一个外国人。仅过了一日，鲁德尔的SG-2就奉命调离了布达佩斯，这次的目的地是上西里西亚——1月12日，约300万苏军在无数大炮和坦克支援下，沿着从波罗的海至波兰中部的400英里正面发起了突然攻势，其中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桑多梅日（Sandomierz）桥头堡杀出后，几天内就逼近了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在自己的家乡作战，鲁德尔自然更加不遗余力，但他在1月下旬却遭到戈林的一顿臭骂——戈林劈头盖脸地警告鲁德尔立即停止作战飞行，因为元首斥责他未尽到空军总司令的职责，直接起因就是希特勒听说鲁德尔一直没有放弃作战飞行！希特勒不愿看到这位超级英雄在最需要提振士气的时刻命丧敌手，而自己出于种种原因总也“无力”当面拒绝爱将的要求，只好迁怒于越来越不受待见的戈林。鲁德尔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觉得在紧要关头袖手旁观无疑就是“叛国”；另一方面他也被戈林的严厉所震慑。他决定暂且收敛一下，但当西里西亚的战火愈燃愈烈、联队的损失逐日加重时，他决定即便被褫夺了一切荣誉，也要率部出击作战。狐疑的上级曾悄悄派人调查，结果抓了返航的鲁德尔一个“现行”。希特勒得悉后命令戈林通知鲁德尔彻底罢手，戈林则气哼哼地警告后者不要“再试图羞辱和激怒元首，否则将按军法处置”。鲁德尔知道自己探到了极限，但他依然决定不计任何后果地飞下去——能保持如此旺盛的战斗热情，能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最高旨意的，除鲁德尔以外还能有谁呢？
1945年2月，鲁德尔所部被调往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科斯琴（Kustrin）地区。8日，鲁德尔在4次出击中先后击毁了12辆T-34中型坦克和“斯大林”重型坦克。返航前，他把最后1发炮弹射向了1辆“斯大林”重型坦克，就在第13个牺牲品爆炸起火时，他的座机也被苏军高射炮击中。鲁德尔的右侧小腿受到重创，因失血过多几乎晕厥，视力模糊的他只能在加德曼的指引下，凭着本能驾驶摇摇欲坠的战机返航。他又一次幸运地迫降在己方一侧，加德曼赶在飞机爆炸前把昏迷的鲁德尔拖出了驾驶舱，而后帮他止住了血。在医院里醒来时，鲁德尔发现自己的右侧小腿自膝盖以下已被截去，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沮丧，反而对要在病床上躺几周感到懊恼！令他欣慰的是，戈林派来的医生前来探视并转达元首的问候时，并没有提到禁飞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鲁德尔6周后就出院了，连假肢都未装上的他，竟拄着拐杖、拖着一条腿又开始了作战飞行！对于这种愚忠到极致、疯狂到最后一刻的狂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4月19日，鲁德尔奉召来到总理府地堡面见元首，希特勒希望他接管一支喷气式战斗机单位。但是，鲁德尔婉拒了（有后人称，这是因为最狂热的纳粹武士此刻也已看出了局势的彻底无望），随后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希特勒虽知大限将近，但在自己最欣赏的战士面前还是很有耐心，他们的谈话在接近子夜时结束，鲁德尔最后对元首说：“……在我看来，眼前我们不可能在东西两线都取得胜利，但在其中一条战线上获胜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在另一战线上与对手缔结停战协议的话。”希特勒疲倦的脸上露出诡异的浅笑，轻声说道：“你说得容易。1943年以来我一直在不断地尝试，但盟国不愿意；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求无条件投降。我个人的命运自然无关宏旨，但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看得出来，为了德国人民我也不可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即便谈判现在还在进行，但我已放弃任何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迈过眼前的难关，具有决定意义的致命武器将会带给我们渴望已久的胜利。”这是鲁德尔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元首，离开地堡时他看到一些工作人员正聚集在电报室，准备向希特勒庆贺他的50岁生日。也许是要报达“知遇之恩”，或是其愚忠无人能及，鲁德尔4月26日接通了地堡的电话，说自己愿在次日清晨驾驶1架斯图卡在柏林街头降落和救走元首。希特勒拒绝了他的美意，于几天后的4月30日自杀身亡。这一消息令鲁德尔震惊不已，他在战后曾承认元首之死沉重打击了士气，但他决定继续战斗下去，因为“元首的命运丝毫不能阻碍我为德国而战”。
在最后的日子里，鲁德尔的SG-2仍在苦苦支援中央集团军群的垂死挣扎。此时，联队部和第2大队位于苏台德地区的涅姆斯（Niemes），第3大队在布拉格北面，第1大队则在奥地利。5月8日，鲁德尔仍在空中搜寻苏军坦克的踪影，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没有任何战果的一天——欧战当天结束了，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为避免向苏军投降，鲁德尔命令地勤和附近的高射炮部队徒步向西寻找美军，他与6名飞行员则分别驾驶3架Ju-87和4架Fw-190飞往基钦根（Kitzingen）机场。着陆前鲁德尔告诉大家决不能将飞机完好无损地留给美军，必须以迫降方式毁坏战机。这个举动不禁令人想起了一战停战当日的戈林——当时他率领里希特霍芬联队投降时，也曾命令迫降时将机翼震坏。从这一点来看，鲁德尔真不愧为戈林的一员爱将。
摄于1945年4月20日，鲁德尔当天返回SG-2时，第2大队大队长肯内尔（Karl Kennel）少校正向他的长官致意。鲁德尔的右侧小腿显得空空荡荡，还没有装上假肢。鲁德尔刚从座机上下来，就有美军士兵试图扯下他的金橡叶骑士勋章，但被他一把推开。随后赶到的美军军官制止了士兵的无礼行为，但鲁德尔的这枚勋章和其他饰物还是难逃厄运。德军第9伞兵团的前飞行员哈维格豪斯特（Ludwig Havighorst）中尉战后曾忆称，他与鲁德尔做过2个星期的“室友”，后者的临危不乱和从容不迫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这样写道：“……当一名美军军官命令所有人都交出勋章饰物时，鲁德尔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他拿起一块石头砸烂了自己包括那枚金橡叶骑士勋章在内的所有勋饰。每个人都如法炮制。当那名军官来取这些东西时，得到的只是一堆垃圾。”
也许是名头太大，鲁德尔在投降后依然竭力保持尊严，对美军还有些不屑一顾。当美军审讯官向他展示一些纳粹集中营的照片时，照片上的累累尸骨并未引起他的震惊，他不仅大加辩护，还质问对方知不知道德累斯顿大轰炸杀死了多少无辜妇孺？哑口无言的美军军官称鲁德尔是“典型的纳粹军官”，鲁德尔对此还感到非常不快——他觉得自己不仅不是纳粹党成员，所讲的一切不过是在“陈述真相”，怎么能被贴上纳粹的标签？他怀疑美国人是不是不明白，他们这些军人“从来都不是为某个政党作战，他们只为德国而战”。
不久后，鲁德尔被押解到伦敦附近受审。英军对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和勇气表示了尊敬，但没有兴趣听取他自己颇为看重的“对苏作战经验”。6月时鲁德尔被移送至法国受审，其中有一天被送往外地时，他曾一度担心法方会把他这个重要“礼品”馈赠给苏联。结果是虚惊一场——英国皇家空军的巴德爵士及其他一些飞行员都很想见见这位如雷贯耳的名人。巴德本人早年失去了双腿，二战中还曾在德国战俘营度过数年，他好心地想帮鲁德尔特制一幅假肢，但无奈地发现后者右腿的创口尚未完全愈合，必须再行手术才能安装假肢。很快，鲁德尔离开了战俘营，住进了巴伐利亚的一所陆军医院。1946年4月中旬，装上了假肢的鲁德尔离开了医院，他自由了。
战后岁月：争议不断的终极战神
重获自由后，鲁德尔先在威斯特法伦州的克斯菲尔德（Coesfeld）做卡车司机，而后成为一名运输承包商。他对国内进行的大规模去纳粹化全民再教育运动丝毫不感兴趣，倒是把工作外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在体育运动上，尤其是滑雪竞赛——1948年上半年前，他曾多次赢得过残疾人滑雪比赛的锦标。虽然妻子为他生养了两个儿子，但和平年月的平淡生活显然不符合鲁德尔的性格。1948年6月，鲁德尔与两位朋友一起徒步穿越了德奥边境，最后到达意大利罗马。在那里，他得到了一张化名“埃米里奥·梅尔”（Emilio Meier）的假护照，不久后抵达了遥远的阿根廷。阿根廷总统庇隆（Juan Peron）既热情地欢迎第三帝国的战争英雄和航空工程师来到他的国家帮他发展军事，也对纳粹战犯和党卫队的魔鬼们伸开了接纳的双臂。阿根廷空军为鲁德尔提供了一份担任顾问的四年合约，他在科尔多瓦（Cordoba）的飞机制造厂参与该国首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工作，而该项目的首席设计师正是Fw-190等多款著名战斗机的设计师谭克教授。此外，加兰德和战时轰炸机部队的著名人物鲍姆巴赫此时也都在为阿根廷空军效力。这四个人应该是为阿根廷服务的第三帝国时代最著名的空军人物。鲁德尔与庇隆过从甚密，与仰慕纳粹的巴拉圭独裁者施特勒斯纳（Alfredo Stroessner）也是知己，据信他与臭名昭著的“魔鬼医生”门格勒（Josef Mengele）也颇为熟捻。担任空军顾问期间，鲁德尔曾影响过一位名为多佐（Basilio Lami Dozo）的年轻军官，后来这位军官成为阿根廷空军总司令，并作为军 *** 的一员在1982年发起了马岛战争。
鲁德尔的战后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戴着假肢的鲁德尔从不放弃任何体育运动的机会，网球、游泳、滑雪和登山都是他的最爱。1949年，他曾参加在阿根廷巴里洛切（Bariloche）举行的世界滑雪锦标赛，这名唯一的残疾选手参与的却是最高级别的赛事。令人称奇的是，鲁德尔在1951年12月31日几乎成功登顶美洲大陆的最高峰——6962米的阿空加瓜山（Aconcagua），只不过由于天气恶劣，他在距顶峰仅有50米时被迫返回。1953年，他与友人一起三次征服了世界最高的火山之一——阿根廷境内安第斯山脉中高达6739米的卢雷亚库火山（Llullay-Yacu）。1953年返回西德后，鲁德尔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坚持参加各种滑雪和网球比赛，赢得过无数的奖杯，甚至还曾被称为西德滑雪协会最成功的选手。其二，在阿根廷工作期间，鲁德尔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我们前线将士对德国重整军备的看法》和《背后捅刀子》这两本小册子。在前著中，他声称自己代表全体前线将士发言，“愿意再次为反布尔什维克而战斗”；在后一著作中，他声称德国失败的原因并非战斗力的崩溃和精神的缺失，而是内部的政客和叛徒从背后捅了刀子。他猛烈谴责那些企图谋杀希特勒的人就是“背后捅刀子的卖国贼”，正是这些叛逆活动造成的混乱，才让西方盟国乘机攻入了欧洲大陆。他也连带着痛骂参谋本部的将校们，怒斥他们不仅无视希特勒的军事天才，还屡屡在背后偷偷作梗。鲁德尔认定应对德国战败负直接责任的就是这两类人。不过，这两部著作远没有他的自传影响深远。1949年11月，鲁德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了个人自传《尽管如此》（Trotzdem）。在西德国内，人们曾一度就是否允许这个著名的纳粹分子出版自传而争执不下。不过，在冷战铁幕的笼罩下，鲁德尔的自传1953年终于在西德面世，他的传奇也在美国得到了热烈回应——1958年，这部自传经过重新编辑后以《斯图卡飞行员》为名在美国出版，先后发行了近100万册。此后，鲁德尔的自传又被译成多种文字，总发行量高达300万册，使他成为加兰德那种颇具国际知名度的名人。
鲁德尔虽在自传中称“绝无美化战争之意”，但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仇视，也毫不在意显现自己对希特勒及其纳粹理念的绝对忠诚。他在自传中对希特勒“军事天才”的赞美和崇拜，与其另两本著作的风格完全一脉相承。鲁德尔回忆过自己惊悉希特勒自杀时的感受，留给后人的感觉简直就是如丧考妣；他也曾将纳粹帝国最后时刻的负隅顽抗，与所谓的“保卫欧洲的崇高使命”纠结在一起：“……苏军正在蹂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只有当领袖下令停止时，我们才会放下武器，这是我们军人的誓言所要求的普通职责。一旦我们无条件投降，可怕的命运将会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为避免这种命运而战。这也是深处欧洲地理中心的德国的命运要求，更是我们响应了多少个世纪的命运要求：我们是欧洲抗衡东方的堡垒。不管欧洲是否理解，是否喜欢命运赋予我们的职责，也不管欧洲的态度是致命的漠不关心，还是敌对，都不能哪怕丁点地改变我们对欧洲的责任。当欧洲的历史，特别是危机时刻的欧洲史被写就之时，我们注定能高高地昂起我们的头颅。”
这些文字是鲁德尔在战争结束数年后写下的，没有一丁点的遗憾和反思，只有对苏联的仇恨和蔑视，对所谓的“军人职责和高贵性”的个人期许。他的战争观和世界观再明显不过地受到纳粹教义和信条的无情扭曲，以至于在大灾难结束后这么久，他还坚持着纳粹的立场和信条，而且丝毫不惧地在德文版和英文版自传中公示。他那些关于纳粹军团在欧洲的命运和历史角色的言辞，与战时弥漫的纳粹宣传如出一辙。在他眼中，纳粹帝国完全不是人类生命和道德文明的可怕摧毁者，而是“铁血捍卫者”；德国军人不是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工具，而是与共产主义殊死搏斗的“烈士”。战后德国对纳粹政权邪恶本质的全面反思，对鲁德尔这种“赤胆忠心的英雄”没有丝毫的影响。由此可见，纳粹的精神早已浸入鲁德尔的骨髓了。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感慨地写道：“……战后关于纳粹 *** 真正本质的一些发现，似乎对鲁德尔这种人影响甚微，无论如何，在这个邪恶政权被最终摧毁前，他们这些人肯定早就知道了其穷凶极恶的本质。”
其三，鲁德尔1953年结束了与阿根廷空军的合同，返回西德后很快投身于政治活动，当年就成为本质为国家社会主义继承者的“德意志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党魁之一。作为复活的新纳粹运动的偶像，鲁德尔的形象对战后的德国人来说，与一战之后的戈林颇有几分相像。不过，正如军史家弗拉施卡所言，鲁德尔的政治时钟依然停留在1945年。在人们眼中，这个“右翼激进分子”的主张与时代、与国民心态和关注焦点等显得格格不入。鲁德尔虽未能成功转型为一名政治家，但其影响，或者说“政治恶名”，却一直延续到20年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76年春发生的所谓“鲁德尔丑闻”。当时，西德国防军的一些高级军官邀请鲁德尔参加“殷麦曼”联队的传统聚会。作为“殷麦曼”斯图卡轰炸机/对地攻击机联队的末任联队长，鲁德尔按道理应该出席，但由于他众所周知的政治立场和多次令 *** 难堪的活动，以及对纳粹元首至死不渝的崇拜，西德国防部曾视之为不受欢迎的人。尽管争议连连，但鲁德尔最终还是出席了此次聚会，还在会场签名赠送自传，可谓出尽风头。到会的还有两位现役空军将领——弗兰克（Karl-Heinz Franke）和克鲁平斯基（Walter Krupinski），他们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理解鲁德尔的到会为何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而且还言行不谨地比较了鲁德尔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维纳（Herbert Wehner）的生涯。德共早期党员、二战中居于莫斯科的维纳，被他们描绘成极端主义者，而鲁德尔这个纳粹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却被称为是值得尊敬之人。此言一出旋即引起轩然 *** ，时任国防部长莱贝尔（Georg Leber）迫于压力，勒令两位将军于当年11月提前退休，而部长本人也遭到反对党的猛烈攻击，任期未满即告下台。
不过，政治上失意的鲁德尔却在商场上收获了成功，精力充沛且从不放弃的他为西门子等大公司充任顾问和业务代表，借助他在南美深厚人脉关系为工业巨头们开拓市场。他手持德国和巴拉圭两国的护照，频繁往来于欧洲和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1960年代末，鲁德尔又成为美国空军的特邀顾问，当时美军正着手研发一款近距离支援战机，号称要集苏军的伊尔-2、德军的Hs-129和美军自己的A-1“空中袭击者”（Skyraider）等战机的优点于一身，鲁德尔在这款型号定为A-10的战机开发过程中提供了咨询意见，也详细介绍过自己丰富的空中反坦克作战经验。A-10项目的负责人施普雷（Perrie Sprey）自己不仅非常着迷于这位“坦克杀手”（称鲁德尔是“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近程支援飞行员”），还坚持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阅读《斯图卡飞行员》一书！1980年，鲁德尔在访问美国时最后一次驾驶了Ju-87 B2型斯图卡，不过这是一架70%比例的复制品，其所有者为表示对“斯图卡上校”的敬意，特意将之涂上了鲁德尔在苏德战争之初使用过的涂色，并邀请他来试飞。据说现今全世界仅有2架斯图卡轰炸机幸存，分别藏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博物馆中。
鲁德尔1982年12月18日病故于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随后被安葬在多恩豪森公墓。图片中间是鲁德尔本人的墓碑（上面写有上校军衔及“殷麦曼”联队联队长的职务），左侧墓碑刻有其父母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人们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鲁德尔是在1981年1月6日举行的邓尼茨葬礼上。除了大批外国海军军官外，来自U艇、装甲部队、空军和党卫军的许多老兵云集于此。面孔晒得黝黑、白发日渐稀薄的鲁德尔也出现在会场，当然，他少不了要在自传上签上大名，赠送给那些与他一样皆已老去的老兵们。
1982年12月18日，鲁德尔去世于罗森海姆（Rosenheim），4天后被葬于多恩豪森（Dornhausen）公墓。尽管军方禁止现役军官出席葬礼，但还是有不少人赶来送行。当鲁德尔的棺椁入墓时，来客中有人向他行起了纳粹举手礼，墓地上空也突然出现了2架超低空急驰而过的F-4“幽灵”战斗机。22日，美国《波士顿环球邮报》曾发表过如下讣告：“28岁晋为上校的前德军王牌飞行员鲁德尔因脑出血去世，享年66岁。二战期间，鲁德尔多数时间都在俄国前线作战，他驾驶俯冲轰炸机执行过2530次战斗任务，击毁了519辆坦克、150门火炮和800辆以上的各种军车。他曾被授予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是二战期间唯一获此最高等级战功勋章的德国战士。”
前德军王牌飞行员贝尔曾说鲁德尔与哈特曼是他所见过的“最无所畏惧、最充满勇气的两个人”；著名作家托兰曾在《希特勒传》一书中称“鲁德尔和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是希特勒最喜爱的两个战士”；克洛斯特曼曾称鲁德尔是“德国青年和整个欧洲的榜样”；在研究军事勋章方面颇有建树的威廉姆森（Gordon Williamson）则说：“尽管对纳粹事业的忠诚使他成为有些人眼中的坏蛋，但有一个方面是毋庸置疑的——鲁德尔是一位极其勇敢和足智多谋的人，一位真正的王牌中的王牌，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获得过最高军事荣誉的飞行员，他的历史地位是确定无疑而又当之无愧的”。……围绕着“斯图卡上校”的争议还将继续下去，他的勇气超群，他的战绩空前绝后，他对纳粹的认识至死都停留在1945年，他的战争观和世界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绝对忠诚依然将为人诟病……但有一样是可以确定的，这个人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