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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青铜金文的前世今生：金文今译不能望文生
既然，这些“弄器”很多都自带“弄”铭，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古代铜器铭文说起。
如果说，对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自铭带“弄”字，而将该器物定名为“弄器”，那么，我们就应该事先搞懂青铜器铭文的前世今生及其发展变化史，以及当时的环境、语境等，以利更好地为“弄器”正名。
有时还要结合铭文或器物的主人、作者的生活状态、国别时代特征等进行考辨，这是解读铭文的重要基础功课之一。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这是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小说家和小说史研究家提出的质疑和要求。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李辰冬先生也指出：一部作品（我们姑且将铜器铭文也作就一部作品）的认识，至少得从时代和个性两方面着手。
所谓时代，指由经济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是作者从事创造（作）的标向，同时，也是读者识读 *** 之所在。
所谓个性，指由特殊的环境、教育、血统、生活等等而形成的个人意识，这种个人意识是组合一部作品特点之成因。
尽管时代意识彼此相同，若个人意识殊异，则人生的认识、创造的手法也随之而异。由此而论，可知只做一般版本、回目、故事及章法等等之方面工作是不够的。
古人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明确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
实际上，知世论人同样是需要的，尤其是，在研究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品的作者时，作者的时代情况、时代意识就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础之一。
没有这个基础，一切关于经典的研究只能看作不同时代个人对经典的赏析感受，与作品的思想与审美，也即作品要表达的作者思想、表达主旨、技法等不可避免的产生隔阂、矛盾，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也即鲁迅先生所谓的“近乎说梦”。
再回到前例《宋书·后废帝纪》文字：“白刃为弄器”，从字面表层意义来看，“弄器”理解为玩具把玩之器，也许没错；但结合当时所处战场环境及政治、军事背景，就不是“把玩之器”那么简单了，此处的“弄器”明显当作“心爱宠爱防身救命器物”之解，更为恰当。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今人或后人的眼光，望文生义地把自铭带“弄”之器，就归结为“把玩弄器”。
因为，古代铜器铭文（商周时称为“金文”），属于“微言文”，而非“文言文”，更非近现代“白话文”。
这里的“微言文”包含两方面意义：一是指古代铭文的隐秘性，以及古代“微言隐义”之“春秋笔法”；二是“微言文”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时代性。
1、铜器铭文的“反印文”：隐秘文字
上述举例考古出土器物之铭文文字，我们借用古代印章文字艺术“反印文”的概念，都是“反印文”。
那什么是“反印文”，非古代文史或考古学者，听来似乎有些拗口和难以理解，它是古代隐秘文字的一种形式，是印章考古和艺术的专门术语。推而广之，凡是古代金属器、竹简木椟上的这种文字，就通称为“反印文”，反着刻的文字，反而叫正印文（非反印文）。。
从古代印文分析，铸制凿刻时，应以“反文”体现，这样钤盖之后，才能体现“正面”印文，这就叫“印文”。而青铜器铭文大多体现为“反印文”，即铸制、凿刻在铜器上的印面文字以“正面”体现文字的本来面目，较好辨认；当钦盖之后，却成了“反印”文字（反而不好辩认）。
与反印文相对的，就是非反印文，即正印文。它是刻印用于钤盖的文字。因在刻印时，要刻铸正常文字的“反文”，才能形成钤盖以后的正面文字。
由此推而广之，凡直接在竹简木牍或金属（铜）器上铸刻的正面文字，就叫“反印文”，反着刻的文字，反而叫正印文（非反印文）。
通俗地说，就是 印面刻“反”字，盖成“正”字，印面释读顺序按“自上而下，自左而右”铸刻，钤盖后则按“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印文方法。
如果发现一枚印章文字是“反印文”，不能用于钤盖，这就说明该印章，不是生活或执政的实用器（印玺）、明器，而最大可能就是殉葬之用，成为冥器、礼器、明器。这就是“反印文”作为“隐秘文字”的最大功用。这里的“明器”，既指生前执政之用，又可作逝后殉葬之用。
对此，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松儒在《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中的“隐秘文字”及其作用》一文中，对“隐秘文字”作了进一步阐释为：“古书中的‘隐秘文字’是指竹简（青铜金属器物）上显现出的，除文本内容以外的其它文字信息，如反印文、刮削未净遗留下的字迹，以及简首或简尾端书写的，看似与正文无关的文字等，这些文字绝大多数不易识别，常常未被古文字研究者发现。但它作为书手书写活动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视的。尤其这些‘隐秘文字’常常能揭示出除文本内容之外更丰富的信息。”
因此，青铜器铭文自然就与“印文”相反，成了“反印文”，该青铜器也就排除了作为（不是）印章的最基本功能，该器物即使名虽称印，或做成印章样式（如刚卯印、黄神越章、“长乐未央”吉语印、张汤“张君印信”等），也肯定不是古代标准的实用印章，如汉代的权量诏版、刚卯印文、虎符调军文、印使符调职文、镇墓兽诔策铭文等等。
而是另有它途。那么，这个“它途”，究竟是何用途？，则要具体情况具体而论。如汉代刚卯印，名虽为印，实不是印而是一种迎吉避凶的“护身符”。
现以考古出土实物正反举例加以说明，也许要较为容易理解。
（1）秦量诏版“反印文”。
1976年3月在甘肃省镇原县出土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青铜诏版。它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实物证据。
两文字也是“反印文”，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要让全国省城明了地知晓、识读，不能也不需要用于钤盖。它是一种金属铜质诏书，用于执政，但非殉葬。
（2）正印文：海昏侯“刘贺”
下图中的“反印文”。直观地从印面，上有印章从上到下，从左至右，雕刻着“刘贺”，下面钤盖之后形成的文字反而要改变释读秩序：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才能与上述文字相对应。
如果再按原来顺序释读，则形成“贺刘”，就显得语句不通。这是古代篆书公文的书写习惯，也是治印的艺术要求。
对此，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松儒在《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中的“隐秘文字”及其作用》一文中，对“隐秘文字”作了进一步阐释为：“古书中的‘隐秘文字’是指竹简（青铜金属器物）上显现出的，除文本内容以外的其它文字信息，如反印文、刮削未净遗留下的字迹，以及简首或简尾端书写的，看似与正文无关的文字等。
这些文字绝大多数不易识别，常常未被古文字研究者发现。但它作为书手书写活动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视的。尤其这些‘隐秘文字’常常能揭示出除文本内容之外更丰富的信息。”
（3）特殊情况下的张汤信印“正印文”。
2004年在西安政法大学出土的西汉武帝时期御史大夫张汤墓中，发现两枚珍贵、精致的双面穿带铜印，一枚印文为“张汤、张君信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印面径为１.8厘米，即 *** 所说“方寸之印”。该印印文就是非“反印文”，可以用于钤盖，而是用于殉葬，多属一种殉葬礼器。
在古代，用实用器殉葬，按汉制规定，只有天子皇帝和皇后才被允许。而其它人，即使三公九卿等大臣高官去世后，其执政原件印玺要由中央收回，再仿制一个复制器用于殉葬。所以，但这里汉武帝时期的三公御史大夫张汤“张君印信”用的却是非“反印文”，明显违制，要被杀头。
而问题就出在“杀头”之冤。因为，张汤作为三公御史大夫，还做过太中大夫、廷尉等职。
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诬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最后汉武帝追念其清廉和治功，就“法外开恩”，允许用其原印殉葬。一者体现了汉武帝对张汤最后的“仁慈”，二者体现张汤获得皇帝和朝廷最后的“恩宠”。
后来，还提拔张汤之子张安世为“辅政大臣”，故史书及后人称为“霍氏世衰，张氏兴矣！”（《汉书》载霍光子霍禹语）、“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汉书》）、“苍生谢安石，天子富平侯。”（唐高适《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诗）
（4）皇后之玺非“反印文”（正印文），既可实用器，又可殉葬
皇后之玺"玉印为西汉时期的文物，1968年发现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高2厘米，边长2.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2012年12月初，陕西省神州汉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举行"保护大遗址、弘扬汉文化"总结表彰大会，40年前捡到皇后之玺的"小学生"孔忠良受到表彰。
此枚玉玺玉质之精美，螭虎造型之生动，玺文字体之规整大气，雕琢技法之娴熟，都是罕见的。《汉旧仪》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印形制与印文正与汉制相合。因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吕皇后合葬的长陵约1公里，推测为吕皇后吕雉之物，是汉代皇后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西汉吕雉“皇后之玺”玉印
“正印文”：皇后之玺
迄今为止，皇后之玺仍是我们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它反映的汉代礼仪制度及其背后的故事，将长久地引起人们的兴趣。
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4字，字体结构严谨大方，笔画粗细均匀，深度一致。
从“皇后”的“后”字可以看出，其文属于非反印文“司”，所以钤盖之后，就成了“后”；而其它三字，因篆书凿刻的“对称性”，今人不便辨别；但古（汉）人或古文字学藏，也可从“之”字篆书书写笔法习惯，辨识得出非“反印文”。
如果用“反印文”，即正面文字，那么“皇司之玺”就变得不伦不类，明显不通，也与古玺名称不符。既然可以用于钤盖，那么，该印就可能属于实用器。
由此推而广之，推断出商代“司母戊”大方鼎，作为礼器，其文也应该是“反印文”，其文字应直接释读为“司母戊”，而非“后母戊”，后来的修改及释读，反而是“画蛇添足”，适得其反。这虽属题外之话，但却是“反印文”在青铜器上释读上的应有之义。
2、铜器铭文的“微言隐义”
（1）所谓隐义，就是不直截明了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本义，而是拐弯抹角、曲折地用文辞修饰、转借义、方言、以及古代今文经学等方面阐述字词意义，甚至还有的字利用古代通假字、一词多音多义、方言等“春秋笔法”进行多达两三层转递借用意义等方法去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而要靠读者自己根据这些文辞动揣度原文意义或作者用意。
其目的，一是古代青铜方寸之地要表达一词多义的效果；二是为了避讳、避难、避仇等需要。
（2）所谓微言，有五义，一是精当而含义深远的话、精深微妙的言辞。二是隐微不显、委婉讽谏的言辞。三是密谋;暗中进言。四是指秘密的计谋。五是指人所发出的细微语声。
3、铜器铭文的“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本指古人对西周、春秋时期史书的一般称呼。而“春秋笔法”，也称春秋笔削或“春秋书法”，又称微言大义。
顾名思义，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或者说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
简言之，就是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相传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记述历史时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
指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即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自己的态度，而是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思想倾向和看法。
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并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 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这种作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
4、铜器铭文属于“微言文”
在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中，今文经学尤其推崇“微言隐义”和“微言文”。
微言文这个词很重要，在以后的文章中，会反复提及。特别是现今随着古代青铜器物和简牍文书的大量出土（现）和深入研究，“微言隐义”、“微言文”更显突出。
所谓微言文，这既是一种文种形式，更与中国古代汉字的发展过程直接相关，也与今古文经之争有关。
汉字可以分为三个形态，也是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
“微言文”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字一词多义，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不同范围均有不同的意义。
既包括生前政治政事执政道德教化意义，也包括逝后宗教谶纬占卜隐含意义；既包括军事意义，也包括天文星宿意义，甚至包括正反互逆的双重意义，因而产生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阐释，从而形成岐义。
如西汉御史大夫张中物勒铭名为“政斗”或“宝印”，这是生前为官执政器物；而且“政斗”到西汉末期 王莽改制称为“威斗”；“宝印”望文生义即为“珍贵的印章”。
实际上，对于西汉三公高贵大臣来说，指以忠诚之道，指引自己的执政行为，即忠贞事汉，实质类似于“宥座之器”或“丹书铁契”。逝后殉葬实质为镇墓兽，但这却是考古学术之名，而非器物本名。
5、铜器铭文也介于“今古文之争”
古代解经与考古学铜器铭文的文字释读，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解经方面，春秋学的学术传统与今文经学有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董仲舒即以《公羊春秋》学之研究而建立了今文经学派的理论基础。
由于他的理论迎合了汉武帝的“大一统”王朝思想，武帝以后，许多政治体制的议题辩论，也都环绕在《春秋》学的诠释观点中，成为今文经博士官学中与政治问题最有关涉的学门。
《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战国齐人相传为子夏弟子的公羊高作《春秋公羊传》，侧重“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义理发挥。战国时鲁人谷梁赤作《春秋谷梁传》，则立论较为平实。
然而两者皆为今文经学派所侧重的经典。最早于景帝时有董仲舒及胡毋生因《公羊春秋》学而被立为博士官，武帝时研究《谷梁春秋》的经文学家与《公羊春秋》派辩论，《公羊》派胜。
后至西汉宣帝时，《谷梁春秋》亦立学官，此为今文经学派内部之争，至西汉末刘歆在官方搜集而尚未整理的藏书处校阅古书时，发现了许多古文版的经书，后建议立古文经博士时，始有古文经学派的《左氏春秋》与今文经学家关于《春秋》学之竞争，到东汉时达到最 *** 。
6、古代铜器铭文（金文）释读例举：《大丰簋：西周早期历史的见证》
这里以《大丰簋》铭文为例，说明铭文（金文），作为“微言文”，一词多义，古今异义、多重岐义等等，而不能望文生义，以及正确释读的重要性。
该文原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杨曙明先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1）多个名称：大丰簋也称天亡簋、朕簋、聃簋，金文学家多称天亡簋。
刘心源认为，根据文义，“天亡”是作器者名。故定名为“天亡簋”。唐兰根据铭文“隹（唯）朕又（有）蔑”，定名为“朕簋”。郭沫若认为“大丰”即“大封”，定名为“大丰簋”。
（2）出土地点说法不一。大丰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还有一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岐山。
大丰簋曾被清末金石家陈介祺收藏3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大丰簋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徐氏将该器命名为“周祀刊”。
大丰簋通高24厘米，口径20.5厘米，为一件四耳方座青铜簋，侈口外撇，腹部较直，圈足与方座连铸为一体，腹壁外对称铸有四只内卷角兽首耳，下有宽厚的长方形垂耳，显得稳重大方。
圈足饰弯角鸟纹一周，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龙纹。夔龙身体蜷曲如蜗牛，利爪置于头下，头顶有触角，长鼻上卷，口内獠牙交错，形象怪异。该器造型浑朴厚重，纹饰精美，其四耳方座的器形和独特的夔龙纹均是西周早期所独有的样式。
（3）虽然时代确定，时点不确定。
因大丰簋腹内底有铭文8行78字：“乙亥，王又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上。不显王乍唐，不克，气食王祀！丁丑，王乡，大宜，王降亡勋爵复觵。隹朕又庆，每扬王休于尊白。”
自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发表过关于大丰簋铭文考释以及史实探讨方面的专题文章。
虽然其年代问题目前已基本趋于一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周武王时器，但究竟是周武王克殷前还是克殷后，学术界仍有争论。
（4）关于铭文的内容，学者或认为记载的是武王伐纣始发之前的礼祀活动，或认为记载的应与武王克殷后西归宗周所举行的礼祀活动有关，或认为记载的与武王牧野克殷前及其后所举行的礼祀活动均无关，而与武王东土度邑有关，即记载了度邑后的定宅仪式，与周初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为研究周初立国情况及周朝祭祀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郭沫若通过对铭文形制、纹饰的综合研究，定该器为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5）大丰簋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出运动与和谐之美，笔画有轻有重，显示出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铭文对偶工整，用韵协调，为商代卜辞和金文所未见，它开创了千古辞赋的先河，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
（6）通假字、俗体字、异体字、借用字、错别字、省略字等，常人难以释读、或弄通。
器物铭文中有一句：“王又（有）大丰，王凡（风）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其中：“又”通“有”，“凡”为“风”，“又”通“佑”。短短四句话，十七个字，竟然有四个字不能“望文生义”。
（7）对铭文“丰”的认识不一。
大丰簋铭文中的“豊”字，刘心源、孙怡让释为礼。
吴大澂认为是丰，为地名。郭沫若认为，封、丰本同声字，大丰当大封。吴闿生、于省吾也认为，丰、豊古代相通。
杨树达认为，大丰乃游娱之事，不关典礼。李平心将此字释为丰，认为大丰为祭礼名，是天子举行大祭礼。
岑仲勉认为，大封其一为封建诸侯，大丰实为后世封禅之一体；其二为奠醴或祼鬯之仪礼。
裘锡圭认为，大丰是一种乐名或礼仪之名，怀疑该器与作为乐器的丰有关。
蔡运章认为，大礼即《礼记·乐记》所谓“祀天祭地”之大礼。马承源释为豊，认为大豊即大礼。
（8）铭文中的“天室”一词，吴式芬释为昊室。
吴大澂释为大室。天、大（太）古字相通，今多数学者释为天室。柯昌济认为，此“天室当系礼天之室，或祭室之代称”。
郭沫若解为“祀天之所”，又言是“天亡之室”。陈梦家则言“‘王礼于天室’是王祀于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
孙作云亦将天室作明堂解，即灵台。所谓天室、明堂，即周人祭祖先的宗庙中央最大的一间。蔡运章释天室即太室，认为是指嵩山。
（9）铭文中的“朕”字，陈介祺释为聃，并据此定该器名为聃敦。刘心源释为朕，为作器者名，故称其为朕簋。郭沫若释此字为媵。陈梦家释为誊。孙作云认为作我解。于省吾释为畯。
史载，商末之际文王受天之命，伐犬戎，破密须，败耆国，灭邘国，最后消灭了商王朝西方最大的属国崇国，将都城迁到沣水西岸，次年病亡。
太子姬发继承王位，是为武王。武王继承父志，“师修文王绪业”，东征伐商，与商朝军队决战牧野。商军倒戈，周军大胜，商王纣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史称西周。
大丰簋当是周朝建立后祭祀文王时所作，与临潼出土的利簋同为西周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器物。
周人灭商后，接收了商王朝的工匠，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商人的礼制，青铜器的表现手法大多是相同的。
尽管如此，商周的青铜器还是有区别的，大丰簋与商代簋的风格迥然有别，尤其是方座绝不见于商代，这是周人的典型器物。
商代器物上的铭文较少，未见超过50字者，而大丰簋铭文多达78字，这也是与商器的区别之一。
字数多少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商周两代礼制表现手法的差异性，也使青铜器显得更加珍贵。
上集回顾：古代“弄器”正名 (一)
——————（未完待续）——————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