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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记得中学时代第一张CD，买的就是高晓松的《青春无悔》。此后多年，历经成长和岁月蜕变，每隔一段时间，再听那张CD里的歌曲，都会生出不同的心境。说起高晓松，就不得不谈到那段校园民谣的往事。他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更想成为诗人、作家、电影导演……
1996年，高晓松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办个人音乐作品演唱会。现场一万两千多人，给他站台的全是一线大腕儿。
1996年，高晓松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办个人音乐作品演唱会。现场一万两千多人，给他站台的全是一线大腕儿。
凭借《青春无悔》，年仅27岁的高晓松圈粉一 *** 青年学生，专辑也被奉为当时中国原创音乐的典范。从舞台下去时，那英冲高晓松说：“晓松你真该感谢老天爷，我一直想开音乐会都没开成，你才27岁，就开了一场万人音乐会。”
那正是高晓松人生急速膨胀的震颤期，一听这话心里还嘀咕：“我凭什么感谢老天爷啊，这不是哥们儿我自己牛逼吗？”拿他在《艺术人生》上的话形容，从那天起，他就开始烧包了。看人都是拿下巴看的，膨胀到无以复加，产生一种“天下没哥们儿搞不定的事”的错觉。他的好战友宋柯回忆说：“当初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走！哥们儿带你争名夺利去！”
此前他就一路得瑟，得瑟得连自己是谁都不认识了。首先音乐上就架不住自己了，一顿酒下肚，立马壮怀激烈。
有次跟老狼喝酒，聊起中国摇滚的事儿，愣说“魔岩三杰”不及自己，哪儿哪儿都没他好。老狼起初就是唱摇滚的，心里还不去你大爷？两人当时就吵翻了天。还有一次，光线传媒让高晓松给挖掘新人，高晓松把这事儿委托给老狼，老狼找了批人给他。开始他还频频赞许，酒过三巡就开始犯德性：“这些人跟哥们儿我比差远了。”
气得老狼摔门而去。
最严重的一次，他冲老狼摔了椅子。95年在去往沈阳的飞机上，他甚至说：“有本事你别叫老狼，别唱我写的歌。”老狼也很决绝：“行啊，大不了我不唱了，反正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你给的。”这俩人自大学起便形影不离，彼此了解到随便捡起一句话都能插在对方软肋上。可当时高晓松确实不像话，已经膨胀到容不下任何异己，觉得老子天下独一份儿，别人的意见统统听不进去。老狼这么性格温和的人都受不了他，可见真是令人讨厌到了极点。
后来高晓松也说：“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我那时候的样子，我都想找一地缝钻进去，连头发都没进去，就坚决不能想起来，就整个人处在那种眼睛从来就根本不看人，就特别招人烦。”那时他少年得志，被滔天名利蒙蔽了心智，完全没意识到什么是命好：
当初玩儿音乐那拨大学生，他并不是独一份儿的天才。但最后摘来摘去，就剩下了他和那个原名叫王阳的老狼。
高晓松在《晓说》里讲话，向来把清华往高了举，北大都快被碾成渣了。这大概是两大豪门的百年恩怨所致，也难怪清华学生恨不得管北大叫“清华附中”。一提到北京当年草坪弹琴的盛况，高晓松就说：“北大女孩儿多啊，男生刚会弹个入门就搂着姑娘跑了，把琴撂一边儿了。所以北大没出什么影响力的歌手。”可实际上追根朔源起来，校园民谣得从北大说起。
1987年，北大图书馆东边的草坪上，突然有个叫朴勋的朝鲜族男生抱着吉他唱歌，成功引起女生们的注意。没多久，越来越多的北大学子来这里抱琴歌唱，从而形成北大特有的草坪文化。这一文化如星火燎原之势烧过北京一半高校，男同学们纷纷抱起吉他感伤抒怀。高晓松进大学之前，北大就出了池永强这样的才子，他甚至还组过一个乐队，接受过采访。乐队的名字特生猛，叫：CNMB250。
短短两年时间，这帮学生埋头操琴，苦练歌喉，出了不少原创作品。北大最流行的一首歌叫《星期天》，是一个在北大艺术教研室任教的人写的。这首歌成为北大聚会的必唱曲目，一唱完在座者就哗啦啦鼓掌。此曲后来还被收入专辑，一度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五四晚会”。写这首歌的人也很牛，日后不但跑去跟俞敏洪组了个新东方，还创立了真格基金。
他有个名字叫徐小平。
当时各大高校间流传着一本吉他教材，俗称“小蓝本”，上面是一水儿的中文英文吉他老歌。什么楼道、水房、草坪上，全是跃跃欲试的男生和蠢蠢欲动的心。起初，高晓松并不想读清华，想去浙大。因为浙大美女如云，清华全是女科学家。可他妈让他贯彻一个价值观，说你读浙大就自己出学费。高晓松只好乖乖踏入清华。进校门一看，男生要想追姑娘，必备“打架、踢球、弹琴”三大技能。前两个他是没戏，只好花50块钱买了把红棉去草坪弹琴。
一天正弹琴呢，一个男生打他身边过，问道：“你认识宋柯吗？”高晓松说不认识呀。
人白他一眼：“呸！宋柯你都不认识，还敢在这儿弹琴？”搞得高晓松一脸懵逼。
后来高晓松喜欢一姑娘，想追人家，人家说：“不好意思，我喜欢宋柯。”
改天又认识一姑娘，人说：“不好意思，我喜欢宋柯。”
给高晓松气的，心说这宋柯是谁呀这么牛逼。一打听才知道是个老学长，踢球、打架、弹琴无人出其左右。高晓松当即立下宏愿，一定要跟宋柯交朋友。
当年宋柯在清华名盛一时，早就拿着校刊上一首名为《日晷》的诗作写了原创歌曲。大三时，他又写下一曲《一走了之》，顿时风靡整个校园，风光程度堪比校歌。后来这歌就被孙国庆拿去唱了。
宋柯写过一首《风雨尽头》，被张楚收到了专辑里。宋柯本人还一度涂着高原红登上央视表演。论及唱功，当年全北京高校外国歌曲大赛，宋柯拿了第二。
拿第一的那位，名字叫刘欢。
听到这些传奇经历，高晓松当即拜服，四处打听在哪儿能见到宋柯。不久后才知道，宋柯学长最后一次在清华唱完《一走了之》，就真的一走了之，被分配到了北京一家工厂实习。
幸亏工作不饱和，每周末他都坐三个小时汽车回清华看女朋友。通过层层关系，高晓松终于得到机会跟宋柯大哥吃了一回涮羊肉。当时一帮男生前呼后拥，还有佳人陪座，高晓松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宋柯啊。”
那个年代，能写能唱的男生总会被高看一眼。80年代末的大学是真正的象牙塔。外面读琼瑶，学生们读《百年孤独》，外面听邓丽君，他们听崔健。谁要是在杂志上发表一篇诗作，能收到成捆的读者来信。流浪诗人流窜于各大院校间，进了宿舍只要说自己是诗人，大学生都以礼相待。
有个叫俞心樵的，小学文化也自称诗人，人好奇问他：“你一个小学文化也叫诗人。“俞心樵说：“要不说诗人靠的是天赋呢。”多年以后，一个叫莫西子诗的民谣歌手拿他的诗作登上《中国好歌曲》，名字叫《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诗不好写，歌词的门槛儿稍微低一点。青春期躁动的荷尔蒙无处释放，落成文字近乎苍白，唯有旋律才能表达那个世界的颤动。于是乎，各种青涩、朦胧略带诗意的民谣就从这群人的笔下琴端流溢而出，在吸引姑娘的同时达到排解内心苦闷的目的。高晓松就是这样长起来的，他开始和身边人一样书写起爱情的忧伤、青春的迷惘，还有即将崩裂的理想主义。
1989年和1990年，草坪文化盛况空前。每个星期五，清华大操场上都有来自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坐在一起碴琴。第一波各唱新作，紧接着点唱名曲，最后就是即兴表演。时隔多年，高晓松还忘不了那个叫郁冬的男孩儿，因为他写起词来天赋极高，只要一出手就碾压众人。
有一次，大家以“阳伞”为题，其他人各种懵懂青涩，郁冬抱琴就唱，大意是：“小时候看电影，一到接吻的镜头，就会有一把阳伞挡住，我一直想知道阳伞背后发生了什么，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阳伞的背后，有忧伤也有甜蜜。”
在操场唱歌的那群里人，最擅长社交的是后来写《青春》的沈庆。沈庆15岁就拿到了第一把吉他，17岁开始词曲创作，读中学时曾痴迷金庸和罗大佑。19岁那年，他写了首歌词叫《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写罢无曲，先搁在一边。考入北京农工大后，一天沈庆在宿舍弹琴，忽然一个人敲门进来，没想到是来“盘道儿”的。来人叫逯学军，一名学长，也是个音乐狂热分子。此后，沈庆经常跟逯学军在农工大操场唱歌，偶遇前来散步的中学生郁冬，三个人后来常去清华操场串联，没多久就跟高晓松那帮人混熟了。
在沈庆记忆里，高晓松是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纨绔也就罢了，偏偏还才华横溢，并继承了宋柯身上野性狂放的清华传统。
但在高晓松眼里，天才是郁冬。这孩子天生敏感忧郁，简直就是个玩儿音乐的好苗子。那些炎炎夏日或雾霭蒙蒙的寒冬，男孩儿们就坐在操场上弹琴，对着夕阳喝酒、抽烟，放声欢笑之余把酒瓶砸碎在地上，扬着一头长发对天空放肆高歌。
当然也有女孩儿。北工大有个叫金立的姑娘，论资历和才情完全不输高晓松。金立也是打中学起就完成了音乐启蒙，偶然一次听见翻唱版的《Scarborough Fair》，惊为天籁，随后狂听美国民谣、摇滚、乡村音乐……1984年她抱着一把吉他参加北京吉他大赛，虽然没获奖，却结识了一个叫文华的姑娘。两人一拍即合，唱和之间写下无数佳作。等考上北工大，金立独自创作的能力日趋成熟，隔三差五去清华会会宋柯这帮元老级人物。
后来宋柯“一走了之”，她又认识了高晓松。而通过另一个朋友，金立又认识了一个叫潘茜的姑娘。每隔一段时间，潘茜就带着自己男友到金立的宿舍唱歌。
在金立记忆里，这个满脸油光的小子总是蹬着靴子笑眯眯的。他的嗓子醇厚绵软，典型的男孩儿嗓，说忧郁吧也不像，是温暖中带着些许哀愁。
听说高晓松组了个“青铜器”乐队，还差个主唱，金立就对高晓松说：“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人呗。”高晓松问谁呀，金立说我一姐妹儿的男朋友。
就这样，高晓松认识了老狼。
多年以后，老狼同学依然还记得第一次见高晓松的样子。
高晓松去北京建筑学院门口见他的时候，戴了顶草帽，穿了一身军装，老狼远远地看着高过来，心说这是清华学生吗？这不会是一卖瓜的吧？
随后，两人去了老狼家。高晓松说得面试一下，老狼就唱了一首《我要的不多》和《天天想你》，略带沧桑的嗓音饱含柔情。
一曲唱罢，高晓松连连拍手道：“满意满意，哥们儿就你了。”
当初高晓松组“青铜器”也是一番波折。他跟家里人要钱，希望能赞助点儿乐器。
他妈说：“我教你吹黑管你让你陶冶情操，你还把玩儿音乐当正事儿了？你能靠音乐养活自己吗？”高晓松不依不饶，他妈说那行吧，给你张火车票你去天津，能活一个星期我就给你钱。高晓松说那还不容易，带着一把吉他就去了天津。
到了天津，在火车站弹琴卖艺，根本没人搭理他，只能在火车站睡一夜。第二天又去闹市区，忙活了一天，挣了5毛钱，有3毛2还是个北京同乡看他可怜给的。高晓松两天没吃饭，饿得都不行了，思来想去买了一包恒大烟。
然后他跑到天津大学研究生宿舍楼下弹琴，以为这里的学生受到文化熏陶能够开眼，没想到被人举报，当盲流给抓了。校卫队看他穿得破破烂烂，要没收他的琴。
高晓松忙说：“别别，我是清华大学的。”人不信：“你这样也敢说是清华的？”一个电话打回清华，最后是他表哥把他接回了清华大院。
后来他妈还是给了他一笔钱，但也不足以支撑一个乐队。当时大家都穷，把生活费省下来，又东拼西凑问家里要钱才买了乐器。为了一个大音箱，乐队里一北邮的哥们儿发动全班女生捐款。
他和高晓松把音箱从西单一路拖回北大，从下午四点一直走到夜里两点。快到的时候音箱从自行车座上掉下来，北邮的同学直接拿脚去垫。高晓松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叹：那时候真是爱音乐，发自内心的热爱啊，一开始你是为了姑娘，后来你是真的爱它。
功成名就后，高晓松在各个节目里聊起那段岁月都感慨万千。一开始玩儿音乐高晓松的确是为了姑娘，眼看清华女生捞不着还经常去北外，见天儿地给一个宿舍的女孩儿打水。
那宿舍里住着许戈辉，就问他你到底看上谁了。高晓松说：“你真不了解清华男生，没有目标，捞着谁算谁。”但玩儿到后面，那是真的爱上音乐了。
一听说有个叫张楚的歌手在北京各大高校间流窜，兜里揣着一首特别牛的《西出阳关》，高晓松就到处打听张楚在哪儿。据说金立第一次听张楚的歌都深感自卑，完全闹不清这个瘦巴巴的孩子打哪儿冒出来的都经历过什么，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有了张楚，我还写什么歌？”
后来是在路上，不知谁叫了一声张楚。高晓松扭头追上去，拉着张楚就回宿舍，强烈要求他唱那首《西出阳关》。那时张楚先住在清华，又去中戏。中戏的老师听说张楚来了，怕他饿着，专门送了鸡蛋过去。谁也没想到94年他和窦唯、何勇还有唐朝能在香港红磡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高晓松能写出那些慰藉人心的作品，一方面得益于他的才气，一方面也少不了那个时代的滋养。尤其是在各大高校间，连空气都是文艺的。
高晓松在《晓说》里也老聊，说当时每个人都很单纯，喜欢一个人单纯，热爱一首歌也很单纯。女孩儿要是喜欢一男孩儿，必定把亲手织的围脖送给对方。
一天，高晓松在中戏一姑娘那儿读到特朗斯特罗姆的《黑色明信片》，里面有一段“日历满满的/但未来一片空白/电缆哼着某个被遗忘的国家的民歌”，心头顿时一惊，后来他就把这一段化用到了零点乐队唱的那首《荒冢》里。
当年，住他上铺的是一个湖南的学生，年纪最小，总爱把罗大佑的歌词刻墙上，每天都要问他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毕业前夕，高晓松就躲在厕所里写了那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甚至有一次，半夜一点一同学把他从家扽出来，对他说：“我今天听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我要唱给你听。”
说罢，唱起了黄小茂填词的那首《心的祈祷》，给高晓松感动得一塌糊涂。
也别说高晓松了，连老狼都写小说。上中学时，老狼参加过文学社团，跟着好基友写早恋文学。上了大学，他和后来写《奋斗》的石康成为同学，受石康的影响，又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追忆似水年华》。读完之后心情脆弱得一塌糊涂。那时候石康也弹过一阵儿弹琴，听说老狼出名了，气得把琴塞床底下去。
老狼一开始也唱摇滚，歌声撕心裂肺。去了“青铜器”，还是摇滚。当时崔健牛逼、窦唯牛逼，他们只能跟在 *** 后面瞎转。写的歌叫什么《弗洛伊德的弟子》《人与兽》，天天在政法大学的传达室里排练。每当排到大汗淋漓，高晓松才特别不好意思地拿出吉他说：“哥们儿很惭愧，这里有一首骚柔小调。”然后就唱他的伤春悲秋，乐队听了都摆手：“去去去别添乱。”
那些日子，他和老狼是一块儿长起来的。两人的性格，本身就互补。高晓松动不动就去老狼家刷夜，饿了就让老狼给他做饭。大二暑假，高晓松要带乐队去海口演出，很多人怂了，只有老狼愿意去。在海口一个叫癫马的歌厅里，老板问他们会唱什么，高晓松说摇滚，老板说：“那就来个《一无所有》吧。”老狼太紧张，一开口比崔健还高了三度，高晓松都快疯了，没想到老狼唱下来了。
在海口，他俩拿着微薄的工资跟一帮服务员睡地下，夜里热得痛哭流涕。
赚到的钱只够一个人回去。高晓松让老狼走了，自己跑去厦大做流浪歌手。一天，在厦大的布告栏里，他看到一位女生写给男友的诗，名叫《麦克》。读完之后，心下怅惘，转身就写了那首《麦克》。回到北京，高晓松将这首歌唱给沈庆听的时候，在场所有人都感动到沉默了。
那时沈庆就知道，高晓松一定能出来。
要不是沈庆的坚持，“校园民谣”估计就黄了。
毕业之后，唱歌的人都各奔东西。宋柯去化工厂实习，觉得无聊去了美国，池永强被分配到一家国营宾馆当门童替人拉行李，逯学军也去了天津一家软线厂上班，老狼被送到一家自动化公司下乡给人装电机，每天都烦的要死。反倒是辍学的高晓松，上了两个月班之后撞大运开始做广告，一夜之间混成了“京城恶少”，在亚运村租着大House开着林肯豪车用着大哥大走哪儿哪儿都倍儿有面子。
老狼第一个月发工资，请高晓松吃饭。结果俩人喝大了，回去时高晓松又哭又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老狼说：“哥们儿我写了这么多歌，唱给谁听呀？”后来又有一天，沈庆和郁冬去找高晓松玩儿。高晓松刚和女友分手，抱着吉他唱歌唱着唱着就泣不成声。那就是后来的《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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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又去正大，当时正大的艺术总监是写《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孙仪，一看《同桌的你》便说：“什么半块儿橡皮啊，这么粗鄙的东西怎么能入歌词呢？”
沈庆只好继续奔走，最后打听到一家叫“大地”的唱片，联系上了刘卓辉。此君是谁呢？80年代中期，刘卓辉从香港回到大陆探亲，从飞机上看到华夏大地，倍感神伤，回去就为黄家驹填词《大地》，此曲直接将Beyond送上香港十大金曲宝座。
随后，刘卓辉便与朋友合资，成立了“大地唱片”，并邀请给崔健《浪子归》写词的黄小茂当音乐制作人。彼时，黄小茂正站在30岁的十字路口，一听到这些感怀青春的歌便被打动，尤其欣赏高晓松的作品。
为了说服高晓松，黄小茂背着琴就去了他办公室，见面就跟他喝酒回忆往事。两人一见如故，高晓松说：“行，作品给你们，但我有个条件。”黄小茂问他什么条件，高晓松说钱我可以不在乎。
“但歌必须老狼来唱。”
然后call老狼：“你就准备当歌星吧。”
老狼以为他开玩笑呢，然后辞职、签约、录唱片。那是1994年，华语乐坛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一是香港红磡被北京的摇滚新势力狂洗一夜，张培仁以为中国摇滚的春天要来了；二是在那年北京大学生联合晚会上，老狼唱了那首即将爆红的《同桌的你》。一个看似巅峰，一个看似平平无奇。实则两种音乐律动背后暗藏着不可揣测的时代洪流，也为大陆日后的音乐走向埋下伏笔。什么东西可以唱，什么东西不能唱，冥冥之中早有注定。
不久，大地发行《校园民谣1》，其中收录了不少北京高校的学生作品，其中最火的还是《同桌的你》。歌曲一推出便风靡大江南北，囊括了当年几乎所有的流行音乐奖项，从电视到街头甚至到工厂和公共厕所里，都能听见那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一天高晓松跟郑钧去北京郊区玩儿，经过一处田野居然听见一位老农仰天长啸“谁为你做的嫁衣”。
高晓松心说哥们儿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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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民谣1》大获成功，不少人瞅准商机想从中捞一把。其中就有三个天津人，跑到高校里找会唱歌的学生录制了一张拼盘，取名为《校园歌谣2》。它比《校园民谣2》早发行一个月，不到两周就卖出了24万张。可见当时全国学子嗷嗷待哺，都如饥似渴地回忆着青春。据说当时至少有100个校园歌手都走进了录音棚，其中有多少以次充好也就可想而知了。
火红的民谣大势令无数出版商虎视眈眈，可谁也没想到，1995年，这波席卷中国大地的声音便急转而下，比94红磡还要更落寞地消失在时间洪流里。大地以为《校园民谣2》和《校园民谣3》会跑好接力赛，结果推出后非但销量平平也没留下任何经典曲目。无数出版社打着校园民谣的旗号，试图用各种粗制滥造的音乐瓜分市场，更是加剧了它的消亡。当时北大一位老校友、某饮料公司老板还想让北大也火一把，努力将北大歌手的作品结集出版，命名为《没有围墙的校园》，然而砸到市场上未能引起任何波澜。
真是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
随着巨浪平息，当初抱琴歌唱迎风狂啸的男孩儿们散落各地，在浅尝了名利的味道后都踏上了各自的人生路途，随着“校园民谣”的消亡无声于人潮人海之中：
为爱情去成都的杨单涛，在郁郁不得志时卖了一首歌给沈庆，拿到2000块钱就杳无音讯；逯学军将沈庆的歌词《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谱曲，拿给景岗山演唱帮他拿了个最受欢迎男歌手奖，签约后始终没辞职，很长一段时间名片上都写着“国家一级建筑师”；沈庆录完一张叫《这么多年以来》的专辑后，觉得日子萧索没什么可以表达的也离开了这个行业，然后去捣鼓音乐网站、广告公司也算混得如鱼得水；金立去美国之后，写过几首歌也教儿子弹吉他，但想起往事心头只剩一阵惶然；当初被高晓松视为天才的郁冬，只出过一张叫《露天电影院》的专辑，后来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刑一年，随后消失在茫茫人海。
江湖浪迹念旧游，故人沉浮各千秋。
有谁还记得，为《校园民谣1》写文案时，沈庆曾带着平面设计师去清华大学，走进那一代校园歌手第一次成规模聚集的西阶教室，悄悄地在一张课桌上刻下了一句话：
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
唯一的“幸存者”，便是高晓松。甚至在《校园民谣2&3》扑街的情况下，他和老狼推出《恋恋风尘》，狂卖40万张，随后在五台山体育馆开万人音乐会，声名一度达到巅峰。紧接着，高晓松就迎来了“烧包时代”。1997年，央视李静采访他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着写《同桌的你》的？”高晓松阴阳怪气地说：“为了泡妞呗。”湖南的龙丹妮去采访他，他穿着浴袍就上镜了，把龙丹妮给气了个半死：“以后再也不想跟这个人打交道了！”
那一年深夜的一个夜晚，新闻乐评人李皖曾去采访高晓松。当着李皖的面，高晓松干掉半箱啤酒，一个人喷了足足一夜。他阅读面之广、记忆力之强，东拉西扯起来那股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劲儿让李皖目瞪口呆。当时的高晓松肯定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靠脱口秀吃饭。
那晚，高晓松对李皖说：“我跟歌坛那些人不一样，你别把我跟他们混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更想成为诗人、作家、电影导演……
这么多年来，他把自己想干的那些事儿都干了一遍。不过在名利圈摸爬滚打，心里到底有多少狼藉，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记得早些年上《天天向上》做节目，汪涵问他想对19岁的自己说些什么，高晓松满怀惆怅地说：“我可能要说，对不起，你当初爱的人，我都没替你留住，你当初的梦想，我一个都没帮你实现，最后就只赚了一大堆钱而已。”
他是从一个理想时代走过来的人，他知道是什么好的，但他也留不住。一如朴树在《平凡之路》里唱的：“向前走，就这么走，就算被夺走什么。”
37岁那年，高晓松在博客中回忆当年录《青春无悔》时的场景：黑着灯的录音棚里老狼把自己唱哭了，他想起了和女友一起在八中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
高晓松写道：“感谢你们，还能记得那些日子，唱那些多年以前的老歌，感谢你们在录音棚里还能流下眼泪，洗涮这肮脏名利场带给我们的羞耻。”
张绪风流今白首，少年襟度难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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