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2022年3月30日-31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在京举行。经过项目汇报、综合评议，评委投票等环节，最终选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一）皮洛遗址：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是在川西高原发现的一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考古发掘揭露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新世连续的地层堆积，从7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制品6000余件，展示了“砾石石器—手斧组合—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其上部地层出土的小型两面器也可能代表东亚稀少的新型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皮洛遗址是迄今青藏高原发现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好、堆积连续、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将有力推动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早期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和探索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研究。
（二）河南南阳黄山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南、白河西岸。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黄山遗址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分三个发掘区。发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遗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特别是最大的、编号为F1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2022年3月14日，在“2021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现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俊才公布了南阳黄山遗址最新考古成果，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黄山遗址是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大遗址。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晚期家庭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工厂式集约化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可填补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空白。据不完全统计，共出土砂岩质制玉石工具磨棒近1800件、磨片5672件、磨锉308件、钻头7件、钻杆帽3件、石锤272件、石球13件、完整磨石墩50余件、残磨石墩15000余块，石坯料300余件、石核274件、人工石片1021件、石器约300件、玉器50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骨器50件、陶器近700件，猪下颌骨1600余个，还有大量的玉料、石器、陶器与少量玉器原地保存。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农具种类有耜、斧、铲、锛、凿、刀等，兵器有钺和镞。玉材主要为独山玉，其次为黄蜡石、石英、汉白玉等，个别为方解石和玛瑙，玉器种类有耜、斧、铲、锛、凿、璜、珠等。骨器主要有镞、针等。陶器主要来自瓮棺葬和房址，少数是灰坑所出，种类有碗、盆、鼎、钵、罐、缸等。
（三）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是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此处垣壑尚存，相传有仙人夜间筑城，鸡叫而成，故名鸡叫城。城呈圆形，总面积约22万平方米。城墙用黄色粘土夯筑而成，有明显的夯筑层，残高2~3米。西北两面为人工河，东南两面以自然小河为壕。在东北两门外约1公里处，各筑烽火台一座，残高2~4米。1998年，发掘190平方米，墙体地层关系可分为七层，底层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晚期居住遗址，柱洞密而小。发现有龙山文化遗存，多灰色夹砂粗陶。鸡叫城遗址三重环壕的聚落结构在长江流域属于首次发现。城外水稻田的发现，为此前出土的海量谷稻壳找到了来源。至此，可以看到鸡叫城遗址的发展过程：由油子岭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演变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城址，由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一重环壕发展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三重环壕。鸡叫城文化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此一大型聚落遗址，对研究原始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据。
（四）山东滕州岗上遗址：位于山东省滕州市陈岗村东。遗址总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以大汶口文化堆积为主，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发掘分南北两区进行：北部居址区发现大面积红烧土块堆积，堆积内包含墙体拐角及带有白灰面的房屋残余构件；南部墓葬区共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15座，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大、中型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研究鲁南地区大汶口文化社会上层组织结构、葬俗及礼制起源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根据发掘资料分析，此处遗址的年代，最早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并含有龙山、商周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其年代距今6000～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约2000年。岗上遗址考古新发现丰富了对鲁南地区乃至整个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阶段中心性聚落内涵的认识，对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随着高等级墓葬及玉器的出土，区域中心地位尤为凸显。居址区与墓葬区的发掘对考察聚落布局，了解聚落内部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自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发掘表明，祭祀区位于三星堆城墙外侧并与之平行，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目前在祭祀区内发现8座长方形“祭祀坑”（含1986年发掘的K1和K2）、2座矩形沟槽、1座大型建筑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其中铜器1000余件、金器520余件、玉器53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金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尊、铜罍、铜“神坛”、铜龙、玉璋、玉戈、玉凿、神树纹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领瓮、陶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雕、海贝等，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前所未见。
（六）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西距睡虎地墓地约3000米。2020年5月以来，为配合云梦县市政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云梦县博物馆联合发掘。墓地发掘分为A、B、C三区。2020年发掘A、B区墓葬共196座，均为战国晚期以来的楚文化小型墓葬。随葬品共700余件，陶器组合为鼎、敦/盒、壶和鬲、盂、豆、罐等，有少量铜、玉和漆木器等。2021年发掘C区墓葬116座，面积1800平方米，其中14座为饱水墓葬。头多东向，有少量屈肢葬。葬具分单棺和一椁一棺，其中3座棺室与头厢之间的板门上有绘画，1座同时在边厢的楣板上有绘画。随葬品共1000余件，其中漆木器400多件；陶器有缶、罐、釜、盆、甑、鍪等，铜器有鼎、壶、钫、匜、剑、镜、铃等。另有少量的玉器、料器、竹器和丝织品；见有8例殉牲。精美的秦文化漆器：保存完好，工艺精湛，纹样独特，年代集中在秦代前后，为研究秦代漆器的生产流通、工艺美术提供了关键材料。战国晚期木觚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记载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是中国艺术史与思想史上的重要发现。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和殉牲习俗来看，均为秦文化的中小型墓葬，墓主应与公元前278年秦军占领安陆后的秦人及其后裔有关。年代跨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
（七）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即汉文帝霸陵。霸陵是汉孝文帝刘恒和窦太后合葬陵寝。江村大墓地处西安东郊白鹿塬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定名“石围界”），边长约390米，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窦皇后陵也有独立的后陵陵园）。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八）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是一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实验室考古清理保护了纺织品、彩绘陶俑、漆木器等各类随葬品800余件，其中木质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以铁甲胄为主的成套武备、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等，皆为国内同时期同类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出土慕容智墓志首次提及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存在。马场滩M1、M2及长岭M1，均为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墓道内发现殉葬整马习俗，出土《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记载该处墓群为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基本特征，同时兼具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特点，显示了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九）新疆尉犁克亚克库杜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荒漠中，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所属的军事设施，证实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2019至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这也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地揭露了遗址全貌，明确其为唐代“沙堆烽”故址。考古工作基本搞清了烽燧遗址结构，出土大量珍贵文书、木牍等文献材料，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学诸多方面内容，详细记录了孔雀河沿线的各级军事设施名称。该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文物1450余件(组)，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文物中有木质的杯、碗、筷、勺，陶质的缸、罐、碗、碟，染织衣服、麻鞋，武器装备弓、箭、铠甲，以及上传下达的公文信函等。 [6] 其中以883件文书（纸文书758、木简119、帛书4、刻辞2）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十）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城址由三重城垣构成，面积达50平方公里。城垣、宫殿、坛庙、中央官署、军事设施，与路网、水系及建城时的窑址、石料厂等遗存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涂山门遗址为单门道券洞式城门，城台底部南北宽约39.5米，东西进深约23米，为内夯土外包砖结构，夯土芯采用一层砖瓦一层土的“夹瓦扎”夯法。城台北侧贴着城台北壁设置东西向马道，也是内填夯土、外甃砖石的结构。城台南侧与外郭城土城墙之间以砖墙连接。城台、马道及砖城墙均坐落在地下挖有基槽的夯土平台之上，并存在明确的先后营建次序。基槽及平台夯土也采用一层砖瓦一层土的夯法，城台部分的基槽底部还见有地钉。前朝区宫殿为前后殿加穿堂的“工”字形布局，前后殿均为“九四”开间，前殿后出抱厦。穿堂阔三间，深七间。后殿西侧接有可能为连廊、门房、崇楼的附属建筑。主殿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与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形制较为接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组合则与北京故宫内同位置的建筑组合十分相似。发掘显示宫殿坐落在前高后低的夯土台基之上，与北京太庙的做法类似。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2015-2021年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宫殿布局和结构的廓清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并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黄土中心台的发现则对于古代都城的规划、选址和营建理念等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