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画图画：顾汀汀
天山路上的友友面馆，有一道泡菜辣酱面，“欢喜的人只吃这个，不喜欢的人吃一次就不吃了”。
长乐路上的金刚饮食店，辣肉面是一绝。
斜土路上的明呈黄鱼面，霸气十足，广告语写的是：到撒地方气缺咖好切额黄鱼面（到什么地方去吃这么好吃的黄鱼面）。
沪上这几家人气面馆的老板都是上海爷叔，个个衣着不俗，打扮时髦，对身材管理得很好，没有长成油腻的中年人。
仔细一问，他们竟然有一段人生经历高度重合。
是段怎样的经历呢？
一
开在天山路上的友友面馆，是家日式拉面店。店面才20多个平方，墙的两边分别挂着中文和日文菜单。说是菜单，其实是一张张图片。画在最右手边的泡菜辣酱面，老板杭在洪自己也很喜欢吃。
面馆算沿街店面，但和马路隔着一个大花坛，要不是特意找来，很容易错过。
早上十点多，店内依旧很安静。杭在洪在账台后的厨房区切叉烧，妻子邵梅准备日式煎饺的馅料。
■杭在洪在厨房区忙碌 摄影：杨卓
杭在洪1962年出生，戴一顶鸭舌帽，穿着工装裤，装扮显得年轻而时髦。
金其刚在长乐路上开了家上海面馆，名叫金刚饮食店，店里辣肉面是一绝。冬日里，他系着围巾在灶台上放浇头的样子，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他不是置身在一爿嘈杂的上海面店中，倒像是一家日本拉面店的老板。
孙林泉开在斜土路上的明呈黄鱼面馆，店如其名，专做黄鱼面。他喜欢穿黑色修身的夹克或毛衣，也爱戴鸭舌帽。“老朋友碰头，就我看上去最年轻。”他笑得挺得意。
还有一家既做日式拉面又做上海面的小店，老板精瘦，身材管理得很好。深秋，外面阴雨，他却身着一件背心在厨房间忙碌着，像是个元气满满的小鲜肉。
这些开面馆的上海爷叔个个衣着不俗，打扮时髦，对身材管理得很好，没有长成油腻的中年人。仔细一问，他们竟然曾有一段人生经历高度重合：东渡日本。
二
■杭在洪和日本语言学校的老师们 来源：受访者
他们当时去日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扒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有一股赴日留学打工潮。
这股浪潮热到什么程度？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听说过亲戚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在日本“扒分”的传说。
“抡大锤的青工，端盘子的伙计，卖西瓜的小贩，忽然摇身一变，穿上笔挺的西装，拎着锃亮的皮箱，庄严地踏上国际航班的飞机舷梯。‘Bye——Bye，大上海！’” 1988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由牧平、苏拓撰写的特稿《“巴拉巴拉”东渡》，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杭在洪就曾是“抡大锤的青工”。1993年他在无线电三十厂的模具车间上班，这可以说是铁饭碗，工作稳定，工资稳定，单位还能分房。
但社会已不再是死水微澜，而是像架在锅上的一壶水，虽然还未沸腾，但底部的热气已传导上来，内部蠢蠢欲动。
杭在洪厂里就有人不来上班了。得了甲肝休病假的人闲着没事，去做生意，做得好，干脆把铁饭碗辞了。也有生产骨干，跑去日本企业开车，拿到的工资是两三千元，厂里三四百元的工资根本留不住他。还有的人忙着办签证，一问，神秘兮兮地回答：要去日本。
周围的人都在发生变化，杭在洪的心也在骚动：是继续在车间里呆着，还是换一种方式去生活。
■杭在洪去的是日本滨松 来源：受访者
这种心态，和金桑何其相似。
金桑名叫金其刚，早在杭在洪摇摆犹疑前，他就已站在人生分岔路上，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1985年，金其刚36岁，在上钢三厂生产一线工作，翻三班。和很多本分的上海男人一样，早班七点上班，他六点多已经在更衣室换好工作服等着了。守规矩，勤劳，有责任感。
上班，回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一成不变地进行着，直到他接到一个电话。“在日本的亲眷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去日本留学，他可以给我做担保。他说改革开放了，你脑子要开放点，国内收入少，到外面去看看闯闯。”
金其刚心动了，可要办辞职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你这是全民单位，也肯辞职？你要想清楚。”单位还是比较人性化，让他办停薪留职，先去日本看看。如果不好，就再回来；如果确实好，半年后再办正式辞职手续。
半年后，金其刚回了一次上海，去厂里正式办理了辞职手续。
“差距太大了，在日本打一天工，抵得上我在上海上一个月班了，怎么还甘心回来（上班）？”
金其刚在日本只呆了两年就回来了。进海关的时候，填申报单，海关工作人员看到了数字，又查看了一下他出去的时间，惊讶地问：“钞票真的噶好赚？”
带来的日币换成人民币，由于最大的只有10元票面，他拿着一大包钱去银行存钱。身边又聚拢来好奇的人议论纷纷：“这个朋友怎么这么有钱？”银行里一个工作人员是金其刚的邻居，对“围观群众”解释说：“人家是留洋回来的。你们还在讲去不去啊，人家已经赚好钞票回来了。”
就是因为有金其刚这样带着真金白银回来的先行者，所以到1990年初，出国已不再让人产生“怎能丢弃铁饭碗”的疑惑，而是让人心生艳羡。
杭在洪评价自己 :“我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但即便如他这样，还是申请了去日本留学的签证。
辞职去日本，对杭在洪来说，是大小环境合力的影响。大环境，是社会在变化；而周围朋友组成的小环境中，有一个人去日本了，之后就一个个地把朋友们都带出去了。
身边的朋友都去了，连女朋友都出去了，自己难道不去吗？
三
■杭在洪在自己的店里 摄影：杨卓
如果杭在洪和金其刚碰头，或许他们会滔滔不绝，惺惺相惜。或许，他们只是，默默坐着，相对无言。
在日本的那段经历，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也正因如此，或许一切都已不必言说。
外人看到的是，金其刚在日本打工两年后带回来的一大包钱。
外人羡慕的是，杭在洪好去日本赚钞票了。“那时出国就差敲锣打鼓了。”家里叫了一辆面包车，父母兄弟、同事好友坐了一车，送他到虹桥机场。在不舍的离别中，也有羡慕：“你好变‘万元户’了。”
杭在洪在日本呆了16年。等到他2009年回上海的时候，就像金其刚一样，也带回了一笔钱。这笔钱沉甸甸的，但并不是拿在手上的分量，而是压在心上的重量。
金其刚到东京第三天就在拉面店找到了打工机会。每天除了必须要上课的三个小时，其他时间他都用来打工。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规划好路线，宿舍、学校、拉面店，时间常常卡得正好。不用读书的日子，他打两份工，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骑车回到宿舍，一倒到床上就睡着了，洗脸洗澡都顾不上。”
那时他们去日本，都要找担保人。一个日本人为了找到吃苦耐劳又廉价的劳动力，愿意做担保人，但条件是要保证在他那打工。
杭在洪的担保人是一家豆腐厂的老板。在豆腐厂工作的同时，他在骑摩托车40分钟的距离处，找到了一家拉面馆的工作机会。
■杭在洪在日本骑的车 来源：受访者
他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先在豆腐厂打工，下午赶去语言学校上课，下课后骑着摩托车赶到拉面店，从晚上5点多做到半夜。
他们的目标都是赚钱，赚好钱就回国。语言学校，只是他们为了维持在日本的合法身份，不得不去的地方。在那里，基本都是趴倒在桌上补觉。
也亏得他们当时还年轻，能承受住如此沉重的工作强度。只是，那日积月累的疲和乏，还是一点点地渗透到了他们身体里。
十多年前，金其刚突发脑梗，倒了下去，醒来半边身子瘫掉了。他认为，中风和他的高血压家族病史有关，也和在日本的经历有关。
“日本回来的很多朋友都生了坏毛病，胃出血、癌症的都有，太疲劳了。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太大。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没看到过这么多钞票，老诱惑人的，就想多赚点钞票带回上海。时间就是钞票，做的时间长，钞票就多。”
杭在洪第一次回国探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拍片子，查出来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可怎么可能，他在豆腐厂的工作，是搬起一大盒做好的豆腐，几十斤，“啪嗒”一声把它翻过来。生产线上，豆腐一盒盒过来，差不多一分钟就要翻一次。
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发现腰疼得根本起不来，但没法休息，只好靠着墙慢慢挪去上班。
做得怨，感到压抑，有一次杭在洪气得一巴掌把豆腐打碎，以此发泄。但也仅此而已。
靠时间和体力赚来的这些钱，带回来，就要好好想想用来做什么。
金其刚是前辈，他的话多少说出了这几位面店爷叔的共同心声：“啥地方都可以投资。做餐饮，开酒吧，私营小厂都可以。有些日本回来的朋友建议我开个酒吧，讲好赚钞票。但是我想稳当点。开酒吧有很多灰色的东西，我只想老老实实做生意。也可以投资开公司，但我想了想，自己文化层次不高，亲戚朋友圈子里可以帮我的人也没有，不好开。加工厂，像家具店、沙发厂，尽管利润高，但我是外行。”
“我想自己在面店两年做下来，餐饮我是内行了。而且不管怎么样，老百姓总归要吃的。辛苦是辛苦，但其它，我不是那块料，只有勤勤恳恳做小生意，本本分分把一爿店守守好。”
四
■杭在洪店里的柜台 摄影：杨卓
那个年代大部分去日本的人，都曾在拉面店或居酒屋打过工。
拉面店的工作，初到日本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因为对语言要求并不高，只要背熟菜单，会说“欢迎光临”就可以了。
况且日本小小的拉面店多得是。一个大叔在街坊邻里找个小小门面，请一两个帮工，一家拉面店就开出来了。
金其刚打工的门面和他现在饮食店的门面差不多大小，开在东京的步行街上，周边都是商场，生意很好。店里有四五个员工，厨房里就他和老板两人。他负责洗碗，切配，忙得连轴转。
金其刚是个优秀员工，除了语言不大“灵光”外，其他都很好。工作认真，勤恳，不偷懒，所以老板很喜欢他。
杭在洪刚开始在拉面店打工的时候，只是做招待。老板给他做了顶帽子，上面写：中国人杭。客人们看到了，会刻意地放慢语速。
■日本打工学到的手艺回来后用上了 摄影：杨卓
和金其刚一样，杭在洪也是属于那种脑子活络、做事仔细认真的上海男人。很快，他就能独当一面了。之后，店长把厨房里的那一套手艺完全教给了他。
在上海从来不做饭的杭在洪发现，自己做菜有点天赋。吃过的东西，他能遵循着回忆把它还原出来。
就说那碗他每周都会去吃一次的泡菜辣酱面吧。在他开面馆后，想把它做出来。于是买来市面上的各种酱油和辣酱，调配出了最接近的味道。“这是很有个性的面，欢喜的人只吃这个，不喜欢的人吃一次就不吃了。”
■墙上贴的菜单 摄影：杨卓
还有一款京葱纯汤面，是他在日本专门的京葱面馆里学来的。
而菜单上的韩国拌饭、海鲜饼等韩式菜肴，是在那儿认识的韩国老太教给他的。
“青工”杭在洪在日本最熟悉的不再是车床和模具，而是灶台和锅勺。回到上海，他已不想再打工了。想自己做点生意，餐饮是跳进他脑海的第一个念头。
但为什么是家面馆，而不是其他？
五
■金其刚在店里忙活 摄影：杨卓
金其刚的店开在1990年，“（那时）我这种私人面店老少呃，国营的多”。
等到杭在洪回上海的时候，私人面馆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
16年间，上海的变化是惊人的。
而从一名31岁的青年，变成47岁的中年人，杭在洪心态上也有变化。
在日本十多年，杭在洪并不是为了再多赚钱，而是开始享受那里的生活。
随着语言能力提高，工作经验丰富，他的工资也有了很大提高，不需要再兼几份工作了。认真工作，品尝好吃的食物，得闲时出去旅行，他就像当地人一样闲适地生活着。
■杭在洪在日本横滨 来源：受访者
本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不曾想，晚上睡觉时，杭在洪开始梦到老邻居、老同事、老朋友，都是十几年没联系的人。
他发现自己想家了。
又正好碰上家里的房子要拆迁，杭在洪决定，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16年的行李也并不是很多，他装了几个箱子，搭船回上海。“一决定好，我就着手准备了。呆的时间太长，反而不留恋了。只是真要走的时候，不希望那么快，所以坐船，沿着日本内陆走一圈，想慢慢离开。”
回到上海，杭在洪和所有从日本回来的人一样，面临一个问题：接下去做什么。
推动他尽快做出决定的原因是，太太怀孕了。
“我们必须要有稳定的生活，不能坐吃山空。要么去稳定地打工，要么自己做。回来后我已经不想打工了，我想一家人天天呆在一起，小孩自己带。那么只有自己做小老板，开个小店最合适。”
也曾考虑过居酒屋，甚或更高级的料理店，但那需要生鱼片等生食料理，对食材要求很高，一不小心就会有食品安全问题。
“或许是年龄的关系，现在更多是求稳。我们普通人想做的，就是大众的料理，让街坊邻居可以吃到健康安全的食物。而我们全家，也在这里吃饭。”
杭在洪说得很坦诚，在他31岁时，并不爱冒险的他去冒了次险。而接近50岁，本能地会选择更为稳当的生活。
在这种微妙的感觉上，孙桑和杭桑要惺惺相惜了。
■孙林泉在自己开的面馆里 来源：视频截取
孙桑，名叫孙林泉，他开了一家“霸气”的黄鱼面馆。1996年，孙林泉从日本回来后，开过酒吧，做过生意，炒过股票。而在50岁的当口，他突然想找件事情做做。“我希望这件事可以做蛮长辰光，不要像投机生意一样，东一枪西一枪，要有种踏实感。”
面馆真的是最具踏实感的生意了。一碗碗面实打实地烧出来，端到客人手上，收来一份份钱。等到这一天熬出的汤全部卖完，他就关起店门。
儿子小的时候，杭在洪在面馆的一角放了张婴儿床。现在，儿子已经是小学生了。因开着面馆，杭在洪真的实现了一家人天天在一起、自己带孩子的梦想。
“即使我以后能开分店，这一家也不会关。因为这不只是店，更像是我们过日子的家。”
■杭在洪坐在自己的店里，心满意足。摄影：杨卓
时间倒回1993年，杭在洪递上赴日的签证申请。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但他做了一个决定：即使签证批不下来，他也要辞职。他想和朋友们一起做点小生意。他们甚至在大柏树看了门面，想开一家面馆。
为什么是面馆而不是其他生意？
“那个时候，其实什么生意都好做，服装生意，卖菜，批发……但这些我们都没接触过，吃不准。我这个人欢喜吃，心想开面馆比较简单，只要去学怎么烧浇头就好，容易上手。而且大柏树那里是居民区，大家总归要吃的。”
那时，他手头有40万日元，是为了留学七拼八凑借来的。那是改变人生的启动资金。
一切都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兜兜转转，此刻的人生，和20多年前的，牵上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