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7月25日，首届北京文化论坛开幕，邀请了来自文化、科技等行业的领军人物。论坛开幕当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晓明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再到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北京这座城市，一直在引领着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前行，但在如今这个文化多样、娱乐丰富的年代，文学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小。
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陈晓明表示，“在碎片化和快节奏的今天，文学依然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一个民族母语的传承与革新、精神的延续和弘扬的基础，而北京这座城市，在现代化历程中，一直都在引领着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过去如此，今天亦如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晓明。受访者供图
现代化发端时的北京气息
新京报：北京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也有深厚的文学积累，这种积累是怎样开始的？
陈晓明：作为千年古都，北京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文化中心，也是文学繁盛之地。进入现代化之后，北京也同样开启了璀璨的文学历程。说到北京文学，可能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儿文学，老舍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作家，也是北京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那个时代，北京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开创地，汇聚了胡适、鲁迅先生、钱玄同等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包括旗手李大钊先生，也在北京，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从北京开始的。
北京的现代文化，是丰富而多样的，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兼容并包”那样，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北京的文化，就带着包容、多元、发展的底色。在文学上亦是如此，它非常丰富，很难用一种概念或定义去理解它。
新京报：在你看来，如何认识北京的文学传统？
陈晓明：从一开始，北京的现代文化，就有一种革新精神，这是它的本质。它总是在引领进步、开风气之先，这是它最鲜明的特点，它和中国进入现代化的伟大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一直都是引领之地。
新京报：京味儿文学是否也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
陈晓明：京味儿文学，是创作者们在创作中，逐渐形成的北京独有的一种味道，老舍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但京味儿文学本身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写法，很难去简单地概括。比如《骆驼祥子》，生动地描写了北京的市井生活，带着浓郁的烟火气，有些闲散的味道，但同时，又有中国人内在的韧性，忍耐、善于吃苦，坚定地想要改变命运。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京派文化中，还有很多不同的侧面，比如胡适、林徽因他们，也创造一种现代的北京文化的文人气息。还有沈从文的小说，把湘西的乡土文化和北京的气息结合在一起，又是另一种风格。北京这种丰富和多元的文化、文学，恰恰是现代中国殊为可贵的品质。
新时代中的北京味道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文学是怎样的？
陈晓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同样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典型的作家如刘绍棠，他把北京乡村的乡土生活融入作品中，使得京味儿文学又有了另外一种新的变化。同时，许多作家进入北京，在北京活动、创作，他们的作品，也带有北京的特点。比如赵树理，他经常被称为山西晋文化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到达北京后，他也在不断地吸纳新的东西，在晋文化中融入了许多老北京的味道，比如他的《三里湾》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亦有现代的风格融在其中。
新京报：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许多优秀的作家，至今活跃在文学领域，当时的北京是怎样的？
陈晓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北京文学、北京文化，同样是引领改革的先锋。不论是伤痕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先锋派，北京都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比如刘心武、陈建功、刘恒等，在新时期文学的时代，都有非常重要的作品，也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文学变得更加繁荣，比如陕军东征中的代表人物，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他们或在北京发表作品，或本人就在北京生活和创作。还有京味儿文学的代表之一王朔，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变得非常活跃。人们常会觉得王朔的作品故作姿态，带着一股痞子味儿，但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王朔带有调侃意味的文字背后，其实是新时代年轻人改变自身命运的不屈精神。
在北京，文学从不曾衰落
新京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很多人觉得文学影响力开始衰退了，当时北京的文学是怎样的？
陈晓明：王蒙曾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但背后的主因，并不是文学衰落了，而是文化形式变得更加多样了。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文学还是非常繁荣的，王蒙、王朔、王小波都在大量地创作，那时候王蒙已经六七十岁，但笔力犹健，带有青年共产主义者的豪迈和理想。王朔和王小波也同样各有特色，独树一帜。
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期，北京还有很多非常活跃的女作家，比如林白、陈染、乔叶、毕淑敏、徐坤等，那也是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研究兴起的时期。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名的许多先锋作家，如余华、莫言等，也在北京活动和创作，他们也是当时北京文学中的一部分。北京的儿童文学也非常强大，比如获得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就在北京。所以，北京的文学特质，一直都是丰富多彩的。包括北京还汇聚了大量的高校，因此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领域，北京也非常繁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一直都在文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也出现过一大批知名的作家和编辑。
新京报：在今天，文学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小，在这样的环境下，北京又是怎样的？
陈晓明：文学式微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文化形式的多样化、科技产品对人的改变等。但文学并没有消失，也不会枯竭，它依然存在，依然在影响着无数人，比如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逐渐繁荣。在网络文学中，创作者可能遍布天南海北，但很多重要的平台，都在北京，所以北京依然是创作的重镇，尤其在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学阅读的普及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创作者的数量，也比任何时候都多。
北京的文学，影响的不仅是北京
新京报：在如今这个文化多样、娱乐丰富的年代，你认为文学的意义有何变化？
陈晓明：很多人对文学未来的命运持悲观态度，我觉得倒不必如此，因为文学，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教育都要依赖于文学，文学是和母语联系在一起的，母语的传承和革新，也同样依赖于文学，它不可能死去，不可能枯竭，也不可能被别的东西替代。或许有人觉得，文字会被图像替代，比如视频，更加直观，但实际上，文字依然是它的灵魂，这个灵魂不会消失，因为它和一个民族的文脉联系在一起，和它最根本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文学是和人类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只要生命还在存续，文学就会存在。
新京报：你认为文学依然有不可替代性？
陈晓明：守护文学，也是守护文化的根基，守护文化的稳定性。在今天乃至未来，科技的发展会不断地改变人们的生活，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要看到，科技也让生活变得浮躁，变得表面化、碎片化，变得不稳定。靠什么让人们的心灵、生活重新变得稳定？还是文学。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有力量的领着命运走，没有力量的被命运拖着走。”我们只要怀抱着文学的理想和信念，就不会被命运拖着走，而是会引领着命运向前走。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北京这个文化之城、文学重镇，能发挥什么作用？
陈晓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力非常强大，这是我们独有的特质，而北京仍然是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引领者，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文化工作者、文学创作者，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数文学、文化的底蕴。我想，在未来，文学不会被边缘化，也不该被边缘化，因为那是人类曾经有过的一种生活，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让人成为人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