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黑色大丽花惨案是美国二战后最著名的悬案，死者伊丽莎白·安·肖特，是一名不入流的演员，由于喜欢黑色被称为“黑色大丽花”，这一案件也被称为黑色大丽花惨案。尽管有大量的媒体报道和无数的官方和私人调查人员参与其中，但直到21世纪初仍没有破案，这一案件成为加州历史上有名的悬案。
○案件回顾
1947年1月1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中心住宅区39街，诺顿街区。上午10点左右，一名叫贝蒂·勃辛格的家庭主妇带着自己3岁的女儿去鞋匠那里取送修的鞋子，当她们路过诺顿街区一片茂盛的草地的时候，勃辛格似乎看到那里躺放着一具残破的人体石膏模型，在她走近之后震惊的发现这原来是一具被肢解的 *** 的女性尸体，勃辛格立刻用手挡住了自己孩子的眼睛，并带着她一起奔向就近的街区报警——举世震惊的“黑色大丽花谋杀案”就此拉开了帷幕。
白种女性裸尸，弃置于诺顿街区荒地，尸体自肚脐处被拦腰斩成两段，面部朝上，双臂上举，肘部弯曲，双腿笔直伸展，分开角度很大（大于60度），两部分尸体被对正摆放，中间相隔约50厘米，尸体被清洗得很干净，现场未见血迹，胸部遭到严重破坏，嘴自两边嘴角被割开，伤口直至耳根。尸体被发现时间为1947年1月15日上午10时许，从尸体上的露水痕迹判断弃尸时间可能为凌晨2:00左右。弃尸地点周围经常有车辆行人经过，未得到目击报告。很明显，弃尸地点并非案件第一现场。
被害人经指纹核对确定为22岁的白种女性伊丽莎白·安·肖特，身高171厘米，体重51.2公斤，蓝眼睛，头发原为褐色，后被染成黑色。因为尸体有被冷藏过的痕迹，所以死亡时间只能粗略判断是在13日下午15:00-17:00之间，死因为头部遭到重击导致颅骨内陷或面部失血过多，还有可能是由于面部失血流入肺部导致其被呛死。尸体被自肚脐处切成两部分，时间应当在被害人死亡后，但由于尸体破坏情况太严重，且致命伤口过多，所以亦不排除被害人是被活着切割开的。血液基本被放尽，尸体内外全部被用水清洗过，未找到任何性侵犯痕迹。
头部内陷式骨折，面部多处瘀伤，嘴部自嘴角向两边割开，伤口呈锯齿状，下颌骨与咬合肌均被切断，伤口直至耳垂，该伤口使得被害人面部看似呈现一种诡异的笑容（很明显是参照了小丑化妆的样子）。很反常的是，口腔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烂，而且里面塞满了可能是用来止血的蜡。颈部无明显外伤，但有被捆绑的痕迹。胸口伤口多，主要集中在两个 *** 位置，右侧 *** 几乎被切掉，其他伤口多为锯齿状切割伤，另有多处烟头烫伤。上半身的脏器被塞入胸腔，经解剖，胃内无半消化状的食物，但是部分残渣显示被害人曾经吞食或被强迫吞食过大便。双臂有多处瘀伤及骨折，多根手指骨折，红色的指甲油大部分已脱落，还有几个指甲被拔掉，手腕处有被捆绑的伤痕。
脚踝处有被捆绑的伤痕，伤痕面积大，伤口自下向上翻起，被害人可能被倒吊过，双腿自膝盖位置骨折，大腿有多处伤口不深的刀伤（大部分是划伤）以及瘀伤，其中左大腿前侧有一较大的伤口。生殖器无遭到侵害的痕迹，肠子等脏器被冲洗后塞入腹腔，下腹部有一个类似做过子宫切除手术的伤口，子宫被取走。总体而言，下半身的脏器丢失较多。
从被害人所有的伤口判断，被害人是被用大型砍刀类武器分尸，其死因存在多种可能性，但是毫无疑问，她在死前被惨无人道的折磨了36至48小时，犯罪人用于折磨她的凶器应当是短刀以及棍棒等。
○被害人情况
被害人伊丽莎白·安·肖特（昵称“贝蒂”或“贝丝”），1924年7月29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海德公园市，父亲克莱奥·肖特，母亲是菲比·肖特，被害人在肖特夫妇的五个女儿中排行第三，其父在她很小的时候借伪装自杀离家出走加利福尼亚，多年后打电话给其母亲复合，被其母拒绝。
贝蒂在1940年被送到迈阿密，她随后缀学去酒店开始做服务生。16岁的贝蒂已经出落得甜美动人，并开始效仿当时的偶像影星迪安娜一身黑色的装束（黑色的内衣、 *** 、外衣、裙子、 *** 、黑色的鞋，甚至把头发染成了黑色，还戴着黑色的廉价戒指），来树立自己冷艳的外形。少女时代的贝蒂就树立了两个理想：第一，嫁给一个军人，最好是空军；第二，成为一名演艺界明星。她开始混迹于军营和海军基地附近的公共场所，并与多名军人发生过纠葛，她父亲对她这种状态的反感，加之父亲在她幼年时对整个家庭的遗弃行为，最终导致了其父女关系彻底破裂。
贝蒂与一名叫马特·戈登的飞行员确定了恋爱关系，戈登后被派驻海外；不久后戈登的母亲给她发来电报，说戈登因飞机坠毁死亡（该情况后被核实），贝蒂生前这段唯一正常的恋爱关系随告结束，但是戈登已经无疑幻化成为了她心目中的归宿，在她被杀害后，她寄存于长途汽车总站的个人物品中仍保留着记录戈登死亡的报刊文章。
在她失去爱人后，贝蒂白天徘徊于好莱坞的街头，并幻想在某天被“星探”发现，从此走上成为演艺明星的道路；而晚上她则不得不从自己的“白日梦”中回归现实——由于她的虚荣和懒惰使得自己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她甚至付不起一天一美元的房租，她只能用身体作为代价去向任何一个对她有“兴趣”的男人换取食物、酒、香烟、衣物乃至一张可以过夜的床，有证据表明她也曾经偶尔卖淫来挣一点生活费，虽然为数不多的钱也快会被她挥霍掉——贝蒂宁可挨饿受冻也不愿意缩减自己在服饰方面的开支。同时，由于贝蒂的生活上的放纵以及为人的自大虚荣，她身边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也没有哪个男人愿意与她维持长久的关系，哪怕只是简单的肉体关系。
她认识的一个男人收到了贝蒂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她已经去了芝加哥并尝试作一名时装模特（这很可能也是她许多“白日梦”中的一个）——这是她生前写过的最后一封信；1947年1月9日，一名叫罗伯特·“红”·曼莉（因为他长了一头红发）的推销员开车送她到去往芝加哥的长途汽车站（贝蒂行李就寄存在了这里）——这也是贝蒂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她说她要去芝加哥看望她的姐姐，但是没人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坐上这趟长途车。直到1月15日，她的尸体被发现，贝蒂尽管已经失踪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但没有人因此向警方报案——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希望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真正关心她。
○后续调查
1947年1月25日，贝蒂的黑漆皮钱包和黑色的鞋子在距离其尸体被抛弃地点只有几公里处的25街区1819E单元处的一个垃圾桶内被发现；而在1月23日，报社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内有贝蒂的出生证明、社会保障卡、她生前与许多军人的合影、一些名片、报导马特·戈登死亡的剪报、寄放行李的寄存票以及一本通讯录，通讯录上虽然有几页被撕掉了，但是依旧剩下了七十五名男性的名字和联系方式，随包裹寄来的一个信笺上是用从报纸或书刊上剪接拼凑的几句话：“这是大丽花的财产，还会有信件寄来。”
1947年1月28日，一封短信被寄送到警署，这回是用手写的几句话：“周三，1月29日上午10点是转折点，（我）要在警察那里寻开心。”落款是“黑色大丽花复仇者”，很多人依据该信笺的内容推测凶手很可能将要在上述时间自首。当然，凶手并未如“约”自首，而且马上又寄给警方一张剪接加手写修改的信笺，上面说：“（我）改变主意了，你们不会和我公平交易的，大丽花的死是合理的。”
以上三封信笺中，第一封可以说无疑是犯罪人寄来的，第二和第三封被推测为极有可能是也是犯罪人寄来的。在所有十六封疑似犯罪人寄来的信笺中，只有这三封是得到了官方各专家和学者一致认定的。遗憾的是，在这三封信笺以及包裹里的物品中都未能找到犯罪人的指纹或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案件被公布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有33个人向警方自首说自己就是犯罪人，警方在通过各种方法排除他们的嫌疑后将其中大部分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见到贝蒂的罗伯特·曼利和收到她信笺的菲克琳都经多次询问后被排除了嫌疑；贝蒂通讯录上有纪录的七十五名男性经调查被全部排除……警方先后详细调查过数千名有可能存在嫌疑的对象，但是最终一无所获。本案遂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加州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悬案。
○最新进展
2013年，洛杉矶退休警探、现年71岁的斯蒂夫·霍戴尔在其最新出版的《“黑色大丽花”复仇者2》一书中语出惊人，种种证据表明，他去世多年的父亲、外科医生乔治·霍戴尔正是当年杀害“黑色大丽花”的凶手。
1999年，退休在家的洛杉矶警探斯蒂夫·霍戴尔91岁的父亲乔治·霍戴尔过世，他连忙赶往父亲在菲律宾的家处理后事。在整理父亲的家庭相册时，他偶然发现了两张照片。照片中的女人正是伊丽莎白·安·肖特。斯蒂夫曾在洛杉矶警察局做过24年的警察，调查过数百起谋杀案，对“黑色大丽花”案的案情也很熟悉。几经研究，斯蒂夫证实了那个无法接受，但却是事实的疑问――父亲正是杀害伊丽莎白的凶手。
首先，当年负责“黑色大丽花”案的调查人员曾有过这样的结论：“凶手切割尸体的手法非常专业，真正有外科医术的人才能做到的。”而霍戴尔的父亲乔治刚好做过外科医生。在其最新出版的《黑色大丽花复仇者2》一书中，斯蒂夫写道：“她（死者）的尸体就是他（凶手）的画布，而他的手术刀就是他的画笔。”斯蒂夫指出：死者肖特尸体的臀部上的一个标志系用交叉的平行线画出来的阴影，正是乔治·霍戴尔生前最崇拜的画家、好友曼·雷的惯用技法。
其次，在伊丽莎白的尸体被发现后不久，一家报纸曾收到凶手亲笔所写的，充满嘲讽语气的字条。斯蒂夫从家中拿出有父亲笔迹的文件，请专家鉴定，结果证实两者笔迹吻合。
据悉，乔治·霍戴尔私生活极不检点：他结了3次婚，与5个女人生了11个小孩。上世纪40年代，在乔治的组织下，洛杉矶曾举办过多场狂野派对，多位好莱坞女明星都曾被乔治的魅力所吸引，伊丽莎白·安·肖特是其中的一个。
至于乔治为什么要杀害伊丽莎白，斯蒂夫表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嫉妒。乔治的占有欲非常强，而伊丽莎白在和乔治交往期间，也和另一个男人保持着亲密关系。另外，乔治有虐待狂的倾向，能从杀人中得到 *** 。除了伊丽莎白外，另外十几名洛杉矶女性被杀案也和乔治有关。
乔治虽然曾一度被列为嫌疑犯，但是由于他和警察部门的某些人合伙从事非法的堕胎生意，因此得到了特别保护，警方对他的调查也就不了了之。1950年，当地方法院检察官准备重新调查乔治时，他已只身逃到了菲律宾，至死也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
真相是否就是如此已无从查证，也许，有些事真的只能是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