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2002年的那场雪，下了太久。鲜花和掌声猝不及防地向刀郎涌来，毁誉参半的评价让他不知所措。最终，他回到了新疆，四处流浪，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安心写歌，那是大起大落之后的回归。名气也好，争议也罢，终将都会被遗忘。这个男人总是头戴一顶鸭舌帽，仿佛想要永远与世界保持合适的距离。“我戴上帽子就是刀郎，摘了帽子就是罗林。”刀郎今年49岁了，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已然走远，他也终于学会了放下。
新疆的乌鲁木齐昆仑宾馆，距离火车南站7公里，算得上是地标性的建筑。
2002年，这儿的门前下起了大雪，2路公交车迟迟不来，在八楼站等车的人们纷纷叹息，这第一场雪来得迟了些。
刀郎下楼去小卖部买酒，漫天的雪花落满了他的帽子。
他手里拿着一壶酒，望向马路上面无表情的行人，放空了十几分钟，那是一个黄昏。
他回到了住处，将所见到的情景写成了歌曲，两年后，著名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诞生了，刀郎的歌声响彻于天南海北。
一种直接、粗糙但生命力顽强的审美趋势应运而生，刀郎的骨子里有一股泥土味道，他将这种接地气的糙劲儿带到了大众面前。
那辆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开进了无数人的心中。等待刀郎的，却是寒风凛冽的冬天。
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刀郎还不是刀郎，他是四川资中县的罗林。
天性浪漫的他喜欢音乐，父母也都在文工团工作，刀郎在大人的指导下学钢琴，帮忙抄写乐谱，每张谱子可以让他挣到5毛钱。
文工团的艺术气氛，让他在单调的童年生活中，寻到了一些快乐与慰藉。父亲花300块钱，给他买了一台电子琴，自那之后，少年下课后就在家练琴，很少出去玩。
小时候的刀郎
读中学后，正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很快风靡内地，给刀郎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男孩怀揣着对音乐的憧憬，常常在课余时间跑到文工团，摆弄着各种各样新潮的乐器。只有在这里，才能让原本沉默寡言的刀郎，彻底释放自己。
与少年本该拥有的开朗截然不同的压抑，源于他的哥哥。
父母常年在外演出，大五岁的哥哥成了照顾刀郎的人。“他很讲义气，但也很耿直，我跟他说话一般不会超过三句，超过三句我就要受伤。”
刀郎与哥哥
两个男孩常常起争执，原本默不作声的刀郎慢慢学会了反抗，与哥哥正面刚。他心存怨恨，甚至在一次惨烈的争吵之后，处在叛逆期的他还跪在地上祈求老天：“ 让哥哥死去。”
没成想，这句话成为了现实。
哥哥二十岁那年，谈了个女朋友。刀郎听说那个女孩之前谈过其他的男朋友，心存“报复”心理的他到家后，恶 *** 朝哥哥说了一句：“绿帽子！”
那一次，兄弟俩打得天昏地暗，母亲心疼小儿子，大骂了哥哥一顿。性格刚烈的哥哥，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离家不到一周，哥哥因车祸去世。
刀郎陷入到深深的悲痛与自责中，他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哥哥，“为什么走之前不可以对他好一点？”
他为哥哥写了一首《流浪生死的小孩》:
“或者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我已离开了家甚至来不及留下一些，简短告别的话或许你会流泪悲伤，怪我如此的无情”
在痛失亲人，自我愤恨的情绪中，唯独有音乐可以宽慰自己。
十七岁那年，刀郎默默留下一张字条后，离开了家乡。
“我走了，去追寻我的音乐梦想了，你们都别找我了。”
刀郎高中都没读完，就走进了社会的洪流之中，想要用音乐证明自己。
他四处漂泊，每天在不同的酒吧跑场子，也结识了一个姑娘，他们结婚了，也有了孩子。
成家后，他依旧一心追求着音乐理想。刀郎年轻时的偶像是罗大佑，他组了乐队，取名“手术刀”，想要像前辈那样成为“社会的手术刀”。
刀郎与乐队的朋友
很不幸，他的作品距离罗大佑的《之乎者也》过于遥远，罗林早期的音乐无法牵动听众最为敏感的神经，青年的手术失败了。
乐队艰难度日，最终各奔东西。
屋漏偏逢连夜雨，音乐上的搭档们跑了，妻子在生下女儿40天后也离他而去。
像他当年离开家乡那样，妻子也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颠沛流离的生活，未能让他实现音乐理想，婚姻也无疾而终，这一切让这个原本就沉默的男人变得愈发不善于表达。
1993年，刀郎流浪到海南。
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的爱人朱梅，他仍然记得相遇的那天天气晴朗。
因为对方的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有人照顾，刀郎毫不犹豫带着爱人一同迁徙新疆生活。
从四川到海南再到新疆，浪子的生活轨迹几乎跨越半个中国，西北大漠的风土人情，让他获得了不一样的创作灵感。
那几年，他本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可是这个男人拒绝了许多唾手可得的机会，坚持原创，绝不做广告音乐，绝不妥协。
走穴的日子过得挺苦，刀郎只买得起1块5毛钱的新安大曲，他和妻子孩子全家窝在一间10平米不到的屋子里，房间小到只放的下两张床。
父母从四川到新疆看望自己，也只能挤在像贫民窟的小破屋里。
有天晚上，刀郎去酒吧驻唱，出门前看着糟糕的生活环境，感到心酸不已。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愧对家人，心想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凄冷的月光照下来，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刀郎不再想着成为罗大佑了，他放下了一些东西，决定先把生存问题解决了，要让家人感受到一丝丝快乐。
2003年，他出了一张专辑《西域情歌》，销量极为不错。
他渐渐在新疆走红，那时刀郎还不知道，在不久后的日子里，他会在乐坛掀起一场暴风雪。
2004年1月6日，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面世后，引起巨大反响，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来自西域的声音。
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大江南北，卖出了270万张正版销量，盗版卖了1000多万张。
这些数字不论放在哪个年代，都是令人振奋的。
刀郎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几分沧桑，散发着西北男子的豪情气概，给人一种横空出世的震撼。
他的歌声几乎街知巷闻。从沙漠到城市，从菜市场到理发店，到处是刀郎声音里“落下的雪”。
各种演出邀请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他却一再地选择抵挡，能推则推掉。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很神秘，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这个男人总是头戴一顶鸭舌帽，仿佛想要永远与世界保持合适的距离。
刀郎有点害怕，这首歌超出了自己的预估值，他的生活结构发生了巨变：“我戴上帽子就是刀郎，摘了帽子就是罗林，摘了帽子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得出我来。”
那年，刀郎33岁。
他走红后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该公司旗下还有位巨星——谭咏麟。这位香港乐坛的教父级人物，对刀郎的音乐非常认同，他曾专程跑去新疆邀刀郎写歌。
天王刘德华也曾向刀郎约歌，他们认为这种直接朴素的旋律更能打动人。
李宗盛评价刀郎：
“我听过他的歌，简单直率，有一种触动听者灵魂的力量。一个歌者要想胜出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刀郎的民族加流行，比如说他不加修饰的个性嗓音，我真的很喜欢。”
李宗盛觉得给刀郎做专辑很有挑战性，于是他做音乐监制，精心为其打造新专辑《喀什噶尔胡杨》，可是销量惨淡，大家买的更多的还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专辑中的《情人》、《冲动的惩罚》等歌曲相继从新疆火到全国，唯有北京很冷静。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我也不会相信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你爱的那么干脆”
他的歌词直白火热，让无数人销了魂。主流音乐圈却对刀郎的走红持质疑、愤怒或漠然的态度。
刀郎在商业上的成功，让很多音乐人处于无比难堪的位置。在他们看来，那些漂亮的销量数据带有命运的荒诞。
学院派称其歌曲“土俗”、“粗糙”、“登不了大雅之堂”，处于中间态度的高晓松把这种观点归结为“士大夫阶层”的失败：
“从业人员属于士大夫，排挤那些非大学出身的人，我们企图以精良的制作引导大众，刀郎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种引领的失败和社会的可笑。从社会意义上讲，他不经过所谓僵化体制，直接以街头行吟也能成功，这也是好事情。”
刀郎唱的是劳动人民的血肉筋脉，而中国唱片业的核心是把持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他们企图把控音乐的趋势，讲概念，殊不知这有多可笑。
音乐从未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分经典与糟粕。
刀郎的出现，让士大夫与群众之间产生了一次互相看不上的割裂。
且双方都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这道裂痕被撕扯得越来越深。
歌曲的高度传唱让梦想一度成为梦魇，刀郎无意为之，他诚恳地说：“我的目标就是做名二、三线歌手，红了真的是个意外。”
李健很欣赏刀郎的作品，他曾在好声音的舞台上说：
“很多人认为网络歌曲和民歌上不了台面，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流行音乐也是一种当代民歌，刀郎的作品很有音乐性，有受众和市场，这就是一种当代音乐的主流。”
面对毁誉参半的评价，性格寡淡、不善言辞的刀郎无力招架。他可以操控复杂的乐器，却无法对付别人的胡言乱语，种种压力令他苦不堪言。
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成名成了他最大的困惑。
刀郎《情人》MV
最难熬的日子里，刀郎独自开着车直奔甘肃定西，那里人烟稀少，他只想一个人呆着。
可谁知一下车，他就看到报亭的杂志上自己醒目的照片与几个大字：冷眼看刀郎。
他直言：“有一种自己被扒光了给人看的感觉。”
四处流浪后，他选择在事业巅峰时期淡出歌坛。
他毫不掩饰自己需要钱去生活，不会跟钱过不去。但比起钱，他更害怕自己平静的创作环境被打破。
原本自由的创作环境，在成名后一去不复返。
名气也好，争议也罢，终将都会被遗忘，刀郎真正在意的是音乐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知道，而不是我这个人被大家知道。”
刀郎很清楚，名利都是些随时会消失的东西。没有人能拒绝盛名的诱惑，但是当一个人陷入其中，就开始沉沦。
“怎么红不知道，怎么不红还是可以办到的。喜欢也好，质疑也罢，这些都不重要。”
不争不抢，是因为他的追求简单，刀郎早就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站在街角的小人物，这也是为了更专注地创作。
他回到了新疆，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安心写歌，那是大起大落之后的回归。
避开名利场的角逐，他平静了很多。那片干净的土地，成为了他的归宿。
刀郎和朋友常常开车出去采风，从北疆跑到南疆，以酒会友。每次他都会带上一个录音机，也融入到了当地牧民的生活中，与他们聊天、交流音乐。
自出道以来，他就与娱乐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没有被外界推着走。
这些年他几乎不演出，也不做任何宣传，只想一心一意创作。
新疆的风土人情，当地牧民的传统音乐与歌声，在他看来，像是依尔羌河的河水，干净神圣，将自己的心冲刷了一遍。
关于音乐，他是认真和极致的，也始终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如今的刀郎深居简出，日常生活就是写写歌、采采风、陪伴家人，扶持徒弟云朵。他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喜欢走到大街上随意地买菜砍价的生活，日子过得惬意自在。
在外界看来，这样的刀郎是落魄的，可在他本来看来，这样的生活状态是舒服的。
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刀郎曾经数次失衡，如今他融入到了生活中，终于活得轻松些了，他的鸭舌帽终于摘了下来。
曾经离家的浪子放下了执念，不论是冷眼还是追捧都不再重要了。
刀郎《冲动的惩罚》现场版
2019年6月22日，48岁生日这天，刀郎空降贴吧，对自己粉丝说道：
“我好好的，你们也要好好的。我还要为你们写歌、唱歌，因为我们都是值得的！”
这年冬天，他发了一首新歌《金刚经》，没有掀起什么浪花，几乎无人问津，刀郎不在意。
那看似发福的脸上，全是生活的痕迹与岁月的沉淀，大隐隐于市是刀郎的选择。在一个时刻担心自己会被无情抛下的时代，不从俗流很难，需要内心始终有光。
从他的歌声里、他的话语里，可以解读这个男人当下的心境。
刀郎行走在新疆的广袤土地上，偏安西北一隅，从牧民的文化中汲取灵感，让自己的内核变得丰富，也温暖着音乐上的知音们。
2004年，张艺谋邀请刀郎参加自己电影的首映典礼。
刀郎连忙拒绝：“我一个草根歌手，不适合上这么高端的节目。”
那年，他红得一塌糊涂，大家却不知道这个爆红的歌手长什么样子。
刀郎的首次公开露面，他头顶鸭舌帽，穿着一身素朴工装，唱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怀念战友》。
站在工体舞台上的男人，哭了。
那一刻，没人知道刀郎在想什么。
十六年过去了，快要50岁的他如愿过上了清净的日子。在他的内心，一个人最大的救赎，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
那场雪下了太久，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已然走远，刀郎终于学会了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