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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宰相寇准故事(宋朝王安石任宰相时,一位)

北宋一朝虽然积弱不堪,但却名相辈出,比如赵普、吕蒙正、吕端、文彦博、寇准、王安石、范仲淹等等,但谁才是北宋朝宰相第一人?历来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下面小编就与大家一块来盘点一下北宋十大名相!

第一位:赵普——创业宰相

北宋建立后四年,赵普就升任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并独相十年。在此期间,赵普协助赵匡胤削夺藩镇、罢宿将兵权,实行更戍法、改革官制、制定守边防辽等重大措施。太宗朝他又打压赵廷美与兵部尚书卢多逊 ,并主导策划秦王赵廷美谋反案。

赵普画像

赵普为人刚毅果断、思虑周密、见解精辟,以富于奇计及见解闻名。因此碰到很不容易下判断或需要敏感性思考的问题时,宋太祖和宋太宗都喜欢找他参谋,他可谓是赵匡胤兄弟二人的首席智囊。

虽然因为“金匮之盟”的原因,后世很多人都认为赵普是个利令智昏、背信弃义之人,但实际上赵普是个直言敢谏、一心为公之人,甚至有时都显得非常固执。据《宋史》记载,有一次,赵普向太祖推荐某人出任重要职位,太祖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不表同意,但赵普却“明日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大怒,将他的奏折撕碎丢在地上。只见赵普面不改色,慢慢将碎片捡起来补贴好,隔天又上奏。太祖颇受感动,乃用之,果然非常称职。

赵匡胤

但赵普有两个极大的缺点:一是在金钱方面不很严谨,常有贪小财的行为,虽然度量宽宏的赵匡胤并不在意,但却为世人所诟病。这也是赵普风评不好的主要原因。二是不喜欢读书。和赵匡胤即使在军营中也手不释卷正好相反,赵普早年书读得并不多,晚年在太祖的苦劝及督促下,虽也常手不释卷,但到底时间不多,学养上已明显的不足。不过赵普却能大言不惭地对赵光义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这就是成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由来。

赵普眼光锐利、无私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也不太为自己的安全着想,虽然个性上有缺点,但的确是位创业期的大将之才。朱熹在《宋名臣言行录》中,对赵普的才干作了很公正的评价:“多非韩王(赵普)谋虑深长,太祖聪明果断,天下何以治平。……得非安天下之谋,其功大乎?”

赵普

赵普病逝后,赵光义亲撰八分字神道碑赐之。追赠尚书令、韩王,谥号“忠献”,并配飨宋太祖庙庭。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第二位:王安石——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神宗朝宰相,推行熙宁变法。

王安石为了力行变法,不得不与当时“正人君子”的名臣贤相,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展开正面对抗。不幸他使用的新党吕惠卿、章惇及日后的蔡京物贯等,都被视为奸诈的小人,王安石本人也被说成“大奸似忠士诈似信”,连朱熹将王安石编入《宋名臣言行录》中,都遭到后代儒学者的反对及批评。明朝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怅半山堂”,便是痛骂王安石的故事,借老头子口直称:“若见此奸贼(指王安石)必手刃其头、其心肝而食之。”把王安石写成亡国的罪魁祸首。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即使是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位有才气、很正派、而且又清廉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新法,以现代的眼光来看,颇具创意,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具体提出“经济挂帅”主张的人。

王安石

王安石的思想完全本于忠君爱民,以当时的环境而言,他的变法也是绝对合理、绝对必需的。无论成败,他都是一个有眼光、有理想、有操守的伟大政治人物。

王安石去世后,获谥“文”,世称王文公。

第三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仁宗朝宰相,为相期间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新政受挫后,范仲淹自请出京,历任四地知州,他在地方治政、守边皆有成绩。

范仲淹非常重视人才的发掘及培养,他大力排斥无能的资深官僚派,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政治问题。曾有人向他抱怨,根本没有能做事的好人才,范仲淹便对他说:“天下人才多得很,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如果一开始便存有‘无人’这种偏见,即使非常优异的人才站在面前,你一样看不到的。”

范仲淹

范仲淹虽文人出身,却也深通军事,任知事期间,他阅兵选将,日夜加强军队训练。他做事负责谨慎,所属部队作战力极为优异。因此,连攻击力旺盛的西夏军队,都始终找不到攻入的间隙。西夏各军团领袖互相警戒道:“不要以延州为攻击目标,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范仲淹的个人修养更是令人没话讲。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史料记载,范仲淹为人轻财好施,对同族人恩泽优厚,个人富贵显达以后,便在姑苏城郭附近,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以收养族人中之贫困者。别人劝他应储存些钱财,以为退休或下野后自奉之用。范仲淹却表示“人只要能有合于道义的快乐,外表的生活根本不重要。”

范仲淹

皇佑四年,范仲淹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获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

第四位:寇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

寇准,真宗朝宰相,曾两度入相。

寇准一向以大胆直言闻名。有一次他上奏反对太宗的旨意,太宗看了很不高兴,起身便欲转回禁宫。寇准却猛然地跑上去,拉住太宗的衣袖,把他拽回御座,裁决这件事后再下朝。太宗无奈,只好尊重他的意见。这事件过后不久,太宗在一次散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朕得了寇准,有如唐太宗得了魏征。”

寇准画像

寇准最大的功绩就是逼迫真宗御驾亲征抵御契丹二十万大军南侵。在危急时刻,不但力劝真宗打消了迁都的念头,还亲自牵马护卫真宗,使怯战的真宗坚定了信心。而且在与契丹的和谈中,态度坚决,使原本百万的赔偿降低到了三十万。最终促使宋辽达成 *** 渊之盟,保北宋边境百年和平。

在积弱的北宋,朝中大臣大多缺乏面对危难的魄力,再加上怯战的皇帝,如果没有寇准这种硬汉,的确很难应付外敌的威胁。

但寇准缺点同样明显,那就是只会做事不会做人,比如生活非常奢侈,而且不畏人言。在被人委婉劝诫之时,不知收敛;寇准性格强悍,不留余地。作战期间他不顾同僚甚至真宗的面子,完全采取“蓝波式”强硬作风,也因此 *** 渊之盟后,宋真宗反而刻意疏远寇准。不久后更是罢黜其宰相之职。

寇准去世后,追赠中书令,复爵“莱国公”,谥“忠愍”。

第五位:李沆——“圣人”宰相

李沆以清静无为治国,注重吏事,尤为注意戒除人主骄奢之心。有“圣相”之美誉,史称其为相“光明正大”,王夫之称其为“宋一代柱石之臣”。

李沆画像

李沆特别注意戒除皇帝骄奢之心,他在檀渊之盟后,曾每天都把各地方的天灾虫害、盗贼人祸事事向真宗报告,惹得真宗很心烦,但他的理由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说:“陛下年纪太轻,如果不了解四方的困苦艰难,以圣上血气方刚的精力,即使不纵情于声色犬马,恐怕也会以大兴土木、祷祠祭祀来显 *** 风。”

李沆虽贵为宰相,但从不向皇帝打小报告,有一次真宗问他:“每个人都有密奏,只有你没有,为何?”李沆答道。“人事应该用公开的态度来讨论,何必用密奏?那些喜欢打小报告的,大多有私心,非谗即佞,臣非常讨厌这些人,又怎能和他们一般作为呢?”

李沆非常俭朴,就任宰相后,仍居住在原来封丘门内的住宅。由于大门前院的宽度仅能容一匹马转身,很多人劝他换间较大的房子,李沆笑着说:“房子是要传给子孙使用的,这个府邸,已经过于宽大了。”

李沆

李沆是个非常重视制度的人,他自己便曾公开表示,“我对国家没有什么功绩,如果硬说有一点的话,那就是我曾尽一切努力防止那些急于升官者的人情包围,使国家的制度不被扰乱。”在这方面李沆和吕蒙正相当接近,他最重视的便是制度以及人事问题。

李沆去世后,获赠太尉、中书令,谥号“文靖”,配享真宗庙庭。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第六位:吕蒙正——伯乐宰相

吕蒙正三十岁中进士,在官场十余年便升任宰相。

吕蒙正为人宽厚正直,对上遇礼而敢言,对下宽容有雅度。当他就任参知政事时,有人在背后大说闲话,讥讽他这种对国家无甚功劳的考场秀才也配执政,吕蒙正对这种不利自己的风评,始终毫不介意。部属替他打抱不平,想彻查这些说闲话的官员,吕蒙正立刻阻止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无知也。且不问之何损。”

吕蒙正

与赵普的贪财相反,吕蒙正对财物也非常淡泊。有位官员家中藏有一面古镜,他常对人夸言:“这面镜子能照两百里远。”为了讨好吕蒙正,这位官员通过吕蒙正的弟弟,想将这面镜子送给他。吕蒙正知道了,却笑着说:“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白里?”他弟弟听了,立刻退还古镜,不敢再言此事。

吕蒙正最大的长处就是善识人,他曾对别人说:“我诚无能,但有一能,善用人尔!”而且他对人才的判断也相当客观公正,绝不徇私。当他年老退隐养病时,宋真宗特别去探望他,并问道:“你的儿子中有谁可以重用的?”真宗很肯定吕蒙正对朝廷的贡献,想提拔他的儿子以作报答,可是吕蒙正却回答说:“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但有个侄儿叫夷简的,现在任颖州推官,是真正宰相人才。”真宗后来真的重用吕夷简,也使这位才德兼优的青年人发挥了特长。另外北宋前期最出色的外交天才富弼,也是当年吕蒙正特别拔擢的人才。

宋真宗

“公为相,文武百官各称其职”,应该是吕蒙正对北宋政治上的最大贡献了。

吕蒙正去世后,赵光义追赠他为中书令,谥号文穆。

第七位: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端在宋太宗晚期担任宰相,他为政识得大体,清简处事,“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吕端为相期间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但为人冷静而理性,早年便被认为具有宰相的大器。赵普曾对太祖评价他说:“吕端在朝廷奏事,得到皇帝嘉许时并不表示高兴,遇到挫折时也未尝表示害怕,真是辅导帝王的宰相之才!”

吕端最大的功绩就是在太宗死后,力挫阴谋,扶立宋真宗即位。太宗去世后,太子赵德昌很不得李太后喜欢,当时,李太后已暗中与宣政使王继恩、参政李昌龄、殿前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打算拥立潞王元佐。这些人的确有力量发动一场政变,身为宰相的吕端,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太宗崩逝当天,太后派王继恩召见吕端,吕端深知有变,便将王继恩锁于内阁府中,派人看守他再入宫去见李太后。

吕端见到太后直言劝谏:“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可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太后见吕端态度强硬,只得迎太子继位。

但太宗已逝,太子未正式引见朝臣前,宫中最有实力的仍是太后,谁也不知道太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行为,因此吕端的态度非常慎重。

吕端像

在宋真宗的即位典礼上,他是垂帘引见群臣的,这时候吕端率领着群臣在殿下平立不拜,并要求帝卷帘,亲自升殿审视,然后退回殿下,率领群臣拜呼万岁。吕端的行为虽不合礼节,但在疑云重重的宫廷阴霾中,必须确定帘内确是太子德昌,否则不轻易行呼拜大礼,以免中移花接木的阴谋,这正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治国态度。

吕端去世后,获赠司空,谥号“正惠”。

第八位:王旦——宰相肚里可撑船

王旦是真宗朝的宰相,他掌权十八载,为相十二年,深为真宗信赖。

王旦善于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力劝真宗行祖宗之法,慎作改变。他度量如虹,面对寇准经常的恶意批评,他不但不计较,还一直给于寇准很高的评价。

王旦

有一次,连真宗都很替王旦抱不平,于是对王旦说:“你一直赞美寇准,为什么他却一再批评你的缺点呢?”王旦毫不在乎地表示:“这是理所当然的,臣在相位已太久了,政事缺失在所难免,寇准能直言批评,正表示他对陛下的忠直,这也正是臣尊重寇准的地方啊!”

不仅如此,在他病重时,他还向真宗极力推荐寇准为相。正是因为他的坚持,才让一直对强悍的寇准不太感冒的真宗任他为相。

王旦的确是“肚里可撑船”的宰相,他从不作无谓争执,注重做人技巧,并且能分辨人才,对外交问题的处理很有技巧,是一个相当称职的太平宰相。只是处处不罪人的个性,也使他很难坚持原则,比如未能阻止真宗的天书封禅之事,就颇受后世诟病。

王旦去世后,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配享真宗庙庭,宋仁宗题其碑首为“全德元老”。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第九位:文彦博——一代贤相

文彦博,神宗、哲宗两朝宰相,出将入相五十年,为相期间,稳固朝局,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之主张,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被世人称为贤相。

文彦博画像

宋神宗时,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市易法“损国体、惹民怨”,但他做事重视原则,有政治家风范,对革新派的知识分子也从不加排斥。有一次新官僚派的政敌唐介对他提出弹劾,由于理由牵强,仁宗很生气,想处罚唐介,但文彦博却阻止说“御史提出弹劾是职责所在,请勿加罪。”后来仁宗仍将唐介判处流放之罪,但文彦博一有机会,立即又推荐唐介“复加用”,完全对事不对人。

《宋名臣言行录》上记载:“文彦博为相时,曾向仁宗表示:‘求升官者将大多数时间花在钻营竞争上,并未能用心于工作,如不设法抑裁,是没有办法敦厚风俗的。’于是极力推荐不想当官的王安石、韩维及张壤等人。”王安石在过去也曾受过推荐,但大多因辞不受,韩维更是一向“阖门不仕”,但他们都深为文彦博诚意所感,全都应允为 *** 的革新政务尽一番心力。

宋仁宗

文彦博出身名门,却无丝毫骄气,反而相当务实,肯虚心地从经验中学习,因此对官僚恶习及民间社会习性等内情也有相当踏实的了解。比如文彦博为相时碰到了米价狂飙的风潮。开始时,他下令采取抑制物价的强制措施,并以配给方式来调节供需,但米价高涨的气焰却日益严重。文彦博冷静地作了全盘考虑后,即下令在各城门附近设立十八处供应店,低价无限制供应食米,米价终于很快降了下来。

尽管思想上相当开明,但文彦博在官场作为上则一板一眼。他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后更以九十高龄为宋哲宗的元老太师。但四朝大老的文彦博对年幼的哲宗却非常恭敬。进士唱名时,已九十岁的文彦博仍在旁边侍立终日,哲宗觉得过意不去,好几次表示:“太师可以休息了。”文彦博顿首叩谢,却仍站立不去。

文彦博去世后,获赠太师,谥号“忠烈”。

第十位:司马光——保守的正人君子

司马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司马光虽在声望最高时出任相位,但已是七十一岁高龄,所以他真正当宰相掌权的时间很短,而且大部分时间皆卧病在床,说不上有何政绩。他的成名,当是在野党反对的立场及在历史学上的贡献。

司马光

司马光出身陕西的名门望族,也是当地有名的财主。他洁身自爱,不求名利,日常生活上更是布衣淡饭,极端朴素。

依司马光的背景和他与王安石的私交,如果不是个性上的执著,应该是官运亨通的。但司马光却坚持自己的理念,他自王安石拜相、推行新法以来,便以翰林大学士立场严加反对,并且因面主动退出政治权力中枢。在这段时期,他大约费了十九年的工夫,全力编纂那部伟大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

神宗去世后,由于继位的哲宗只有十岁,因此由一向反对新法的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很想一举废除新政,司马光则表现得颇为理性。掌权初期,他极力主张:“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在具体政策上,他表示应因地制宜:“应该由州县监司等依照各地的情形来决定如何适应,为实用计,宁可采行一路、一州、一县之法。”

从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到司马光重实务的一面;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所以新法中施行较有绩效的,都可以保留下来。

司马光去世后,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配享宋哲宗庙廷。

综合来说,北宋十名相中,吕蒙正能使文武百官各称其职;吕端冷静而理性,小事糊涂大事精;王旦稳扎稳打,肚里可撑船,三人可谓是无为而治的太平宰相;文彦博和司马光两位老派政治家都是以政治伦理及政治智慧见长,保守而传统,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李沆及寇准同为北宋直言无讳、不怕得罪人的硬汉,危难时刻能一展身手,但治政明显不足,做一诤臣、谏臣绰绰有余,但作为需要面面俱到的宰相有天然缺陷;唯有剩余的赵普、王安石、范仲淹三人拥有锐意进取的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盖世才华,而三人综合比较,又属赵普既有理想又有手段,取得的成绩最大,可称北宋宰相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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