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苟东锋 尹紫涵 王伟民 邓希玮
新冠疫情作为一个世纪级别的人类社会现象，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它提醒我们重新思考群己关系。新冠使人们意识到，个人看似可以独立于社会之外，实际上没有可能。疫情等于宣布了一条人道原则，一个人不可能独善其身，即人类是一个整体。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重启爱人与爱己这一古老的话题，思考疫情时期人与人的关系问题。5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爱人爱己之辩——疫情时代如何关爱他人”为主题举行“共同抗疫 智性对话”。对话者包括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苟东锋副教授，硕士生尹紫涵、王伟民，本科生邓希玮。
爱自己，即爱天下——疫情时代的群己之辩
苟东锋：本次上海疫情，从三月开始，至今历时三月，终于有了稳定的趋势。回顾惊心动魄的这三个月，作为此次疫情的亲历者，相信每个身处上海的人都有不同的感触。华东师大哲学系在上海疫情爆发以来，已经组织了多次“共同抗疫，智性对话”的活动，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教师作为引谈人，就疫情相关的话题与同学们进行对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它可以使得抗疫的话题变得既深入又具体。系里这次邀我做一次引谈，借此契机，我也梳理梳理一些感受，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做一点引申，以为抛砖引玉。
新冠肺炎（covid-19）的爆发，作为一个21世纪“现象级”的人类社会事件，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它提醒我们重新思考群己关系。新冠使人们意识到，个人看似可以独立于社会之外，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新冠疫情等于重新宣布了一条人道原则：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新冠病毒几乎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气候地攻击所有人类个体，它不会将人区别对待，只会无差别地感染任何人。这种情况使人们重新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个体，任何团体和国家都不能例外。就像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新冠面前，也人人平等。据说，“新冠病毒，专治各种不服”。总有些人认为自己很特殊，可以置身事外，新冠病毒专门克治这种傲慢。
在疫情时代，让我们回到一个古老的中国哲学的话题：爱自己，还是爱天下？我们主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当人们说他们爱自己时，请问，他（她）是否能真正做到爱自己，自爱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其二、当人们说他们爱别人时，请问，他（她）究竟在做什么，爱别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了使讨论更集中，我们将通过疫情中的三个现象来考虑这两个问题。
自保与监督：居家隔离现象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疫情期间出现了很多口号，反映了我们应对疫情的基本方法和态度。疫病最大的特点是传染性极强，因此抗击疫情的基本方法就是居家隔离。可以发现，大量的宣传口号都是这方面的。这些口号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待在自己家里，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我从网上搜集了一些，读给大家：“疫情当前不添乱，待在家里莫乱转，人人就是做贡献。”“居家隔离，减少外出，就是最好的防护。”“不出门，不添乱，宅在家里做贡献；人心齐，泰山移，抗击疫情没问题。” “不动就是最好的行动。”“猫在家里也是贡献。”“不出门是贡献，不接触最安全。”“天天吃，天天睡，在家没有高消费；不出门，不添乱，在家待着最划算。”“关键时期，待在家不外出，是我们最大的职责。”还有好多，不胜枚举。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下疫情期间的这种居家隔离行为。
一般来讲，缩居在家是一种消极而无所作为的行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物资得到一定保障的前提下，居家独处也是件轻松的事。居家隔离期间，一个人只需管好自己和家人就行了，不用考虑别人。然而，在疫情这种特殊情况下，这种自保的行为在客观上却带来了一种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效果。这是一种合理、合法的独善其身。而在平时的常态下，一个人窝在家里，不来到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只顾自己的自私行为。居家隔离虽有自保的意味，看似忽略了他人，然而在疫情的特定背景下，人人能够做好自己的防护，就是对别人的最大善意，或者说这种自爱行为的实质就是爱人。疫情时代的这种情况说明，爱自己与爱天下之间存在某种根本的一致。
这使我想到老子说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道德经·第十三章》）老子认为人类忧患的所有问题有一个总根源，就是我的身。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应当从身上下手。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贵身、爱身，那么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问题在于，人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贵身、爱身？老子认为如果能够找到这么一个人，他能将他的身看作和天下同样重要并且去爱护，那么整个天下就可以托付给他。老子的言外之意是只有懂得爱自己，才能懂得爱别人。藉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一个人爱天下人，爱陌生人（或如耶稣所言“爱邻人”）是如何可能的？换言之，利他行为是怎么产生的？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相信成己成物，成物成己，一个人只有在爱人的过程中才能成就自我。也就是说，我爱他人的我，不过是一个暂取的词，还未真正成立。墨家认为，在爱他人的过程中，自己可以获得更大的回报。法家则主张，利他的行为并不存在，人性的本质是自私。道家的理解或许更真实，也更深刻。他们发现，我之所以爱天下人，只不过因为我懂得了爱自己。换言之，真正爱自己的人，一定会爱天下所有人，天下神器只能托付于这种人。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不配将权力托付给他。可是，原因何在？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之所以对他人产生同情心（爱怜之心），往往是由于他（她）在别人的眼中或身上看到了自己，因此他爱人的举动就其本质而言是爱己。生物学家甚至从基因的角度证明，利他行为的本质是利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这是现代科学家给出的论证，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问题，但似乎还不根本。道家的看法则深刻许多，因为它涉及对自我的本质的追问。当老子提出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自然懂得爱别人时，他其实是向每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我们扪心自问：我真的懂得爱自己吗？一个人头脑中那个爱己的信念，一经反思，便千疮百孔。因为，人往往只爱此时此地的自己，而不懂得爱过去未来，或者远方那个自己，认为那个自己不是自己。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熬夜、吃垃圾食品，做一些 *** 而有害的事，如果真的爱自己，就不该去做；又如我们还将那些有不道德或不检点行为的人，叫作“不自爱”。可见，自爱的涵义极为广大，大到与爱人重合。
关于爱的本质，南怀瑾曾给出一段有趣的阐发：“多年前，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问我，爱情哲学的内涵是什么？我的答复，人最爱的是我。所谓‘我爱你’，那是因为我要爱你才爱你。当我不想，或不需要爱你的时候便不爱你。因此，爱便是自我自私最极端的表达。其实，人所最爱的既不是你，当然更不是他人，最爱的还是我自己。”（《老子他说》）诚然如此，一个真正有资格、有能力爱人的人，首先要自爱、自立、自尊、自强。在恋爱现象中，那些一味讨好对方，以对方喜好为转移的人往往得不到对方的青睐，反倒是那些高冷的，因为拥有独立的自我和人格，会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常常俘获了芳心。因此，那些总将爱人、爱天下、爱人民挂在嘴边的人，虽然其中也会有好人，但总是透着一种不自然。这种人，往往并非真的爱人，而是别有目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居家隔离其实从一定程度限制了个人的人身自由，因而对很多人来讲，并不是一件轻松自在的事，甚至要做出巨大的牺牲。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个人做出的牺牲？从这个角度理解，居家隔离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出让自己的权益，来达到一个所谓爱天下人的目的。
对于这个问题，传统思想中的显学，儒家和墨家均相信只要决策者贤明，个人无妨牺牲自己的利益；只要名义正当，舍身取义亦不在话下。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运作方式就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运行在这条轨道上。然而，这套运作方式建立在相信领导且领导圣明的前提下。现实中，这一前提往往无法得到保障，道家就始终对这种圣贤人格以及圣人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庄子就认为：“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胠篋》）庄子立足怀疑主义的方法，认为天下的坏人多，好人少。那些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的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权力轻易交给一个人，谁又能够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进而损害公共利益，使个人做出无谓的牺牲？因为那个人是坏人的几率实在太大了；即使恰巧碰到一个好人，在权力的腐蚀下，谁又能打包票，这个人不会变质呢？
因此，道家的杨朱学派就干脆宣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从道家的背景看，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从表达效果看，也足够吸引眼球，可以有效传播杨朱学派的主张。（果然，后来杨朱学派的作品虽然失传了，这一主张却借着其论敌孟子而流传了下来）杨朱不过是在怀疑，有人会以“利天下”为名义，而要求剥夺我的正当权益。孟子认为“杨子取为我”，是一种极端自私的行为，不足取，实在误解了杨朱。实际上按照杨朱的看法，如果每个人在面对公共权力要求牺牲自我利益的时候，都能保持一份警惕，就可以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进而使之更好地服务大众。这样一来，这种貌似自爱甚至自私的行为，反倒是一种根本意义的爱天下。
怒恨与安抚：感染者困境
疫情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分为两类：病毒感染者和非感染者，或者说，“阳的”和“阴的”。由于新冠病毒极强的感染力，特别是面对奥密克戎（Omicron）这一传染性增强的变异毒株，每个正常人即使再注意防护，也随时可能感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对待病毒感染者就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人一旦感染了新冠，好像马上有了原罪，就会受到了歧视、排挤甚至谩骂。新冠感染者污名化的现象屡见不鲜。网络曝光，有防疫人员背上画着抓羊的图画，他们将新冠阳性感染者称为“羊”，将管控阳性感染者的行为称为“抓羊”，一些人更是制造出了“小羊人”“两脚羊”“公羊”“母羊”“抓羊”等自以为调侃和玩梗，却充满了歧视意味的词语。新冠感染者有罪吗？如何调节乃至化解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试做一些分析。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提出一种人我关系的良好设想：“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子贡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大概是这样的：我不想别人来加害我，我也不会去加害别人。孔子的答复是，这不是你个人能办到的。新冠疫情完美地诠释了孔子对人与社会的理解。在新冠疫情下，病毒防不胜防，一个人既做不到完全的“无加诸人”，也无法完全避免“人之加诸我”。两者都无法保证，那么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似乎就无可避免了。因而问题只在于如何避免矛盾的激化，进而消解矛盾。
首先，从病毒感染者的角度看。须知一个人一旦感染，就不再只是其个人的事情了。感染者的不当行为随时可能影响他人，危及社会安全。因此，新冠感染者有责任有义务做好个人防护，并尽可能配合防疫部门，阻止病毒扩张。然而，现实中，感染者即使做到了上述要求，依然可能面临来自社会的指责和压力。此时则应当调整心态，一方面固然不必过度自责，另一方面也不能有恃无恐。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时不时能看到，有阳性感染者故意散播病毒的消息。不必奇怪，在这种报道下面的评论中，会出现很多喊打喊杀的。事实上，作为阳性感染者，本身已经被很多人针对了，处于矛盾的对立方，应当十分注意避免激化矛盾。甚至还需要通过有所作为的方式，消解潜在的矛盾。
庄子曾经分析了“路怒症”的现象：“方舟而济於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於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庄子·山木》）这与今天马路上经常上演的“路怒症”一样，只不过马路变成了水路，汽车变成了船只。庄子说，假如前面有一艘船挡住了唯一的水道，后面船上的人很着急，想过过不去。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前面的船上没人，那么后面船上的人即使脾气再差，也不会生气，因为他不至于为一只船而置气；另一种情况，前面的船上有人（或者被后者认为有人），这时候，后面船上的人即使脾气再好，最后也会愤怒。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怒恨的产生，从最根本的层面而言，并不决定于你是否做错了事，而在于你是一个人。人只会生人的气，人只会恨人。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有动机的。一个人永远可以怀疑另一个人的动机不纯，认为他故意针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智者一定懂得，一件可能对别人造成麻烦和伤害的事，即使不是自己的过错，也有可能引发矛盾。庄子给出的化解矛盾的方法是“虚己以游世”，所谓“虚己”就是“无我”，亦即消解掉自己那个动机。其实就是解释一下，声明自己不是有意的。虽然自己真的不是有意的，但解释和不解释是不同的，解释是一个姿态，自然会起到消解矛盾的作用。
其次，消解人与人的矛盾也可以通过感染者周围的非感染者的角度来看。暂时尚未被感染的人出于自爱，对于感染者的埋怨是可以理解的。但将其上升到言行的层面，对感染者造成伤害，则不合理。如果他（她）能真正做到自爱，自然会想到感染的事也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此时怎样对待别人，与彼时人们如何对待自己，是完全一样的。因此，爱人就等于爱己。
爱人与爱己：戴口罩问题
新冠疫情是个全球性事件，各个国家对待疫情的处理政策和应对方法都不同。目前而言，中国模式看起来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这里可以从文化上做些探讨。为了使讨论更集中，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西方对戴口罩的不同理解。面对疫情，西方人坚决不戴口罩，甚至通过 *** *** *** 戴口罩的政策，歧视、谩骂和侮辱戴口罩的人也是常有的。中国人，不管身处国内还是在海外，大都自觉戴口罩，恨不得全副武装，还相互监督是否戴口罩。当我们看见两个人吵架，那个不戴口罩的人的印象分马上就没有了。
对戴口罩的不同理解，首先涉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习俗。西方人以往的常识是戴口罩就等于生病了，戴口罩出门就是告诉别人，你生病了。那么既然生病了，为何还要出门，这不是故意要传染给大家吗？他们会得出结论，戴口罩的人不懂得爱别人。中国人以及东亚国家的人则认为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别人，当我感染了病毒或不确定是否感染了（无症状感染者），口罩是一个善意的符号，表示与我的有限接触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戴口罩的人恰恰是懂得爱别人。在这里，口罩是否能有效阻隔病毒的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尽管后来西方的医学专家及政治人物纷纷站出来，宣布戴口罩确实是有利于减少病毒传播，但是西方人对戴口罩的看法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有人将中西方的文化心理差异概括为两句话，西方人信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国人则相信“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在西方近代以来所建构的文化传统中，自由是根基，当自由与其他任何原则发生冲突时，自由的优先性应当得到保证。这种观念深入西方人的骨髓中。对于西方人而言，自由的优先性不能得到确定，整个社会就会崩塌。这是西方人心目中一条根深蒂固的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主要指消极自由，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因此，他们对于公共权力对个人权益的扩张极为警惕和敏感。不仅是戴口罩，其他如持枪权等都是如此。
西方自由原则的优先性可类比于儒家思想亲情原则的优先性。《论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叶公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只讲公道，甚至可以不顾惜亲情。孔子则认为他所理解的良好社会，公道中必须包含亲情。总之，如果亲情原则的优先性不能得到保障，在孔子和孟子看来，一个社会就会崩塌。这就是儒家亲亲相隐的理论。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中国人一直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有情的社会。保障亲情原则的实质并不是凡事都要讲血缘，而是要建立一个有情有义的社会，并防止整个社会陷入某种冰冷秩序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前一种情况，虽然民众遵法守令，却失去了廉耻之心。孔子认为这不是理想社会的模样，他所向往的是一种有温情，人民有羞耻心且有向心力的社会。
梁漱溟曾经总结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其基本特质在于“互以对方为重”。这自然是儒家中国千百年来所积淀而成的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语），这种心理结构到今天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一般总会习惯性地先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不仅体现在戴口罩这件对个人而言并不算困难的小事上，还体现在更多的容忍上。因此，一旦人们相信某种公共政策是对他人有好处的，都情愿委屈自己。疫情发生以来，大量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各种大白都积极站出来，无怨无悔地服务他人。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如何评价中西两种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虑。不过对我们而言，总体的思路应当十分明确，就是在对我们自身的传统有充分认知和自信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在感受现实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已经大致可以想象到那个我们必将走向的正义社会的样子。想必那一定是一个一方面人与人之间能够互以对方为重（有情），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有义），是一个已经找到了能够消解两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社会。互以对方为重意味着我们懂得爱人，保障个人权益意味着我们懂得爱己。消解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许意味着我们懂得了爱人即爱己。实现这一目标自然可以寄希望于中西互鉴，如前所述，也可以从儒道互补中寻觅。
疫情共同体下的克己与爱人
尹紫涵：苟老师在刚刚的讲座中提到了疫情期间如何爱人爱己的问题。我也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3月以来的抗疫封控带给我比较大的感受是人们处于特殊的疫情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与密切。一个个体看似很小的（如违反防疫规定）行为便有可能带给封控群体重大的影响。处于这种特殊的情境中，如何关心他人一方面体现为“克己”的约束，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奉献”的大义。
在克己的意义上，克己与爱人呈现为一体两面的关系。遵守防疫规定、做好自我防护、重视自身的健康这些看似是对主体对自身的负责，并未展现出对疫情中他人的过多关心，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使得彼此之间处于一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之中，彼此之间关联甚为紧密，克制自己的欲望（如违反防疫规定偷点外卖等）、避免侥幸心理、顾及他人是否会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而承担感染以及延长封控期的风险，出于该种考量而对自我行为做出的约束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他人的关怀。
另一方面，在共同抗疫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也流露出许多温情与大义。这是一种源自于主体自身的自发性奉献。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受疫情封控或在家、或在校、或在公司，在此期间与你 *** 、联络密切的未必是家人，而可能是封控在一起的同学、同事、志愿者、甚至是先前虽同住一栋楼但彼此之间仍旧“陌生”的邻居，因疫情的特殊性，封控群体彼此之间 *** 、彼此间产生关联，从而生发出一种自觉的互助与友爱。比如，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网络上有许多将自己余下的物资分给有需要的邻人、或是将自己团到的果蔬送给周边邻居等等的帖子，驱使这些行为的发生并非一种来自于外部的力量的强加去关爱他人，而是一种自发性的情感促使主体对他者的关爱；再比如说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仍然无偿投入到防疫工作中的志愿者，这样一种奉献精神同样也是一种爱人的体现。
苟东锋：紫涵刚刚提到了“疫情共同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使我们想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场域，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儒家的亲亲原则，似乎很难与疫情之下的爱人问题联系起来。儒家的爱人非限于亲情本身，亲情只是理解仁爱的一个方法，仁爱是比亲情更大的范畴。宋明理学家对此有深刻的拓展，比如程颢提到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他以身体为喻，认为“手足麻痹为不仁”，这说明“仁”实际上是一种认得对象物为自己组成部分的感通，一个人如果不仅知道自己的饥寒痛痒，更能对他人的饥寒痛痒感同身受，就是“仁”。不管是“疫情共同体”，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根基都是感通之“仁”。从这个角度来看，疫情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哲学仍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刚才紫涵还谈到了“克己”的问题，疫情期间，不管是居家行为还是社会活动都对大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克己”的要求。如我们刚才所说，克己一方面指向爱人，另一方面也指向爱己。就爱人的层面来说，克己往往指向对别人表示友爱的行为，比如男性拱手礼会以右手在内，左手在外，表示没有敌意，向人示好。这里的克己实际上就包含着友爱。就爱己的层面来说，克己最终指向爱己和成己。假若克己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要求以规训主体自身，那么这种克己便是外在的、异化的克己。孔子讲了“克己复礼为仁”之后，马上就反问“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下之意，克己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与自身是同一的。这也表明儒家的“克己”应当是自觉且自愿的，否则便是对“克己”的异化。疫情期间的种种政策显然包含了要求克己的一面，我们应当从克己中找到与自我同一的一面。所以综合看来，克己既与爱人相协调，又与爱己相统一。
“诚明”——爱己亦爱人
王伟民：苟老师在谈论戴口罩问题时涉及的中西方视角比较的问题让我很受启发。我还没有注意过，西方人会认为戴口罩意味着不健康，而戴口罩外出则因此意味着危害他人；东方人则认为戴口罩则意味着保护他人、让他人放心，故戴口罩则意味着善意。这也让我特别关注到爱己向爱人的过渡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在疫情时期，戴口罩与自我隔离就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即每个人都做好自我保护、避免感染。不过，由于情况的特殊性，戴口罩与自我隔离也体现出爱人的一面。一方面，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不感染新冠而戴口罩、自我隔离；另一方面，由于病毒的传染性，我们的这些自我防护行为也具有保护他人不受感染的意义。前者体现了爱己，而后者则体现了爱人。尤其在中国，人们对于这些抗疫的行为的遵守还是比较自觉自愿的。
上述的这些内容又让我想到了《中庸》中的“诚明”问题。首先，这些行为是一种向内的“诚”，即个体认识到了自爱以及爱人的问题，所以个体对自我隔离等等行为表现出了自觉自愿的意向。但是，个人如何将自我的“诚”“明”于他人呢？为了完成这一“诚明”，个体选择了在行动上也进行戴口罩和自我隔离等行动。我想，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行为，但它体现出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和两个不同方面的内容。
而“诚明”问题又涉及人与人相知的问题。这和之前谈到的病毒感染者升级有关的。由于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增强，人人都有可能变成病毒感染者。这就有可能造成人人自危的情况。在这时候，人和人的关系就比较紧张了。这让我想起霍布斯在描述自然状态时提到的那种人和人的紧张状态。在这种紧张状态中，自我保全和互相猜疑是重要因素。在疫情期间，人和人的关系也和这两个因素有关系，即个体想要保全自我又怀疑他人是否是感染者。那么，人和人的关系就不呈现出一种善意推导。我们如果想要扭转这种非善意推导，那么将善意“明”于他人就显得十分重要。那么，戴口罩和自我隔离等行为就变得非常必要。
最后，如果我们再将这个问题向上追问，那么，我认为这就涉及忠恕之道。一方面，个体需要用忠恕之道来规范自我，即个体自我“明诚”；另一方面，个人又以忠恕之道来善意推导他人，认为他人也遵守忠恕之道，即个体与他人能够互相理解且立场一致。这样，我们在忠恕之道的指导下，先完成自我的“明诚”，即自觉自愿防疫。同时，我们又以实际行动“诚明”于他人。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便处于一种善意推导。那么，人与人的紧张就能缓解。这样，爱己与爱人就一定程度上实现过渡。
苟东锋：伟民谈到了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既然爱人与爱己最终是同一的，那么两者之间是否需要某种过渡。伟民提出一个很好的解释，这是儒家的处理方式。儒家强调入世，入世是基于爱天下，入世的精神其实就是爱人的精神。但儒家并不是为了爱人而爱人，还强调爱人要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来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儒家关于爱人与爱己如何配合的一种具体讲法。爱人就是爱己、成物就是成己的讲法毕竟太抽象，没办法落实。如果分为“穷”和“达”两种情况，就容易操作了。比如说，在抗疫的情况下，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让你为大家服务，你怎么选择呢？按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看，如果你正好有空，也有能力，你就站出来为大家奉献；如果你觉得不方便，你就待在家里，别添乱，这也是一种贡献。
伟民的另一个想法是认为戴口罩涉及“诚明”问题。其实，口罩就是一种符号。在社会当中，陌生人彼此互不了解，主要就是依靠一些符号来获得抽象的了解。正如之前我们谈到的东西方对于口罩这种符号的不同看法。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西方人从口罩推导出不爱人，而东方人从口罩推导出爱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诚”是不够的，还要显出“明”。而“诚”到“明”之间的过渡，是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涉及到对于“明”的理解。《中庸》对此有集中的论述。它是一个“择善而固执之”的、后天的以及与学习和思考相关的复杂性问题。而且《中庸》认为“明”要由“诚”发出来，即“诚则明矣”。你刚才又谈到这个问题涉及新冠疫情期间人与人关系问题。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我们常常处于陌生人的环境中。在疫情背景下，人和人不仅是陌生的，相互之间还是有威胁的。这就类似于黑暗森林法则中的紧张关系。因此，仅有“诚”是不够的，还要将“诚”发出来，变为“明”。庄子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像“游于羿之彀中”，天下到处充满后羿一样的神射手，每个人随时随处处于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沟通和解释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沟通解释就是“明”。如果我们仅从“诚”的角度，沟通实际上就被阻碍了。儒家认为“诚于中,形于外”才能产生真正沟通。有了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畅通了。从一定程度上，人与人的矛盾也就消除了。
“亲亲而仁民”——从自爱到兼爱
邓希玮：我认为今天苟老师对于“自爱与爱人”的解读深化了我对“兼爱与自爱”这一话题的思考和理解。墨子对人性有一个利己主义的设定，在这种状态中私人意见比比皆是，非常类似于霍布斯所讲的自然状态。其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导致不能和平相处，最后甚至相互侵害。不过，这里的利己主义是心理利己主义并非伦理利己主义。所谓心理利己主义，简言之，就是每个人从心理上都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只是事实描述，并非价值判断；而伦理利己主义则强调每个人都应当去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墨子对这种自私性持有批判态度，他要求人们都应追求兼爱，破除掉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之爱。但是在墨子的学说中，人缺乏兼爱的动机，或者说墨子为兼爱学说所提供的根据是外在性的，或者通过经验历史来确证兼爱之利，如：“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墨子·天志上》），或者通过天志明鬼来为兼爱提供外在根据，如：“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同时，墨子为了保证人们都能遵守兼爱原则所提出的制裁理论，也都是政治与宗教制裁，难以提出人的内在道德良心制裁。那么这样的困境如何解决呢？
我认为苟老师提到的孟子所说的“亲亲之爱”或许能够沟通“自爱”与“兼爱”。孟子认为人都会自爱或“爱其身”，这种“身”并非仅仅涉及人的肉体欲望，因为人身之中已经存有了道德性的一面，“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人天生就是具有良知良能的，所以自爱本就具有超越自身性而贯通于他者的本然指向。而“亲亲之爱”则具有差异性和互通性两重特点，一方面，人身源出于父母及其族类，对于亲近之人情感上更为关切的倾向是很自然的，这超越“自爱”的第一步，当然就是“亲亲”之情；另一方面，儒家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因而能够产生“恻隐”“辞让”“恭敬”等爱人的行为，正是因为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忍”，我们的情感得以敞开为普世化的兼爱，这是一个类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过程。因而我认为，在儒家思想中，在爱的两端中间有一个联接点，也即“亲亲之爱”,它表现了两端的互通性，具有一种中介性的意味，从而打破了墨子思想中自爱与兼爱的二元对立性，架起了从自爱走向兼爱的桥梁。
苟东锋：希玮刚才主要从墨家的角度谈了一些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其中有两个问题很有意义，值得再引申一下。提到在墨家的利己主义人性设定中，私人意见的彼此冲突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用墨子的话来说，就是“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个人意见的冲突很快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割裂。因此，墨子政治哲学中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统一意见。
希玮的另一个问题兼爱者是否有动机。以疫情期间的志愿者行为为例，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一种是现实层面：正如墨家相信“兼相爱，交相利”，志愿的行为绝不是，也不必是一种纯粹“无我”的奉献。墨家相信，投桃报李的交相利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则，也就是说，即使个人没有期待，他的志愿行为也并非没有现实的“利”的回报。第二种则涉及超越层面，首先，正如庄子所评价的“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墨家一心为人的举动非常崇高，使人动容。墨家主张可以用国家名义对于那些践行兼爱精神的人进行表彰，给予“名”的奖赏（法家、儒家后来一样）。此外，墨家还认为兼爱是一种上天的意志，这就使得兼爱具有了某种神圣超越的价值。今天，我们实际上依然在墨家的延长线上，一方面，无私奉献者会被授予相应的荣誉，另一方面，无私奉献虽不必“上通天志”，却也是崇高的精神事业，具有某种超越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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