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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作为南明/大西复合政权的实际首脑，有着南明秦王、大西国主、满清义王三重身份的孙可望，是南明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
孙可望是个典型的“偏才”，比刘邦、朱元璋这样崛起于草莽间的帝王之雄，差了十万八千里之遥，也注定了他不可能完成带领 *** 英豪，逆推满清的伟业。
孙可望的内政运营才能确实优秀，在明末乃至于整个古代史上，都堪称佼佼者，几年时间，就将贫瘠的云贵两省建成了可以供应十余万大军的反清基地，甚至后来的吴三桂起兵，都深受其惠。
但是他在性格气度上极度偏狭，与陈友谅伯仲，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容人之量，很难吸纳大西军之外的优秀人才，
论作为政权首脑的气魄和度量，别说和同时代的皇太极、李自成、郑成功等优秀选手比，甚至连吴三桂都比不上。
相比于李定国这样的军事天才，孙可望在自身军事能力短板的致命伤，更导致孙可望没有足够格局和魄力，如朱元璋信任徐达常遇春；如刘邦、刘秀、刘裕信任属下将帅那样，去充分信任李定国；即使只在同时代比，也远不如李自成对刘宗敏的信任。
当然，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的内讧悲剧，也绝不止是孙可望一个人的致命伤所致。
永历帝朱由榔、孙可望、李定国身边的那些旧明士人，都起了非常坏的作用。虽然从这些旧明士人的各自本心，都觉得自己何等伟光正，是忠君爱国、矢志不渝的气节之士。——但这些人起的实质效果，实在堪称是满清王朝的变相内奸。
李定国是伟大的民族英雄，这点绝不容质疑，可惜李晋王千好万好，被旧明士人拿《三国演义》处心积虑洗脑，想效仿关二爷，做南明的愚忠臣子，“一心洗白贼名”，根本没有把孙可望当成效忠的主君，也是事实。
于是乎，永历帝朱由榔，一个本身才能胆略比汉献帝刘协都远不如、弃国万里逃之夭夭的怯懦君主，就凭着“正统天子光环”，居然生生闪了一代军神的眼。
而李定国赶走孙可望的短暂主政期，一边打压农民军旧战友，连老兄弟刘文秀都不相容；
一边又不能如一个真正的政权领袖一般，以铁血手腕肃清内部，全盘主持大局，同样是基于他一心要当大明朝护国忠臣、尽量避嫌不敢当“活曹操”的愚忠思想所致。
这导致在清军大军重压。叛变的孙可望的带路下，本就只剩残山剩水的南明政权，瞬间千疮百孔，滇都（昆明）不可守，
才会有最后的磨盘山决战，南明军的战略意图，竟被一个士人出身的中级官僚泄露给清军的悲剧，最后惨胜如败，打光了南明政权的可战之兵。
——根源何在？
就在于从南宋朱熹开始，数百年“帝蜀寇魏”思想，否定曹操，推崇关羽，荼毒了无数李定国这样的草莽英雄，将君臣之义看得远重于华夷之别。
儒家理学在宋朝的发展，是通过对定义的再解释，彻底否定了上古儒家颂扬与肯定的“汤武革命”。
朱熹把“汤武革命”专属的“诛一夫”标准，提高到只有“圣王”才能做，实际就是通过提高不切实际的易代标准，坚决维护一家一姓的君权神圣，说到底是世家大族消亡，科举优待制士大夫，导致君主专制与忠君思想的空前强化。
在宋明理学家的鼓吹下，“夷夏之别”已经远低于“君臣之分”了。在理学家士大夫这种话术下，一个新兴王朝最大的黑点，或者说“得国正否”，已不是君主是胡人或者曾经臣服于胡人，而是“以臣反君”，这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朴素逻辑，可说是截然相反。
因此，满清对于建州女真臣属于明朝长达二百年的事实，同样坚决否认，大肆篡改史料，宣称「我朝非得天下于明朝，而是得天下于流寇」，对满清王朝奠基的记述，绝对避免“以臣反君”，和明朝开国如出一辙地强调「自古得国之正，莫过于本朝」。
在四方混战，十室九空的汉末乱世，魏武王曹操一 *** 战中原北疆，一共指挥了十一次对夷狄军队的大胜利，扫灭乌桓、压制匈奴、平定羌氐、降伏鲜卑，令各方夷狄在不能乘虚入中原为祸；
这等功盖千古的伟大民族英雄，却至今仍被一些无聊论者，去纠结他“是否忠于汉室”“汉臣还是汉贼”这样的无聊话题 ，
足可见从朱熹到满清，八百年的封建愚忠遗毒，又有多少残存至今？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争，“假曹操”输给“活关羽”，最后被满清一锅端了，最后是又一次神州陆沉，遍地腥膻的大悲剧，让我们这个民族沉沦数百年。
对于背叛毕生事业，为一空头王爵投效满清，积极为进攻云贵做带路党，战后被迅速卸磨杀驴，身死爵散的孙可望，也只能感叹一句：卿本枭雄，奈何做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