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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最大的灾难(中国史上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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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时间跨度也很长,在这历史长河里,有着各种样的人生百态,也有许多破朔迷离的未解之谜。恰逢抗疫,需要我们众志成城去面对,所以小编梳理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些灾难,作为两部分记录下来,一方面是一些人为的灾难,另一方面就是非人为的自然灾害,各列举五例。

接下小编就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十大灾难,我们一起来看看呗!

(第一部分)对人的精神文明进行迫害的文化方面的灾难:

十、《四库全书》的修订

1、主要内容

《四库全书》共录入书类3503种,计13501部、36000册、79337卷。全书共分为《经部》绿色装订,《史部》红色装订,《子部》白色装订,《集部》蓝色装订,故称“四库全书”。《总纲目》用中央黄色装订。

《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史记》、《资治通鉴》、《本草纲目》、《孙子兵法》、《说文解字》、《国语》、《永乐大典》、《战国策》、《茶经》等,全部收录在内。

2、成立修撰机构

乾隆三十六年,值国泰民安,库足盈富。乾隆降旨修《四库全书》,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六部尚书为副总裁,翰林院编修纪晓岚为主编。时设较辑处在南书房,抄录处设翰林院。抽调举国文人学士参与,整录人员3600人,抄录者3800人。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成书,历尽艰辛,工程规模之浩大,绝无仅有。在编书过程中,皇帝经常现场一线督导。有的录书人员,因文笔好而常与乾隆相处,被破格提升;而因录书失职者,有360人被革职。

3、成书及毁书规模

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十余年中,销毁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共计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修订过程可谓是重新检查了天下所有书籍,最终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部分全部毁掉。历史文化被严重篡改,以至于后世的我们看前朝部分历史,真假无从考证。

九、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的记录,朝鲜、日本等国也有类似事件。《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文字狱于明清两代达到巅峰,明朝专门设立了监视百官的的特务机关东厂与锦衣卫,负责日常搜集大臣们的“罪证”。

清朝时因为满汉矛盾,加上清朝统治者对中原大地统治权的合法性,民间普遍存在讨论。为此,清朝统治者对掌控社会舆论风向的文人大下狠手,文字狱一度使人不敢开口。这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清代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和 *** 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 *** 控制极严。

文字狱,是指作者在其诗文、著作中流露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有反对当朝的思想倾向,或者文字中触及当政者某方面的忌讳等原因而遭到治罪的狱案。从秦朝建立之后,文字狱在各朝各代都时有发生,但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清朝了。

清朝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于抱有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传统华夏观念的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满族人的统治大都怀有极强烈的敌对情绪。虽然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失败了,但反清复明的思想又通过各种文字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使清廷坐卧不安。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的统治者对 *** 的反清思想一直严加防范,严厉打击,致使文字大狱泛滥,这是满、汉民族矛盾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以少数的满族人驾驭人口众多的汉族人的一种不自信。

清代的文字狱从康熙初年就拉开了帷幕。康熙二年(公元1663),还在四大臣辅政时期就发生了清代文字狱史上的一桩大案一—庄廷陇《明史》案。庄廷陇本是浙江湖州富豪庄允诚之子,明末入选国子监,但后来因病双目失明。庄廷陇有感于左丘明失明后写《国语》的事迹,也想创作一部传世之作。他用1000两白银买到朱国桢撰写的《明史》稿本,又出资延臣请到一批江浙名士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的史事,成书后名为《明史》。书中奉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为正朔;不尊清朝祖先,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直呼其名;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明朝年号;对降清的明朝将领称为“叛”…….字里行间流露哀悼故国之情。

康熙二年,因贪污被贬的原浙江粮道李廷枢知道后,将此事告乍诉他的亲家也因贪污被革职的吴之荣,二人贪婪无度,想借此讹诈庄家,于是向朝廷告发此事,而成大狱。此时,庄廷陇已死,但他的尸体还遭屠戮,其父被捕,病死于刑部大狱。此案株连甚众,凡为该书作序、校补、刻印、编撰的人,以及家族中15岁以上的子侄共70人被斩决,而被流放的达数百人。

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学说,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法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什么意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来的,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学说,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法律。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就开始确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确立是到了隋唐时期。

七、八股取士是明朝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

明代成化年间,科举考试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取士”,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文章越发空虚,直至清末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时才废除,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被废除。

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也称为“时文”、“四书文”这种僵化的文体是明代科举的局限之一。

明清朝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明朝统治者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很多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省级考试叫乡试,及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到京参加会试,合格者称为贡士;贡士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者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中举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差役和税粮,进士都有官做。但是,这些人很多是没有真才实学的。

八股文:明朝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学的《四书》与《五经》。凡是乡试、会试都考三场,选《四书》中的文句做考题,让考生据以作文,阐述其中义理。应考者只能根据特定的注疏发挥,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必须把文章写成八股文,文体不能违背八股的格式。所谓股,即为对偶之意。简括来说,文章的主要部分要分为八股,要用八个排比对偶组成,这边是八股文。

六、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

“焚书坑儒”一词出处《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汉末孔安国(孔子10世孙)《〈尚书〉序》亦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焚书坑儒简介: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腴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鲸刑并罚苦役四年;

(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宴会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

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生、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即是所谓的“坑儒”事件。

焚书事件: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着作,史称诸子百家。

隋朝的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一句,宣称书是项羽焚烧的。但是汉朝无人就此指责项羽“焚书”,尽管他是刘邦的敌人。

坑儒事件: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焚书坑儒的影响: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学院争吵”的先河。

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

(第二部分)对于生命财产造成重大伤亡的自然灾害列举如下:

五、明朝天启大爆炸

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爆炸发生在明朝,也就是400年前的北京,出现了一起至今都无法解释的大爆炸,被称为世界三大未解之谜,后世称之为“王恭厂灾变”。

1626年5月30日,也就是明朝的天启六年五月,伴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一朵蘑菇云在北京城西南隅的王恭厂区域升起。虽然是上午九点,但天色瞬间变得昏黑如夜,瞬间上万间民房化为平地,几万人死亡。王恭厂是明朝的大药局,专门为明朝生产枪支火药,因此当时很多人将这次爆炸归因于火药爆炸。

天启大爆炸原因推测:引发这场灾难的原因,有非常多的推测。比较靠谱的说法有陨石说、地震说、王恭厂药库爆炸说等。每种说法也都有自己的依据。

其一是地震灾难说,灾难前的很多迹象和地震是比较相符的,但是灾难后很多地方也不是地震的现象,比如男女 *** 、离震灾中心较近的建筑破坏不大等,而且在这次爆炸之前,钦天监也没有报告有异象。就算是有地震,明史上应该也会记载。

其二是陨石说,在文献中说到“但见飙光一道,内有大光”,“烟尘障空,白昼晦冥”等,和我们现在说的陨石坠落是很像的,但是又很难解释的通。

其三是王恭厂药库爆炸说,在史书中认为起因是皇家部队火药库爆炸导致的,毕竟明朝对火药的使用还是很广泛的,但是也有人表示,就算是将全部的火药点着,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威力并不会这么猛,顶多将火药库夷为平地。所很多人认为它不是罪魁祸首。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场爆炸过后,树木毫无被烧毁的迹象,所有死者赤身裸体,衣服都被挂在西边树上。而《明实录》、《国榷》、《酌中志》、《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和《天变邸抄》中一系列的历史记载也证明这次大爆炸绝不是谣传。

天启大爆炸的影响: 天启大爆炸之后,明朝上下一片慌乱,人心惶惶。也有很多人认为是贪官污吏太多了遭到了天谴,在惩罚这些蛮横霸道的人。也有人认为是在警示天子,很多人上书要求皇上“反躬修省”,后面皇帝颁发了圣旨追究大臣的责任,下了一道诏书将自己骂了一通,并表示要亲自去太庙祭拜。

四、光绪大旱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旱灾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光绪大旱,中国清光绪年间发生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大旱。

同治十一至十二年(1872~1873)黄河流域各地已有局部干旱发生,同治十三年山西、山东都出现局部性春夏连旱。光绪元年至二年(1875~1876)旱区已经覆盖华北和西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光绪三年大旱的地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甘肃东部、河北中南部以及内蒙古西部,旱灾并波及长江流域。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大旱,仅饥饿而死的人就达1300万。

山西是光绪初年连旱的中心地区,有30余州县受重灾侵袭,人口总数从灾前的1600多万下降至灾后的1000多万,约1/3的人在大灾中饿毙或逃亡。

三、海啸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啸发生在西汉末期渤海地区,公元前47年西汉末期渤海地区发生了一次灾难性的海啸。

据《汉书·天文志》记载(初元二年秋七月)“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

同样的记载在《汉书·沟洫志》再次出现,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 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

后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云:“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当同碣石,苞沦于洪波也”,又云:“昔燕齐辽旷 ,分置营州,今城面海滨,海水北侵,城垂沦者半”。从上所述,我们发现在西汉元帝初元二年秋七月在渤海地区确实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海啸,时间为公元前47年。

二、东汉末年大瘟疫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次瘟疫发生于东汉末年。

1、背景: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

大瘟疫当时被称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

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据现代研究者分析认为,当时的“伤寒”很可能是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两种疾病,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无论哪种疾病,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2、名医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 *** ,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3、张角与太平道: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社会学家认为,由自然灾害造成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变化。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另一方面,由于伤寒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道教迅速传播,贵族信奉佛教逐步成为潮流。公元183年,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趁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自称“天公将军”,率领群众发动起义,史称“黄巾起义”。不久张角病死,起义军也很快被汉朝所镇压。

4、瘟疫的后续影响: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震撼了东汉王朝的根基,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进而演变为三足鼎立的局面。持续多年的大瘟疫,还对三国格局产生影响。

曹操《蒿里行》诗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刘联军与曹操战于长江赤壁一带,拥有数十万大军的曹操,败给只有五至六万的孙刘联军。曹操兵败赤壁,最终三分天下,当时军中也爆发了大瘟疫,增加了伤亡。这场瘟疫也正爆发在当下的焦点湖北地区,离武汉很近。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南征孙权于濡须口,感染疾疫,竟导致建安七子中的四人——陈琳、刘桢、应瑒、徐干同年殒命,司马懿之长兄司马朗也死于这场大瘟疫,可见疫情之惨烈。

汉末乱世导致人口从6000万下降到1000多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瘟疫的肆虐。从晋朝开始,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影响力播散开来。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由张仲景传承下来的医术,在古代无数次乱世中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东汉三国之后中国再没有爆发过死亡超过1000万人的瘟疫。

一、明朝大地震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二月山西、陕西、河南发生特大地震,这场地震,在当时造成了八十余万人死亡,灾情之惨重,实属空前。

然而,当时的朝廷上有严嵩乱政于朝,下有沿海倭寇之乱,导致财政亏空,无法对灾区进行有效的救济,因此灾区治安的维持,灾后的重建,都必须依赖地方官府与士绅百姓的合作,才能渡过难关。

在赈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如陕西滑南县,采用了「以工代账」的方式,使灾民参与官方机构的重建工作,赚取自己生活所需与自家重建的费用。但这种措施并未推行在所有的灾区,一些地方仍然要征调百姓从事劳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中国古代史书对地震的记载,一般列于「灾异」、「灾祥」、「五行」的范围之中,世宗将这场地震视为上天降灾示警,因此世宗仅仅按照历代帝王的惯例,自我反省一番,允许臣下直言进谏,时间拖到了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才派遣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前往祭告天地神祇。但邹守愚并没有完成祭告、赈济的任务便死了。

过了两天,世宗皇帝颁下圣旨:拨款四万两白银,赈济山西平阳府、陕西延安府诸属县,并免去税粮。 这是朝廷最早拨发的一笔赈灾款项。

到了四月,世宗下旨,由户部拨给陕西、宁夏、甘肃、山西总计四万五千两的款项,主要用于屯兵军饷,以防灾民暴动,并非用来救济灾民。

这可能是因为运往西北供给军队的粮食,困地震使得交通受阻,运输中断,才拨给款项以应急需。至于实际救灾,则免除灾区赋税,准许山西、陕西两省动用该省的库银来赈救灾民。

然而朝廷所拨发的款项对八十三万以上的死者与无数尚待救助的灾民而言,实属杯水车薪。但明朝朝廷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朝廷正为了筹措对倭寇和蒙古的战争军费不得不推行捐纳卖官的政策。

在朝廷无法提供有效援助的情况下,灾区的地方官府与百姓们,必须靠自己从事救振与重建的工作。在治安的维持方面,由于许多地方官府也在地震中震毁,官吏死亡,因此许多灾区都出现治安无人维持,不法分子到处打劫的情事。在陕西滑南县,据沉德符〈万历野获编}载,不但有抢劫的情事发生,更有流言要抓捕少女「取红铅」。

什么是「红铅 】?据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红铅即女人的月经,取红铅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地震造成大量伤亡,使得药材不敷使用,而红铅即是治疗创伤的药材之一。

在方士邪术的渲染下,原本用热敷的方式治疗创伤的月经,变成了服食药物,而且更强调要用童女的「初行经水 】才是「先天红铅」。而百姓受其蛊惑,因此才会在地震之后,有「刷选室女」的谣言产生,使得百姓纷纷将女儿嫁人,以免被歹人当成「室女」而掳走。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明代的山西商人,财力极为庞大。在此次地震中,山西商人对家乡的重建,提供相当大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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