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专题阅读）

转自：团结报

　　□ 黄  畅 

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起步并逐渐发展。自1924年顾康伯《中国文化史》出版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筚路蓝缕，展现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其研究内容日趋广泛，研究方法经历了传统文化史向社会文化史以及新文化史的转向，涌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202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该书全面梳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深刻总结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经验，发现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期打破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与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窠臼与困境，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文化史理论体系。

　　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系统梳理

该书全面爬梳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历程，从三个维度总结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意义与价值：第一，从历时层面以时间为线索，涵盖文化史研究起步中的初步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研究遽然冷却、文化反思中的再出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热”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文化史的崛起、当前文化史研究的转向等。第二，从空间层面，阐述了中国文化史兴起之际，国际学术界的“文化转向”即新文化史的发展。作为一种新方法和新视角，文化史研究范围被扩大，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进行分析。第三，从共时层面以内容为主线，总结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点。

该书回顾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总结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及研究特点。该书认为，起步之初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史影响，以宗教、艺术、学术、科学、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受中国治史传统的影响，强调史料完备和叙事完整的针对文化诸现象分门别类的描述。代表著作有常乃德《中国文化史大纲》、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等。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关系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论证中国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省思五四精神、重新审视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敏感问题、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等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社会思潮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区域文化史研究日趋兴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崛起。此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著作，如：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马勇《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等。该书指出，纵观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历程，研究对象从精英人士逐渐转移到平民百姓，文化史研究与思想史、社会史研究交叉共融，这也是比较准确的概括。

　　聚焦重点领域  兼顾新兴领域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广泛，该著作“采取了抓住重点领域、兼顾创新领域的书写策略”，在专史、综合史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集中关注了近代文化论争、近代文化思潮、近代文学艺术、近代教育史、西学东渐与近代学术科技史、近代报刊史、近代区域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

该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关注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人们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以及社会风尚的变化；研究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各项文化事业、文化设置的发展状况；揭示和解释文化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该书不仅涵盖风俗史、宗教史、教育史、报刊史等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关注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也包括医疗社会史、疾病文化史、大众文化等新文化史研究领域。通过多学科、多视角的专门领域研究，呈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潮的变迁与发展，表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具体领域的发展轨迹与突出成就。

　　构建新型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史研究范式

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国文化通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也是一门综合性的独立学科。该书指出，文化史研究的本质是“通过历史的深度解释来发掘并呈现历史意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度解释”。因此，该书从“是什么”的史实问题、“为什么”的历史解释，揭示社会生活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及文化意义，以此回答并深度解释“怎么样”的问题，从“白描”“浅释”到“深解”，尝试解决以下理论问题：

第一，对“文化”“文化史”“近代文化史”进行概念界定，明确“文化史”“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刘志琴于1988年提出了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概念。她指出，文化史主要研究社会的精神领域，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的生活领域。张昭军的《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四类：其一，以近代新文化的生成、发展史为主，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其二，文化史是类文化的历史，是以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为主体的“总体史”，而不能是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等专史的简单拼合，文化史具有整合性，非其他专史所能替代；其三，文化史是研究对象，又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其四，文化史研究的“外在取向”不能取代“内在理路”的探讨。该书在肯定上述成果的同时，指出文化史研究“仍以传统文化史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为限，不能像新文化史所强调的那样将一切历史都视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而是仍然将文化社会研究限定于文化现象及其发展情况，不能无限扩大文化史研究的范围”。

第二，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与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均有各自局限，中国的文化史研究需要折中调和这两种研究范式。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以历史考证为基础，侧重“描述性研究”，忽视“解释性研究”，导致研究无法深入和突破；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弥补了传统文化史研究分析不足的弊端，但因涉及领域过于宽泛，从而否定了文化史的历史学科属性。该书指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需要将传统文化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折中调和：采用传统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实，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进一步解释文化史实。

总体而言，该书不仅有史实描写，更有理论思考，是全面总结思考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该书也有一些需要深化之处。该书由多人合力而成，各部分写作风格难免不一，各部分的逻辑衔接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有些部分以“白描”居多，主要是史实钩沉与梳理，辅以简单“浅释”，缺少“深解”的理论自觉。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指出，“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从这点来说，部分章节过于注重传统文化的实证研究，中西文化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的分析稍显不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

　　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