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
但是无论哪个阶段，都不能逃离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进行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为中国的工业化准备启动资金。不同的阶段，仅仅代表不同的组织形式，但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在1953年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写到：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错误。
工业化是首要的，但要完成工业化，首先要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中国也不会例外。
1952——1975年间各时期的资本积累率 单位： %
一五（1952-1957）24.2二五（1958-1962）30.81963-196522.7三五（1966-1970）26.3四五（1971-1975）33.3如此高的资本积累率如何获得？
就像许多晚近的工业化国家，比如德国、日本， *** 必然要直接干预，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进程，提高资本积累率，从而推动工业化的大踏步前进，中国也不会例外。而中国采取的是列宁所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模仿1929年的苏联，借助国家力量，集中所有资源，全力推进工业化。
但是中国的情况又是如此特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 *** 可以集中获取巨大的农业剩余，用来作为推进工业化的资金。而在不同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
互助组
在1952年之前，农民的收入甚至比一些城市工作者的收入还要高。何况，此时苏联投资中国的重工业（二者作为战略盟友，苏联不要求中国马上就还债）。有了外资的帮助，国家也不需要大幅度的获取农业剩余来支援重工业建设，农民的支出是较低的，剩余资金是较多的；并且，当时占据人口88%的农民供养12%的城市人口，是绝对足够的。所以，此时的农民是没有任何负担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也没有出现城乡两级分化现象。
只是，当时城市的市场需求有限，消费不了农村提供的众多农产品。但是农产品数量在持续增加的同时，货币数量却没有同步增长，很快便出现了通货紧缩，农产品的价格也逐渐下降，农民的生产欲望、城市的消费欲望同步降低。生产企业也因为没有市场，纷纷减产甚至是破产，私人资本难以发展。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都出现了过剩劳动力。
*** 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市场低靡，于是便开始大量采购农产品，将过量农产品暂时储存起来，减少市场上的农产品数量，以降低通货紧缩，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失业率。但是 *** 的大量采购，却导致了贪污 *** 、 *** 横行，于是中央 *** 便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虽然打击了违法行为，但是并未有效 *** 市场。而真正解决这场危机的，是朝鲜战争的长时间持续。
朝鲜战争对军需物资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用来运输物资、修建铁路、在军工厂生产飞机、坦克、机枪等军事武器；战争也 *** 了粮食市场，农民也不用再担心生产的农产品消费不掉，而是继续扩大生产。但自己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单干不如合作，于是便相继成立了互助组。在1953——1954年间，‘互助组’逐渐流行。
互助组的组织情况一般是这样：由几户农民在农忙的时候自愿组合，土地、耕畜仍然属于原先的所有者，生产出的产品也归各户所有。但在农忙的时候，三五家自愿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比如收稻子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效率就会有所提高，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互助组在中国有它的经济基础，可以说是历来就有，而不是社会主义开始以后才出现的。在农村里经常有所谓的‘换工’，即在抢收之时，几家共同合作，一次性收割完一家，再到另一家去割，换工合作。所以就会有那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再远的亲戚也不如附近邻居的帮忙来得实在。
可是换工合作容易引发两极分化。虽然互助组的原则是以工换工，但是只有对等的人才能组织在一起，例如强劳动力家庭和强劳动力家庭组合，形成‘强强联合’，他们的产出就会更大，资本积累的也就更多，可以最快的增加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是人的本能反应。
如果完全按照以工换工原则，强劳动力是不愿意和老弱病残组合在一起的。农业生产本就是相互合作才能完成的，但强劳动力生产效率较高，老弱病残效率生产较低，二者是不能合拍的，强劳动力不会自发的照顾老弱病残。
但是如果任由强劳动力独立发展，假以时日，他们就会脱离劳动生产，仅仅依靠雇佣劳动力和牲畜就可以获得收入，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是剥削的开始。那么，辛苦建立的工农联盟阵线就会遭到破坏，而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被认为是新社会的政治支柱，如果任由两大支柱倒塌，那么社会主义又该如何建设呢？社会主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因此，这种做法是必须要被禁止的。
其实，这里也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本强劳动力利用积累的财富，可以到城市中做一个商人，而不用呆在农村成为剥削贫下中农的潜在人群。那么他们为何还要继续呆在农村中？
就是因为1953年的一个政策，切断了他们向城市的转移可能性。
这个政策就是城乡户籍制度。
在1953年之前，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还比较自由，并没有诸多限制。但是由于中国此时的城市中多是156工程中建立的重工业，而重工业又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却是无比庞大的（仅仅农村人口就有5亿），因此出现产业需要与实际情况错位的现象发生。
而吸纳就业人群最多的就是中小型企业，多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但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建立资本市场与信贷体系，融资较为困难。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之下，只有 *** 拥有大量资金。但国家的投资重点在重工业，私营经济投资占比只有6.4%。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组建、发展并获得盈利，因此城市的失业率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也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1952——1975年间基本结构投资结构变化 单位：%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一五（1953-1957）7.16.436.250.3二五（1958-1962）11.36.454.028.31963-196517.63.945.932.6三五（1966-1970）10.74.451.133.8四五（1971-1975）9.85.849.634.8但是随着国家对城市的扶植力度的增加，城市的工资收入越来越高，生活条件也较好，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也比农村丰富的多，因此很多农民便纷纷涌入城市。可是城市无法吸纳众多的农村劳动力，那么没有就业岗位的农村劳动力会去哪里呢？
贫民窟。
这是在很多国家都竞相出现的情况，就是大量无地劳动力涌入城市，但是没有就业岗位的必然结果。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又是世界第一，多达5亿。如果不加阻止，大多数农民都会涌入无充足就业岗位、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的城市，那么势必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对新中国来说，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为了降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必须要实行城乡户籍制度，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做事原则，是符合 *** 思想的。也正是城乡户籍制度，改变了中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稳定了中国的城市。
1952-1978年间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 单位： %
年份农业工业其他195283.56.010.5196581.66.412.0197871.312.514.2大多数劳动力都集中在农村，而城市中无配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唯有发展大力发展农业，积攒剩余资本，将这些资金集中起来，全力发展工业化。
初级社
尽管互助组有潜在的问题，但是农业产量还是逐年增加的，因为生产效率确实提高了。于是，互助组在1953年开始推广的时候，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很快就掀起了组成互助组的热潮。也确实带来了某种规模经济，在抢收、抢种、耕地等方面都为农民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同时也增加了产量。 *** 看到互助组受到农民的欢迎，而且有实际的成效。但是 *** 认为三五户的规模还是太小，从中所能提取的农业剩余还是太少。
由于当时推动工业化的资金依旧大多来自于苏联，所以中央 *** 并没有财政压力，不需要大量提取农业剩余。可是也不能一直依赖别人，我们一直提倡‘自力更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所以在1954年开始推行了初级社，借此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多农业剩余。
更大的原因，是减少 *** 与分散农户的交易成本。
因为，尽管成立了互助组，但是 *** 仍然要与每个农户进行交易，才能获得农业剩余，但是其中的交易成本是极大的，中国的农户数量实在是太多，如此零碎、繁多的交易，交易效率也是极低的。于是， *** 也想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于是成立了初级社，将20——30户人家组织成一个合作社，大约是一个自然村的规模，这比互助组更往前进了一步。
毛主席曾经形象的说分散的小农是‘满头乱发没法抓’，而成立初级社之后，就变成了‘编成辫子就好抓’。也就是说，交易的对象减少了，交易成本下降了。
但是 *** 并没有强制要求所有农民都必须参加初级社，在初级社的组织章程中就写到：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入社与退社是每个农民的自由， *** 还不想干涉农民的这项自由。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加入初级社，因为互帮互助的初级社中，确实提高了农业产量， *** 也获得了较多的收入。
而加入初级社中最积极的一批，就是贫下中农。因为他们原本拥有的生产资料就很少，没有耕牛，田地也是少之又少，如果家中还有老弱病残需要照顾，收入较少，但是开支却很大，基本生存都成了问题。而加入初级社之后，他们的生存可确保无忧，也可以与他人共享一定的生产资料，这在互助组期间是不可想象的。
但对于强劳动力家庭或者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农民，他们是不愿意参加初级社的，因为这不能保证他们利益的最大化。可是，他们的收益却在连连下滑，雇佣贫下中农也越来越困难，于是在形势的压力下，他们也逐渐加入了初级社。
同时，在1953年秋天， *** 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富农不能再进行自由买卖，不能再操控市场价格，这就使得他们手中的农业剩余减少。那些善于投机钻营、不依靠农业劳动的人也失去了收入来源，切断了他们与城市资产阶级的联系，将更多的收入都留在了初级社。
无论是富农，还是贫下中农，都必须依靠种植来增加收入，自由贸易是要绝对被禁止的。从农村政治的观点来看，统购统销根绝了土地出租和兼并的可能，富农想要雇工也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国家也相继推出了诸多政策：
一是建立信用合作社和 *** 低息贷款制度，由此消灭了高利贷等生息资本的盘剥，小农遇到意外风险时可以通过国家帮助渡过难关，而不必借高利贷并因此被弄得破产，无处归依；
二是农机站的机械工具开始下乡，提高耕作的效率，这比耕牛的效率又要高出许多倍；农技站的生产技术也对初级社进行了一定的支持。
其实这两件事业形成了一个闭环。因为在贷款之后，初级社便拿钱去买工业设备，钱就流向了工厂。工业产品被购买，就降低了产品积压，也获得了资金，再生产活动得以继续。
公社如何还银行的钱呢？
就需要农民将农产品交给供销社，实现统购统销，赚的钱还给银行。
这样，农民就可以使用工厂生产的设备和产品，如农机和化肥，那么工厂就活了下来，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可以继续进行。由此也就实现了一个大循环。
但是，在初级社的收入分配上却有两种方式：
一是按资分配，按照入社时的土地数量和带进来的农具、耕畜等分红；
二是按劳分配，将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量变换成工分，到年终时以扣除种子和肥料等之后的农业净产出，然后按照工分的比例来分配。
可是在分配比例上，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分别占据产出值的40%、60%。农业生产需要劳动组合，但土地、耕牛以及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仍以个人私有权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这就需要对这些生产资料给予一定的分红，即按资分配。如果一个人的土地股金很高（土地较多），或者有两头好牲口，他完全可以不劳而获。而对于大多数贫下中农来说，他们没有什么生产资料，只能是按劳分配。但是按资分配的比例依旧很高，初级社将土地股金、耕畜租金、马车费、农具费等费用分配以后，剩下来的供劳力分配的已经很少了，因此贫下中农依旧有被剥削的风险。即使所有人在一起付出同样的劳动，贫下中农所得收入依然远远小于富农，长久累计下去，只能是富者愈富，穷者越穷，两极分化的现象依旧存在。尽管后来两种分配方式比例改为20%、80%，但在初级社阶段始终未能消除两级分化的可能性。
高级社与人民公社
初级社的所得收入依旧有很大一部分为个人所占有，即使下调按资分配的比例，但也不能保证 *** 最大规模的提取农业剩余，仍然有一部分收入归于富户，而不是归于 *** ，因此 *** 所能动员的资金依旧有限，而重工业体系又需要庞大资金来维持。
于是在高级社阶段，土地不计股金，所有耕畜、大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被合作社买去，土地所有权也上缴到 *** 。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按资分配方式取消，只根据计算工分来分配收入。
在1956——1957年， *** 又开始推行高级社，每个高级社的户数也增加到150——200户。高级社的数量更加少， *** 的交易成本进一步下降，收益也随之扩大。
但是在1956年，人大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农民所提供的土地、农具全部归公，不再允许私有。只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依旧存在。
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当合作社里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干活的时候，生产率就会下降，平均收益就会低于单干时的收入，那些愿意努力干活的人发现留在合作社里越来越不划算，就会想要退出高级社。这种退社的自由，一方面对于努力干活的人是一种保护，对偷懒的人是一种实质性的威胁，偷懒的人是享受不到规模经济的好处的。
因此，此时的生产率也是较高的。可是高级社的寿命并不长久，很快就被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所取代。
而选择在此时将高级社拓展为人民公社，在1957年，苏联的撤资也是重要因素。
由于此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的技术援助中断，苏联工程师、技术人员，甚至是图纸都全部撤走；资金支援也随之终结，而原先将中国作为盟友的苏联，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此时苏联不要求中国还钱。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提供的资金，中国是必须要还的。
但新成立的中国，并没有多少钱还给苏联，只能是更大规模、更集中的获取农业剩余用来还钱，并且还要维持工业设备的有效运转、重工业体系的稳定。此时的中国，遭遇到了建国以来的一次大危机。
而初级社所产生的收入虽然较大，但仍有一部分归于富户， *** 没有获得大多数收入。但形势比人强，唯有先解决眼前问题，才是关键。那么就只好将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镇），平均每个人民公社有5000户人家、10000个农民和60000亩地，规模相当庞大。整个公社就变成了一个生产单位。将规模经济继续扩大化，并继续缩小交易成本。
在1957年苏联撤资之后，中央 *** 失去了外资支持，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难以为继，只好允许地方 *** 发展工业化，维持156工程时期建设的工业体系不垮掉。
但是地方 *** 缺少资金，中央 *** 又无多余资金援助。于是，为了集中资金推进工业化，只能向农民伸手，提取更多的农业剩余，将剩余集中起来，用以推进地方工业化。于是，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于1958年8月出现，仅仅三个月，全国99%的农民都加入了人民公社。并且，‘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章程被取消，农民必须加入人民公社，所有农业剩余都必须交由 *** 来统一调配。
在分配方式上，人民公社实行的还是按劳分配，先是评工计分，然后按照工分来进行分配。这也是规模经济的一种体现，同时也解决了水利问题。
因为初级社的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小，要想增加农业的产出量，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不只是投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水利也是关键一环。
在中国古代，就有修建大型水利设施的先例，比如都江堰，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得成都平原变为‘天府之国’，成为秦国的重要粮食供给之地，由此可见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如果增加水利设施，及时灌溉田地，农业产出必将进一步扩大，剩余必将增加。
但是，仅仅凭借高级社的规模，不足以征集庞大的劳动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那就只好将多个高级社联合起来，组成人民公社，从而可以更加快速、有效的动员更多的劳动力来修建水利工程，例如小水库、灌溉渠，基本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
有其利必有其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民的工作积极性开始下降。在10000个劳动力中有一个劳动力干得比较积极，产量增加，他也仅仅分到了全部产量增加的万分之一；如果消极怠工，产量有所减少，但个人只是减少了整个公社减产的万分之一。这样的激励机制导致大家都不好好干，因为增加的一个单位投入的成本是自己的，但是收益却被别人分了，结果造成普遍的积极性低下，产量也必然会减少很多。
剥夺退社自由，造成的普遍劳动力投入下降。当下降的水平多到可以抵消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生产力自然就会下降，这个过程的形成是极为迅速的。在这种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集体的生产力水平就要低于单干的水平之和。尽管在1962年之后，农业大量引进的新科技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但依旧比1952年的生产力水平低20%左右。
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尽快偿还苏联的贷款，而苏联又不需要中国的工业品，只是需要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这两种资源是苏联紧缺的。
因此， *** 需要更大程度的获得农业剩余，于是也暂时采取了按需分配。于是便有公共食堂的建立，吃饭不用花钱，也节省下做饭的时间和做饭时需要的稻草，但是也让每户人家没有了储备粮食的习惯，在短时间内就把家里的粮食吃光了。储备粮减少，农民随时都有饿肚子的可能，于是在1959年，就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公共食堂也就不再实行。
并且，在大跃进之时，大炼钢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甚至是学生，都被动员起来炼钢铁）。于是，较多的农业劳动力被转移到重工业之中，而农业上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导致农业产出大量减少，1959年的全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15%，1960年粮食产量在1959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15%，1961年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
1957年的粮食产量是3900亿斤，1961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900亿斤。并且其中很多粮食，还不能自己用，还要抽调一部分用来还给苏联。
地方 *** 的大量投资，都没有产生多少回报（更加没有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在1959年就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33%），到1960年，甚至无法进行简单再生产。
失业率也大幅上升。原本有一亿多人的就业，后来就变为7000多万人，将近3000多万人无法就业。于是就有‘上山下乡’运动，将城市过多的失业人口，比如知青、产业工人、教师等转移到农村中去，防止在城市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吃一堑长一智，在1959——1961年的危机之后， *** 不再迷信规模经济，大跃进运动也就停止了。但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加（每年2000万+的婴儿潮出现，妇女的平均生育率高达惊人的5.8，每家有七八个孩子的也都是正常情况），那就需要加大农业投入，提高粮食产量。
于是在1963年开始， *** 对农业的投资也由‘二五计划’时期的11.3%提高到17.6%，矮秆水稻也迅速诞生，并在全国推广。这比常规水稻的产量高出30%，而袁隆平院士在1973年研制、1976年推广的杂交水稻，在矮秆水稻的基础上再次增加30%，极大了满足了全国人民的粮食需要。
在这次粮食危机之后， *** 也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做事方法。因此直到现在，没有再次发生粮食危机，即使是在去年的全国封城期间，粮食供应依旧充足，即使是全国农民一年不从事粮食生产，也是有粮食吃的。
尽管1960年代左右的人民公社经营惨淡，但是它并没有解体，只是规模缩小了，恢复到生产队单位。一个生产队只有20——30户人家，也就是恢复到初级社的规模，采取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总体而言，生产队基本上是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的分配方式。
在《 *** 文选》第一卷中，也曾写到：
农业要恢复，要有一些列的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然后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方面就是工业支援农业。
在第一个方面。要解决农业自身的问题，主要还是要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全面提高农民参与农业生活的积极性。
同时也加强灵活性。适合种植的土地就种植，适合放牧的土地就放牧。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就让它合法起来。
而在第二方面，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棉花的问题，就可以从用维尼纶来代替棉花，减轻农民棉花供应的压力，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 *** 农业生产的发展。
后记
尽管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并不长，它也为中国带来了很多的不幸。但绝对不能磨灭它为中国所做的贡献，如果没有它，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会慢很多，更谈不上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每个时代就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抱怨。
就像舒婷在《一代人的呼声》中写到：
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不幸。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灵魂。。。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