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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至1928年春，湘鄂西人民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年关起义、桑植起义，依托河湖港汊开辟了洪湖游击区，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增添了新的历史经验。

1、贺龙回来了

1927年12月31日，湖北省委制定《湖北全省总起义计划》。

湘鄂西地区党的组织，为贯彻执行省委总起义计划，积极准备发动荆江两岸的江陵、石首、监利、公安、华容、石门和澧县等地群众，进行年关斗争。在年关前夕，贺龙、周逸群等于1928年1月下旬到达监利县，立即积极参加领导了荆江两岸的年关起义。

“八七”会议开过不久， *** 中央就曾考虑“湘西是贺龙的发祥地”，“如何能在湘西打着贺龙的旗子才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失败以后，贺龙、周逸群先后辗转到达上海。

贺龙向 *** 中央军部请示，决心回湘鄂西重拉队伍打游击，干土地革命，12月28日， *** 中央第十次常委会议决定，派贺龙等去湘鄂西“创造割据局面”。会前，中央派何资深与贺龙“讨论了割据问题、组织问题及军事关系等问题”。

有如下意见：

(1)“割据问题从哪里发端”?“应以桑植、大庸、石门、慈利四县为根据”；(2)“发动以后的发展问题，当然要到各地发展游击战争，……同时要向鄂西发展”；(3)“与湘党的关系问题，贺等去后…参加湘西特委”。

1928年1月9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书记由郭亮担任，任务是“发动群众，造成起义割据局面”。

并决定“派贺云卿、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贺云卿(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等为特委委员。随后，贺龙、周逸群、卢冬生、史施元等(柳直荀、徐特立未去成)“立即西上，于一月十五日抵汉，当就地同湖北省委开联席会议，决定一切”。

1月18日，贺龙、周逸群等人乘小火轮赴湘鄂西地区。贺龙、周逸群到达后，组成新的湘西北特委，周逸群为书记。

他们和监利、河阳、石首、华容县委取得联系，经协商，决定：

“乘旧历新年，各地豪绅地主多回乡村，催租讨债，各地都准备大骚动——年关起义。”

还决定把秋收起义中成立的各地游击武装，其中有河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石首农民武装，以及南昌起义失败后转移到这个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一部，集中起来，仍用“河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的称号，“以贺锦斋为军长，军之下设一大队，大队辖二区队，每区队设三分队。共有官兵三百余人。”由贺龙统一指挥。

2、荆江两岸的年关起义

1928年1月下旬，荆江两岸的年关起义开始。工农革命军第五军首先在监利发动，接着石首、华容等地农民相继而起。抗租、抗捐、焚毁契约，杀戮土豪劣绅，攻击反动地方政权。

贺龙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初，我们到达监利县境。当时只有两支手枪。在观音洲缴了团防八支枪。然后会合了贺锦斋(他是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被党中央派回长江两岸活动的)领导的一支部队，接着又和石首中心县委取上联系，并通过他们 *** 起两支农民武装。

其中一支是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在石首、华容一带活动，领导人是吴仙洲；另一支是湖北省委在秋收起义时组织的，活动于洪湖附近，领导人是邓赤中、彭国才。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三百多支枪，人数更多。于是就编了两个大队，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这便是湘鄂边前委领导下的最初的武装力量由于大革命失败不久，工农运动遭到严厉镇压，所以长江两岸的地主武装和带政治性的土匪十分嚣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革命组织屠杀破坏，不遗余力。为领导群众反击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工农革命军参加了地方党发动的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斗争。

2月中旬，特委获悉监利县城空虚，遂决定攻取该城。18日，工农革命军在贺龙、周逸群率领下，分数路奋勇攻城。由于此城一面临江三面开阔，易守难攻，特别是敌门炳岳师一部，在工农革命军进攻前，已进驻城内，增强了防守力量，而工农革命军又缺乏攻坚的装备与训练，结果攻城失利。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特委立即率部向石首转移。

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虽然取得一定的胜利，但由于领导人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尚不明确，带领部队采取巡回式的游击行动，只知打富济贫，未能充分发动群众。再加上对形势缺乏正确估计，过早地决定工农革命军攻打监利县城，致使攻城受挫，虽然部队伤亡不大，但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2月20日前后，特委在石首焦山河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除决定贺龙、周逸群、贺锦斋等，按中央原来的计划前往湘鄂边开辟新的斗争之外，却迁就了一些负责人的狭隘的地方观念，同意部队分散活动。结果，邓赤中、彭国才部回洪湖附近，吴仙洲部回石首。工农革命军失去统一指挥，使年关起义的胜利成果未能得到巩固和扩大。

3、桑植起义的酝酿

1928年2月28日，贺龙、周逸群及贺锦斋、李良耀、卢冬生等，到达湘鄂边的桑植县洪家关。

湘鄂边的桑植、慈利、石门、鹤峰、来凤、五峰等县地处武陵山脉、澧水流域，距中心城市较远，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土著武装蜂起，刀客如林。这里的地理条件复杂，于军事上的攻守、进退都较有利。

再加上桑植的洪家关是贺龙的家乡，他早年在这一带生活、斗争，情况熟悉。这些都是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湘鄂边界党的组织力量薄弱，如桑植尚无党的组织，“石首有党但弱”。

各式群众武装，多有浓厚的封建影响和不良习气。这些又为党在湘鄂边地区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增加了艰巨性和复杂性。

贺龙、周逸群等到达桑植后，立即着手争取团结土著武装的工作。当时，桑植县内有8个乡，各乡的地方实力派都拥有枪支，素称“八大诸侯”。他们有时称兄道弟，有时又互相火并。

贺龙回桑植后，他们中除个别的团防继续反动外，大都派代表来接头或亲自来谒见。

贺龙严肃地告诉他们：

“不要自相残杀。我不是 *** ，也不是中华革命党了，我是 *** 。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看你们愿不愿意参加。”

在贺龙的说服下，他们大都愿意改编，接受贺龙的指挥。

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前曾在贺龙部下当营长的王炳南、李云清，各带着二三百人枪前来会合。

之后，贺龙又联络了他姐姐贺英的队伍。

到1928年3月下旬，贺龙利用亲族封建关系召集了1000余人，利用旧的隶属关系召集了1000余人，很快地建立了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革命武装。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司令，贺锦斋任师长，下辖两个团和几个支队。

工农革命军乘湘、鄂军阀战争刚刚结束，政局比较混乱之机，一举攻下桑植县城，建立了县革命政权，在湘鄂边竖起武装起义的大旗。

当时，驻扎在慈利、桑植一带的敌四十三军军长李桑惊呼：

“贺龙……率周逸群数十人，潜回桑植谋乱，组织苏维埃 *** ，自称工农军总司令”。

4、桑植起义的起落

4月初，敌四十三军龙裕仁旅和地方军阀陈渠珍部两个团，向桑植革命政权发动进攻。

革命军由于刚刚组建，没有得到整顿和改造，战斗力不强，经洪家关和苦竹坪两战，大部溃散。周逸群和贺龙也在乱军中失去联系。周逸群因敌人盘查严紧，人生地疏难于立足，便返回鄂西石首。贺龙则收集一些失散人员，到桑植、鹤峰交界的红土坪、堰垭一带活动。

贺龙于1928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记录了这次受挫情况：

“此间自闰二月洪家关和苦竹坪之役，此后因受四十三军的严重压迫和逸群同志等的失散，党的工作即陷于停顿状态”。

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贺龙“没有悲观失望，相信革命一定成功”。

他的部下贺锦斋坚定地表示：

“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即贺龙)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或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

贺龙一方面派李良耀赴宜昌、沙市寻找鄂西特委，派卢冬生赴上海向 *** 中央汇报工作；一方面派贺锦斋、王炳南回桑植收集失散的队伍，贺龙自己则前往鹤峰的走马坪和慈利的官地坪，利用旧部属和亲朋关系，筹集粮饷弹药。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使革命队伍又有迅速的发展。

7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湘西北特委合并于湘西特委，在桑植建立湘西前敌委员会，以加强统一领导湘西各县的斗争。

贺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阴三月省委始决定将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以统一工作的指挥。湘西特委并决定此间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管辖红军所在地的县委或特支，但派来之陈叶平同志，因中途阻隔消息断绝，至阴五月中始到洪家关与我们相会，故前委于第二次洪市之役以后，方告成立。前委系锦斋、叶平、一鸣、良耀与龙五人负责，龙为书记。前委成立后，即正式将部队改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委锦斋为师长，炳南、文炎各为大队长”。

以贺龙为书记的前委鉴于前一段时间“部队的内部，非常复杂，一切行动多与党的政策违背”，某些负责干部公然反对对部队实施教育，坚持旧军队的作风，甚至把亲族及旧关系，与革命军队内部关系相混同等问题，深感对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

为此，部队在休整中，开展了对士兵的政治训练，积极发展党员，对个别犯错误的干部给予了适当的处分，还在大队以上设立了党代表，这些措施，对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创建湘鄂边苏区奠定了基础。

5、创建洪湖游击区

4月底，周逸群从湘鄂边回石首，任鄂西特委书记。

后来，他向党中央作了如下报告：

“我转回鄂西马上要在宜昌计划并指挥全部工作，所以不能从新指定特委负责人，还是恢复原来的组织比较顺利原特委名单：逸群(书记)、万涛(副书记)、屈阳春、钱定生(已回鄂南养病)，邹资生(已死)，徐国元，段德昌，杨锦堂，郑炽昌"。

1928年初的年关起义失败以后，两湖各派军阀的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并且联合起来向革命发动新的进攻。在鄂中、鄂西地区，有敌第十八军五师刘和鼎部，第二军谭道源部，川军以及各种保卫团、保安队、常练队等，大搞日夜清乡，“十家连坐”法。

在这种形势下，各县的分散武装的游击活动，遇到很大困难。在监、沔交界的萧仁鹄部分别由邓赤中、刘仁镜、王尚武、彭国材等带到洪湖畔的瞿家湾、到剅（lou）口一带活动。在石首、华容边界活动的游击武装，在屈阳春、段玉林、朱祖光等带领下，转移到江陵的白露湖畔。

在公安一带活动的邹资生、杨云祥部，在敌十八军大举进攻下，遭重大损失，杨云祥牺牲，部队由邹资生率领转移到石首。

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由于敌人的压迫和本身盲动主义的影响，也受到很大破坏，组织不健全，上下级失去联络。

周逸群到达以后，他针对敌人在公安、石首“清乡"的形势，提出集中各地武装，避实就虚，向洪湖区域活动的主张。

洪湖地区地处江汉平原，长江、汉水贯穿其间，大小湖泊星罗棋布。虽无高山莽林、丘陵深谷，却有河湖港汊，大小草台、土墩遍布其间，芦苇铺天盖地绵延百里。盛产莲藕、菱角、鱼虾。从各方面看，都是个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为实现上述意图，周逸群带领江、石游击队，会合邓赤中等鄂中特委武装，于5月20日攻克河中敌人据点峰口镇。周逸群就此情况向中央作了如下报告：

“将监、河、石、华各县枪支集中洪湖，于前月二日(即阴历4月2日，合公历5月20日)解决峰口之敌，缴获十八支连枪，现洋三千元”。

攻克峰口后，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一批土豪劣绅，没收和分配他们的一部分财物。然后主动撤出，转至洪湖沿岸活动。

6、湘鄂西游击战何以如此成功？

在开展游击战争中，由于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致，致使部队再次受挫。敌军逼近河西时，周逸群提出避敌锋芒，不予死守，向敌人力量较弱的荆门、当阳、安远一带游击。而原鄂中特委武装邓赤中部，地方观念比较严重，提出沔阳武装不离开河阳的错误意见。

结果，周逸群带公、石、华游击队返回石首。留下的监、沔武装，因死守河西一隅，在强敌“围剿”时几乎完全失败。回到石首的武装，也因环境所迫，分散活动。

历史文献对这一段情况做了如下记载：

游击队因要冲破敌人的包围，乃决定拉到沔西，……可见当时党的负责同志，地方主义太深(……)，鄂中的同志不愿离开沔阳，石首、公安的同志要求回家乡去革命，当时没有办法解决，只好决定分为两起，一部留守沔阳，一部拖回石首。殊知留在沔阳之一部分，因死守拖船埠而失败。拖回石首的，则因石首清乡厉害而又分为两起，一部留在石首，把长枪埋在地下，一部出华容到监利洪湖，连枪与马枪编为特县大队，仍以邹资生同志充大队长，鄂西游击战争至此时可算告一段落。

鄂西特委及时总结教训，批评了“毁灭城市及无目的的烧杀政策”，指出这样做“得不到群众中的拥护”，使“大多数的同志都动摇起来”，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有些县委重新改组，党员重新登记，并着重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农村，改正了对土地革命贯彻不力的缺点，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平分土地。

“土地革命在鄂西仅仅做到没收大劣绅大地主之土地，而未能分配……此是鄂西过去工作之严重缺点。现特委已通告各县，无论一乡一村，亦实行分配土地”。

至1928年底，鄂西特委管辖地区已达30余县，仅沔阳就有党支部28个党员500人，农民协会32个，会员2000多人。

在军事上，周逸群等领导荆江两岸的革命武装，以监利、沔阳为中心，在洪湖地区及其周围的广大农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依托河湖港汊、芦苇草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游击战争的情况和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老子本姓天，住在洪湖边。

要想捉住我，神仙也叫难。

有人要当兵，是不是穷生。

穷生你就来，富豪滚一边。

枪口对枪口，刀尖对刀尖。

有我就无你，你死我见天。

到1929年初，洪湖地区正式建立了两支较大的游击武装：

一支是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以洪湖为根据地的监(利)、沔(阳)游击队；另一支是段玉林、彭子玉领导的，以白鹭湖为根据地的江(陵)、石(首)游击队。

他们在斗争中创造了“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和“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初步形成了几小块比较稳定的革命根据地。

洪湖、湘鄂边起义，正确地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靠山上山，靠湖下湖，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同时，在斗争中不断注意对革命队伍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终于在各地起义的基础上，后来建立了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著名的红二军团。

洪湖、湘鄂边起义，依托河湖港汊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洪湖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突出特点，为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增添了新的历史经验。

*** 后来指出：“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汉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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