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三年（1616年），努尔哈赤发兵攻打明朝在辽东重镇抚顺，打响了后金政权与大明王朝正面对抗的“第一枪”，同时也就此拉开了“明亡清兴”的序幕。

而为了统一所有女真人的思想，使得自己出兵伐明有着充分的“合法性”基础，努尔哈赤也仿照着历史上的惯例，精心罗列出了“七大恨”，并以此作为自己起兵的思想纲领，从而将女真人长久以来对于明朝的积怨充分表达了出来，以获得所有女真人的认同与支持。

可如果认真分析“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再结合当时历史背景来看，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虽然明面上昭示着各种苦大仇深，然而实际上却更多的都是一些“小儿科”式的事情，甚至还有一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所以归根结底来说，这一切都是努尔哈赤为了起兵，而进行的一番“强词夺理的”宣传造势罢了。

严重的内忧外患局面下，让努尔哈赤不得不起兵攻打明朝。

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内）被众人推上了“覆育列国汗王”的宝座，正式建立后金政权。

此时的努尔哈赤并没有对大明王朝采取敌对态度，相反，他还希望得到明朝的认可与册封，承认他的女真人最高领袖的地位。

然而，为何不到三年的时间，努尔哈赤对于明朝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原因就在于天命二年（1617年）那场遍及整个东北地区的严重水灾。

对于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所造成的惨烈景象，有史料记载称之为：

“民间济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殍相望。”

而努尔哈赤及其他新兴的后金政权也在这场水灾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本来就非常的薄弱，加上女真人这个时候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比较原始，根本无法有效的应对自然灾害的冲击。

而另一方面，则是明朝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对于后金的报复性措施，实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与物资禁运，进一步加剧了灾害的影响程度，整个后金国内是民生凋敝，就连贵族的基本生活都远远无法得到保障，民间情况更是惨不忍睹。

而与此同时，明朝这面也在加紧对于女真叶赫部落的扶持力度。

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已经通过武力，收服了乌拉、辉发、哈达等几个强大的女真部落，叶赫部也就此成为了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道路上最后的“绊脚石”。然而，由于努尔哈赤的快速崛起引发了明朝对其的警惕，于是加大了对于叶赫部的支持力度，进而阻碍了努尔哈赤统一整个女真的进程。而叶赫也仗着有明朝的支持，长期与努尔哈赤保持了敌视与对峙状态。

对于此，努尔哈赤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深知要想打败叶赫，统一女真，就必须要对在这区域内的明朝势力给予强而有力的打击。于是努尔哈赤曾提到：

“先图叶赫，则患明兵捣我之虚，非大挫明兵，夺其气不可。”

而这一时期，镇守辽东数十年的李成梁已经去世，明朝在辽东的局面可谓是陷入了乱局之中，官员昏聩、军备废弛，内外部矛盾都很激烈，而这也无疑给了努尔哈赤绝佳的“机会”。按照《明史·李维翰传》中的记载：

“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玩凄苟岁月。天子又置万几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致辽事大坏。”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努尔哈赤一改此前的 “和睦”态度，起兵攻打明朝的原因了。

其一，后金国内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和民生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努尔哈赤需要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同时，也需要借此对明朝进行劫掠，以缓解国内的民生困境。

其二，明朝常年保持了对于叶赫的支持，阻挠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并且在后金政权最为危机的时候落井下石，实施经济封锁，让后金几乎将要陷入绝境之中。

其三，明朝在辽东的统治出现了巨大问题，矛盾尖锐，这也给了后金以可乘之机。

就这样，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正式起兵，开始了对明作战。

努尔哈赤为了攻打抚顺，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首先，就是借助天象了。

其实，这也不是努尔哈赤的首创，历朝历代有不少起义者都是借助或者人为制造“天象”，来达到宣传其实“顺应天命”的目的，比如刘邦的“斩白蛇起义”，以及元朝末年红巾军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皆是如此。

天命三年（1618年）正月的某天黎明，一道虹光直贯残月。

“有青黄二色气，直贯月中。此光约宽二尺，月之上约长三丈，月之下约丈余。”

实际上这就是类似于极光的自然现象，而这却被努尔哈赤拿来大做文章，并一再强调这是上天给予他的起兵征兆，就此下定决心起兵。

“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

其次，就是选择抚顺作为第一战的攻击目标。

从地图上看，抚顺是努尔哈赤从赫图阿拉出发，通往辽东平原的必经之地，并且抚顺处于沈阳、开原、辽阳等地之间的中心地带，素有“全辽之枢纽”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此同时，抚顺作为当时辽东的贸易重镇，集结了大量的汉族、蒙古族、女真族以及朝鲜商人，是明朝辽东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城内物资非常丰富。

然而，抚顺在当时仅仅是沈阳中卫下属的千户所，不管是兵力配备还是城防建设，都要远逊于沈阳、辽阳这些高级卫所城池，攻占难度较低。

就这样，努尔哈赤将抚顺选为伐明第一战的所在地。

再次，努尔哈赤为攻打抚顺制定了详尽的作战部署。

他先是花重金 *** 明朝守城士兵，并假借马市贸易为由，向城中安插了大量的奸细。随后，努尔哈赤又积极鼓动漠南蒙古的宰赛、暖兔两个部落以讨赏为名，袭扰抚顺，引诱明军出城迎战以牵制部分明军，进一步削弱明朝城防守备力量。

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派出了大量的眼线和奸细，在收集情报的同时，还在紧密监视广宁、沈阳、辽阳等方向的明军动向，做到万无一失。

最后，就是要统一思想，调动情绪，激发全体军民的作战热情。

于是，努尔哈赤将陈年往事统统翻了出来，以此精心“炮制”出了七条攻打明朝的理由，这便是“七大恨”。

就这样，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努尔哈赤率领八旗主力杀向抚顺，并且在劝降了明朝在抚顺的最高军政长官即千户守备御官、游击将军李永芳后，顺利拿下了抚顺城，就此打赢了他与大明王朝决裂后的第一战。

所谓的“七大恨”，很多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努尔哈赤顺利攻下抚顺，除了提前做了周密部署安排，八旗将士作战勇猛，以及明朝守军的极速溃败后直接归降外，其通过“七大恨”所进行的宣传造势，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而， 如果结合努尔哈赤此前的生平经历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七条 “大恨”之中的内容，可谓是在“强词夺理”。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

这是在说明朝官兵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努尔哈赤进而要为祖、父报仇。

然而众所周知之，努尔哈赤祖、父死于古埒城城中的罪魁祸首是尼堪外兰，并且在这之后李成梁也给予了努尔哈赤以歉意和补偿，不仅让其袭承了其家族职务，更是给了其最初起兵的基础。

况且此时距离努尔哈赤祖、父之死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此前他一直是都是将矛头指向尼堪外兰，而直到这个时候才将所有的过错全部指向明朝一方，其目的便是将“家仇”上升为“国恨”，以激发女真人对于明朝的怨恨。

“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 *** 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

这“三恨”，主要是在强调明朝特别是明朝军队对于此前建州女真诸部的剥削与压迫，并且还对于明朝蛮横的干涉女真部落的“内政”极度不满。

然而，事实上自明太祖朱棣时期建立奴儿干都司开始，就已经确立了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这里本就是明朝的“国土”范围，明朝有着绝对的统御权力。而到了后来的“李成梁守辽”时期，李成梁充分利用了当时东北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推行“平衡政策”，扶小压强，保持了辽东局势的稳定，避免了“一家独大”。而实际上，努尔哈赤恰恰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在李成梁的支持、默许甚至是暗示下，努尔哈赤通过一系列手段，不断做大做强，同时他也在用极为谦卑的态度，极力讨好李成梁，特别是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在世的时候一直保持着“安分守己”，直到其去世后的第二年才正式建立的后金政权。

况且，民族交界区域的边境冲突本就非常普遍，而努尔哈赤所列举出的事例，都是小的不能再小、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情，甚至不排除这确系是明朝军队照章办事处决违法女真人的可能，而努尔哈赤却还要将这些陈年旧事拿出来并加以渲染，不得不说这有点“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感觉。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 *** ，此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这最后的“三恨”，是在强调明朝对于叶赫等女真诸部的帮扶，阻挠女真统一。

从之前的情况来看，统一女真诸部，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努尔哈赤个人的理想与愿望，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其他女真部落对此并不认同，不然也就不会有“九部联军”兵伐建州女真的事情，并且在其吞并其他部落的过程中遭到的抵抗也是非常的激烈。

而这其中的“恨四”里面的那个“已聘之女”，即“满蒙第一美女”东哥，努尔哈赤已经不是第一次用到这个理由，之前努尔哈赤都打着“东哥悔婚”的旗号，灭了辉发、乌拉、哈达三部，而这一次又“添油加醋”，将事端引向了明朝这面，进而又将其作为了攻打明朝的理由之一。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这“七大恨”，每一“恨”都被努尔哈赤描述成为了血海深仇，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努尔哈赤这是在极力试图将他本人及其家族的利益，与全体女真人的利益实现捆绑，将自己个人以及此前建州女真部落与明朝的矛盾上升为全体女真人与明朝之间矛盾。同时他在将矛头指向明朝的同时，也是向叶赫部进行发难，而这也才是他发布“七大恨”的真正目的所在，即震慑明朝，迫使明朝放弃对叶赫的支持，从而真正实现女真诸部的统一。

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不堪压迫的起义，还是妄图自立的造反，但凡是要举事，都会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来作为起兵理由，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达到宣传造势的效果。

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时候的“大楚兴，陈胜王”，黄巾起义时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朱元璋北伐时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就连清朝时候的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的时候，也喊出了“兴明讨虏”的口号。

显然，努尔哈赤提出的“七大恨”也是如此，为的就是要统一全体女真人的思想，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共同与明朝进行对抗。只不过，这“七大恨”虽然被渲染出的苦大仇深、积怨已久，但事实上，却更多的是一种造势、夸张以及“强词夺理”，甚至还有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终努尔哈赤成功了，同时也取得了他想要看到的效果。而伴随着“七大恨”的发布，努尔哈赤也正式走上了与明朝证明对抗之路，“明亡清兴”也就此拉开了历史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