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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邻国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 的气氛也十分凝重。

只见毛主席的生活助理张玉凤端着凉掉的饭菜走出书房，一脸愁容。

前来汇报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见她这样，便担忧地问道：

“主席又没有吃饭？”

张玉凤沮丧地点了点头。

见此，罗瑞卿拍拍她的肩膀，胸有成竹地说：

“你重新去准备饭菜，我保准主席一会儿能吃两大碗！”

张玉凤将信将疑地照做了。

等她再回到书房，主席竟然真的一改严肃和沉重，朗声大笑着：

“做得好啊，这事在我心里悬了整整十八年啊，总算是有了个交代。”

主席口中的“事”指的是我党丢失的120两黄金。

即，顾顺章叛变之后，苏区 *** 拨给上海党组织的救命钱。

而且黄金不翼而飞后，护送经费的交通员也跟着离奇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毛主席

黄金失踪的真相是什么？

公安又是如何能破获这桩陈年旧案？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党史上著名的悬案——“特别经费失踪案”

救命黄金，不翼而飞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部和社会部将建国前未破悬案分发至全国各地分部，要求重新进行侦察。

其中，华东局手下的上海市公安局一共分到六起悬案。

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悬案调查办公室”的临时部门，简称悬办。

而在这六起案件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悬办第三组负责的“1931年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其特别之处在于该案是由毛主席亲自过问并特别下令，要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特地抽调四名精英组成侦察组，还派出局中翘楚蒋文增任三组组长。

但在拿到卷宗后，还未打开档案袋，蒋组长的一颗心就凉了半截。

因为从手里轻飘飘的分量来看，此案的难度估计难于登天。

事实也的确如此。

关于该案的所有资料汇总起来只有短短两页纸。

除经费来源和运送方式较详细外，其余细节一概未写。

但单看卷宗中写明的“ *** ”、“林伯渠”、“博古”、“苏区 *** ”、“临时中央”等几个关键词，就足以见得该案的重要程度。

然而，此案已经过了整整18年，当年线索就像落入大海的针，该从何查起呢？

罗瑞卿

思来想去，蒋文增觉得此案的突破口还是只有从当事人入手。

于是，第三组动身前往北京，拜访林伯渠。

从他的讲述中，案件的前因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四一二”政变之后，周恩来带领 *** 人冒着生命危险，留守白色恐怖的中心上海。

后来在他领导下，建立了一条严密的地下战线。

那便是，威名远扬的“中央特科”。

当时的上海滩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富商政要如云。

只是重要情报虽多，但要获取却并非易事。

而最有机会接近敌人的办法，就是扮成他们的同类。

因此，红色特工们大多会选择扮成富商，辗转于上海各大名利场，以搜集情报。

可要打进富人堆，形象包装是必不可少的。

名牌服装、贵重首饰、豪车、豪宅缺一不可。

再加上偶尔还需要打点当局高管，表面谋求 *** ，暗地获得更多的情报。

所以，光“中央特科”一个部门所需经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原本为此我党在上海兴办了一些企业，所赚得的钱能解决一大部分经费。

再加上党员的党费以及战利品，上海的同志们勉强能够自力更生。

可1931年的一场变故，让上海地下战线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那年3月，周恩来副手、中央特科第三颗科科长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叛变。

此人后来被称为“ *** 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彼时，他为活命，将中央特科在上海所有的活动站点、其所掌握的红色特工名单、以及党的秘密企业等机要悉数透露给敌人。

顾顺章

虽然该消息提前被隐藏在 *** 高层的红色特工钱壮飞获悉。

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央特科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全了大局。

但顾顺章的叛变依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包括 *** *** 人恽代英在内的十多名高级特工被捕；

中央特科的大部分站点被查抄；

还有党在上海的秘密企业也被迫关门。

至此，中央特科的主要经费来源断裂。

全员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谈伪装成富商以及营救被捕同志。

祸不单行，不久后，另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也叛变革命。

如此一来，上海政治委员就只剩下周恩来、王明、 *** 、卢福坦四人。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

王明也即将去莫斯科任 ***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因此，中央政治局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 *** 改组 *** ，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1年9月中旬，由博古、康生、陈云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

可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并不代表万事大吉。

没有足够的经费，党中央在十里洋场的工作开了天窗。

周恩来

他们当时只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要么由苏区苏维埃 *** 拨款。

而前者在当时并不现实。

因为 *** 当局对共产国际采取敌对态度。

莫斯科方面也就不可能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拨款援助，只能靠秘密交通员从境外将资金送到中国。

这一条路风险极大不说，就算苏联交通员能顺利抵达，少说也要三个月，多则半年不止。

远水解不了近渴，上海的工作等不了那么久。

因此，请苏区 *** 拨款是唯一的出路。

但彼时，苏区刚刚经历 *** 发起的第二次“围剿”，正在极力应对第三次“围剿”。

自然，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甚至连自身都难保。

可即便这样艰难，中央还是极力支持上海的工作。

听闻此事，毛主席立马命负责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集中经费，竭尽所能支援上海。

而苏区最值钱的莫过于将从地主土豪手里没收来的金银首饰。

因此，林伯渠将库房中的首饰都集中起来，几乎掏空家底，最终凑到约一百二十两黄金。

这样一笔巨款，除了 *** ，山匪也会垂涎三尺，因此如何安全地将其运往上海成了关键所在。

林伯渠

为此，林伯渠请金匠把首饰制作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一个白铜小盒，再用锡焊死盒口，上了第一重保险。

然后，他确定了一条安全系数最高的行动路线。

先从苏维埃 *** 首都瑞金出发，绕到有“红旗不倒的红土地”之称的南平。

再到尚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福州。

最后经由温州、杭州、松江抵达上海。

非但这样，在这七个站点中分别指定一名交通员负责此次行动。

而为确保身份，林伯渠专门定制了两枚信物，以供行动者接头。

一个是象棋大小的印章。

上面刻有林伯渠亲手书写的一个“快”字。

按照笔画，他将印章分成七份，代表七个交通员。

然后是一把的小锁和六把钥匙。

行动之前，林伯渠先将信物分别寄给交通员们。

上下线先对暗语，下线再用钥匙打开上线的锁之后，上线将锁和金条交出去，同时拿回下线的笔画和钥匙。

最后，完成任务的交通员将拿回的信物送到指定地点，汇总到苏区。

如此一来，林伯渠便可从收回的笔画中，得知经费运送的进度。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从瑞金带着锁和笔画出发。

等他见到下站交通员后，两人先对暗语。

再是第二位交通员用提前收到的钥匙打开锁。

如若成功，第一位交通员则交出锁与金条，并拿回第二位交通员手中的钥匙和笔画并汇总到苏区。

以此类推，直至完成任务。

这样一番操作，林伯渠便可从收回的笔画中，得知经费运送的进度。

而按照预估，完成此次行动满打满算只需一个月。

可从11月底到12月22日，上海方面共给苏区中央发了五封电报，表示并未收到经费。

运送路线路（图片来自网络）

意识到出现问题后，林伯渠又仔细研究了好几遍已收回的六个笔画。

同时，他还找来锻造工匠一同研究。

经过比对，众人确定这就是原件。

而缺失的那一块是最后一划“捺”。

这一点可以说明问题出在松江至上海一站。

丢了这笔救命的经费中央震怒，有心彻查。

但当时实在是有心无力。

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除了进行反“围剿”斗争，抗日事宜也提上日程。

国难当头，党中央根本分不出心来查案，只能让上海的中央特科暗中调查。

“可上海的同志翻遍整个上海滩，查遍了松江也没能找到最后一个交通员的下落，后来又是抗战，又是内战的，也就没有精力再观这件事了。”

断断续续讲完当年的情景，林伯渠深深叹了口气，眼里满是遗憾。

毕竟这笔经费的丢失给上海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九名被捕同志牺牲；

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 *** ，因此流产；

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不治而亡；

还有不计其数的烈士家属拿不到救助金沦为乞丐，非死即伤。

但听到这里，蒋文增已经找到了侦破思路，追问道：

“那林老对那七个通讯员还有印象吗？”

林伯渠垂头思索了半响，忽然双眸一亮，音量也提高了些：

“我记得从瑞金出发的那个交通员姓秦，好像是高自立的警卫员。”

信物示意图

他口中的高自立，曾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过连队党代表，参与过苏维埃政权的创立。

目前，其正在沈阳任 *** 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紧接着，三组马蹄不停地赶往沈阳。

虽未见到病重的高自立本人，但得到了秦姓交通员的详细信息。

警卫员小秦是江西萍乡人，目前正在 *** 第十三兵团任职。

得亏三组来得及时，在他们走后不到一个月，高自立便因操劳过度病逝了。

而后，蒋文增带着三组成员以小秦为突破口，顺藤摸瓜，一路查到了倒数第二站。

也就是从杭州到松江的交通员小刘。

而到这里，案件的进度总算有了质的突破。

因为小刘是唯一一个与失踪交通员有过直接接触的人。

提起这件事，他眼眶微红，哽咽地说道：

“那是我最后一次跑交通，我死也忘不了当时的情况...”

交通员又现，真相迷离

1931年12月3日早上7点，小刘带着金条抵达松江。

彼时，他在车站旁的小摊上吃过早点后，便径直前往接头地点——汉源栈房。

行至柜台办理入住时，另一个也在办理入住的男子引起了他的警觉。

此人黑衫黑帽、约三十岁左右，江浙口音。

小刘也因此故意慢条斯理地写着入住信息。

没过一会儿，果然听到对方问服务员：

“有没有一位从杭州来的先生？”

松江旧照片

闻言，小刘便主动走上前，与那男子搭话。

两人试探性地聊了几句，便有了默契。

在旅店的房间里，他们对上暗号，又用钥匙打开锁。

最后，小刘拿着笔画，那人拿着箱子，相互点了点头便分道扬镳了。

“所有信号都对上了，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后来久久没有人联系我，我才估摸着出了事。”

从小刘这里，三组得到了几个关键性的线索。

一是嫌疑人的基本特征，再就是交通员最后一次出现的汉源栈房。

可时间太过久远，那间旅店已经倒闭多年，工作人员各奔东西。

就连住房记录也早已化为灰烬。

但蒋文增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小刘还留下了一个关键信息。

在对方拿出笔画时，小他无意间看到了其包里有一张蓝色凭条。

好像是客栈通用的押金凭据。

按理说，肩负如此重要的任务，他必定会万分小心，提前几天等在松江。

而按小刘的描述，此人当时也在办理入住手续。

据此，蒋文增可以推测，该交通员极有可能在松江的其他客栈落过脚。

民国旅馆旧照

所幸松江是个小地方，发展得也比较慢，十几年来没有太大变化。

本地人之间都很熟悉，对这些年客栈的增减也都清楚。

然而，尽管三组查完所有客栈以往的资料，一个符合特征的旅客也没找到。

这让蒋文增和三个同事挫败不已。

为赶上进度，他们决定向当时进度最快的五组虚心求教。

最终得到的经验是：

不厌其烦，向着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触角”。

三组成员们反复琢磨着其中含义，绞尽脑汁地想究竟漏掉了哪个方向。

他们连着熬了几个大夜，弄得自己疲惫不堪，却一无所获。

此时已经临近春节，蒋文增看着组员各个顶着熊猫眼，颓丧不已，心里极为不忍。

他便提议道：

“大家先回去好好过个节，也好清理一下思路。”

离开松江之前，组员小胥的老乡邀请三组成员一起小聚一下。

可万万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聚餐竟无意间让他们得以拨云见日。

松江老照片

巧合的是，这个老乡正好就在松江军区司令部做参谋。

彼时，大家都有公务在身。

相聚时天色已晚，所幸都是不拘小节之人，便决定就在司令部食堂小聚。

由于他们是当天的最后一桌客人，杜参谋便把忙了一天的伙夫老柏也叫来一起吃。

闲聊中，杜参谋问起了老乡来松江的缘由。

小胥看了眼组长，不敢多说。

蒋文增想了想，接过杜参谋的话头：

“在忙十八年前的一桩案子，棘手得很，我们查遍了松江的客栈，一点头绪都没有。”

从他模棱两可的回答中，杜参谋顿时明白他们不方便透露工作细节。

正当其准备转变话题时，一旁笑得憨厚的伙夫老杜突然开口道：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

听了这话，三组四个人的眼睛都瞪圆了，示意他赶紧接着说。

原来，民国时期，老柏曾在原松江 *** 保安团司令部做过大厨，对里面的情况十分了解。

而他说的住宿之地就是保安团司令部内部的招待所。

该招待所名义上只对内部营业。

但因松江地界小，外地军政人员又不常来，常有闲置的房间。

上头的领导就默许接收社会旅客，好赚点外块。

不过要想这样做，就需要有营级干部担保。

如此隐蔽，也就难免三组漏了这一处地方。

得此线索，四名侦查员激动不已，放下饭碗就往保安部跑，回家过节的计划也随之取消。

民国招待所旧照

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次他们终于得偿所愿。

保安团作为一个官方机构，所有人员进出肯定会登记在册。

令人欣喜的是，保安团的所有档案都完好无损保留在仓库之中。

最终，三组锁定了一个叫梁壁纯的人。

根据登记信息，蒋文增等人在上海找到了他曾工作的药铺“祥德源”。

在这里，他们不仅找到了梁碧纯的照片。

还从老板的描述中，确认对方是有预谋的 *** 。

“小梁那次刚从松江进货回来后，脸色有点不对，他说自己生病了，我就让他多休息两天，谁知这一去竟然就不复返了。”

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是他 *** *** 。

可事情的真相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

真凶浮现，迷雾尽散

根据药店老板提供的线索，三组来到梁碧纯的老家——上海嘉定。

蒋文增想，此人作为一个中药师，势必有师门，说不定就在他老家。

1950年2月26日，当地公安局召集当地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和老药工开了个座谈会。

一位姗姗来迟的老药工听了介绍，一拍脑门，朗声说道：

“碧纯是我第一个学生子啊，长官他犯什么事了？”

说起这个爱徒，老先生连连叹气，语气中颇为惋惜：

“他原是个极有天赋的药工，不知犯了什么事，在外面躲了几年，后面又回来把老婆孩子接走了。”

蒋文增越听越觉得蹊跷，追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您还记得吗？”

“抗战那会儿吧，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

老先生歪着头想了半天，说道这里，突然抬头看着几个侦查员，补充道：

“哦，今年正月碧纯的妈走了，他媳妇贞姑还回来过呢。”

嘉定老照片

听到这里，蒋文增眼前一亮，赶紧顺着贞姑这条线往下查。

而后从来参加丧礼的亲戚口中，他们终于找到梁碧纯一家人的下落。

1950年3月4日，三组在上海浦东洋泾镇的一间钟表铺，找到了改为申姓的梁碧纯。

到了审讯室，他从自己的内衬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条递给蒋文增。

看清内容后，四名侦查员即将破案的喜悦消失殆尽，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

原以为找到梁碧纯就能揭开真相。

没成想，此事竟像剥洋葱似的，揭开一层还有一层。

当年，领导分配任务时，只说了一句话：

“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梁碧纯便知道了此次任务的重要性。

拿到箱子的那一刻，他轻轻掂了掂，便猜到了八九分，里面多半是黄金。

当时只要是从“赤区”浙赣闽来的列车， *** 当局必会严加搜查。

因此，上级特地交代梁碧纯走“水路”，从吴淞江返沪。

可这条路虽然查得不严，确是强盗出没之地。

因此，他一路都很小心谨慎，直到顺利抵达曹家渡码头才稍稍放心。

下了船之后，梁碧纯一刻也不敢耽搁，赶紧叫住一辆崭新的黄包车，准备返回法租界的住处。

等到上坡时，车夫拉得有些费劲，旁边便有两个人主动上前来帮忙。

当时，疲惫至极的梁碧纯正揉着太阳穴，没太注意。

结果，旁边的人趁其不备死死捂住其口鼻，他还来不及反应就晕了过去。

曹家渡旧照

再度醒来时，梁碧纯正和衣躺在一家旅馆的床上。

而那装着金条的箱子早就不见踪影。

他在房间来回踱步半天，最终决定逃之夭夭，保全自身。

好在其还算机智，懂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梁碧纯离开旅馆前，找到老板，并将自己丢金条的事告知。

旅店老板人很厚道，当时出具了一张说明，并且将所有见证过此事的人都叫来在上面签了字。

而且临走前，梁碧纯特地嘱咐老板，若将来有人问及此事，一概要说不知道。

除非有人用上海口音说出“捻七”的暗号，才可道出实情。

后来，旅店老板也证实了他的话。

可三组却再次陷入了瓶颈。

要找交通员还有线索可循，但要找出三个名不见经传的街头混混才真的难如登天。

蒋文增决定找与这些混混打过交道的旧上海老警察帮忙。

最终，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提篮桥监狱。

那里关押着许多解放前入狱的押犯。

不少曾经的街头混混都在那里服刑。

这一查还真找着了。

黄包车

其中有个冯姓的犯人听说检举立功，有可能减刑，便立刻站了出来。

至此，十八年前的真相终于冲破了重重迷雾，呈现在世人面前。

冯姓犯人家中曾是做摩托车生意的殷实人家。

1931年，其父亲置办了一辆崭新的日本黄包车。

他虽不感兴趣，但他的穷表哥阿吉却爱不释手，经常拉着玩儿。

没过多久，冯父又买了一辆轿车，就干脆将黄包车赠给了侄子。

可那年十二月底，阿吉突然将车还了回来。

不久之后，他还在公共租界开起南货商店，突然就富裕起来了。

得到线索后，三组立刻提审了冯姓犯人，同时暗中调查他表哥。

可喜的是，他口中黄包车的牌照，外形与梁碧纯说得十分相似。

6月11日，蒋文增带着三组成员在阿吉的店铺中搜到了当年苏区 *** 定制的白铜盒，并逮捕了他。

没过多久，另两名案犯阿克和阿古也落网。

此事传到 *** ，毛主席连连称赞，感叹总算给了因此牺牲的英烈一个交代。

毛主席

1950年11月18日，阿吉、阿克、阿古被判处死刑。

梁碧纯因“玩忽职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最终获得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家。

至此，这桩尘封了十八年的悬案终于告破。

因此牺牲的先烈也终于得到了一个迟来的真相。

后记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与国家和人民作对的人终将难逃法网。

世上不存在完美的犯罪，只要执法者坚持声张正义的信念，再难的案件也又真相大白的一天。

参考文献：

楚天时报：《松江黄金大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