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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的记载，墨家在战国晚期还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学派。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有关墨者活动的记载突然中断，以至于墨家是什么时候衰亡的、其衰亡的原因是什么等都成了思想史上的悬案。汉初，墨家的声誉尚隆，墨子的名字还经常被用作智慧、仁义的象征，与孔子并提；但等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一变而为异端，墨子的名字也就主要成为批评的对象了。

1、墨家衰微的时间

把墨家称为“显学”，始于韩非子。在《显学》篇中，他指出当世的“显学”有儒墨两家，儒家的领袖是孔子，墨家的领袖是墨子。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派；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了三派。

除了儒墨两家主张相反，因而水火不容之外，就连这些学派内部为了争夺正统的地位，也老是互相进行攻击和批评，都认为自己才是嫡传。按照韩非子的意见，这种取舍相反、真伪难辨很容易造成思想混乱、标准不一的后果，所以都应当完全禁止。尽管韩非的目的是希望统治者禁止儒墨这些所谓“杂反之学”，但他无意中透露出墨家在战国晚期还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学派。

《吕氏春秋》亦有类似的记载。《当染》篇云：

“(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称孔墨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足见这两个学派人数之多。《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六年，由秦相吕不韦集门客之力创作而成。这部书中，记载了许多墨者的事迹以及墨家组织结构的特点，是我们了解后期墨家活动的主要文献依据之一。从《吕氏春秋》对墨子的推崇以及对尚贤、节用等主张的认可看，吕氏的门客中很可能就有墨者，该书的编纂亦可能有墨者参加。

《吕氏春秋》之后，有关墨者活动的记载变得极少，把现存的所有史料加起来，也不过数条而已。

由于现有的几条史料均不可靠，所以我们对于墨家在秦汉之交的演变情况仍然一无所知。非常可能的是，墨家作为一个学派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前后被迫解散的。

《盐铁论·论诽》篇说“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讲的可能是实情。

焚书之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又有坑儒之举。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子扶苏曾为此进谏说：“今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说明被坑的四百六十余人都是诵法孔子的儒生，里面并没有墨者。也许此时墨家的组织已经不存在了。从此，墨家作为一个学派便从历史中消失了。

汉初，意识形态的控制没有那么严酷，思想的气氛相对宽松过去被禁止的许多学派重又抬头，新儒家、新道家、新法家相继登场，但墨家却再也没能重新兴起。到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墨家学说更就成了害道的异端而备受挞伐。如果说在罢黜百家之前，墨子和孔子作为智者、贤人还常常并提于学者之口，那么到了罢黜百家之后，孔子一跃为圣王，墨子则变成了异端。从此，墨家作为一种学说的地位也受到动摇，逐渐从思想史的主流中消失了。

2、墨家衰亡的原因

墨家从显学一下子跌落到绝学，是秦汉思想史中的一件大事。

从思想本身来看，墨家反宗法、重贤能和主尚同极有利于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但事实却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先秦四大家中的法家、道家和儒家都曾先后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地位，进行过具体的政治实践，唯独墨家在不声不息中消亡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墨学衰微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一个问题是墨家为什么会衰微，另一个问题是墨家衰微以后为什么不能重新复兴。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前期墨家的政治主张已被超越或消解。

构成前期墨家思想主体的是墨子提出的十大主张，这十大主张围绕着“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个总目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诸子之间的相互批评影响，墨子的这十个观念分别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过时了；有的被其他各家所吸收，成为一种共识；有的失去了依托；有的则纯属空想。过时者如非攻。随着诸侯国的相继覆灭、大一统帝国的正式建立，墨家的非攻主张就成为无的之矢。

成为一种共识的有尚贤、节用、节葬等。如尚贤，早在墨子之前，子产就有“择能而使之”的意见，孔子也有“举贤才”的要求。经过墨子大力提倡后，诸子之中除道家外多已承认尚贤为治世之必备。孟子云：“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

而法家的代表则干脆把尚贤纳入国家的政令中，李悝规定“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商鞅的法令中亦有“宗室非有军功，论不行为属籍”、“有军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的原则。其他像节用之于道家，节葬之于《吕氏春秋》，均有类似的情况。既然这些主张已非墨家所独有，那么统治者即使想推行这些主张，也就不必一定要到墨家那里去寻找了。

失去依托的有天志、明鬼、非命等。在墨子的思想系统中，天、鬼等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只是为其他主张所设定的外在保障，天鬼之赏善罚暴只不过是为了保证尚贤、尚同等主张的推行而已，一旦墨家的这些主张被超越或被其他各家所吸收，那么天鬼的作用也就失去了意义。

纯属空想的则为兼爱。兼爱在墨子的十大主张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它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所拥护的宗法伦理，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和中国古代广泛盛行的血缘宗法制度相违背。血缘宗法制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呈现出相当完备的形态。战国时期，王纲失统，诸侯连年征战不休，这种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墨子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兼爱和尚贤等主张，但血缘宗法制毕竟推行了千年之久，它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普通人的观念之中并成为一种牢固的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这使得任何违背这套制度的东西都很难生存下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纯用法家，以武力进行统治，结果终因违背血缘宗法社会的要求而使秦帝国很快地灭亡了。汉兴以后，社会的稳定使宗法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统治者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试验才最后确定以儒学为国教，以顺应宗法社会下普通民众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差别地兼爱一切人的墨家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市场了。

第二，后期墨家的理论无法承担起意识形态的功能。

从前期到后期，墨家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期墨家主要关怀的是伦理和政治问题，后期墨家则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科学和逻辑方面。

《庄子·天下》篇记载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可以相信，后期墨家的主要力量均已转入到了谈辩和科学一方。

这种转变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墨家对中国古代逻辑和科学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墨家偏离了现实中的政治的社会问题，因而再也无法为治天下贡献出什么新的理论来。即使还有少数恪守墨子祖训以救世为己任的墨者，但他们也大多缺乏足够的才干来推行墨子的政治主张。这样，墨家的政治主张既无所创新，不能适应急剧变动的现实，后期墨家的主流又转入到了与政治关系不大的科学、逻辑之中，所以，一旦国家统一之后，统治者决不会选择墨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第三，墨家的政治主张与其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组织性纪律性最强的学派，巨子制是使这个团体近两百年一直保持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但按照墨子的尚同主张，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一层层地上推，最后由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因而除天子一人之外，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拥有独立的意志。把这种主张推演到极端，就必然会否定像墨家这样的民间团体。所以墨家之尚同不实行则已，若实行，首当其冲要取消的就是墨家本身。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墨家迅速沉寂，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第四，墨家在理论上缺乏与时俱进的勇气。

先秦各家各派，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痕迹极为明显，惟有墨家从其他各家吸收借鉴的东西最少。墨子的政治主张就那么几条，后来墨者并未给予太多的充实、推演和发挥，这也许是墨家一贯主张同而不和的缘故，其灾难性的后果就是墨家的主张缺乏弹性和变化，因而无法适应不断变动的现实的需要。

尽管从前期到后期墨家的倾向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后期墨家的主张与名家有相互呼应的痕迹，但这显然已偏离了政治，走到了另外一条路子上去。但是，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绝非坦途，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只不过从形式上再一次确认了政治伦理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墨学的衰亡事实上早已在后期墨家的转向中埋下了种子。

关于第二个问题，墨家衰微以后为什么不能重新复兴，原因大概也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汉武帝以后，整个文化氛围与墨家的基本取向恰恰相反，因而无法为墨家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一直是重人伦道德，轻知识技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精神，它使得纯粹理性的探索活动在中国极其匮乏，科学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之内，任何问题都必须纳入到政治伦理的范围中去考虑，人们满足于用模糊意会的思维方法对外部自然进行粗浅的比附和类推，以便能够轻易地落实到人类社会中来，至于客观世界的规律、人类知识的本质等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但墨家刚好相反，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最重视知识和方法的学派，尊重经验、关注思维的确定性，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的探求，这些方面恰恰是这个学派的典型特征。后期墨家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初步的逻辑系统，取得了相当大的科学成就。由于墨家和中国文化传统在价值取向上的这种基本差异，所以，它一旦衰微，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就终不能重新崛起。

第二，儒家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对墨家始终是一种压制的力量。

在先秦诸子中，儒墨之间的对立最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关注的问题大致相同，而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则完全相反。就关注的问题而言，儒墨两家所追求的实际上都是如何通过伦理的改造以达到变革社会、实现天下之治的目的。

但两家给定的答案却迥然不同：

儒家希望在宗法制的基础上逐渐恢复旧的伦常规则，墨家则主张彻底冲破血缘宗法制的束缚并进而重建社会伦理。在这个基点之上，儒墨两家各自演绎出了一套思想系统。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个系统在某些方面有互相吸收的趋势，但在赞成或反对宗法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它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互融通。

这一点从儒墨两家的相互攻讦的激烈程度就可见一斑：孟子以拒杨墨为己任，大骂墨家兼爱为“无父的禽兽”，荀子则称“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墨者们也不示弱，他们攻击儒家的亲亲是天下最大的不义：“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贼世也，不义莫大焉。”(《墨子·非儒》)

儒法、儒道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了。

尽管历史上儒家与道家、法家也经常发生互相批评和攻击的事儿。但是，由于关注的领域不同，它们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从而达到共存的目的。相比之下，法家关注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它向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具体的政治策略，而儒家则偏重于伦理道德问题，它主要是通过道德说教来影响世道人心和现实政治的。而且，双方都有各自的缺陷，法家严苛少恩，儒家则易流于陈腐迁阔，两者恰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后来汉代的统治者之所以选择“外儒内法”、“王霸相杂”的制度，原因就在于此。

儒道之间同样如此。表面上看，儒家积极进取，道家退让无为，但深一层看，儒家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社会和道德问题，道家则更关心个人的生命及最终归宿。换句话说，儒道之别实际上是社会政治哲学与人生观的不同。两家关注的领域既有如此的不同，它们之间就不必一定相互冲突，在同一个人身上，儒和道实际上可以并存不悖，古人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儒道之间的关系。

儒墨之间就不存在这种互补、并列关系，不是儒，就是墨，中间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儒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则已，它一旦跃上统治地位，必然会刻意压制和打击墨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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