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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八人灭门案(红安八尸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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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上新集。十多年来,上新集的变化不算大。黎明石灰厂附近还保持着原貌,门前是一条机耕路。在离石灰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型水泥厂,能听到机器轰隆隆的响声。石灰厂的院子里虽无人看守,但鲜有人来。据水泥厂的工人讲这里冤魂不散,常常闹鬼,所以大家宁肯绕道,也不愿意从这个门前经过。沿着机耕路走到石灰厂门口,就能看见一个鱼塘。鱼塘的水面上泛着一个个水圈儿,鱼儿们在自由地呼吸。石灰厂里已是遍地荒草,最引人注目的石灰窑,一副破败的样子。窑的东南侧,是老板汪世书的住房。在窑的另一侧,是工人吴小发、汪春莲一家及员工闫棋朋的住处和厨房。从窑的旁边顺着坡道上行,是一个平台。平台上面有一间平房,工人汪世军、黄世贵住在里面。

红安县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罗红新手里拿着现场勘查报告,一边引路,一边介绍当时勘验现场和调查走访的情形。一号现场是汪世书夫妇的住房。房子坐北朝南,系三间平房。进大门是汪家堂屋,堂屋东西两侧各有一房,每间房又分为南北两间小房。其中东侧房南室为汪世书的儿子汪辉的卧室,北室为汪世书的居室;西侧房南室是陈小润的卧室,北室是厨房。屋子的门板没有了。罗红新说:“这里原来是双扇铁门,其中西面一扇的锁芯下面有泥土,上面有清晰的蹬痕。门锁为保险锁锁舌已弯曲变形。”

左二为刘忠义,图片是他在绛县三姐妹被害案的案发现场

刘忠义问:“蹬痕是哪只脚留下的?"罗红新说:“左脚。”“门板还留着吗?”“留着。”罗红新接着说,“汪世书的房门有个特点,就是东边的半扇门多出一条边,压在西边这扇门上。也就是说,踹西边的门容易打开,省力。”刘忠义点了点头。刘忠义问刘佳:“案卷都看过吧?持刀是用左手还是右手?”“右手。”刘佳十分自信地答道。

到了红安后,他连夜分析了每一具尸体的成伤机制。刘景杰在身后不紧不慢的跟随,观察着每一个细节。三人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地观察,不留任何死角。

被踢坏的木门(由网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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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忠义挑头成立了专案组,针对全国的疑难命案积案进行重点侦破,其中湖北省上报的案件就是红安八尸案。得到消息后,已经退休的原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尚武主动请缨参战。面对曾经自己挑头侦办却始终没有侦破的案件,尚武表现得非常坚决,那就是在我生前一定要侦破此案。尚武此时还不知道,他脑子中已经长了“异物”。他只是觉得身体大不如之前了,因此在和陈小平等人共同受邀请到白银参加甘蒙“8.05”系列杀人案的研讨后,便回到武汉等待刘忠义一行人的到来。红安八尸案是8年前的案件,当时尚武是带领着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侦破数月,却始终没有突破。这是毕生的遗憾。8年以后故地重游,尚武感慨万千。然而刘忠义却是不漏声色的观察现场外围。看得出这里当年是非常偏僻,案发时又在夜晚,目击证人是不会有的,再加上现场直接可以利用的物证极少,导致案件难度陡增。尚武之所以没有直接向刘忠义介绍案情,是担心产生先入为主的后果,干扰刘忠义做判断。罗红新对刘忠义说:“这么多年,为了这个案子,来了不少专家。综合专家们的分析,我们推测作案过程是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先潜入石灰厂,后随吴小发出门到机耕路上。追杀吴小发后,转移他的摩托车、拖鞋等,然后到石料厂平台的红砖房旁找到杉木棒,分成两段,拿着第一段进入现场,另一段随手丢弃。杀气腾腾的犯罪嫌疑人踹门入室,炉子被一脚踢翻。他先棒击在堂屋的汪世书和陈小润夫妇两人。陈小润向外跑,被犯罪嫌疑人追上,拉了回来。她拼命反抗,纽扣都被拽掉了。汪世军见状,想拦住犯罪嫌疑人,不料也被击伤。他受伤后,躲入了左侧的房间。犯罪嫌疑人打倒陈小润后,进屋遇到汪世书拿着菜刀反抗,挥棒将其打死,随即踢开左侧房门将汪世军打死。然后,他踢开右侧房门,连续棒击袁架子、汪春莲和黄世贵,并用菜刀砍死吴梁波。唯恐七人不死,他放下木棒拿菜刀,依次切割颈部。最后切汪世军的颈部,把擦刀用的毛巾和菜刀放在汪世军的尸体旁,然后再去搜汪世书、陈小润等人的口袋。纸币掉在地上的血泊中,说明血是切颈后才流出来的。搜完后,去翻动一号现场寻找财物,再到二号现场吴小发家进行了大量翻动,就连冰箱也进行过翻动,最后逃离现场。”

罗红新讲得十分详细,整个案发过程和场景仿佛都是真的。这么多年,他觉得没有比这个分析更加全面真实的了,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刘忠义独自一人往窑顶的平台上走去。原来,这里有一条路案发后没人打理,到处都是荒草。

他走走停停,时而环顾四周,时而俯视下面,时而把目光放在近前,时而眺望远方。

光线渐渐变暗,刘忠义来到被害人吴小发等人住的房子前面,抬头看看破了一个有脸盆般大洞的房顶,感慨地说:“这房子恐怕经不了多少风雨了。”罗红新忙不迭地解释道:“这些年,我们每年都派人来看看。要不是维护着,可能早就塌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把汪世书住的那间房的顶棚拆了一半,找到了不少票据,正在根据上面的信息排查关系人,看看还有没有以前没接触到的。”刘忠义听了并不表态,他心中很清楚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经过数月的侦查,发现有个非常重要的嫌疑人叫游土黄,他和同伙持刀抢劫,同伙被现场抓获,可游土黄却跳江逃跑,生死不明。案发后,湖北省厅对长江沿线武汉段打捞上来的无名男尸都进行了DNA检测,但无一比中。这个案件非常棘手,凭直觉,刘忠义认为它的难点在于:一个是现场没有提取到可以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另一个是这个人的反侦察能力很强,震慑控制能力也很强,很可能是一个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在不大的会议室里,坐着二十几个专案民警。过去的八年里,他们已经向很多个专家组汇报过案情,所以这次更是轻车熟路,只是不再抱那么大的期望了。其实在刘忠义看来,游土黄本就是个不牢靠的嫌疑对象。但如果把这个希望全否了,又一时指不出明确的侦查方向,就会造成军心不稳,让本来就缺乏信心的队伍更加如一盘散沙。

刘忠义语气平缓地问刘佳:“你怎么看这个案子?”

刘佳仿佛早已做好了准备,一点儿都没迟疑地说:“我认为,还是要从案件本身入手。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是吴小发,他身上的伤多达三十多处。致伤工具比较特殊,刀不大,但很锋利,不像一般的刀具,像是工具刀。什么人会随身带有工具刀?另外,吴小发的被害过程还不是很清晰。到底是偶遇、追杀,还是两人在同行途中矛盾升级?尽快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划定排查范围。”尚武说道:“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这个案件的排查已经做得非常细了,但仍然没有发现除游土黄之外的嫌疑人,因此我觉得目前一方面还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寻找游土黄,毕竟即使上新集的案件不是他干的,他持刀抢劫也必须要抓获归案。另一方面则是想办法找到盲点,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排查的再细,仍然会有疏漏的地方。”刘忠义想了想,说:“专案组的工作做得很多很细。咱们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就是缺少认定嫌疑人的依据。我听说国内最高层次的专家都研究过这个案子,下了很大功夫。现在我们来了,在你们前期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把现有的东西再梳理得清楚一些,争取把犯罪嫌疑人刻画得再详细一些。这次来,获得的信息量很大,还要再消化消化,下次我还要来看现场,这里是咱们跟犯罪嫌疑人交会的地方。空间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犯罪嫌疑人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信息?你们也再研究研究,咱们下回再碰。这次会议就开到这里。”

结束的时候,会议室内气氛仍然沉闷,过去八年这样的场景不知道有多少,当地刑警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临到离开红安时,尚武和刘忠义交流道:“案件至今没拿下来,我要负最主要的责任。但当初省市县三级合作办案,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纰漏,案件的侦破是需要一些运气的,目前看来运气不在我们这边。”刘忠义点了点头,他清楚地知道像尚武这样的警察是多么希望拿下这个案子,他比谁都急。刘忠义一行人离开后,尚武马上请求召开湖北公安的三级会议。在会议上,尚武要求当地公安对汪世书卧室天棚里的票据进行认真核实,既然天棚可能漏过,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线索被漏掉呢?必须严格核查!会议上,尚武脸色沉重地说道:“案件侦查了八年,我也退休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案件破获!”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专案组再次组织人手对可能出现的纰漏进行排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仍然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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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4个月过去了,对于红安案的专案组来说,这个案子侦办起来也的确费劲。没有 DNA,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只有带血的脚印。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排查出了一个与汪世书存在矛盾纠纷的游土黄,打心眼儿里希望他就是,可他还跳入江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关系圈的排查似乎已经穷尽,他们理出了与每名受害人相关的亲属、同学、朋友、仇人,长长的名单上每个名字都查了不止一遍,除了这些人,实在是再也找不出其他人了。此时,刘忠义带领人马再次来到红安,无疑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在案件推进会上,上新集派出所副所长一脸无奈地说:"这个案子我搞了八年,实在是感觉搞到头了。当年围绕吴小发和汪世书活动区域周边的农村设了三个圈子,几千个重点人都排了。我主要围绕汪世书,查得很仔细,搞了两年。为什么符合条件的一个都没有?当时范围错了,还是漏了?是不是没有落实到位?”一切都在刘忠义的意料之中。这个案子让红安刑警非常头疼。无从下手也是情有可原。他们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而要让一批“老刑侦”转弯是非常困难的。“案子很难,但必须承认,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石灰厂老板汪世书到底为什么要急着出售石灰窑,而他们遇害的这一天又恰好是竞价的最后一天。”刘忠义说完,向刘佳递了个眼神。刘佳心领神会,紧接着说道:“据我们分析,犯罪嫌疑人与吴小发在机耕路上偶遇的可能性不大。他如果与吴小发有矛盾,杀了吴小发就算了结,没有必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去杀另外七个人。客人可能与汪世书发生了争吵,吴小发拉架,劝客人离开。客人被拉到屋外,吴小发穿着家居的布拖鞋骑摩托车送他。这说明客人的住所与石灰厂之间的距离并不远,摩托车很快就可以到达。而在路上,脾气十分火爆的犯罪嫌疑人越想越不甘心,想要折返再次理论,而吴小发却没有停车。这时候,犯罪嫌疑人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锐器,从后面刺向吴小发。法医尸检报告显示,吴小发身上的伤多达三十二处,但是致命伤不多,有不少刀是从后面刺入。吴小发停车后,与犯罪嫌疑人正面搏斗,但敌不过犯罪嫌疑人。在颈部开放性伤口血液喷涌而出的情况下,从树林往石灰厂跑了三十四米,最终因失血过多而休克,倒地死亡。犯罪嫌疑人把他拖到排水沟里,又把他的摩托车拖进竹林隐藏之后,气冲冲地来到石灰窑,先到窑顶平台上看了一下小屋里是否有人。小屋的门锁上留下了他的带血手套印。他从窑顶平台上找到一根杉木棒,徒手断为两截。说到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杉木棒的直径为六厘米左右。被犯罪嫌疑人徒手掰断,并且三十五岁的壮劳力吴小发敌不过他。这些都可以说明此人非常强壮,臂力很大。”刘佳的推理展现了杀害吴小发的过程,用词精确,讲述流畅。

“他冲下平台,到了窑厂,将左脚踹到西边那扇门上。据知情者说,踹这边比踹另一边容易成功。这说明他十分熟悉这里的情况而不是有限熟悉。他是怎么将七个人全部控制住的呢?靠的是语言还是自身的威慑力?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所有被害人中,只有黄世贵的头部盖了一件衣服。是犯罪嫌疑人故意为之吗?这是什么心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刘佳身上。他的思路异常清晰。

“他在一个下雨天赶到了石灰厂,而这一天又恰好是石灰厂竞价出售的截止日。石灰厂的竞标价是十五万元,没有卖出去。而犯罪嫌疑人在这一天的傍晚来到了石灰厂,他是奔谁来的?到底是吴小发还是汪世书?如果那副碗筷在案发前就有,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第九个吃饭的人。他在吴小发家的厨房吃了饭,在汪世书家停留的时候,汪世书给他拿了饮料喝。从待客方式看,他是一个熟人也是一个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既认识吴小发,也认识汪世书。他戴粗纱手套,随身携带工具刀,是一个有工作但生活档次不算太高的人。作案后,这个人可能性情大变,原本特别火爆的脾气,变得平和了。请大家在以案发地为中心、直径十公里的范围内再仔细排查一下看有没有符合这些特征的人。”

听了刘佳的推理,红安县县公安局副局长罗红新说:“我们是不是要先找到游土黄,感觉这些性格特征还是跟他蛮符合的。”

刘忠义摆着手说:“不要再追游土黄了,他不是。下一步,你们要继续研究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到底是冲着吴小发去的,还是冲着石灰厂老板一家去的。大家看看还有没有研究的余地。目前看来,侵财目的明显。从吴小发被杀的过程看,不是报复,因为时间不对。什么人群符合、奔谁来的?吴小发家平时来人送不送,有没有送人的习惯?穿拖鞋骑摩托车送,能送多远?这些需要你们再去调查。”

罗红新眨巴了几下眼睛,想要说什么,张张嘴又闭上,闭上嘴又实在忍不住,说道:“侵财也不应该啊!这时间也不对啊!这个时段正是他们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而且,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就带了这么一把小刀去,是不是这里面也有讲不通的地方?”

罗红新是个“老刑侦”,面对案子的是与非,他无论如何都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刘忠义听得十分认真,待罗红新讲完,马上说道:“红新说得很好。这是一起重点攻坚案件,有它的特殊性,不能对它简单地定性。综合全过程来看,双方存在矛盾,但归根结底是为财而来。犯罪嫌疑人具备人熟、路熟、内部结构熟的条件。年底了,他可能急需用钱,没钱过不去。他本身就是带着气来的,更符合前来借钱或要钱的情形,但是有可能钱没借到,反而因此发生了争执。反正没钱也过不去了。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后边的目的就是钱。虽然钱不多,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很重要。”

听他这么一说,罗红新信服地点点头,连声说道:“是的,是的,不像是简单的仇杀,也不像是单纯的侵财。”刘忠义用手点了几下桌子说道:“下一步,在技术上,一是要把现场遗留的东西,用现代理念重新检验,肯定有痕迹,看看有没有DNA。二是足迹的应用。找出几个完整的血足迹,怎么也能研究出来。实在没有突破,下一次就带几位足迹专家来。破案就是要用最有用的办法。

“侦查上,需要穿成串儿。既不要盲目推翻原来的侦查结论也不要忽视解释不清的问题。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他带的这把小刀到底是什么工具刀?要结合刀伤,重建现场。把现场研究透了,是侦查人员必须做好的事情。吴小发骑摩托车出门的那一段是关键。他到底为什么穿着拖鞋骑摩托车出门?

“这个案件范围很窄。杀了吴小发后,犯罪嫌疑人重回了石灰厂。他跟石灰厂里的人很熟,但这次他不敲门,而是一脚踹开了门。把那一幕幕还原,仔细研究每一个动作反映出的是什么心态,再去想什么人能有这样的心态。”

安排完工作,他倏地站起身,说:“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得回去一趟。又有其他案件发现新的线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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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之后,刘忠义带领人马再一次到红安的案发现场,整个石灰厂更加破败不堪。不知道是谁在汪世书的住房面向机耕路的那面墙上,用红油漆写了四个大字——欠债还钱。

被害人吴小发所住的房屋屋顶上的破洞,越发大了,整个房子都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房子里用砖头砌成的水池倒塌了,简直是衰败至极。专案组的意志力也到了极限。刘忠义认为必须给大伙鼓劲,他对大家说:“一般破积案,靠的是新情况的出现,或者是指纹、DNA、足迹库里有了比中。但是,咱们这个案子比较特殊。我在什么都没有,怎么办?这时候才最考验能力、水平,才需要意志力、耐力。"

到了石灰厂,他和红安县公安局副局长罗红新走在前面。

刘景杰对所有被害人的成伤机制和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了分析,并把报告交给了刘忠义。

根据他的分析,吴小发是第一个被害人确定无疑,死因是头面部锐器损伤,大面积失血,合并颈部切开后造成的吸入性窒息。身上的伤,大多是砍切形成的,没有刺创,集中在头部、颈部。犯罪嫌疑人拿着匕首,在他头上来回划。如果是一般的刀,一定能留下刺痕,但这里没有。在吴小发的衣服上有削、挑状痕迹,这是在挥动过程中形成的。骨头上有很多损伤,但颅骨未受伤。作案工具倾向于是三十厘米长的薄片刀,刃口较长,一个角是尖的,很轻,可能是某种工具刀。

刘忠义在石灰厂里走来走去。他的脑子里,在回放着一件件物品的原始位置,并结合案卷法医分析报告和现场,尝试着复原案发当天的场景和每个人的状态

案发当天的午饭后,汪辉和吴小发两个人穿上连体雨衣到河塘里捞鱼,之后两个人脱下连体雨衣,挂在吴小发居住的房内。傍晚6时许,八名死者及汪辉一起吃晚饭。6点15分左右,汪辉离开石灰厂到省城去了。随后,吴小发骑摩托车带着他的儿子到岳父家送鱼。大约6点50分,他又骑摩托车带着其子返回了石灰厂。7点16分,汪辉到达省城后,打家里的座机向母亲报了平安。

犯罪嫌疑人在吴小发回来之前到达,之后吴小发也回来了。犯罪嫌疑人跟汪世书谈着谈着发生了口角,吴小发把他拉到自己屋里劝他。得知他还没吃饭,吴小发就盛了剩饭给他吃。他吃的时候越来越生气,又回到汪世书的房里理论。吴小发跟着过去,结果可能发生了争执,还可能动起手来。吴小发要把他劝走,并表示要骑摩托车送他。当时下着雨,气温很低,吴小发穿着拖鞋,没来得及换鞋就骑摩托车带着他走了,可见当时情况紧急。两个人在机耕路上骑行了二十多米。在上坡路段,7点28分,有人看到了吴小发的摩托车,但发现他的车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到达应到的地点。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和吴小发在上坡路段发生了拉扯,吴小发紧急刹车,两个人打了起来。从吴小发头部和颈部的划伤看,刀口是由后向前的,说明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坐在车后座上时就掏出刀攻击吴小发了。随后,两个人厮打起来,在路边的杉树林里搏斗,犯罪嫌疑人身上也可能有伤。吴小发被追杀,一路滴血,想要沿小路跑回石灰厂。但是,他不敌对手,在丧失反抗能力的情况下,被犯罪嫌疑人切颈致死。犯罪嫌疑人返回机耕路上,把摩托车推走了。他把吴小发的手机卡、电池和手机分离,扔在了杉树林里。

犯罪嫌疑人怒气冲冲,发现手里的刀用于杀人并不称手,于是便来到石灰窑的平台上,这里住着黄世贵和汪士军两名工人。他摸到了门锁,锁上留下了血手套印。他在平台上,从一堆杉木棒中找到一根约两米长的棒子,用手把它折断,取下约六十厘米长的一段用刀削掉了棒子上面的分杈。然后,他从平台下到了汪世书的房子。此时,所有人都按照日常习惯在汪世书房里看电视。因为之前的矛盾基础,敲门是进不去了,所以他抬起左腿用力踹门。为什么在犯罪嫌疑人杀汪世书的时候,其他人全没跑?因为他们跟犯罪嫌疑人是熟人关系,觉得“他们有矛盾跟我们没有关系”。

犯罪嫌疑人胆大心细,把所有人杀死后,一一补刀加固。这个地方要注意,孩子吴梁波不是棒击致死,而是用菜刀砍死的。然后,他开始大面积翻找,表现出急需用钱的特征,连冰箱都看了,细到不能再细。有可能翻了一些以前的票据,翻口袋、翻屋子都是翻的有钱人的,那几个没钱的人根本没碰,可见他对石灰厂的人员知根知底。

刘忠义愈发确定,这个人就在红安。并且,这个人与汪家、吴小发及其他人相当熟悉,应该是石灰厂的常客。还可以断定,他与石灰厂有经济往来。围绕这层关系进行排查,这个人浮出水面应该并不难。

刘忠义对罗红新说:"通过看民警的走访笔记,可以认定石灰厂是挣钱的,每天有三千元至五千元的流水。因某种关系,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家里有经济往来。按照足迹推断,这个人身高一米六八,作案时年龄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我知道你们前期排过,这次再排,就围绕年龄身高和与石灰厂的经济关系排,一定不能漏。红安就这么大,人就这么多,一定排仔细。特别是对案发后搬走的人员,要重点排查走访。必须打破原来的框框,重新研究。

罗红新说:“我们再排一遍。从房子顶棚里找到的单据,还有一部分没核完,希望有新的发现。”

刘忠义道:“持平,足迹这方面,研究得怎么样?”

刘持平是江苏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痕迹检验专家。他说:“现场提取到四十五枚血足迹,其中较清晰的有十九枚,可以反映出个体特征,身高在一米六五至一米七一之间,年龄三十至四十岁。当时我们划定的圈内人涉及四个乡镇,共分为七大串,一共是两万多人。重点人五千多名,都采集了足迹,但无一比中。”刘忠义说:“现场照片上五次出现椭圆形印痕,这到底是什么?你组织足迹专家研究一下。你们把库里的足迹重新比对一次。”

红安这起案件,是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全国刑侦专家已经研究过几回了,但是由于现场证据太单薄,都无功而返。

经过研判,刘忠义认为这起案件还是有希望破获的。

在他看来,侦破这个案件的主要问题是错过了最佳排查时间。犯罪嫌疑人的生活范围,就在案发地周边十公里以内的区域内。只汪世书和吴小发的关系人排查清楚,就一定能把真凶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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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之后,已经是2018年初,红安案仍然没有进展。刘忠义决定召集足迹专家,对案件现场提取的十九枚清晰血足迹,再进行一次深入研究。刘忠义邀请全国二十名足迹鉴定技术人员参加进来对案发后陆续提取的五千多枚足迹进行重新比对。经过四天加班加点地工作,五千多枚足迹全部鉴定完毕,无一比中。得知这一结果,刘忠义把电话直接打给了罗春红:“据我所知,案发后的这些年里,一共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足迹采集行动:一次是在2007年案发到2008年2月,一次是在2008年4月至6月。要发通知给所有参战民警,看有没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足迹存在自己手里了。现在拿出来,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罗春红:“好,我们马上发通知,要求采集民警和技术人员翻箱倒柜地查找清楚。”有如神算一般。12月26日,罗春红从汇总来的五十多份补报足迹里,发现了一枚可疑足迹。这枚足迹,采集于2008年4月6日,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在城关派出所的档案室里存放着。这次有人翻当年的档案,才发现了这个装有二十多枚足迹样本的信封。罗春红把图片发给了足迹专家。他们也倾向于比中,但进一步结论,还要看到原图才可以。收到这个消息,刘忠义立即调集人马赶到了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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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对象叫黄世飞。经过倒查,在吴小发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他的名字,并且从2007年1月至7月,两人通话二十三次。但是,和汪世书没有通话记录。他和石灰厂有生意往来,通话记录说明他与石灰厂的交易主要是通过吴小发进行的。案发在同年12月27日,为什么从7月开始就不通话了呢?

罗春红把黄世飞的照片给汪世书的儿子汪辉辨认。汪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说:“这人常到石灰厂去,跟吴小发很熟。有一次带着吴梁波到他家里跟他儿子玩,送回来的时候正好我在石灰厂”2008年2月,也就是第一次大规模采集足迹时,黄世飞就被警察叫去采集过足迹,在案件侦办档案中可以查到。6月,他家搬离了上新集,并且跟上新集的任何人都不来往。他的性情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与人争斗。

经足迹专家比对,黄世飞于2008年2月的足迹与现场足迹并不吻合。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这个足迹反映出来的是黄世飞当天穿了双不合适的鞋,鞋码比平常大。而2008年4月6日采集时,民警准备了与案发现场足迹一样的各种号码的样鞋。而黄世飞这一次的足迹,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提交上去,而是留在了派出所。这一次的足迹与现场足迹具有惊人的相似点。民警找到了黄世飞于2006年2月和2007年4月足迹采集时登记的信息。2008年2月的表格,只填写了姓名,其余都是空白。2008年4月的表格,填写的年龄为四十一岁,鞋号为四十二码。这明显与实际不符。当时,黄世飞是三十八岁,鞋号为四十码。三位足迹专家把可疑足迹和现场足迹进行了认真比对,最终认定为同一足迹。

基于足迹鉴定的结论,刘忠义决定秘密提取黄世飞自然走路时的足迹,同时对他与石灰厂的关系展开调查。

2018年4月28日,红安县公安局副局长罗春红派民警把黄世飞带来,告诉他到公安局拿一份安全生产告知书。上午10点,黄世飞跟着民警走进了红安县公安局大院。他东张西望手摸摸这儿,挠挠那儿,感觉浑身不自在。他走路略有些晃,左腿明显比右腿落地重一些。

办公楼门口的地上,撒好了薄薄的一层白灰。黄世飞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走路跛得更加厉害了。这与现场足迹吻合,左脚重,右脚略轻。现场的圆形印记,可能是他手里的杉木棒拄在地上留下的。黄世飞往二楼走的时候,明显很不情愿。民警把准备好的告知书给他,签完字就让他回去了。

从公安局出来,黄世飞没有回家,而是到保险公司买了一份保额为五十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在电话里对妻子说:“完了,完了,要出大事了。”

经过调查发现,黄世飞家经营着一个小卖部,紧挨着吴小发父母家。经吴小发介绍,黄世飞常年为新星石灰厂提供石料。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当年的多次排查中,是怎样漏掉的呢?

原来,黄世飞是一名爆破工,常有机会跟公安机关打交道。在大家眼里,他话很少,比较憨厚老实。2005年,他积极参加公安机关主导的群众巡逻队,成了维护治安的志愿者。2007年4月,采集足迹时,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负责登记工作。就是这样一个熟人,巧妙地利用这层身份躲过了一次次排查,造成了公安机关的“灯下黑”。案发十年了,嫌疑人随年龄的增长,足迹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足迹专家在鉴定时更加慎重。经过一天的研究,专家最终认定:嫌疑人黄世飞的足迹,与2007年采集的足迹、案发现场提取的足迹相似度达到了同一认定标准。根据黄世飞的一系列反常表现,为防止发生意外,正面接触刻不容缓。

就在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河北省保定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件。刘忠义必须立即前往,组织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刘忠义和刘佳一起赶往河北,刘景杰留在了红安。

“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很好,必须订定严密的审讯计划。”临走时,刘忠义不放心,再三嘱咐。

4月29日下午,黄世飞被带到公安局接受讯问,这一次,他走进公安局的时候十分从容,不像上一次那样手足无措、慌张惊恐。显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面对这个长期从事爆破工作、杀人后隐匿于当地长达十年的犯罪嫌疑人,罗春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客观地说,罗春红的准备不够充分,对黄世飞的经历了解得并不透彻,手头的物证也仅仅是足迹。而黄世飞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心理准备。4月28日到公安局采集足迹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就已经构建起来了。

罗春红与黄世飞曾有过一些工作上的接触,但罗春红对他肯定不了解,而他对罗春红肯定不陌生。这种有限熟悉的关系,便于黄世飞察言观色,减弱了罗春红的威慑力。另外,由于黄世飞长期配合公安工作,有可能从侧面掌握了一些公安机关对此案的调查情况。或者说,他可能知道公安机关手里的物证不足,所以有恃无恐。罗春红开门见山:“你是自己说,还是我们替你说?”面对质问,黄世飞一言不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2007年12月27日晚上,你干什么了?”

“吃饭,睡觉。”黄世飞懒洋洋地说。

罗春红镇定自若地说:“好,你先摁个指纹。一会儿有人给你采血,做个DNA鉴定。”说完,他出了审讯室。

以他多年的经验看,这个人他审不动。一看见刘景杰,他就说:“这么审不行。他肯定对这个案子的进展情况有了解。咱们手里就有足迹,这肯定不能说,一说出来他心里就更有底了。怎么办?”

刘景杰立即打电话向刘忠义汇报。刘忠义指示:安排测谎专家接触黄世飞。

测谎,并非只靠仪器。能否准确掌控局面,形成可靠的结论,依靠的是测谎专家对案件及犯罪嫌疑人心理的把握。时间紧迫,绝不能给黄世飞太多的时间喘息。省里最好的测谎专家叫吕欣,四十多岁,沉稳老练,战斗力强。但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十足的把握,需要有熟悉案情的人协助。刘景杰显然是最好的人选。他既熟悉案情,又了解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并且对黄世飞来说,他是个陌生人。经过一夜的准备和演练,12月30日早上8点,吕欣和刘景杰坐在了黄世飞对面。对付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必须严格掌握好“火候”。

面对两个完全陌生的警察和从未接触过的测谎仪,黄世飞的情绪有些紧张,但是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2007年12月27日,你在哪里?”刘景杰虽然年轻,但是参加过很多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又在法医和DNA领域颇有成就,所以他整个人精力充沛,气场很足。黄世飞眼眉低垂,慢吞吞地说:“不记得了。”

“你妻子沈莲红说,你去马路对面的小卖部睡觉了,但是28日早上,她带着孩子去找你,你没在小卖部。你去哪儿了?”黄世飞默不作声。

从仪器上看,这个问题对他有所触动,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吕欣和刘景杰对视了一下,达成了默契。

“你和吴小发认识吗?”刘景杰问。

“认识。”

“你们之间来往多吗?”

“跟他做生意。他负责石灰厂的石头收购,我给他送货。”

"你认识吴小发的儿子吴梁波吗?他被杀的那年才八岁。当时你的小儿子也是八岁。两个孩子放假的时候常在一起玩。”刘景杰加快了语速,提高了声音,说出的每个字都像小鼓一样,一下下捶在黄世飞的心上。这个问题,简直点到了黄世飞的死穴。

他的反应十分强烈,呼吸开始加速,脉搏跳动加快,张了半天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一个字来。他的眼睛眨得很快,舌头舔着嘴唇。

刘景杰高大而威严,神态自若地走到黄世飞的身边,把吴梁波的照片递给他:“你拿好,仔细看清。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但我知道,他一定有话对你说!”电波显示,黄世飞慌了。这出乎吕欣和刘景杰的预料,他们以为黄世飞能扛过三个问题。黄世飞不愿意伸手去接照片,沉重地低着头。

“我那天喝醉了!”他的脖筋暴起,脸憋得通红,突然瞪着刘景杰,大声地喊出了这句话。这个时候,一定要挑最重要的事情问,问那些与固定犯罪证据相关的问题。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他跪在地上求我。我当时犹豫了,可是后来我不放心,拿菜刀抹他们脖子的时候,把吴梁波也给砍死了。”说完,他捂着脸放声痛哭起来。

汪春莲和儿子吴梁波的合影

原来,不管看起来多么强悍的人,在正义面前,都会败下阵来。吕欣和刘景杰的审讯计划十分“对症”,黄世飞整个人完全崩溃了。“从头说起,抓住赎罪的机会,对这些人有个交代。”刘景杰说。黄世飞平静下来,双手互相搓弄着。过了一会儿,他的表情与刚才判若两人。“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这些年我看电视,只看中央十二频道的法治节目。你们有本事就打死我,我什么也不想说。”

刘景杰没想到他的变化这么突然。他耍起了无赖,以为自己很聪明。他是想在公安机关查明一切之前死在公安局,以一个无罪者的身份死在这里。“那巧了,我也经常看。你一定听说过零口供吧?一定听说过缺席审判吧?这么多年了,我们没有新证据是不可能找到你的,你不要自以为是。我不多说,你自己想。”刘景杰隐约觉得是自己错失了战机,刚才不该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你担心自己的事说出去,会让妻儿抬不起头,我们理解。但如果你继续隐瞒事实,我们可能会搜查你家,传唤你的家人,到时候动静小不了。”

早上九点多,黄世飞在挣扎与纠结之后开始交代正如刘忠义带领专案组推测的那样,最先被杀的是吴小发,使用的是类似于西瓜刀的工具刀,削雷管引线用的,又软又薄。刀藏在家里的废旧农用车上。后来,车卖掉了,刀不知去向。他当天共抢劫到现金五千多元,其中有一千元是带血的百元币,他把钱拿回家里后,装在一个纸篓里,藏在床下面,纸篓上边塞了好多废报纸。有一天,钱被家里养的兔子扒了出来。他觉得很害怕。就陆陆续续地花掉了。此外,他还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在逃离现场后,把满身是血的外衣外裤都烧掉了,地点在距石灰厂一百多米的道边。当时现场勘察人员的确看到了灰烬,还从灰烬中提取了一个皮带扣。因为觉得距现场有点儿远,所以这个信息一直没被充分重视。夜里,黄世飞回到小卖部后,换了衣服,把换下来的线衣线裤都装在一个蛇皮袋子里,跑到河边,往袋子里装了两块大石头,封好口,沉到了河里。坐在监视器旁的罗春红,紧握的拳头慢慢放松开来。

黄世飞交代得并不彻底,有时候含含糊糊,有时候又自相矛盾。就在将要交代具体作案经过时,他提出要上厕所。民警带他走到卫生间门口,让他进去。过了一会儿,还不见他出来,进去找他,发现他企图跳窗逃跑。他还是没有停止抵抗。

“别再问了。这么多年,我差不多每天都在演练怎么对付你们。我想过激怒你们,让你们把我弄死,可你们不动手。现在说的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编的版本实在太多了,可能有些事是假的,但我自己都信了。”他无奈地说着,“太憋屈了,早就不想活了。”“可是,你一直活着。他们想活,你却一个也没放过。”刘景杰继续 *** 他,“你跟吴小发和汪世书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我那天喝完酒,就去石灰厂要钱。吴小发说石灰厂要卖了,又是年底,我想赶紧把欠我的石头钱要回来。到石灰厂的时候,吴小发不在,汪世书说不欠我钱。吴小发回来后,拉我到他屋里,吃了点儿剩饭。我跟他要,他说慢慢讲。后来我很生气,就在外面借着酒劲儿杀了吴小发。我怕事情败露,又跑回了石灰厂。”

被害人里有个叫黄世贵的,他的伤与别人都不一样。他身上的伤最少,而且头部被一件衣服盖住了。据调查,他是黄世飞的堂兄。

“你跟黄世贵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堂兄。”

“你连堂兄都不放过?”

“他拿手电筒砸我。”现场确实提取到了两个手电筒。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只要从手电筒上提取到黄世飞的DNA,就为本案的证据链添加了重要砝码。

“砸着你哪儿了?”

“头上。我用手挡了一下,还是砸着了。”

下午,专案组带着黄世飞去指认抛弃衣物的地点。罗春红说,孩子们都喜欢在这条小河里玩,他小时候也常来这里。他们走到河水最深的地方,黄世飞说就丢在这里。专案组找了些打鱼的人来。半个小时后,果然捞上来一个蛇皮袋子,里面确实有砖头和衣物碎片。只有一片片红色线衣能看出来。其余都已泡烂。

网上那个寻找凶器的视频就是指的这段。可惜视频已经找不到了。

事后,现场手电筒从现场检材中找出来做DNA检测,但上面没有任何DNA信息。远在武汉的尚武得知居然是“灯下黑”导致的案件长期没有破获,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此时他已经住院治疗了,医生在他脑中发现了巨大的肿瘤。多年的努力,居然因为基层排查出现漏洞,导致一起惊天大案长达十年没有侦破,他这个破案责任人难辞其咎!不久,2021年4月9日晚6时,他与世长辞,离开了他热爱的刑侦事业。

(本文主要参考《九案侦办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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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二

红安八尸案就以这样的结局结束了,但后记二却极难写。红安八尸案是近年来社会上有较大知名度的案件。这起案件到底情况如何,笔者仍然有几个地方没有搞清楚。

首先,黄世飞第二次大规模排查时被民警取得的脚印到底是意外漏下的,还是他通过什么手段故意漏下来的?

其次,社会上大面积流传的凶手自首,是黑四雇凶杀人,在审讯中凶手意外死亡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再次,关于凶手自首后在审讯中死亡导致公安局赔钱的说法,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呢?

最后,为何案件破获后迟迟不向社会公布,难道就因为是公安办案失误就不公开报道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隐情?

上述问题笔者难以回答,只能说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凶手黄世飞因为某种原因死在了看守所,而公安局为此赔偿了四十万元。而基于上述原因,本案的实情也不会向社会公开发布。因此只能说“瓜熟未必蒂落,水落未必石出”!

从2018年7月开始,我陆续收到红安八尸案已经破获的消息。有的消息称凶手自首后死在看守所雇主早已死去,有的消息则说是排查时漏掉脚印导致凶手灯下黑。上述两种说法可以说各占一半,但我从中判断出案件肯定是已经破获了,而红安县公安局、黄冈市公安局乃至湖北省公安厅之所以不肯公布的原因也无非是上述任何一个说法都容易遭到指责。因此我也决定不写这一系列的结局了。直到《九案侦办组》出版,我才最终认定案件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我也终于敢动笔写一下结局。但写出来这个结局,我仍然面临很大的压力,真不知道这篇文章会不会给我带来危机,我希望不会。

2018年年末,我和江湖李白讨论过这个案件,那时候我从种种线索汇总来看,认定案件已经破获。但江湖李白仍然坚持认定红安八尸案是悬案,并且表示红安县公安局没有公开说案件已经破获,那么说案件已经破获就是谣言。时至今日,难道江湖李白仍然要坚持“红安八尸案是悬案!红安县公安局没有公开说案件已经破获,那么说案件已经破获就是谣言” 这样的想法吗?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去问过他。因为真相有时候真的是奢侈品!

红安八尸案,到此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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