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张盛墓出土的吹排箫俑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诗经》简介

第三章 《诗经》中的排箫描写

第四章 结论

第一章 引言

从《周礼》到《诗经》，进一步论证排箫源于中国、讴歌中国，其时间链是相连的，其排箫艺术是持续连接的，其根植沃土是一致的。

《周礼》的文字记载，是中华汉文化最早描写排箫的文献；而《诗经》以诗歌的形式咏颂排箫，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排箫的第一次、第一篇诗歌的诗篇。因此，论证《诗经》中排箫描写的文献，与《周礼》描写排箫，具有着同样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二章 《诗经》简介

既然我论证的是《诗经》中的诗歌对排箫的描写，那么，就有必要来介绍一下《诗经》。

（一）《诗经》概说。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二）《诗经》作者。

（1）作者佚名。

《诗经》的作者是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佚名（yì míng），亦称无名氏，指身份不明或者尚未了解姓名的人。源于古代或民间、不知由谁创作的文学、音乐作品等，会以佚名为作者名称。在汉语中，常用张三、李四、某君、某某、某甲、子虚乌有等暂时用作为无名氏的名字。

佚名不是没有姓名的人，而是作者没有署名，或是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作者的真实姓名查无根据，或者根本就无法知道作者是谁。也有的是由于集体创作或是劳动人民从很久远的时候就流传下来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的作者就被标作“佚名”。

在我国先秦至清末，出现了许多“佚名”、“无名氏”、“未知名”的作者、作者署名，但都是一个类型，不知作者真实姓名，又不得不署上名字，或后记录下来了作品，但不知其真实姓名，便标注作者为“佚名”。

（2)采集者：尹吉甫。

尹吉甫（生卒年不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泸州人。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墓和墓碑遗址。[1]

宰相尹吉甫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西周奴隶制王朝（春秋战国时代之前）的一代宰相、军事家、诗人、哲学家。尹吉甫(生卒年不详)，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古蜀国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人。周宣王的大臣，官至内史，有文武才。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侵，遂殁于斯。”[2]

(【注：参考资料】：

[1]《诗经》编纂者尹吉甫研究书籍出版

[2]《中华诗祖尹吉甫研究》出版

[3]中华诗祖尹吉甫深山家庙的悲喜故事

[4]夏传才：房县为西周大诗人尹吉甫籍里可考可信。)

既然尹吉甫是《诗诗》的采集者，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采集”的基本含义：

采集是指有着确定方向、明确目的的采撷和记录写作材料的一种活动。它主要指调查采访和查阅和搜集资料。采集最主要的作用在于为写作、分析、报表获取直接的和间接的材料。这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定义的。 采集从直观上解释有采摘和收集的意思。主要是采集主体为了自身的某种需要去采摘和收集所需物品的行为。它是一系列的生理反应过程。这种行为普遍表现在人类和动物界。其本质是共同的，即满足本能的如动物和高级的需要如人类。但其区别也是相同的。动物的采集行为主要通过遗传进行传播，这样，其采集水平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松鼠永远只能把采集到的过冬松果藏在机械的地方。而人类的采集行为是可以进行遗传并不断提高的。其更高级的表现是通过文化进行演绎传播，他们可以明显地用自身进化出的思维意识活动作出理性的行为，例如对采集物品进行分类，加工，贮存，种植等，而这些采集行为，动物是完全做不到的。这是人类的采集行为不断进化的显著标志。

（3）编订者：孔子。

编订，就是在已经有了原创作者的基本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核实、校对、整理、删繁、集册、成书。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传》《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也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诗经》的作者是佚名，但尹吉甫做了大量的采集工作，最终由孔子编订成集成册成书，以至流传了二千多年了。

（三）《诗经》总况。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据说 *** 取名讲究“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不过现代人取名字确实很喜欢引经据典。这是好事。今人多有数典忘祖的倾向。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 *** 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四）《诗经》的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五）《诗经》的历史传承。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六）《诗经》的风雅颂。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第三章 《诗经》中的排箫描写

《诗经》中对排箫的描写，应该说，虽然不多，但却弥足珍贵。尤其是，这是二千多年前的中国最早的诗歌中记录、并描写排箫的。

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

《诗经·周颂·有瞽》

（1)原诗：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设业设虡，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鞉磬柷圉。

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此诗中请看第8句：【“‘箫’、‘管’备举。”】中的“箫”指排箫，“管”指笛子等管制乐器。

应该说，《诗经·周颂·有瞽》中的“箫管备举”，我在《〈周礼〉中的排箫描写》中已多次引证，本文只是把“箫管备举”的原文《诗经·周颂·有瞽》全面展开介绍。但此诗歌中的核心仍然是“箫管备举”中的“箫”的诠释。

（2）译文：

盲人乐师排成行，聚集周庙前庭上。

钟架鼓架摆设好，五彩羽毛架上装。

既有小鼓和大鼓，鞉磬柷敔列停当。

乐器齐备就演奏，排箫、笛管等一齐都奏响。

众乐交响声洪亮，肃穆和谐声悠扬，先祖神灵来欣赏。

诸位宾客都来到，乐曲奏完齐赞赏。

（3）注释：

瞽（gǔ）：盲人。这里指周代的盲人乐师。

庭：指宗庙的前庭。

业：悬挂乐器的横木上的大板，为锯齿状。虡（jù）：悬挂编钟编磬等乐器的直木架，上有业。

崇牙：古代乐器架横木上刻的锯齿，用以悬挂乐器。树羽：在崇牙上装饰的五彩鸟羽。树，插。

应：小鼓。田：大鼓。县（xuán）：“悬”的本字。

鞉（táo）：一种立鼓。一说为一柄两耳的摇鼓。磬（qìng）：玉石制的板状打击乐器。柷（zhù）：木制的打击乐器，状如漆桶。音乐开始时击柷。圉（yǔ）：即“敔”，打击乐器，状如伏虎，背上有锯齿。以木尺刮之发声，用以止乐。

备：安排就绪。

箫：古箫如今之排箫，是以小竹管排编成的。管：管乐器，即笛子之类的乐器。

喤（huáng）喤：乐声大而和谐。

肃雝（yōng）：声音和谐舒缓。

戾（lì）：到达，到来。

永：终，一直。成：指一曲终了。或解为乐之一阕。一说此指祭礼完毕。

(注：参考资料：王秀梅 译注．诗经（下）：雅颂．北京：中华书局，2015：760-7612、姜亮夫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70-671）

（4）鉴赏：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说明在宗庙上奏乐的主体是瞽；而“设业设虡”、安置乐器的则当是担任瞽的辅佐的眡瞭。乐器则列举了应、田、鞉、磬、柷、圉、箫、管，与《周礼·春官》所载“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基本相符，其中柷为起乐、圉（敔）为止乐之器，以首尾涵盖，表示这次演奏动用了全套乐器而“八音克谐”（《尚书·舜典》），“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其音乐自然十分美妙。

周颂三十一篇都是乐诗，但直接描写奏乐场面的诗作惟《周颂·执竞》与此篇《周颂·有瞽》。《周颂·执竞》一诗，“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虽也写了作乐，但也落实于祭祀降福的具体内容。惟有《周颂·有瞽》几乎纯写作乐，最后三句写到“先祖”“我客”，也是点出其“听”与“观”，仍归结到乐的本身，可见这乐便是《周颂·有瞽》所要表达的全部，而这乐所包含的意义，在场的人（周王与客）、王室祖先神灵都很明了，无须再加任何文字说明。因此，《周颂·有瞽》所写的作乐当为一种定期举行的仪式。《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高亨《诗经今注》认为这即是《周颂·有瞽》所描写的作乐。从作乐的场面及其定期举行来看，大致两相符合，但也有不尽一致之处。其一，高氏说“大合乐于宗庙是把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奏给祖先听，为祖先开个盛大的音乐会”，而《礼记·月令》郑玄注则说“大合乐以助阳达物风化天下也，其礼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国以乡射礼代之”，目的一空泛、一具体；其二，高氏说“周王和群臣也来听”，《礼记·月令》则言天子率群臣往视，音乐会的主办者便有所不同了。另外，高氏说“据《礼记·月令》，每年三月举行一次”，《月令》原文是“季春之月”，按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季春之月”便不是“三月”了。可见要确指《有瞽》作乐是哪一种仪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周颂·有瞽》这一纯写作乐过程的诗篇，不仅表现了周王朝音乐成就的辉煌，而且也显示了周人“乐由天作”因而可以之沟通入神的虔诚观念。

(注：参考资料：姜亮夫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70-671)

（5）创作背景：

此诗是表现周王祭祀先祖时乐队齐奏的盛况。在先秦时代的政治生活中，乐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且往往与礼密切相关联。《周颂·有瞽》正是王室乐队演奏壮观场面的记录。

(注：参考资料：王秀梅 译注．诗经（下）：雅颂．北京：中华书局，2015：760-7612、姜亮夫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70-671)

第四章 结论

从《诗经》中《周颂·有瞽》 “箫管备举”描写的“箫”即对排箫的讴歌来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排箫的赞美，说明在二千多年前，排箫就已经很受西、东周国的重视，尤其在国家的礼仪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中国宫廷民族乐队中的重要乐器，再一次证明了：

排箫源于中国，是中国的民族乐器！

此篇为《中国汉前排箫十三谈》之九：《〈诗经〉中的排箫描写》。

武建全编著

2019年1月16日至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