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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冯玉祥幕僚群体成员多，构成比较复杂，其职能涉及许多方面，但根据幕僚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军务性和政务性两大类。
军务性幕僚及其职能冯玉祥幕府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军人幕府，其幕僚许多是从事与军务有关的工作，这些工作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军机包括参与事关本集团生存和发展重大事件的讨论决策，并参与其实施和执行，战时制定作战计划，协助或独立指挥战役等。充任这一工作的是冯玉祥的核心幕僚，如蒋鸿遇、鹿钟麟、刘骥、刘郁芬、石敬亭等人。
蒋鸿遇是冯玉祥早期最信任的幕僚，“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的人以上。”
为冯玉祥策划奔走，屡建功勋。不幸于南口撤退时受伤，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冬病逝于西安，当时被扣山西的冯玉祥闻讯，失声痛哭：“呜呼，天夺壮士志，玉祥失一畏友，西北军失一军师，天下失一奇才”。鹿钟麟为冯玉祥的幕僚长之一，“为人谦下勤劳，好学不倦，对国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健，堪任繁剧”，“乃国家栋梁之材。”北京政变中，冯军如此机密神速，多是鹿钟麟“办事妥慎周到之功。”
这些幕僚与冯玉祥最接近，深得冯玉祥信任，他们在幕府和冯玉祥军事集团中地位很重要，往往能成为冯玉祥的化身，代冯主军主政，张之江、宋哲元、鹿钟麟、石敬亭等都有这样的经历。
对于他们的杰出贡献，冯玉祥常常通过委以重任来回报，宋哲元、刘郁芬、门致中等曾任陕西、甘肃、宁夏省 *** 主席，鹿钟麟随冯晋京充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常代冯主持军政部工作。当冯玉祥陷于困境，他们只能冒险相求。
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于山西，鹿钟麟获悉即潜出南京，转道日本赴天津，后受命赴山西面见冯玉祥，经过一番策划，鹿钟麟又密赴潼关，一套“远交近攻”之策，迫使阎锡山礼送冯玉祥回陕。
这些幕僚后来许多离开了冯玉祥，但他们与冯玉祥仍保持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在处理许多重冯玉祥幕僚群体成员多，构成比较复杂，其职能涉及许多方面，但根据幕僚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军务性和政务性两大类。
军务性幕僚及其职能冯玉祥幕府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军人幕府，其幕僚许多是从事与军务有关的工作，这些工作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军机包括参与事关本集团生存和发展重大事件的讨论决策，并参与其实施和执行，战时制定作战计划，协助或独立指挥战役等。
充任这一工作的是冯玉祥的核心幕僚，如蒋鸿遇、鹿钟麟、刘骥、刘郁芬、石敬亭等人。蒋鸿遇是冯玉祥早期最信任的幕僚，“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的人以上。”!为冯玉祥策划奔走，屡建功勋。
不幸于南口撤退时受伤，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冬病逝于西安，当时被扣山西的冯玉祥闻讯，失声痛哭：“呜呼，天夺壮士志，玉祥失一畏友，西北军失一军师，天下失一奇才”。鹿钟麟为冯玉祥的幕僚长之一，“为人谦下勤劳，好学不倦，对国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健，堪任繁剧”，“乃国家栋梁之材。”
北京政变中，冯军如此机密神速，多是鹿钟麟“办事妥慎周到之功。”
这些幕僚与冯玉祥最接近，深得冯玉祥信任，他们在幕府和冯玉祥军事集团中地位很重要，往往能成为冯玉祥的化身，代冯主军主政，张之江、宋哲元、鹿钟麟、石敬亭等都有这样的经历。
对于他们的杰出贡献，冯玉祥常常通过委以重任来回报，宋哲元、刘郁芬、门致中等曾任陕西、甘肃、宁夏省 *** 主席，鹿钟麟随冯晋京充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常代冯主持军政部工作。当冯玉祥陷于困境，他们只能冒险相求。
年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于山西，鹿钟麟随即潜出南京，转道日本赴天津，后受命赴山西面见冯玉祥，经过一番策划，鹿钟麟又密赴潼关，一套“远交近攻”之策，迫使阎锡山礼送冯玉祥回陕。这些幕僚后来离开了冯玉祥，但他们与冯玉祥仍保持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在处理许多重玉祥在常德、信阳、南苑创办了各级军事教导团，每期为三个月或六个月，后为两年，由鹿钟麟、石敬亭、张之江、熊斌、段雨村、李兴中等充任教导团团长及训练总监等职。
教官多为保定军校或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讲授初级战术、高级战术、军人宝鉴、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军器学、欧洲战史及经史子集选读，并进行刺枪、劈刀、器械体操、应用体操、八道拦阻、沟垒比赛、控掘起伏地等项技术教育，特别重视体力锻炼、射击训练和夜战训练。
这使得“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冯玉祥在绥远接受苏联派来的两个顾问组，共约三四十位顾问，有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
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在丰镇厅建立了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为军队的高级军官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接着又在张家口建立了机枪学校。此外，还建立了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讯学校和小型工兵学校。这些学校共接纳多名军官、军士和上等兵，对于他们的显著成绩，冯曾通令嘉奖。
国民军出潼关后，冯玉祥委任石敬亭为国民军训练总监，下有学校，学生“共八千余人。”对于石敬亭在训练中的作用，冯玉祥评价为：“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会泯灭的”，“真是国家有用的大材。”
中原大战失败后，为了以后能东山再起，冯玉祥仍很重视军官的培养，在山西汾阳创办军校，汾阳军校的教官多是冯玉祥早年派往苏联、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如尹心田、高兴亚、李连海等人，军校的师生后随冯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面对民国初期兵变频繁，倒戈事件不断，冯玉祥认识到，要使官兵联成一体，除了利益方面的联系外，必须要有精神上的联结，最初冯玉祥重视爱国爱民的教育，他身旁的一批老幕僚从中国古代典籍里摘录出许多事例，编辑成册，在军队中进行宣传。后来冯玉祥认识到基督教所带来的“文明”对维护军队的团结很有用。
从常德开始，他把基督教引入军中，曾电邀刘芳赴常德为部下洗礼、布道，一时中外牧师把目光投向了冯玉祥及第十六混成旅。在南苑及张家口，冯军中常有中外牧师八九人帮助布道，每逢周末，请牧师向官兵讲教义，在军中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西北基督教协进会”，并计划每千人设立一牧师，预计需要牧师百人以上。在冯军中布道牧师，为培养更多牧师，他设立“传道学校”，任命浦化人为校长，学制二年，课程包括儒家经典和《圣经》。
冯军中受洗礼的人日渐增多，从此便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被冯倚为左右，参与某些军政要事的决策。五卅运动中，冯玉祥与牧师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分歧，停止基督教在军中的活动，驱走了外国牧师。
在李大钊的建议和劝说下，冯玉祥开始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拟订了军队政治学习的共同计划。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军队中设俱乐部为政治工作的基地，计划成立俱乐部，冯玉祥批准了先成立两个俱乐部，委托李大钊和徐谦负责领导政治工作， *** 党员和苏联顾问弗林特在俱乐部里讲课。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由总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政治部实际上由“刘伯坚主事。”
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处，张允荣兼组织处处长，刘伯坚兼宣传处处长，任右民任总务处处长。各军设政治处，各师设有宣传员。由于政治工作干部缺乏，冯玉祥即 *** 干部学校学生“交于刘伯坚加紧训练。
刘每日为之讲三民主义，”刘伯坚“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一。
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衣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
国民军联军中流传“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关三个月的饷”之说。其后，简又文、郭春涛、邓飞黄等也来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逐步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军费的筹措与管理北京政变前，冯玉祥的部队隶属北洋体系，由于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粮饷主要依靠于中央 *** 提供，部队常陷入困境，“饷项奇绌，目兵仅用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
依赖幕中贾玉璋、张吉墉、丁树本等一班老军需的细心经理，得以勉强维持。“北京政变”后，国民军自成体系，仅冯玉祥所属国民军一军即达!"万之众，粮饷一切都是自理，一方面通过军需幕僚在所控制的区域筹措，另一方面冯玉祥争取到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以薛笃弼委任之，又以宋良仲充任京绥铁路局长，截留税款和路款以充军费，但“仅崇文门关税月拨五万元，京绥路局月拨十万元，财政部盐余月拨十余万元，不敷甚巨”，南口战败，军需物资损失极大。五原誓师后，数万大军集中于绥远、宁夏一带，粮食和冬装奇缺。甘肃省长薛笃弼将“棉衣约五千、五千地由黄河以船运来。”
王湖“在包宁铁路任上，陆续领款，积有数万元，此时亦全数送来。经多方筹措，军粮和冬装初步解决。由于陕甘已不堪负担庞大军费支出，大军出潼关时，财政困境“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薛笃弼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实在没有办法，到山西运城买了些纸张，以解燃眉之急。大军至河南后，仅豫西可以征收粮饷，但部队人数猛增，粮饷弹药无限增长，仍赖陕甘的赋税及富秦银行、秦丰银行、甘肃官钱总号等的支持，并一再印发军用流通券，实在不敷所需，不得不派经理军需的老手向各地设法筹措。
除了筹措军粮军饷之外，幕僚还担负军需的转运与管理。由于战线长达数千里，筹到的粮装及苏联援冯的军火运输就更为繁琐和复杂，特别从库伦到五原间仍无道路可通，为此冯玉祥设立兵站，委任幕僚为兵站总监、粮袜总监，“在五原，兵站总监闻承烈，道尹萧振瀛百方设法，供应大军过境，亦云难矣。”
对此宣侠父曾写道“沿路都办着兵站，供给面粉和葱豆，所以人马没有饥饿的忧虑，要是没有兵站，在这些沿途兵灾匪灾蹂躏过的劫后驿站上，我们真不知道怎样来解决我们的肠胃问题。”
张允荣任西北军军火运输司令，住库伦转运从苏联运来的军火，每当他接到军火，便用骆驼或者别的运输工具运往五原，保证军火的供应。冯玉祥嘉奖的北伐有功人员中，就有军需幕僚数人，“张允荣，由库伦转运子弹一千七百万粒，横渡沙漠，历尽艰险，帮助全军，勋绩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