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首先声明此文章是转载，只是为了介绍下自己的家乡。如果有侵权请与我联系删除！！！
转载链接为：【关注】7000年淮安简史之城市发展篇【二】
一些冷知识
东汉及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体制，州相当于省。然而由于州设置过多，一些地方虽号称是州，但还没有以前的郡大。公元549年前后，北方东魏和南方的梁朝都曾设有“楚州”“东楚州”这样的省，管辖地分别在今四川、安徽境内。隋开皇元年（581），置楚州于寿张县（即淮阴城），辖有东平郡、山阳郡、阳平郡等，此时楚州名义上还是省，但管辖范围并不大。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在完成了对中央机构三省六部制的改革后，针对地方上“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局面，开始对地方上的“州、郡、县”进行改革，将其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500多郡，同时将大量的县合并。具体到淮安境内为废海安郡为襄贲县（两年后，襄贲县改名为涟水县），废山阳郡为山阳县，废阳平郡为安宜县；将临清县并入淮阳县，石鳌县并入安宜县，考城、直渎、阳城三县并入盱眙县，寿张县改为淮阴县。
古地图中的楚州（来源：文史淮安网）
开皇十二年（592），楚州州 *** 由淮阴县移到山阳县，这是山阳县历史上第一次被称作“楚州”，然而并不长。隋炀帝继位之初（605），又进行一次大的行政调整，将扬州改为江都郡，同时撤销楚州，将淮阴县并入山阳县，一起打包送给了他最爱的江都郡，当时江都郡辖14个大县，大致包含今天扬州、泰州、淮安、盐城、南通、镇江、滁州全境，是个超级大郡。原来设在这些地方的州、郡全部取消。
大运河开通后，隋朝很快陷入了混乱。隋末一个叫臧君相的军阀占据山阳，称这里为东楚州，唐武德四年(621)，臧君相向唐高祖投降，这里改称楚州。当时盱眙称为西楚州，四年后（625）唐高祖废西楚州，将盱眙并入楚州，至此，唐宋时期光芒万丈的名城楚州行政区划基本形成，当时楚州下辖山阳（含并入的淮阴县）、盐城、安宜（宝应）、盱眙四县，州治在山阳城。
贞观年间，唐太宗觉得中央直接管州太过琐碎，又在州上设“道”，这样又形成了“道、州、县”三级体制。楚州属于淮南道，和楚州同属于淮南道的还有扬州。“扬州”是一个早早出现在先秦《尚书》中的古老地名，然而如同隋以前的楚州和今淮安并不是指的同一个地方，隋以前“扬州”与今扬州并也不是一回事。人们耳熟能详流传于南北朝时期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中的“扬州”实际指的是今南京，我在《百家讲坛》里，看到过两位主讲人搞错了这个问题。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将扬州治所从丹阳（南京）移到今扬州，扬州至此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扬州。特别巧，和楚州称谓正式形成是同一年。运河沿线东南四大都市中的另两个——“杭州”和“苏州”称谓也大致是这个时期形成的，这四城的起步、繁荣有很多共通之处。帝制中国制度设计与地名称呼至隋唐基本成型，如果没有意外，楚州将和其它“三州”一样将以“州”名沿袭至今，可意外还是在南宋发生了，由于种种不可抗原因，楚州率先退出了这个“四人群”。
与“扬州”相比，“楚州”名称显然要年轻得多，从出现到定于山阳县不到100年时间。然而，当年楚国涵盖了大半个中国，在以“州”分称华夏大地之风流行时，山阳县既不是楚文化起源之处，也不是最正宗的楚地，却独享于“楚”之名600年，这也是淮安与楚文化的缘分。
父子俩钟情同一条河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出于灭陈的需要，对邗沟进行了一次大的疏浚。当年夫差开邗沟是由南向北挖，以邗城为起点，所以称这条河为“邗沟”，淮安这里是“末口”；隋文帝则是北方视角，他的第一锹是从山阳县开挖的，于是命名这条河为“山阳渎”，为了叙述方便，接下来我们还是统一称为邗沟。
隋文帝给儿子杨广留下一个初步强盛的大隋，胸有大略的隋炀帝对于运河作用思考得更深。他清楚，中国自东汉后南北分裂近400年，运河就是缝合南北中国裂痕最好的线；他更知道，如果不打通南北漕运，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北方将无力抵挡来自游牧民族的侵袭，国家大一统无从谈起。于是，隋炀帝拿出了完整的大运河开挖方案：他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开永济渠到北京，向东南开通济渠（汴河）达盱眙，沟通黄河与淮河；重开邗沟，沟通淮河与长江；自今镇江开江南河入杭州，这条巨大的“人”字形运河全长近5千里。具体到邗沟段，隋炀帝并没有利用他老爸为他留下的邗沟东线，而是重新打通并进一步拉直邗沟西道，为此他“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邗沟经他这一打理，立马变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直接由绿皮车变高铁了。
在开挖邗沟过程中，隋文帝父子在淮安境内各留下一座城。隋文帝留下的是仓城，“山阳东南有故仓城，与郡城相接。隋文帝将伐陈，因旧城修筑，储积余百万石。大业末，恒有陈谷，乱后荒废。《志》云：今府东南六十里有仓城。”这个仓城既然是“因旧城修筑”，是哪个旧城呢？按照方位看，应该是今复兴镇境内的东城县城。当初，东城县与左乡县都是东线邗沟的经过地，随着邗沟被隋炀帝一锤定音取西线后，这两个县的消失也就合情合理了。隋炀帝留下的是拓塘城，“在府西南四十里。有三城，约围一里许，水经其西，相传炀帝幸江都聚粮处也。”应该在今白马湖以北一带，不排除就是汉射阳旧城的可能。
隋运河分布图（来源：文史淮安）
隋文帝的仓城和隋炀帝的柘塘城都是为了储存粮食而建，但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后来长时间发挥作用的是靠近州城的山阳仓，它“在运河西岸，唐时漕运，凡江淮运米，暂储此仓，转运关、陕”，“唐时的山阳仓贮粮达百余万石，和洛阳的兴洛仓、大兴城的太仓齐名”。
从隋文帝父子俩筑大运河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隋文帝的务实谨慎与隋炀帝的轻率冒进，大运河全线工程，隋炀帝只用了6年时间就完成了，有时雄才大略与轻率冒进只有一步之遥，“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隋炀帝显然是越界了。隋炀帝遭到了惩罚，但谁也不能否认大运河开通后的“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盛况，可以说，正是有了大运河的开通，才有了后来的盛世大唐，中华历史自此至清末的主干故事也将在运河两岸书写。
隋唐大运河给淮安带来的深远影响
淮安自汉以来获得较高程度的开发，特别是确立以山阳为区域中心后，逐步构建起了自己紧密型行政领域网络。隋炀帝建立的大运河体系，给扼守江淮的淮安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一直潜龙在渊的淮安迎来了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一座极具影响力的一线城市。具体表现在：
一、大运河让淮安由原先单一依赖淮河为主的东西向沟通变为淮河与邗沟、汴河并重的立体沟通状态，淮安成了联系京城与富庶江淮地区最重要的通道，其战略地位从此引起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大运河为淮安在帝制中国持续繁华奠定了交通基础。
二、打破了两汉以来今江苏江北地区徐州（彭城）和扬州（广陵）唱二人转的局面，首次形成了江北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都市新格局，并在唐中期完成了对徐州的赶超，和扬州形成了新的江北二人转。淮安在唐朝的崛起，从整体上提升了苏北在全国的地位。
唐代徐州、楚州、扬州位置示意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三、山阳县一旦作为地域中心后，有效整合境内各项资源，避免了这一区域不出现大型城市，对该区域的资源整合发展造成损失的情况。运河让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中原文化无缝对接，使得淮安在接收外界先进文化同时，放大了淮安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我们今天看到的纪念韩信、枚乘父子文章诗赋基本都是在隋唐大运河开通后才出现的。运河除了让物资交流更为便捷，让淮安各种优秀文化也更易得到广泛传播。
四、楚州这个中心城市出现后，有力地推动淮安民风由尚武向尚文的转变，推动文化积累创造，为淮安由军事堡垒型城市向经济文化型城市转变助力，为淮安人才从地方性人才变成全国性人才提供舞台，保证淮安的发展始终与时代的需求合拍。此时的淮安如同一个刚脱下军装的青年，处在创业的风口，他需要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唐宋岁月里尽情挥洒自己的聪明才智，迎来巅峰岁月。
运河开通也使得一些传统大城市开始衰落，比如同处于江淮之间的合肥（庐州）。合肥在两汉及南北朝时期都是江淮之间颇为重要的城市，在它附近也曾开凿小型运河沟通长江与淮河，但当高规格、成体系的隋唐大运河一旦开通，合肥就被迅速边缘化，在日后一千多年里一蹶不振，一直等到近代津浦铁路开通才迎来又一轮发展机遇。合肥与淮安，可谓是“一千年河东，一千年河西”。
运河修造图之淮安三城周边（来源：国家博物馆）
由于隋唐大运河淮河以北主要走的是汴河而不是泗水，因而与泗水相关三个城在唐朝时都陷入衰落：角城很快荒废，贞观初年淮阳县并入宿迁；淮阴县隋唐期间则两次并入山阳县。
淮安城市宣传片大唐版
如果用“小飞机”给唐时淮安拍一部宣传片，一定是从淮河入海口云梯关开始，看来来往往中外船只从这里忙忙碌碌地进出淮河。小飞机溯淮而上，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富庶而美丽的涟水城。当时涟水既是海盐产地，又是淮北盐进入大运河的咽喉所在，正如诗人高适所形容：“煮盐沧海曲，种稻长淮边。四时常晏如，百口无饥年。”继续沿着淮河美丽的弧线而行，两岸的农村富足而祥和，平原上看到的是“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荷塘翻露气，稻垄泻泉声”，丘陵地区则是“千亩茶林正飘香，明前春茶采摘忙”。
快到楚州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稻香和酒香萦绕的城东刘伶台酒文化特色小镇，这是大运河上来来往往客人们必到的“网红打卡点”，在淮河岸边和与三五个好友席地而坐，把酒言欢，美景、美酒、美食一网打尽，没什么谈不成的事，解不开的结。如果你足够幸运，甚至可以在此捉到酒憨憨李白一枚。
继续向前，则到了楚州的工业区，城北的新罗坊里集中了至少数千新罗人，他们在这里造船、修船、租船，充当水手、翻译，承揽了楚州大部分的海上贸易。镜头向北一扫，可以看到美丽的山阳湾将郁郁葱葱的钵池山揽入怀中，自成形胜，引得淮河里过往船客不由驻足船头观看。淮河水很宽很深却并不急，繁忙的漕运船只旁边总有打鱼的艇子穿梭其间，艇里活蹦乱跳的淮白鱼是城里各家酒楼的最爱。
唐代时运河位于楚州城东侧（来源：文史淮安网）
两岸栽满柳树，大运河紧贴着“山围雉堞月当楼”的高大楚州城东侧流过，河两侧酒楼林立。到唐中后期，服务业逐渐打破了城坊制度，商业经营突破城市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在夜晚，众多的过往船只“连樯月下泊”，面对“千灯夜市喧”的夜景，你可以安于 “灯影半临水，筝声多在船” 的观光，更可以“醉携宾客上仙舟”“望来淮岸尽，坐到酒楼前”，然后如白居易那样酒足饭饱后发个“淮水东南第一州”的朋友圈来表达自己到此一游的快乐。
谯楼（镇淮楼）傲立在楚城中心，规整有序、棋盘式街道上熙熙攘攘，人群中不乏高鼻深目的波斯人、大食人，而黄种的新罗人、日本人行走在楚州的街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外国人。城里经营商品除了海鲜珍品、腌腊干货、纺织陶瓷、酒浆茶饮、金银铜器外，还有波斯商人带来的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等，应有尽有。
镇淮楼旧影（来源：文史淮安网）
开元寺、龙兴寺、紫霄宫里的香火总是不断，日本僧侣常借住其间，如海绵般吸收中华文化。龙兴寺门前则是楚州最大的市民广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好不气派。
韩信、枚乘、枚皋、刘伶到唐朝都逐渐成了网红小哥哥，“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 （作者：许浑 791～858） “荒凉古庙惟松柏，咫尺长陵又鹿麋”（作者 殷尧藩 780-855）“遥想枚皋宅边寺，不知凉月共谁游”（作者 晚唐 李中《送庐阜僧归山阳》），越来越多路过楚州的文人墨客爱在郡城边凭吊他们，发思古之幽情。
到了领导采访环节，后来成为一代贤相的宋璟当时正担任楚州刺史，楚州刺史终唐一朝都是令人艳羡的美差（“当家美事堆身上”），不过宋璟却是因为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到此。对着镜头，满肚文采的宋市长好像也没怕过谁。他会阐述，对外开放、包容天下是大唐的既定国策，作为国际性都市的楚州是这一政策的忠实践行者。对于大运河，他会强调大运河给楚州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便利，更是日进斗金的经济大动脉。谈到对未来工作构想，他会指出要进一步做好漕粮运输与储藏工作，保证京城的粮食安全，当然楚州更要主动接受洛阳、扬州的经济辐射，进一步搞活经济。他不会遗漏对楚州海港每天吞吐量的关注，他会谈及楚州对外籍人士管理政策上的变化，他更会笑着表示欢迎海内外人士到楚州观光、投资。楚州这段从政经历，为宋市长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并赢得了官望，为他日后引领大唐迈向开元盛世做足了准备。
如果你认为以上的海天气象、国际范十足的推介片就是今天淮安的全部就错了，在淮安还有一个在经济发展、市容市貌和楚州在同一个等级上的都市——泗州城。
存在了945年的泗州城
和楚州不同，与盱眙城隔淮相望的泗州城在唐朝时飞速崛起，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深圳。泗州城位于汴河入淮口，在唐初，这里还是徐城县下的一个小渔村。随着大运河开通，唐朝经济的发展，运河上漕船、盐船和其他商船千帆相接，四时不断，与运河并行的陆上干道也是“商旅辐辏其途”，汴河入淮口的价值因此得到朝廷的重视。长安四年（704），割徐城县入淮口的两个乡，在这里新成立一个临淮县。开元二十三年（735）泗州州治由宿豫县移到临淮县，开元二十五年（737）徐城县县治也移到临淮县。就这样，在短短33年内，泗州城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两个县、一个州 *** 所在地。
泗州城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唐宋漕运以“转搬法”为主，即分段运输，南方漕船不是在楚州就是在泗州卸粮，返回的空船可运载食盐和其它商品；北方到楚、泗二州接粮的漕船，来时也会带着北方的商品，这些数量众多的漕船在楚、泗二州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买卖贸易，促进了泗州在唐宋年间持续繁荣。
唐代大诗人们对泗州从来都是不吝赞美的，白居易形容泗州城“濒淮列城，泗州最要，控转输之路，屯式遏之师”，韩愈说泗州普照王寺“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韦应物赞泗州美景“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而僧伽大师更为泗州城注入了灵性。
到了北宋时期，泗州依然高度繁荣，文人雅士特别是苏东坡在这里留下很多品酒作诗的佳话，彼时泗州城的生活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明上河图》。进入南宋，黄河水患加重，泗州作为金国与南宋边贸口岸，维持了单一的繁荣，缺少作为综合性都市的味道。进入元代，元 *** 废弃了已经逐渐淤塞的汴河，重新启用泗水（清河）作为京杭大运河淮北运道，泗州迅速衰败。到明代，泗州交通地位没有改善，却因明祖陵在身旁，成了朱明王朝龙兴之地，适逢一些祭祀活动时泗州城内也颇为热闹。
然而黄河水患不会放过泗州，据《淮系年表》统计，泗州在唐受水灾5次，宋14次，然而在唐宋期间水灾来得快去得也快。万历年间潘季驯推行“蓄清、刷黄、济运”政策时，注定淮北地区的炮灰命运，泗州从此遭受的水灾频率与规模十分吓人。康熙十九年（1680），与洪水搏斗了几百年的泗州城来到了它生命的最后时刻，在黄淮洪水夹击下沉入水底，成为中国的“庞贝古城”。此后人们把对泗州城怀念凝结为以《水漫泗州》为代表的各类神话传奇故事。
隋唐大运河使得楚州和泗州成为大运河干线上屈指可数的要津，楚州被称为“南北襟喉”， 泗州是“南北冲要之所”。淮安有幸，在帝制中国最好的岁月里同时拥有两个充满活力的州级城市，成就淮安历史上最为灿烂的“双子星”时代。
此时江苏最江苏
隋唐大运河不仅重塑了淮安精神气质，对江苏文化归一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中华文化发展是以河洛地区向四周扩散的过程。江苏以淮河、长江为界可分为苏北、苏中、苏南三部分。以徐州（彭城）为代表的苏北地区是秦汉时期境内经济起步最早、文化最为发达地区，苏中次之，苏南最慢。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得到迅速发展。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南北经济文化开始深度融合交流，在唐及北宋期间苏南经济与文化逐步达到与苏北、苏中平起平坐的位置，原先在分裂状态下各自形成小文化圈也归于统一。
以淮河为界泾渭分明的江苏气候与文化差异（来源：文史淮安网）
江苏先后出现了以宿迁为中心的徐文化圈、以徐州为核心的汉文化圈、以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圈、以苏州为中心的吴越文化圈，这几个文化圈兴起时间不同、背景各异、相互交织，既反映了江苏文化的丰富多彩，也折射了大江大河对文化天然阻隔，隋唐大运河则将江苏境内的城市串成一个整体，形成运河城市经济文化带，改变了过去以单个城市为文化核心的团状文化圈。在统一国家治理下，运河让苏北、苏中、苏南文化表现为强烈的趋一性。
唐宋时期也因此成为江苏历史上整体性最好的时期。到了元明清时期，由于黄河夺淮，苏北迅速衰落，苏中依靠漕运及盐业维持着不靠谱的繁荣，苏南逐渐稳定发展成国家经济、文化中心，最终形成了“散装江苏”，至今如此。在江苏历史上，苏南的傲娇起步于南宋，张扬于明清。
唐开元年间江苏八州分布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唐朝时，江苏境内共有8个州级城市，苏北为徐州、海州（连云港）、泗州，苏南为润州、常州、苏州，苏中是扬州、楚州。
苏北地区徐州在西汉时设有楚国，东汉时设有彭城国。隋唐时徐州下辖县一度达到11个，分布在今江苏、安徽、山东境内。连云港所在的朐山县在隋以前一直只是县级机构，隋开始在朐山设东海郡，唐以后改海州，成为唐朝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泗州州治原先设在宿豫（宿迁），后因汴水入淮口地理位置更重要，开元年间迁至盱眙对岸。
南京在隋唐时期连降三级，由国都降格为县。南朝亡后，南京国都地位自然不再，很快又将自己称呼了350多年的“扬州”这一省级单位名称让给了今天的扬州，变成了只辖有两个县的丹阳郡，入唐后进一步取消了郡，南京成为了县，归属润州管辖，这是南京自三国以后行政地位最为低下的一个时期。也正是因为如此，彼时南京赚足了唐朝诗人们的悲悯怀古的眼泪，写石头城怀古诗是那个时代的潮流。润州在南北朝时期是守护国都的军事大本营，隋统一后，地位下降，降格为县。随着隋唐大运河开通，润州因地处江南运河入江口，又恢复为州的建制，升降轨迹与楚州类似。隋唐时期，苏州管辖范围进一步缩小，杭州与湖州都脱离苏州管辖，并且从此之后再未回归。安史之乱爆发前4年（751），从苏州昆山县中分出土地新设华亭县，这是今上海建县的开始。
苏中地区扬州、楚州是江苏最为发达地区，“国用之本，出于江淮”。“怛罗斯之败”和“安史之乱”使唐朝逐步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对外交流和贸易的重心开始向海路转移，地处长江与淮河入海口的扬州和楚州得到了异军突起的机会。扬州作为淮南节度使驻地，已不仅是江苏最为发达地区，而且是大唐帝国最为发达的商业城市，时有“扬一益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的美誉。楚州虽稍逊扬州，却也被白居易盛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唐代江苏以扬州为班长，楚州为副班长，其他6个城市分居两侧，成橄榄型分布，从历史纵深看去，此时是江苏文化整体性和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性最好的时期，既不“南轻北重”也不“南重北轻”，宛如一个骨肉均匀的帅小伙，毫无“散装”迹象，可谓“此时江苏最江苏”。
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高宗在灭了高丽国后，“迁高丽人38200户于江淮以南及山南”，这是朝鲜人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开始，随着大唐逐渐走向鼎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朝鲜人来大唐学习、定居、做生意。来到唐朝的新罗人（朝鲜人）由于语言、风俗等原因自然地形成聚居，农村的新罗人生活在新罗村，更多新罗人则聚集在城市附近的新罗坊。新罗坊里的新罗人多以造船、航海和海上贸易为生。在唐人开放包容政策下，新罗坊里航海业发展很快。
楚州滨海近淮，末口是大运河与淮河的联接处，南往北上的客流物流都从此经过，精于航海的新罗人汇聚在楚州末口附近极其自然。美国学者赖肖尔《在中国的朝鲜人》记叙道：“往来于中国城市的外国人中，朝鲜人最多。他们比其他外国人更彻底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基层，并且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朝鲜人的贸易集中在山东半岛南岸和淮河下游一带，这一区域自然起到了连接朝鲜和大唐帝国中枢的自然水路的作用，而连接中国和其他东部邻邦各国之间贸易重要枢纽港口，显然是楚州。楚州拥有广大的朝鲜人生活区域，朝鲜总督掌握着此地朝鲜人的行政，势力庞大。”
新罗人长期来往于唐、新罗、日本之间，“无论是唐人还是日本人，除官方往来外，相当数量的民间海上往来几乎都被新罗人包办”。楚州和新罗人是互相成全的关系，楚州给了新罗人一个落脚之地，新罗人帮助楚州港成为唐时与泉州、广州齐名的海港，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海港城市。
日本僧人圆仁用汉文写作的《入唐求法巡行记》对楚州新罗坊描绘更为具体生动。公元838年，圆仁随最后一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遣唐使一到中国便开始着手为第二年回国做准备，为了保证回国安全，遣唐使向“新罗译语金正南”求助，金正南是个通晓中文和日语的生活在楚州新罗坊的新罗人。在金正南帮助下，日本人一次性从楚州新罗坊“租九条船”，召集新罗水手“六十余人”，那么当时楚州新罗坊究竟有多少待租赁的水手与船，令人遐想。圆仁曾在海船上看到“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反映楚州作为一个消费性大都市，对木炭需求量很大。而山东多山林，所以有新罗商人将密州（山东诸城）的木炭贩往楚州，来往走的都是海路。
圆仁并没有跟遣唐使一起按时归国，等他想回国时已经没了合法身份，成了“黑户”，为此他只能求助楚州新罗坊的“薛大使”。当时淮河岸边新罗坊倒是有点类似于后来黄浦江畔的上海滩，薛诠薛大使就像黄金荣、杜月笙式的人物。薛诠带着刘翻译亲自前往楚州州 *** 和山阳县衙走关系，可官员们告诉他对日本和尚的禁令是淮南节度使李绅下达的命令，不好通融。在薛诠运作下，山阳县出个公文介绍圆仁离开淮南节度使管辖地再乘船回国，最终圆仁下淮河沿海路到山东赤山浦搭船回国。
淮安与新罗的密切往来还不仅限于唐朝，北宋也很密切。有人根据《高丽史》做过统计，中国人在北宋期间到过高丽的共5000多人，排在第一个的就是楚州人陆世宁。
今天看来，只要黄河不大规模、长时间夺淮，只要王朝统治者持开放胸襟治国，淮安就会一直是个重要港口城市。然而到了明清，由于黄河夺淮，淮河航运条件越来越差，淮安离海越来越远，统治者也愈来愈闭关锁国，以致于今天淮安人已经快忘记了在帝制中国最强盛的唐宋时期，淮安曾是这个帝国最重要的几个对外交流海港城市之一。
当下的我们只能从位于淮河故道上茭陵的“新罗沟”这样的地名中遥想当年新罗船只忙忙碌碌奔波于淮水之上的场景了。
东方大港楚州对中日关系的贡献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往来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日本官方派使团到中国学习始于隋朝，盛于唐朝，这一时期恰是大运河奠定楚州交通枢纽地位、大批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新罗人聚居楚州的时候，如此的机缘巧合使得楚州在唐朝中日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唐时日本总共派遣唐使19次，前7次走的是北路，和楚州无关。自公元701年的第8期遣唐使开始改走南路，具体路径为沿日本南下横渡中国海，由淮河口入淮于楚州登陆，或者入长江后在苏州或扬州登陆，然后沿运河进京。楚州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又是滨海城市（唐时山阳县即临海），因此无论是入淮还是入江，遣唐使都必经楚州。
遣唐使入京的南线和北线，下方交汇点处即楚州（来源：文史淮安网）
也正是从公元8世纪开始，大唐逐渐步入鼎盛，日本不再满足单纯从形式上模仿唐朝，试图深入探索其精髓，遣唐使团人数随之增加，高峰时可达六百多人。如果遣唐使是以楚州为落脚点，这几百人的食宿就由楚州 *** 包揽下来，楚州刺史会为遣唐使中的大使、判官这些高级官员安排接风宴席。当使团上层和刺史互动的同时，同行的学问僧则住进楚州寺院，和寺院的僧人教研佛法。多年受唐文化的熏陶外加常年漂泊在海上，使团中的大部分人都笃信佛法，包括大使等人也会走进寺院许愿还愿。圆仁和尚记载日本大使曾在楚州开元寺“设斋供六十余僧，点千盏灯”许愿。
遣唐使使团成员有五六百人，而真正得以进京拜见皇帝的往往只有十分之一左右，这并不奇怪，占据使团人数大多数的是水手和负责安全保卫的“射手”等杂役。在大使们进京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留下来的人无所事事则忙于购物。当时最受使团成员欢迎的是来自波斯商人的香料和药材，作为国际都市的楚州，海内外的奇珍异宝应有尽有，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入唐求法巡礼行程图（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遣唐使归国时，或者从楚州直接登船入淮河，或者从扬州登船后经过楚州入淮，大部分情况下，楚州都是遣唐使团绕不开的地方。圆仁的《入唐记》记载了他在唐朝近十年的求法过程，他足迹遍及今江苏、陕西等7省，在他的8万字《入唐记》 *** 62次提到“楚州”，位列他历经城市的第一。楚州给圆仁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海味十足的港口城市：“楚州北有大淮，自西而东流，所谓大淮横涉，到于东海。”
遣唐使对楚州的钟爱离不开新罗坊贡献。当时新罗人的造船、修船、航海技术居于世界领先位置，楚州作为东部新罗坊的中心，与各地新罗坊保持密切信息交流，这些信息是交通航海、经济贸易的重要条件，新罗坊的专业服务使得遣唐使归国之路变得安全便捷。对比于扬州鉴真法师5次东渡日本失败，受到新罗人协助遣唐使每次回国显然要顺利得多，足以说明当时新罗人对东海季风和水文的掌握确有高明之处。
随着大唐衰落，日本官方已无必要派遣唐使来唐，但中日民间商贸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往来于中日之间的商船通常比遣唐使所乘船舶小很多，往往只能搭乘四五十人，但他们的航路和遣唐使一样。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在遣唐使停止后的公元841年到903年这62年时间内有史可查中日商船往来有37次，商船出发地和到达地以楚州和明州（宁波）为主。楚州新罗坊的船主李邻德、张公清等在装载用于贸易的货物同时往往还顺带接送日本留学生、僧人及传递私人钱物乃至黄金，他们已经取得了中日双方相关人员的信任。
确实，当我们关注淮安历史时，稍稍地把目光从明清时期漕运的焦灼、水患的忧惧中移开时，会发现淮安历史中不乏大唐时的开明包容、四海来朝的恢弘气象，这才是古代淮安该有的样范。
僧伽给淮安留下的财富
唐时淮安寺庙有山阳的闻思寺、湖心寺，涟水的能仁寺，淮阴的普应寺、太宁寺，盱眙的云台寺等等，然而，论影响力之大还是首推山阳的龙兴寺、开元寺和泗州城普照王寺这3座。
楚州开元寺位于今月湖中，是唐朝管理一州寺院事物的官僧驻地。它的北院枸杞井见证了刘禹锡和白居易的文学峰会，白居易的咏淮名句“淮水东南第一州”即诞生于此。
龙兴寺与普照王寺皆与僧伽和尚有莫大关联。龙兴寺即西晋法华禅院，自敦煌菩萨于法华禅院译经后，法华禅院一直香火不断，成为淮河下游地区重要佛教场所。武则天时期，西域人僧伽大师来华传教，长期住在楚州法华禅院，并将自己僧人“户口”安在该院。
楚州城的丰登桥改名为大圣桥就是为了纪念僧伽大师（祁宏/摄）
楚州城丰登桥（今大圣桥）下有口井，传说井里有条龙，一有机会就会引水淹没楚州城，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住在楚州的僧伽听说后，用块大石头盖住井口，谓可防龙跑出来作怪，并募集资金在井旁盖座庙，起名为大圣庙，以此来安抚人心。这口井后来被认为是龙的窝，因而井旁巷子就得名为“龙窝巷”。这件事情，对于熟谙淮安文史知识的吴承恩而言属基本常识，他很自然地稍作修改就把这些写进了自己的《西游记》。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中宗闻僧伽大师佛法精深，执弟子礼召僧伽入宫，僧伽只得从法华禅院起身去长安。到长安后，唐中宗为僧伽大师修行的楚州法华禅院做了4件事：一、派人对该寺进行修缮；二、赐寺田一千亩；三、建尊圣塔一座；四、改寺名为龙兴寺。尊胜塔即今天国保单位文通塔，其最早渊源可追溯到晋大兴二年（319）所建的浮屠。因此文通塔历史要早于楚州建城史，更早于山阳义熙年七年的建县史，文通塔是淮安古城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擎天一柱，横贯千年。
龙兴寺旧址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通塔”（张瑜/摄）
僧伽在楚州修行期间，曾带弟子路过汴河入淮口（即后来泗州城所在，当时还是穷乡僻壤），凭借他行游多年的经验知道此处一定会兴盛，就在此募款兴建了普照王寺。因此对泗州城而言也是“先有普照王寺，后有泗州城”。僧伽圆寂后，真身就安放在普照王寺。随着泗州城迅猛发展，僧伽大师也佛名远播，被尊称为“泗州大圣”“观音菩萨化身”，僧伽大师与泗州从此紧密相连。
普照王寺在唐宋年间特别有名，行人过泗州时必造访此寺，拜祭许愿，慷慨解囊，散香施财。李白在拜谒后曾留下了著名的《僧伽歌》，表达自己对僧伽敬仰之情。韩愈的“越商胡贾脱身罪， 珪璧满盘宁计资”，苏轼的“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都反映了绵延唐宋之间的泗州普照王寺香火繁盛的情景。
寺庙在古代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僧伽大师几乎以一己之力为淮安在引领城市规划、争取朝廷拨款、兴建基础设施、发挥舆论安抚、进行慈善公益上做了全方位的贡献，深刻影响唐宋时期淮安市民生产生活与言行规范。以后路过楚州的人只要见到尊胜塔就会想到僧伽大师，如北宋吴则礼《再至山阳作》：“楚州白菘大如臂，天乞吾曹作好春。北湖（作者号‘北湖居士’）食来如食肉，塔里僧伽不笑人”，作者吃个大白菜都能联想到僧伽，僧伽大师无形中让楚州城多了份淡然与脱俗气质。
淮安古城被有计划地拆毁就是从这份可贵的气质被藐视开始的，彼时淮安弥漫着狂热、焦躁之气，好在文通塔屹立千年不倒，坚守古城最后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人们对灵性生活残存的敬畏。
安史之乱中的“楚州方案”
公元762年5月1日长安太极殿，78岁的唐玄宗李隆基已经进入弥留之际。此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过去6年又5个月，距他亲自下令勒死杨玉环5年又10个月，距安禄山被杀5年，史思明被杀1年，可安史之乱还没有最终被平定，叛军依然在史朝义的带领下继续作乱，唐玄宗可以说是死不瞑目。同样重病缠身的唐肃宗命人禀报玄宗，说楚州献的国宝已到，请老人家过目，玄宗只能咿呀以对。两天后，玄宗崩。这位一手将帝制中国推向最高峰的风流天子头脑中留下的最后印记或许就是楚州吧！
公元762年初，被拔掉牙的玄宗78岁，肃宗52岁，只求自保的太子李豫（即后来的代宗）36岁，此时在政坛上起主导作用的是肃宗，他心头始终有4个心结：一、安史之乱尚未平定，自己和自己的继任者必须尽快平定这场叛乱；二、不能按下葫芦起了瓢，对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地方军阀势力要及时打压，要警告他们，这天下只有我们李家人坐才是正统；三、自己身体每况愈下，既要做好自己活着一天权柄就紧握一天的打算，又要做好在自己死后太子能顺利接班的准备；四、自己抢了父亲玄宗的皇位，希望在父亲人生最后阶段给他一点安慰，也缓解一下自己身上一直以来背负的孝道压力。
为了解开这些结，肃宗想到了祥瑞。和历史上一般的祥瑞不同，肃宗已经等不及祥瑞一个个地出现，战争状态下的他需要通过一次“复合型祥瑞”来解决以上4个问题，“楚州献宝十三枚”就是肃宗深思熟虑后的产物。从所献宝物类别中可以看出肃宗对上述一、四两个问题的思量，而这些宝贝必须从楚州出则和二、三两个问题紧密相联。
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张巡死守睢阳，扼住了叛军南下通道，因此包括楚州在内的淮南地区并未受到叛军侵扰（此后包括淮安在内的江淮地区众多都天庙都在祭祀张巡，延续至今）。可是到了公元760年，淮西节度副使刘展叛乱，“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这次叛乱反映了南方军阀势力抬头的苗头。刘展叛乱平定后，如何安置平叛的功臣又成了肃宗一大难题。平叛最大的功臣崔圆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然而崔圆并不安稳，他想把楚州刺史这样一个重要职位安排给自己亲信，于是在他的授意下，楚州刺史李藏用被部下所杀并被诬谋反。对此，心知肚明的肃宗没有理会崔圆极力推荐的楚州刺史人选，而是坚持用自己看中的崔侁，体现了肃宗对地方军阀势力既妥协又强硬的一面。现在事关国家未来走势的祥瑞由肃宗指定从楚州出，体现了肃宗对新刺史崔侁的支持，并借崔侁钳制桀骜不驯的崔圆。
宝从楚州出，还和皇位交接有关。当时长安存在三股左右政局的势力：一心想做武则天第二的皇后张氏；宦官集团李辅国；太子李豫。 *** 中皇后最强，太子最弱，这是肃宗有意为之的结果。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趁玄宗威望下降抢了玄宗的皇位，因此肃宗一直防范自己儿子效仿自己，所以做大了宦官与皇后势力。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肃宗感到自己来日不多，如何在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各路军阀又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让太子顺利接班是他现在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如果此时唐王室再发生内乱，唐朝或许就真的在自己手里结束了。楚州献宝就是肃宗为太子接班做的精心安排。在肃宗改元的诏书里明确表达了对太子的支持：“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降宝于楚，宜以建元。”同时命太子监国。楚地是太子封地，宝从太子封地出，说明天命在太子。可当时整个南中国都是楚地，什么地方可以代表楚地呢，自然是“楚州”。
唐肃宗像（来源：文史淮安网）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扣人心弦的公元762年5月发生的事情：5月1日楚州刺史崔侁献“宝玉十三枚”到长安；5月3日，玄宗驾崩；5月20日，为了对应楚州献宝，肃宗下诏改元宝应，大赦天下；5月23日肃宗驾崩，代宗继位，立即“升楚州为上州，刺史及进宝官皆有超擢”，随即将张皇后关进冷宫，实现了皇权的平稳过渡，为9个月后平定安史之乱打下了组织基础。安史之乱平定后，代宗给自己上尊号为“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他还是念念不忘这次楚州献宝，换句话说，唐代宗认为自己能平定安史之乱的力量之源就在此。
安史之乱后，淮南和江南一起成为全国最富庶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王朝的经济支柱，大运河成为唐王朝国运所系，地处江淮腹地又是南方赋税北上必经之地楚州就是这一切的“锁钥”所在。楚州站在大唐甚至是帝制中国分水岭上交出了一份中国治理的“楚州方案”，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上南强北弱时代的到来。
楚州取代扬州成为“淮南一哥”
隋唐时期，伴随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扬州凭借其沟通南北的独特地理位置，由江淮地区区域性城市一跃而成全国性的经济中心，“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人生只合扬州死”“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然而到了北宋，楚州不知不觉中已经完成了对扬州的赶超，成了新的淮南一哥。
楚州对扬州的赶超起于唐末。当时商贾云集、经济发达的扬州让各路军阀垂涎不已，个个都想来捞一票，连续发生了几次屠城，这种大规模高频次的战乱让扬州昔日的繁华消失殆尽。相较于扬州，楚州在唐末及五代时期却较为粗安。唐乾宁四年（897）以残暴著称的军阀朱温在稍稍平定北方后就急冲冲杀向江淮一带，和占据江淮的杨行密集团发生了著名“清口之战”。结果杨行密利用淮河“水淹七军”，以弱胜强，彻底击碎了朱温南下的企图。
杨行密筑坝淮河“水淹七军”（来源：百度百科“清口之战”）
朱温也因此役失败而放弃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天下的构想，干脆直接取唐而代之。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认为清口之战有效阻挡了朱温这些残暴的北方军阀蹂躏淮南及江南。帝制时期统一和分裂应该辩证地看，并不是所有的“统一”都优于“分裂”。清口之战后淮安彻底脱离唐中央及“五代”中任何“一代”管辖，只属吴国和南唐管辖（吴到南唐属和平过渡），避免了中原地区战火荼毒，享有近60年的和平时光，其中南唐时期淮安境内还进行了一些上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
淮安的平静到后周显德五年（958）被打破，周世宗柴荣亲率大军进攻南唐，所过之处如秋风扫落叶，后唐长江北岸城镇纷纷投降，只有楚州孤城坚守。在柴荣亲自督战下，大将赵匡胤带头冲锋，攻了1个多月才攻下楚州，周军死伤惨重，便迁怒楚州百姓，开始屠城，这是淮安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屠城。赵匡胤在巡视楚州城过程中，在一条巷子里看见一女子头颅已被砍，怀中婴儿却依旧在吮乳，动了恻隐之心，下令停止屠城。这次屠城使楚州损失惨重，“军民死者万余人”，但也并没有彻底摧毁楚州，主要是柴荣的目标是一统天下，比较注重军队纪律和自身声望，在攻下一些城市时他甚至可以做到“秋毫无犯”，“楚州屠城”是他一生军事行动中唯一的一次屠城。据《旧五代史》记载，屠城发生在958年的春天，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的这一年冬天，后周对楚州兵马都监武怀恩处以弃市之刑，理由是他擅自杀了4名俘虏，又赐死楚州防御使张顺，因为他贪污了税钱50万、官丝绵2000两，这些既反映后周治军之严，也说明楚州经济恢复之快。
柴荣对运河的迅速整治也有利于楚州经济的恢复。柴荣在进攻楚州时，吸取了朱温因缺乏水军而失败的教训，制造了巨大的“齐云”战舰数百艘，水陆并进，可因楚州北神堰堰口狭小，无法通过，又动员民工在楚州西北的老鹳河开凿新水道，才使战舰能够顺利进入邗沟。同时柴荣又遣人疏通了从汴河通往淮河的河段，至此，“江淮舟楫始通”。经过后周对运河的整治，隋唐时期的运河交通重新开始活跃，为楚州经济复苏打了一支强心针。
与楚州相比，扬州则没这么幸运。在楚州屠城的前一年，南唐扬州守将知扬州不可守，实行焦土政策，“悉焚扬州官府民居”，自己把扬州城烧个精光后逃到江南去了。到北宋初年，李重进又据扬州叛乱，把刚聚集的一点烟火气的扬州又折腾了一遍。平定李重进叛乱后，北宋重建的扬州城规模较唐时已大幅度减少，经济规模亦骤减。
真州（仪征）的设立是压垮北宋扬州的最后一根稻草，真州原本是扬州下面扬子县的一个镇，宋太祖乾德二年，以扬州下辖之镇变成与扬州同等级的地方政区，这个调整既暗含宋太祖对李重进扬州起兵的厌恶，也是由于当时邗沟入江口的淤积导致江岸南移的客观需要。因而北宋的扬州仍具有一定漕运功能，但相当部分被处于更好的位置的真州分割，真州甚至借此完成了经济上对老大哥扬州的超越。
北宋时期的扬州，作为大运河之畔的城市，相较于全国其它城市，依旧称得上繁华二字，但纵向对比远不如唐时，横向对比也已被楚州、真州超越，所以欧阳修才感叹：“十里楼台歌吹繁,扬州无复似当年。”南宋洪迈说得更忧伤：本朝承平一百七十年，扬州的发展却还不及唐朝时的十分之一，想想都让人心酸。（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北宋的真州经济上虽然表现强劲，却依然无法与唐时的扬州相比，唐时扬州在长江沿岸一港独大，到北宋时，长江岸边新型港口城市不断出现，长江口岸体系被分散，因此真州虽然超越了扬州，却不敌独霸淮南运河入淮口的楚州。
白居易老人家中唐时在楚州刺史宴席上，酒足饭饱之余，发朋友圈说楚州是“淮水东南第一州”，当时看是祝福，是期许，是奉承，一百多年后就已成真。在北宋，淮南一哥楚州昂然登场，淮安迎来了最好的时光。
世界上最早的复闸在淮安
周世宗柴荣由于带来的船舶过大，不能通过北神堰（古末口），只得另开老鹳河以通舟，老鹳河的方位和走向与稍后的沙河类似，都是利用楚州城西的管家湖、沙湖等湖荡接入邗沟。开老鹳河只是战争状态下的应急措施，因此北宋立国后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一运河沿线上的瓶颈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开沙河并在沙河上兴建相关水利设施。
古末口旧影（葛华/摄）
《宋史·乔维岳传》里这段话常被文史研究者引用：“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阳湾，水势湍悍，运舟多罹覆溺。维岳规度开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总五堰，运舟所至，十经上下，其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时坏失粮，纲卒缘此为奸，潜有侵盗。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悬门积水，俟故沙湖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
山阳湾示意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大致意思为：“淮河山阳湾段水势湍急，很多船只在此沉没。乔维岳疏通了自末口到磨盘口40里的沙河以避开山阳湾。从建安军（即真州）到淮河，运河河道上有五道堰，船舶通过时，要上下折腾十次，重载的漕船必须卸下粮食，空船过堰。过堰对船只的损害还很大，粮食损失也较多，行船的运卒也常借此侵占漕粮。乔维岳上任后，在运河上西河段第三堰创建了‘二斗门’（两道闸门），两闸门相距五十步（约78米），闸上建有顶棚。闸门使用的是悬吊方式，放下闸门使闸室里积水，等到水位与沙湖齐平，则开闸放船。在闸室两岸之间还建了一座桥，用石块护住土堤，使地基更加牢固。从此，原来行船过堰的弊端都被革除，漕船运行变得畅通无阻了。”
这里面提到的“二斗门”，名字虽然很土，但《中国水利史稿》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都认为这个建于太平兴国九年（984）的楚州二斗门（又称西河闸，在今运河河下古镇段） 是“世界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复闸，是现代船闸的先祖”。欧洲直到15世纪才出现复闸，比中国晚了近500年，这是淮安又一个隐形的世界冠军。
二斗门出现在北宋不是偶然的，北宋政权对漕运依赖程度远超隋唐。北宋的漕运业务特别繁忙，曾创下空前绝后的年运800万石记录。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运粮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都在思考的问题，以二斗门代替过堰盘坝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因此与其说二斗门是乔老爷的个人创造，不如说是时代呼唤的产物。
同样，二斗门最早出现在楚州也不是偶然的。二斗门投资巨大，运行复杂，没有经济基础和客观需求作为支撑，二斗门始终只能是构想而不会落地。至于二斗门为什么最早出现在楚州而不是运河沿线上其他城市，一方面自然是楚州作为漕运咽喉地位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说明当时受到黄河水患的影响，邗沟入淮口比入江口水情更复杂，更急迫，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多，因此朝廷对楚州的水利创新、水利投资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天圣二年（1024）楚州税官（如同明清时榷关监督）王乙根据西河闸经验并结合古末口实际情况，提出对北神堰进行改造，设计了闸、堰配合，定时启闭方案，方案很快被实施，使得船只过北神堰变得快捷了许多。王乙的设计很快又在真州地区推广，从此“每年为朝廷节省了十多万在堰上服务的劳力”（岁省堰卒十余万）。
在西河闸建好88年后，日本僧人成寻在熙宁五年（1072）曾路过西河闸，西河闸这样壮观而又科技含量很高的水利工程给成寻留下了深刻印象，结合他的《参天台五台山记》，我们可以对当时西河闸运行情况有所了解。
《参天台五台山记》局部（来源：孔夫子网）
成寻是由淮河进入沙河的，当时水位还是沙河高，淮水低。他所乘坐的船只借淮水涨潮进入沙河后，淮河就被挡在船后，很快来到第一道闸门前，此时要聚集一百艘船才开启闸门，成寻到来时正好才放过一百艘船走，他只有等待。在此期间，他上岸到楚州城里转转，在城里，他见到了鹿和“大如鸠”的鹦鹉。等船聚齐后，开放第一道闸门，船进入，关闭闸门，开始补水，待闸内水与湖水持平时，开启第二道闸门，船进入沙湖后继续行驶。西河闸借船闸克服水位落差，运行原理和现代船闸一样，只不过现在是用电力开启闸门，当时全靠人力或畜力。
拥有西河闸的沙河并不是废了古末口，而是互为补充。沙河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淮河泥沙不可避免会进入沙河导致淤塞，正如成寻所见，沙河航道水浅多险，需要“上帆并牵纲手”，由纤夫拉纤。因此当时沙河并没有也无法完全取代末口，一些向东入海和抗风力强的船只依然会选择由末口入淮，这点如同当下淮安刚刚兴建的高架，高架的出现并没有取代高架下方的公路。
十一世纪的楚州是世界第几大都市？我们不敢说，也不敢问
北宋时期的楚州一定是锦鲤附身，好事喜事不断。中国到宋朝才有各州县商税确切的记载，楚州城亮相相当不错，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商税杂录》载，熙宁十年（1077）商税数全国前四的城市分别是东京（开封）、杭州、楚州、成都，这就是北宋的“北、上、广、深”了。今江苏省内城市的商税排名是楚州、真州（仪征）、苏州、江宁（南京）、扬州、常州、润州（镇江）、泗州、徐州。排第一的楚州商税比后三位的常州、润州、徐州三者之和还多。今淮安境内排名前三的城市为：楚州城、泗州城、涟水城。涟水城商税和泗州城基本持平，反映了唐宋时期地处淮北盐中心的涟水县经济达到中等以上州城的繁华程度。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大多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唯独宋朝例外。宋朝不仅不排斥商业，反而鼓励商业发展。宋朝也是帝制中国时期商税唯一超过农业税的王朝。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只占30%左右，因此北宋商税基本就是那个时代的GDP了，代表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繁荣程度。经济的繁荣还离不开人口支撑，黄庭坚说“射阳（指山阳县）三万家”，实际楚州登记在册人口是二十万七千。
楚州给南来北往的客人们扑面而来的就是人口众多、经济繁华的大都市既视感。北宋两个同龄人曾不约而同地夸赞过楚州城（山阳城），状元郑獬（1022—1072）说“山阳大都天下夸，长淮蟠山无垠涯”， 进士强至（1022-1074）说“山阳楚邑为最雄，聒聒众咻千万口”。城市的繁荣也使楚州父母官面临更大的诱惑，一旦守不住底线，贪污数量就会十分吓人。《宋史》里提到山阳知县郑昉就因“赃累巨万”，受到“流之岭外”的处罚。
楚州这个全国第三位置，还有其它一些材料可以佐证。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将原本只设在京师开封的“市易司”开始向地方上推广，第一批次设立“市易司”只有两个城市：楚州、杭州。市易司目的是为朝廷增加收入，其职能是估定物价，收购市场滞销货物，待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实际就是一个利用国家资本参与到商业活动中的大型官商机构。这样的机构一般是设在经济高度繁荣或边境贸易活跃的地区。事实上，楚州市易司自设立后就出手不凡，曾一次性从苏州购买米三十万石，可见资本雄厚。楚州市易司负责人（董事长）通常仕途后劲十足，蒋之奇担任楚州市易司董事长期间发现并推荐了淮安孝子徐积，使他成为全国道德模范，蒋之奇自己后来也升任两浙发运使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
和史学界曾经习惯用“积贫积弱”形容北宋不同，今天中外史学家评判一个朝代不再只看领土面积、王侯将相的“千秋功业”，而更侧重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民众生活富裕程度。陈寅恪先生认为“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美国史学家墨菲认为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那么问题来了，当时是北宋第三大都市，“山围雉堞月当楼”的楚州城，在世界上能排第几？欧亚大陆之外的城市当时发展程度和欧亚大陆不在同一个级别上，不用考虑。领近几百年 *** 的西欧诸国当时正处于“猥琐发育”中，也可以排除。我们可以看一下二百年后的西欧：“十三世纪时，巴黎的人口已达7万，开始修筑城墙”“十四世纪早期伦敦人口已经达到4万人，是当时英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因此看楚州的世界排名只能从当时风头正劲的地处欧亚之间的拜占庭帝国和 *** 帝国中寻找对手，然而好像还没有学者做过“十一世纪的世界十强城市”排名，如果我们大胆地说一句，“北宋时期的楚州城可能是全球经济前十的大都市”，天上会不会飘来一个声音说：“自信点，把‘可能’去掉。”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场景可类比当时楚州、泗州
不仅如此，楚州城还只是今天淮安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小杭州”之称的泗州城和被苏轼赞为“自古涟漪佳绝地”的涟水（涟水县商税甚至力压徐州），那么淮河下游这块并不大的区域却集中了三座颇具国际范且经济高度繁荣的都市是否可以称作是北宋的“大湾区”呢。
北宋时期的“清江浦”——北神镇
中华大地上黄河是最先闹腾起来的，先秦就有治理它的记录，淮河在黄河的“教唆”下到了唐宋也开始不安稳。隋唐大运河从楚州末口到泗州汴河口有200多里是借淮河行船，随着淮河脾气变大，航道已经变得不那么安全了。如何让运河避开淮河是决策者苦苦思索的难题，唐朝人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即废掉邗沟，从汴河口对岸开新运河直通扬州，然而上古地壳运动留下的“淮右多山，淮左多水”地貌格局使这项工程终以徒劳告终。
该图空地区域大致为宋北神镇的范围（来源：文史淮安网）
北宋时期调整了避淮思路，他们承认常年水清堤绿的邗沟在沟通江淮上的不可替代性，于是在邗沟快接近淮河时开凿一条与淮河平行的河流，以此避开淮河，使得船只出了邗沟就能尽快进入汴河。北宋为了开凿这条平行的河花了整整100年的时间。这条运河分成三段：第一段由乔维岳主持开沙河，沙河长40里，从末口到淮阴县城附近的磨盘口，主要为了避开水流最急的山阳湾段淮河，沙河就是后来陈瑄开的清江浦河；第二段是沙河开后70年，开凿了洪泽新河，从淮阴县城到洪泽镇，共60里；又30年后开凿了从洪泽镇到盱眙龟山的龟山运河。这三条河的先后开凿使很多地方受益，如淮阴县、洪泽镇（今已沉入洪泽湖底），但受益最大的还是楚州城北侧的北神镇。
楚州老城北边到淮河岸边有三四里的距离，当时这里还没有新城、夹城，这片围绕着末口附近区域就是北神镇。过去有志书认为宋朝北神镇就是后来的淮安新城，这明显把北神镇说小了，一个证据是南宋中期淮安新城建好后，人们依然在使用北神镇来称呼楚州城北这一片。宋朝北神镇大致范围应是楚州老城以北，沙河与淮河围成的这块区域，包括今天的新城、夹城、河下及下关的核心地带。
宋元符元年，为避涟水到楚州城淮河风浪，开支家河，支家河入河口在北神镇对岸，沙河与支家河的交汇，使北神镇的地理位置更显优越，因此和漕运相关的各种要素都在此汇集，榷关、仓储、闸口、造船等单位基本都集中在此区域或附近，一时兴盛无比。
北神镇经常出现在宋人的笔记、诗词中。宋代笔记小说中有诸如“北神堰叚瞳巷开粮行董成二郎”“北神堰吴生开质肆”等传奇故事。大孝子徐积还讲述了一个“北神烈妇”的故事：北神镇一个商人在外做生意病死，同行的商人将他收殓并送回楚州他的家中，却因见其妻貌美而试图非礼，结果这位遗孀宁死不从，怀抱婴儿跳淮河自杀。北宋诗人孙次翁则写长诗赞北神镇青楼里一位孙姑娘：“策金堤上起青楼，照水花间开绣户。山阳天下居要冲，春行处处皆香风。花名乐府三千辈，惟君第一娇姿容。画舫骄马日过门，过者知名求见君。”在孙先生的笔下，北神的孙美女大有楚州花魁的意思。《宋会要辑稿》酒曲栏中有“楚州旧在城及山阳、宝应、盐城县、北神镇五务，岁十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一贯”记载。在征收酒税的“酒务”上，干脆把北神镇和楚州的几个县并列，充分说明当时北神镇商业的繁华。
卫朴像（来源：文史淮安网）
在北神镇高度繁荣的这一百多年里，诞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名人。男的是天文学家卫朴，他是一位盲人，却记忆力超强，过耳不忘。他精通算法，长期居住在北神镇一个庙里，以卖卜为生，后被沈括发现，推荐他到京城司天监工作。在司天监的卫朴，推算出的古今日月蚀准确度远超同时代其他人，成为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
原址在北神镇的梁红玉祠（来源：文史淮安网）
“目断长淮渺莽中，孤城突兀倚层空”。站在北神镇附近淮河远眺淮安城，一定会激发起人们一股英雄之气。北神镇走出了淮安历史上唯一的巾帼英雄梁红玉。梁红玉出生在北宋，成名于南宋，当她以一名军人身份回到北神时，此处已是一片瓦砾，只能作为军营所在。梁红玉见证了北神镇乃至楚州城经济断崖式下跌的全过程，对此她一定感慨颇多，可惜“00后”的梁红玉是武人，只会拿命去拼，不会像“80后”（李清照出生在1084年）的李清照小姐姐那样哼哼唧唧写点诗词。
进入南宋后没有城墙保护的北神镇一败涂地，迅速由淮商聚集地变成战争频发地。南宋初年，金军全力进攻赵立把守的楚州城，南宋除李彦先与岳飞部外无人敢救楚州。在赵立战死、楚州城破后，金人集结全部主力，猛攻淮河上的李彦先，“城破之日，彦先舟师犹在北神镇淮水中，前后扼于金人，不得去。”李彦先遭到金军水路、旱路的夹击，在北神镇力战而死，全家七口全部遇难。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影（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南宋有关北神镇的记载多不是好事，我们随便看几条。“归明人吴皋率其党持兵殴斗，北神镇居民为之惊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完颜亮侵宋前，北神镇发生的骚乱。
“北神镇少年以剽境外为业，前后不能禁”（《蔡知合墓志铭》）。这是说北神镇的小痞子多。
“以客人贩姜货、杂物至场博易，多至楚州北神镇私渡过淮”（《宋会要辑稿》）。这是说处于宋金边境的北神镇是走私猖獗之处。
“一军驻平河桥，一军驻北神镇”（《宋史》）。这是南宋后期官军攻打李全时的排兵布阵。
在进入近代工业化社会前，人类生产力发展实际很慢，简直可以说是蜗牛速度，很难说400年前的欧洲人建造水平比4000年前建造金字塔埃及人强多少。对比明清与唐宋时期的淮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明初陈瑄开清江浦河时思路与乔维岳开沙河思路完全一致，并且清江浦河就是北宋的沙河。明清时清江浦镇兴起逻辑与节奏，实际也是北宋北神镇的翻版与再现，——它们都因沙河而兴，兴盛都源于承接楚州城外溢的各种漕运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