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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贵州星子，岁月的拾荒者！立足息烽，关注贵州，搜罗全网，用独特的视角，探寻历史，留存往事，分享和创作 *** 各类新闻资讯、热点话题、文化旅游、段子趣闻……
一、帮会早期的活动
贵州的帮会始建于何时，缺乏确切的记载，据肖子有等老年人士的回忆和蓝克安的推测，是由湖南、四川传入，时间约在清朝的嘉庆初年（一八〇〇年左右）。具体事例是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贵州林怀明开“青筑山香堂”，其子林清，英俊侠义，以父故不能聚义（按：因帮会以兄弟相称，父子不便在同一香堂），众议特设幺满半排地位，记名‘矮举’。因为这种情况特殊，这件事的具体人和具体时间得以流传下来。清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胡佐臣在贵州开“金凤山”，发展对象，都是清军部队人员。继之开山立堂的， “颇不乏人”。到了清同治年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廷严拿帮会分子，雷厉风行，帮会遂转入隐蔽活动。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贵阳的帮会势力逐步发展，有如下五股势力：
一、由湘军调来贵阳的外四营（如后来的巡防营，驻扎城外），其中有不少帮会分子，他们不仅经常吸收营内士兵，有时还在社会上吸收小工商业者入帮会。当时驻头桥的威远营的什长江怀清，陈杰光、沈月廷都是有名的大爷。
二、湘军退伍的哨官、什长如朱玉清、饶玉清等，专门为湖南、广东商人保帮（这些商人在贵州采办大批烟土，集中上千担外运），同时也吸收兄弟，对象大都为外省或本省商人。
三、贵阳府贵筑县衙门里的书办、差头如曹兰韩、赵世祺、孙华堂等，他们都是帮会中的大爷，除收衙门里的公差为兄弟外，有时也吸收一些小工商业者。
四、当时有些读书人也加入帮会，如北门的丁树琦（伯英），是当时的进士，谭吉之（介石），是举人。东门的黄香阁、大井坎的黄少华、大田坝的李瑶章，都是当时的廪生。这些人都加入了帮会。是所谓的斯文帮光棍。
五、贵阳城内的四门稽查温瑞廷、九门总稽查傅耀庭、外营哨官周玉珊、新军营班长龚自安等人，都是有名的帮会头目。他们有权势，行侠仗义，有一定影响，先后在贵阳收了很多的兄弟。
从全省情况看，历史上帮会活动的地区，以黔北遵义、桐梓，黔西兴义等地较为活跃，黔东南则很少有帮会活动。这是由于帮会组织是随清军的调遣和屯驻而传播的。兴义一带，曾有湘军屯驻，遵、桐则是受赵尔丰率兵屯川的影响。
二、辛亥革命时的帮会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几年，贵州就有人接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出版的《民报》的宣传，利用帮会进行革命活动。据阎崇阶写的《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介绍，一九〇七年春，修文县青年秀才王朝栋（字国桢），原在贵州陆军小学第一期读书，因在校中酝酿革命，被贵州巡抚庞鸿书开除。他回修文后在小箐杀猪宰羊，邀约全县的袍哥开山堂、立公口，搞袍哥运动。清 *** 通令严拿究办，曾在阎家抄出他自撰的《送宝令》（袍哥们提出新进兄弟时口中念的词句）： “大哥背榜访英雄，铲除秋气换东风，口口高歌民约论，声声撞响自由钟，访得英雄入社会，多酹勤劳庆大功。”
后阎崇阶经王朝栋介绍加入同盟会，同时参加袍哥组织，阎问： “为什么要参加袍哥？袍哥不是一些不很正派的人吗?”王说：“要推倒清朝，笫一要联络军队，第二要联络会党。军队中人多系袍哥，你不加入，便与他们格格不入。”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帮会是在军队中积极活动的。
阎崇阶于一九〇八年考入陆军小学，曾与该校同学席正铭、刘莘园等联络同志，兴汉排清。据他回忆：要想执干戈与清廷决胜负，不能不预筹大批的亡命之徒和武装斗士，因而联络富有战斗力的新军一标，就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新军的头目（班长）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为和新军联络，陆小部分学生， “遂假贵阳城内王家巷朱勇烈公祠，成立“皇汉公”码头。席正铭任龙头；阎崇阶、朱少甫分任正副钱粮，刘莘园、朱导江、江务滋分任正副管事；姚蕴山、张少荃、杨匡平、向多三等为执法幺大，担压联络、交际责任，这就展开了与新军一标相互往还的道路。”这一公口建立后，新军中不断有人来“归标”(即在外地参加袍哥的人来归附)。城内著名的袍哥金渭滨、庄鹏程与“皇汉公”建立了联系，并为之联络贵阳城内外的各个公口，使“皇汉公”得到蓬勃发展。
一九〇九年冬，席正铭、刘莘园等升学去武昌，将“皇汉公”改为“汇英公”，由阎崇阶负责。他们又与贵阳南门的座堂大爷王焕章、北门的赵子良、市中心的李先椿及新军中的袍哥联系。这些公口互相宣传、互相影响。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农厉九月十四日）贵州宣布“反正”时，陆军小学首先发难，新军营起而支持，其中帮会分子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另据周素园的《贵州辛亥光复的史实》 一文说：自治学社在武昌起义之前，曾开会研究组织武装力量问题。自治学社负责人张百麟（石骐）提的方案是： “派遣党员有军事素养者，分赴外县，号召土匪、秘密会党、团丁，能纠合三十人的，即授排长，纠合百人的，即授连长，纠合五百人的，即授营长。斩木揭竿，约期继起，待屯兵四出，省防空虚，然后占据军械局举事。”周素园则提出：“我以为贵州主力，在常备军，而军中分子，不少同情革命，且陆军学生，尤易与我协作，一旦事从中起，外县不难传激而定。” “决议两策并进，且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从多方面着手。”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结果是先从贵阳举事，获得成功。而号召各县纠合土匪、会党、团丁的主张，则给贵阳治安和革命后成立的军 *** ，带来了不良后果。
三、辛亥革命后帮会的大发展
贵州反正之后，暂时联合的自治学社和 *** 党出现了分裂，与 *** 党人狼狈为奸的耆老会，则从中推波助澜。其头面人物郭重光（子华）用耆老会名义，在贵州军 *** 立法院开会时登台演说，谓哥老会对革命有功，应鼓励其公开发展。于是，军政首领大开“山堂”，各行业也：分纷组织“公口”。据蓝克安说，当时的“公口”，达八十三个之多。其中较大的“公口”有如下几个：
斌汉公：正龙头陈钟岳（铜仁巡防统带）、副龙头陈稚
苏（贵阳举人）。正副龙头一文一武，故取名“斌”汉公。这个“公口”是 *** 党人的势力，吸收成员以军政界最多。
光汉公：正龙头黄〓青（泽霖、巡防军总统），多数成员是军政人士和巡防军。
黔汉公：正龙头李香池（巡防军北路分统），副龙头温瑞廷。成员是社会上的工商界和老袍哥。
振武公；正龙头傅明轩。这个公口的组成人员约三十多人，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贵州光复后，这些学生纷纷回黔，在途中了解省内帮会林立，故在镇远成立公口。
大汉公：正龙头王肇西。副龙头刘泮香，是达德学堂教员。
忠汉公：正龙头任贵廷、副龙头喻体泉。
童汉公：龙头卢华轩，管事杨鑫泉。这是一个儿童公口，最大的二十岁，小的仅十二岁。
孝汉公：正龙头罗云鹏，副龙头白植斋。
兴汉公：龙头卢方臣。
实汉公：龙头何吉琴，成员为缝纫业工人。
上述各“公口”，前面三个是开过山堂、迎过帅印的。所谓“迎帅印”就是 *** 公口的弟兄，进行一次大 *** ，以显示公口的声势。在 *** 过程中，袍哥弟兄奇装异服，甚至穿上舞台演出的戏装、背弓挂剑，招摇过市。
此时，原拟议中的招募军队的计划才付诸实现，贵州军 *** 在四川会馆、两湖会馆招募新兵，招得一排人的当排长，招得一连人的当连长。邻近贵阳各县的袍哥、土匪及无业游民纷纷前来应征。这些人良莠不齐，毫无纪律，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据一九三六年忍庐写的《辛亥革命在贵阳》一文说： “哥老会在贵州，本来是下等社会的秘密组织。在清朝时代，是绝对禁止的……等到革命以后，滥招新兵，招安土匪，有人就建议把哥老会开始组织起来，以作兵士的约束”。“那晓得此风一亓，形势大坏，因为许多小卒小兵，本来在（帮）会中的地位很高，所谓长官的资格，差得很远。论起辈份，见着小兵，还要敬一个礼，试问如何统治呢？本来哥老会是个总名，等到开始组织，他们便称为某某公。例如光汉公、复汉公、兴汉公等等，当时都很时髦。公中第一位是龙头大爷，第二位是圣贤二爷，以下第三第四排下去，到末了一位叫老幺。大爷不必说，权力最大，资格最老，可是二爷也不容易玩，既名圣贤二爷，暗暗是指着桃园结义的关云长。所以当二爷的人，多半是知书达礼，讲究义气，彼时各机关的文官长，多半都是一步登天，做了二爷。……笔者当时也玩了一下二爷。”“照哥老会的例规，本来很严，犯了会规，要受着三刀六个眼的惩罚。但是一到公开组织，人人都可入会，会的精神便没有了。”
四、唐继尧大肆镇压帮会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农历元月初十日），滇军唐继尧部以北伐援黔为名，入据贵阳。开始对贵阳城内的袍哥及自治党人进行镇压。
当时任滇军北伐军支队长兼军参谋长庾恩旸，写有《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文，将贵州都督赵德全、枢密院长张百麟，巡防军黄泽霖等一概斥为“会匪”，列举了所谓的会匪乱黔真相十二项。其中说道。“公口者，哥老会之变名也，闾阎受害，妇孺皆知。黔省反正，既无假于公口之力，更无取乎公口之事。赵（德全）等身据高位，一举一动治乱因之。乃于众所不为之时，倡设公口，名日光汉。张（百麟）身为枢密院长，出巡上游，随带公口飘布徽章无数，到处散布，政权匪势混而为一，党羽鸱张，气焰天灼。旧日哥匪，慕而效之，公口日多，为害日烈，一家不入公口，号日漏户，一人不入公口，置以白衣，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良民深受其毒，苦诉无门，竞入党藉，以求自保，苛派勒捐，仍背不免。用致匪国之讥，大为贵山之丑。”庾恩旸这篇文章，对帮会是全盘否定的。
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后，曾于一九一二年三、四月间，发出《军都督取消公口牌示》、《晓喻解散公口文》、《取消公口会党文》等六个文告，其中有“黔省反正以后，公口林立，匪焰鸱张，外省闻之，目为匪国。” “大自省垣，小而乡邑，莫不公口林立，棍徒遍地，人民因而受害，鸡犬为之不宁”等指责帮会的词句。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至于公口之设，究其最初之用意，殆为推倒满清而起，就始有利无害。” “本军都督莅黔伊始，详查情形，公口中积匪同多，而善良之人……亦复不少。”并规定：“公口一项，无论其危害地方已否，均着即日取消。”
蓝克安回忆说，滇军于乇子(1912)年正月十四日拂晓，在东郊螺丝山阳明祠口，枪杀帮会分子二百余人，新军营长田世雄亦被枪杀坑葬。其他知名的帮会分子，闻风潜伏离境。“我亲见军警局用刺刀杀‘实汉公’龙头何吉琴和丁玉廷的儿子丁少廷于西门城墙脚刑场，每人总（被）刺了数十刺刀，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绰号小鬼的宋仁山，由黔西交卸回贵阳，正月十八日被军警局长梅若愚拿获，在通城游街后，于大十字砍头示众。
据丁尚固、刘友陶所写的《 *** 派活动片断》，殷亮轩写的《贵州辛亥革命见闻》等资料，滇军所杀之人，并不都是帮会分子，多数是被俘的黔军及无辜百姓。丁、刘两人的文章说：滇军入城后， “接着遍城搜索，凡机关服役人员著短服者概指为哥老，皆被捆捉。当日为阴历正月十四，民间正在‘过（大）年’，照旧俗赌钱作乐，只要从身上搜出骰子及其它 *** 者，亦被认为哥老，同样捆去。所有被捉者……先后纷纷押到扶风寺后山。该处已预先挖好两个大坑，西南派（自治学社）革命人士和新招募的士兵约二百人，以及无辜居民共约千余人，均排成行列，围绕在两个大坑边沿，被刺刀戳杀或被推落坑内活埋。”“在各县，更以取消公日为名，被杀者尤多”。
在唐继尧的残酷镇压下，贵州的帮会从此不敢公开活动，掩旗息鼓，埋头蛰伏。
五、 *** 策动帮会复活
1、帮会的复活及《黔风报》
一九三五年， *** 的中央军入据贵阳，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薛岳为六路军指挥，他们深恐红军进攻贵阳，要利用帮会来作侦察工作，就暗中策动复活帮会。当时，由驻贵州的第五别动大队长兼省会警察局长肖树经、别动队分队长兼第三分局长杨子知、行营的刘参谋和军统训练科杨科长等出面，同贵阳掌码头大爷邓占奎、蓝克安协商，将潜伏二十四年的帮会恢复，协助中央军侦察红军动向。并准备将修文、贵筑、清镇，龙里、息烽、广顺、惠水八县的帮会分子，每县组织二百人，由各县警察局领导，配合乡镇保甲，专负侦察红军情况之责。后因红军离开贵州，这一计划没有付诸实现。
一九三五年九月，肖树经首先在观凤台“进步”（入流，即参加帮会），那天刘参谋、杨科长都参加，仅摆了一个香堂。从此肖树经便成了邓占奎、蓝克安的弟兄。蓝克安提出，要办一个报馆作掩护，肖树经等同意，每月由省 *** 补助四百元，警察局补助二百元。办了《黔风日报》、《黔阳晚报》和“黔光通讯社。”《黔风日报》的社长，由肖树经指派唐立圻充当，他是别动大队部的指导员。经理蓝克安，总编辑是蒋××、吴××。《黔阳晚报》的总编辑为谢××。“黔光通讯社”是交给徐礼周、董承烈、陈智鸾办理，蓝克安任经理，每月酌给补助。这三者先后办了不上二年，因中央军调走，补助费无着就收了场。
2、扶风山和新民社的成立
贵州帮会虽消声匿迹二十多年，表面似无活动，实际上仍在暗地发展。既得中央军支持，又有报馆作掩护，经费有了来源，就开始活动。邓占奎等联络了旧日的袍哥，如陈佑文、邹玉珊、饶玉卿、刘桂初、孔序九、金锡瑞、蔡云先、孙华廷、肖勋臣、姚少山、周勋臣、唐秋林、赵自如，贾炳奎、郭辛益、罗守一、邓占奎、蓝克安共十八人为筹备员。由肖树经交来四百元作开办费。开会决议，对外用“扶风山”，对内用“新民社”名称，所有青帮、洪帮、汉流，统归“扶风山”节制。
扶风山正山主为邓占奎，副山主蓝克安（他们同时任新民社正副社长），刘桂初为香长，金锡瑞为盟证，组织内八堂和外八堂，在黔明寺开山堂，正式成立扶风山总山头和新民总社。总山头和总社由“仁字旗”掌握。
扶风山又分为仁、义、礼三个总社，仁字旗称新民社，由邓占奎、蓝克安任正副总社长。义字旗称永义社，总正社
长周勋臣。礼字旗称复兴社，总正社长为唐秋林。
新民社（仁字旗）总社下设分社，以地区来设置，分东南、西、北、巾五个分社。中社正副社长由邓占奎、蓝克安兼任；南社社长贾炳奎，西社社长蔡云先、孙华廷；北社社长肖勋臣；东社社长姚少山。分社之下设支社，小组，共有二十几个支社，十几个小组。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吸收成员五百多人。一九三六年发展到三、四千人。外县如遵义、安顺、毕节、清镇、平坝、黔西、织金等具，都成立了分社，吸收成员约二三万人。永义社、复兴社均各有分社、支社、小组。规模略小一些。
3、扶风山改组为精忠社
一九四〇年，贵州主席为吴鼎昌， *** 省党部代主任委员是陈惕庐。两人为争议夺利，陈惕庐到 *** 中央要求准许帮会份子加入 *** ，保证半年内吸收三十万 *** 员（ *** 办了若干年只有十万党员）。 *** 中央答应了他的要求，陈以黄国桢为指导员，将 *** 员中有帮会关系的二十三人，组织精忠党团，同时联络帮会组织“精忠社”。
黄国桢先找邓占奎、蓝克安游说，确定停办“新民社”成立“精忠社”。以傅明轩为精忠社总社长，邓占奎、戴河清、朱导江为副总社长。统率仁、义、礼三堂。总社下建立九个分社，邓占奎、蓝克安兼第一分社正副社长；蓝克安还担任总社组织股长。其它各分社仍是原“新民社”班底。
精忠社于一九四〇年六月成立，四一年三月解散，开办仅十个月，吸收成员不上千人。
4、吴鼎昌大捕帮会头日
吴鼎昌见陈惕庐大量收集帮会分子参加 *** ，又组织精忠社大肆活动，便密报 *** 中央，说帮会是变相的土匪，应禁止帮会活动。 *** 中央将陈惕庐调为浙江省府委员，派黄宇人来任省党部主委。吴鼎昌便发出布告，禁止精忠社活动。那时“永义社”正在大田角关帝庙开香堂收弟兄，当场就被逮捕十余人。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省保安处四科（处长为韩文焕、副处长刘鹤鸣，四科科长黄加持）派人持吴鼎昌手令，以帮会有“妨害抗战，被民先队利用，谋为不轨”之罪，大批逮捕青、洪、汉各帮头目。共捕去青帮大字班的陈保元，通字班的欧福同、王锦章；洪帮太华山的万少珊，汉流中的傅明轩、邓占奎、戴河清、唐秋林、蔡云先、孙华廷、赵自如、杨俊安、李连晖、杨世奎等二十三人。《中央日报》还将吴鼎昌手令及被捕人姓名作了公布。
这二十三人在保安处关了四个月后，放了大部份，留下傅明轩、邓占奎、戴河清、陈保元、欧福同、万少珊、王锦章七人，一直关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经吴鼎昌禁止帮会并捕去帮会头目后，贵阳帮会活动就消沉下去了。
六、解放战争时期的帮会活动
1、杨森大量发展帮会
杨森于一九四五年五月继吴鼎昌主黔，一反吴的政策，大量发展帮会。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声称要搞什么“民选”。贵州的刘健群、张志韩、何辑五、傅启学、周达时等组织十人团，在南京秘密开会，瓜分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的名额。杨森知道后，大加反对，提出要解散各派系，搞什么大团结。他为了扩大自己势力，便派其副军长兼贵州公路局长的夏炯，联络青、洪、汉各帮头目，自称贵州总帮头。不久，夏离去，杨森改派其闲散的师长、参谋长等出面联系，各个帮会又纷纷组织起来。据蓝克安回忆，当时有如下一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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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流：成立了五个总社，分属仁、义、礼三字旗。仁字旗下有①抉风社，总社长邓占奎、副总社长蓝克安，有四十五个分社（内有两个女社），外县有十多个县成立分社，人数最多，吸收的成员多为工商业者。②精忠社，总社长朱导江、副总社长张卫民，组织有九个分社，成员复杂，人数较少。义字旗中有①永义社，总社长戴河清、副总社长肖俊卿。有十二个分社，人数较多。②道义昌，总社长何知重、副总社长朱汝为，人数最少。礼字旗有复兴社，总社长唐秋林，有三个分社。
洪帮：成立了四个山头，五圣山掌旗胡启民，太华山掌旗陈芳，九龙山掌旗邵直民，长白山掌旗李宝善。
青帮：成立了两个码头， “江淮泗”掌舵李宝善， “兴五六”掌舵刘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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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统组织的新建设协会
“新中国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协会)，是军统用以控制帮会的一个组织，其前身是杜月笙等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后改组为“人民委员会”。一九四七年更名为“新建协会”。于上海设总会，各省设分会，各县市设区会交当地军统一手办理。这是军统为扩大势力以参加“民选”的一项措施，参加的人员为帮会分子。
一九四七年九月，新建协会贵州分会在科学路招待所开成立大会。事前军统头子如马守援（保安司今部副司令）、陈星初（保安部情报处长）、李佐军（公路局监理科长）、卢爱兹（省府视察室主任）、刘先识（市 *** 民政科长）等主持，在公路局监理科开了筹备会。开成立会时，各帮会头
目和军政机关负责人约百余人参加，由马守援、陈星初、卢爱兹为大会主席，省参议会议长平刚到会讲话。会上公推陈星初为书记长、马守援为理事长、李佐军为监事主任，各帮会负责人为理监事。
新建协会贵阳市区会，是在市府礼堂开的成立大会，到会约二百人，都是各帮会分社长及执事人员。会上推刘先识为书记长，陈星初为理事长，李佐军为监事主任。
外县如遵义、安顺、毕节、贵定、等十多县都成立了区会，由军统局派人指导组成。
新建协会规定，吸收成员要有会员二人介绍，填表二张，交入会费一元。帮会分子嫌这些麻烦，参加的不踊跃，成立不到半年即瓦解。继之又搞了个“新黔公司”，由马守援任董事长，陈星初为监事主任，赖永初为经理，胡怀邦为协理。要求帮会分子投资，每股法币五万元。到一九四九年十月，该公司宣布退股，每股退还银元券二角七分。
3、新建协会的两次特殊活动
一九四八年八月，据蓝克安回忆，新建协会，曾搞了两次秘密活动。
一次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新建协会通知扶风社总社执事和分社社长二十人，到省府路中央信托局二楼，举行了一次宣誓仪式。宣誓由马守援、李佐军、卢爱兹、陈星初、刘先识、任廷模（军统分子、新建协会市区会副书记长）等人主持。宣誓后，这些人分别训话，陈星初说： “大家既是本会核心分子，所以今天才单独提前宣哲。……我们还在调查考虑中，短期间，总会还要派员来训话发证章。”并要求大家对这件事严格保密。据说，这是军统发展外围的一种手法。
另一次也是在四八年八月，贵州大学学生闹反饥饿，准备
搞 *** *** 。杨森命新建协会先行布置，在各帮会中 *** 三百人充当打手。一天中午，扶风社将选定的一百人 *** 在商会大院里，陈星初宣布：杨主席要看看贵阳帮会的队伍，以便将来使用。”随着由陈星初、邓占奎、蓝克安带领，到六广门体育场。杨森和他的七姨太太iE在打网球，马守援、李佐军、刘先识已到场。这支帮会队伍站在竹圈外，约两小时后，由陈星初命令自由解散。
事后，邓占奎告诉蓝克安：如贵大学生要来省府 *** ，除派军警弹压外，布置的这三百人临时发枪给他们，夹杂在 *** 队伍中，乘机就地枪杀学生。因省参议会调停，发给教师部分食米，学生 *** 没有举行，这才了事。七、解放前夕和初期的帮会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月， *** 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驻在兴义一带，为扩充部队，搜刮民财，自称精忠社总龙头，大批吸收弟兄，每人要缴“山价钱”大洋十元，富有者三百、二百不等。由张卫民专办此事，张原是精忠社副总社长，这次吸收成员有三百多人，编为敢死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率所部窜入贵阳，意欲乘机掳掠，因 *** 进展神速，竞将卢焘杀害后仓皇逃走。
临近解放前一段时间， *** 贵阳市长张致祥、警察局长张安庆、民政科长刘先识等，在贵阳策划立变，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并妄图组织力量，包括帮会分子等上山打游击。临解放前几天，他们还征收一种特捐，借口保护贵阳，向全市征收特捐五十万元。城内士绅、商人都被指派，烟土货物均可折交，限三天缴清。逾期不交的，由刘先识指派军警及帮会分子，如贵州饭店经理、帮会中的三爷肖统仁、区民代表袁保章、区代会主任陆继斌等带兵坐索。有的人拿不出钱，被软禁在市 *** 大礼堂。他们勒索大笔款项后，刘先识带了区民代表、保甲长、联保主任等一百多人，乘三部卡车逃往兴义。
在 *** *** 及军警逃离贵阳的真空期间，以卢焘、张彭年等为首的地方人士，出面组织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持社会秩序。帮会头目邓占奎及刘锦森等，率领部分帮会分子参加巡逻，为维护治安作了有益的工作。
解放初期，潜伏的匪特摄于解放大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当 *** 主力入川、进滇后，匪特便乘机蠢动。一九五〇年三、四月份，全省性的匪乱达到 *** 。同年六月，邓占奎、蓝克安接受我军政首长的教育，曾参加了解土匪情况，对土匪进行争取的工作。
据蓝克安回忆，他们下乡或到外县，在土匪队伍中，接触和了解到如下一些帮会分子的活动情况：
织金县的李民山，是织金扶风社社长、县参议长，官僚兼地主，组织“剿共救国军”，自称总司令。
贵筑县参议员包相臣，系恶霸地主，是精忠社大爷，任匪首曹绍华部下的前敌指挥。
精忠社大爷刘治祥，原为驻毕节保安团的参谋长，解放后逃往织金，任李民山“剿共救国军”副司令。
平坝县马场的曹绍华，原是保安司令部的中校视察，是扶风社大爷。解放后，逃往广顺，组织“贵州人民 *** 自救军总司令”。
清镇县的官僚地主左礼华、魏永清、韩荣伯等，是该县的大地主、县参议员，又都是清镇扶风社的大爷。该县的李炳奎、班树清、戴文星，以及平坝的张明德、孙仲伦、樊树之等，都是著名的帮会分子。这些人都是土匪队伍的重要人物。
邓占奎等在清镇、平坝、织金、黔西、修文边境，通过帮会关系，约匪首见面，宣传 *** 、 *** 的政策，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同时，也了解一些土匪队伍的情况向 *** 反映。
贵阳市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晚间，集中对匪特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及时镇压了一批怙恶不悛的反动分子，建立了治安委员会，以后又取缔反动会道门，开展了民主改革和镇反运动。在党和人民 *** 的领导下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就解决了存在一百多年的帮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