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简单说下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区分和历史成因
1、首先，在
@关毛 对着个问题的解答中，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明朝的蒙古一般只分为东蒙古和西蒙古”，这个观点恐怕就不太正确，需要从新商榷。因为在明朝中前期，的确是东部的鞑靼与西部的瓦剌频繁争斗不休，比如说在“土木堡事件”中生俘明英宗的也先太师就是瓦剌部，当时瓦剌正处在强势状态，鞑靼的脱脱到是一个被他挟持的半傀儡大汗。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叶，形式倒过来了，随着达延汗的崛起，他基本上重新统一了鞑靼，并强力打压瓦剌。最终在明武宗正德年间，成为草原上共尊的盟主。以下是1519年（正德十四年）的政治势力图，看过就一目了然了——
达延汗实现了霸业后，采取了和他祖先成吉思汗一样的同姓血亲子弟分封制，就是把地盘划成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儿子或关系比较紧密的侄子，于是在达延汗身后，重新统一草原的鞑靼蒙古，按照达延汗的指示，分成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在上面的地图里也可大致看到：左翼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右翼鄂尔多斯、蒙郭勒津、永谢布。除了兀良哈之外，其他五个都是达延汗的直系后裔血统。在这五个达延汗的直系后裔血统的万户中，又规定以左翼的察哈尔作为大汗的亲属万户，其他五个万户都要尊奉察哈尔为共主。
2、达延汗安排的挺好，但是他的子孙未必都能认真执行他的遗嘱。这些后代中有强有弱，哪些地位低却野心大手段强的小贵族，肯定会要觊觎哪些家产丰厚却没能力的大贵族，就和如今的大家族闹家庭遗产纠纷差不多。而且蒙古是游牧民族，不会长期活动在固定的分封草原上，各部时常会为迁移、争夺草地和水源发生冲突。
在右翼鄂尔多斯万户下，有一个以“土默特”为名的鄂托克（比“万户”再低一级的分封单位），由达延汗的一个孙辈统领，此人就是俺答。俺答极赋政治抱负，他与自己的亲兄先兼并了蒙郭勒津万户，又指使亲侄控制永谢布万户和辖下的喀喇沁鄂托克，最迟在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他已经成为右翼三万户的共主，实力超过作为宗主的察哈尔部。俺达的政治野望并不局限于此，更希望自己成为全蒙古大汗，觊觎察哈尔的宗主地位，不仅不听从察哈尔库登汗的号令，拒绝参加库登汗发起的各部会盟，还唆使属于自己一系的亲贵侵占察哈尔驻牧地。这种一心想当大元大可汗的情节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3、彼时的察哈尔由库登汗统领，他在辈分上是俺达的堂侄，各方面能力又平庸。因担忧被俺达吞并，库登汗带领全体察哈尔和一部分喀尔喀部众东迁，占据从辽西到吉林一带长城边墙外的地域。这就是十六世纪中期发生的“左翼蒙古东迁事件”。
这件历史事件，对鞑靼蒙古各部的分布关系产生了两个很重要的影响特征：
A、左翼的喀尔喀万户由12个鄂托克组成，原本就在今天的外蒙古游牧生活，当库登汗派去的使者号召他们跟随一起迁移时，他们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其中有5个愿意效忠，他们追随库登汗东迁，越过兴安岭南下，驻牧于辽东边墙西段外。这五部是扎鲁特、巴林、巴岳特、瓮吉喇和乌齐叶特，统称"内喀尔喀"，在建州女真的后金政权崛起后，逐一被努尔哈赤收拢或征服。还有7个鄂托对库登汗很冷淡，不愿意追随迁移，他们留在了漠北，统称"外喀尔喀"，也就是漠北蒙古，到了在明朝末年，他们逐渐整合为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成为今天外蒙古国民的主体。
B、库登汗东迁之后，原来达延汗的左右两翼六万户格局就更加松散，几乎形同虚设了；新形成的格局，就是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漠南蒙古包括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万户，漠北蒙古就是外喀尔喀的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区分二者的这个“漠”，是今天中蒙两国边境线上的大沙漠地带，如下图——
请注意图中蒙古南部和中国接壤的三个面积最大省份的名称——东戈壁省、南戈壁省、阿尔泰戈壁省，从名字就知道了，全是荒寒绝域，蒙古语称之为“噶尔拜瀚海”，这就是区分漠南与漠北的那个“漠”。
今天内蒙古和外蒙古（蒙古国）区分界定的历史渊源，就是这么来的~
4、笔者讲过上面三条之后，相信诸位能注意到另外一些特点，比如说，外蒙古贵族就应该和内蒙同源同宗，都是达延汗的后代，而达延汗又是成吉思汗的血脉，所以他们都是黄金家族后裔。
实际情况，可以说是基本如此，但不排除少数特例（再此加重家下划线，留在后面具体解说）。这其中有一些特殊原因，蒙古族的历史虽然长远，但文化并不深厚，除了历史上成吉思汗崛起在欧亚大陆上那场征服事业外，这个民族能拿的出手的“荣光”并不多。这就导致在蒙古的贵族政权上，特别看重黄金家族血脉，大汗若是成吉思汗后裔才显得名正言顺，如果是异姓贵族就不太被接受。瓦剌部（清朝改叫厄鲁特，即漠西蒙古）就因为是绰罗斯氏，尽管他一度强盛过，但始终不能取得正统地位。无论是达延汗分的左右翼六万户，还是随后通过兼并形成的漠南漠北，因为他们都是黄金家族，所以特别看不起漠西蒙古。
这个对血统的歧视在蒙古历史上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比如说在1920年代蒙古人民革命党刚成立时，其中有个特别有觉悟的早期创立者索利丹曽，贫苦牧奴出身，绝对的根红苗正无产阶级，但是他随后在人民党内部学习苏联的肃反“大清洗”中被草率枪毙了，没有什么正式罪名，就是“不值得信任的厄鲁特特务”。在今天的外蒙古，一些蒙古愤青对中国人只有五分仇恨，但是对同样说蒙古话的厄鲁特蒙古人、明阿特蒙古人却表现的十分极端。
5、少数特例
科尔沁、和硕特和喀喇沁三部，就是典型的少数特例。
A、科尔沁，可以说是在蒙古帝国创立后“半独立”发展起来的，严格的说他即不属于明朝中前期的鞑靼、瓦剌，也不属于达延汗的左、右翼六万户，直到明末清初，才笼统的归入漠南蒙古。科尔沁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和萨尔，尽管也算黄金家族，但属于成吉思汗的弟弟、侄子、侄孙这一枝上的了，是个历史悠久的同宗偏门远亲。
科尔沁最早的游牧地，在今天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兴安岭一带，是当初成吉思汗封给哈布图和萨尔的领地，叫阿鲁科尔沁（阿鲁意思为“大山的背面”，就是山北）。在明朝前期和中期，科尔沁内部也开始分裂，明朝嘉靖初年，哈布图和萨尔的十四世孙奎猛克塔斯哈喇带着一部分人南迁到靠近今天内蒙吉林黑龙江三省交界的嫩江流域，为了与老科尔沁区别，管猛克塔斯哈喇的这个部落叫嫩江科尔沁。
明朝末年，随着努尔哈赤的后金崛起，科尔沁与后金联姻，皇太极的皇后后宫里有一帮科尔沁出身的女子，著名的孝庄太后就是其中代表。双方关系打的火热，科尔沁帮助后金打击察哈尔林丹汗，成了“蒙奸”。清朝入关后，也对科尔沁投桃报李，把漠南蒙古原先属于察哈尔、土默特的大片草原都赏赐给科尔沁贵族。如今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旗等，都成为科尔沁贵族的旗地。这个黄金家族里的偏枝，投靠清朝成为政治暴发户，是清代漠南蒙古贵族里排名第一的“大户”。
B、和硕特
笔者在前面讲到漠西厄鲁特蒙古时说，他们不是黄金家族出身，但漠西中的和硕特部是个例外，而且和硕特部起源自科尔沁。
和硕特部的祖先叫乌鲁克贴木尔，是哈布图和萨尔的八世孙，科尔沁贵族。在明朝前期的宣德、正统年间，科尔沁老酋长死，其长兄在分遗产时霸占了大部分布众和财物，对此不满的乌鲁克贴木尔选择出走。当时瓦剌正处在强势，乌鲁克贴木尔就投靠了瓦剌脱欢太师，带着自己那点部属西迁到新疆青海和哈萨克去了，到了明朝中后期，就是厄鲁特四部中的和硕特。明朝末年，和硕特在青海一带也曾崛起过，特别是顾实汗时期，和硕特汗国控制了 *** *** 。
C、喀喇沁
喀喇沁属于漠南蒙古，是漠南蒙古各部中，唯一非黄金家族出身的部落；而且他们的祖先不是蒙古人，而是钦察人（包括部分图瓦人），属于元朝四等人中的“色目人”，只不过到了明朝，他们已经深度蒙古化，和蒙古人没有区别了。
喀喇沁的祖先叫哲勒篾，是成吉思汗手下的猛将，与哲别、速布台等共称“四犬”。他是乌梁海人，即蒙古语的“林中的百姓”。到了明朝初年，就是活动在今天河北承德赤峰到辽西一带的兀良哈朵颜三卫（“兀良哈”就是“乌梁海”的谐音），曾经协助明成祖“靖难”夺皇位。也是达延汗分封中的左翼三个万户之一。
到了明朝末年，随着左翼蒙古东迁，兀良哈万户解体，只有其中实力最大的喀喇沁保留下来，随后也投靠了后金。
6、大致了解上述五条，就能知道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区分，以及造成这个区分的历史源头。不过在历史上，“外蒙古”与“内蒙古”的涵义概念，也有完全不相同的时候。
比如说在清朝，“外蒙古”与“内蒙古”是以政治统治形式区分的——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统称“外藩蒙古”，简称外蒙古，归清朝理藩院管理。而清朝说的内蒙古，是指“内属蒙古”，即没有蒙古贵族、不经过理藩院，由清朝皇帝直接统属的若干蒙古部落。
造成这个特例，是清朝对蒙古的上百年的经略形成的。
在清朝崛起阶段，对蒙古特别看重，“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比如说清朝的理藩院，最早的名字叫“蒙古衙门”，满蒙联姻、满蒙同盟更是清朝最重要的国策。对于类似科尔沁这种积极采取合作+效忠臣服的蒙古部落，清朝就和他搞贵族通婚，给予封号爵位，热情拉拢；对于一些不听话的敌对部落或者政治影响力太大的部落，清朝就要彻底分解他。比如说察哈尔，曾经是清朝的大敌，在林丹汗客死青海后，虽然该部表示臣服，但心有不甘，三藩之乱时，察哈尔末代台吉布尔尼还趁机作乱。清朝对察哈尔就采取了彻底瓦解手段，把原先的贵族全部废黜，将部众人口按照满洲八旗制度重新编丁，每旗的都统（固山额真）由皇帝亲自任命，直接向清廷负责，相当于改土归流。
类似的还有漠南蒙古的土默特、漠西的准噶尔厄鲁特（有个在网络上流传很旧的谣言，说清朝灭掉准噶尔后对这个部族搞民族屠杀，全杀光了，其实不然，准噶尔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作为战利品，被胜利者瓜分了，成为了喀尔喀的底层布众和清朝厄鲁特旗的蒙古旗丁）、乌梁海图瓦佐领等等。
用行政等级关系来说明清朝的“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区别，就是如此：
“外蒙古”：皇帝—理藩院—蒙古某盟某旗之旗主亲王—一般部众人口
“内蒙古”：皇帝—蒙古某旗固山额真—旗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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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点扩展内容
当初产生下笔写《旅蒙商》的一个原因，就是几年前，我无意中了解到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和硕特蒙古旗的一些情况——
2009年，我在宁夏银川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外景地拍戏时，很偶然遇到一位老家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浩特的司机师傅。当地在清朝旧称“定远营”，是一座保存若干遗迹的清代古城，别名“小北京”，是和清廷关系很密切的阿拉善旗内札萨克和硕亲王的治邸。在随后的交谈中，这个司机和我说，他家从太爷爷上溯几代人都是张家口的驼户，在同治、光绪年间，曾协助清军平定西北回乱，又跟随左宗棠击败阿古帕、白彦虎匪帮，收复新疆，还是第七代阿拉善旗主多罗特色楞很赏识的驼队把式，经常跟随这位蒙古王爷往返北京与定远营之间。
我是北京一个平民老百姓家庭出身的普通人，喜欢和三教九流打交道，而我的职业也使我惯于在交流中留意对方的言谈细节，在随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向我讲述了清朝驼队赶骆驼起大运的太平调。
厄鲁特蒙古四部中的和硕特部，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哈木图哈萨儿后裔，厄鲁特四部中唯一的黄金家族后裔。明末清初，其首领固始汗游牧于青海，和尚未入关的清朝取得联系，尊奉皇太极为漠南蒙古大汗，使和硕特部从一开始就与清朝保持着亲近关系。在固始汗带兵经略 *** 时，第四子巴彦阿布该阿玉什和侄子鄂齐尔图汗留守故地，康熙准许该部于宁夏边外驻牧，设阿拉善厄鲁特旗，在清朝理藩院下管盟旗中，属西套蒙古。雍正元年，固实汗的另一个孙辈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叛清投准，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二代首领阿宝奉诏积极征讨，被清廷加封郡王。雍正八年，由岳钟琪奏建定远营，目的是为了在贺兰山西麓置守兴屯，以控扼蒙古各部落往来道路及军事镇守为主。《岳氏定远营碑文》记述了将他的这一构想：
“……宁夏北贺兰山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圣心轸念山后一带切近宁城，额鲁特郡王阿宝部落于西海，阿尔多斯七佐领于河东，险要尽归外地。……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寒七十二处之隘口，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妥相地形高下，固山筑城，气势轩昂，设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遥通哈密、巴里坤等处；东接威镇，远连三受降城，两狼山要地。”
定远营是一座半山城，即突出军事价值，又遵照背山为依靠的风水选址传统，依贺兰山取势。城南部处在山脚前平地上，北城墙已经建到山腰，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每边长度近一里，全城周长3.3里，别称“卧虎城”。城墙为 *** 夯土墙，外表没有包砖；只有城头女墙是用青砖堆砌；墙脚厚3~3.5丈，墙头宽约1丈，高3~4丈。城墙只开南门和东门，其中南门外建有瓮城，门外为商业街；四角有城楼。北城墙没有城门，在中段建有关帝庙。
这是两张有关定远营很有意思的古地图。上图是雍正十年（1732），下图是道光五年（1825），时间相隔92年，而该城修建时，距离清朝入关也有88年之久了。可以这么说——这是已经深度汉化的满族统治者，采取中原汉族的营造方式，为与他关系密切的蒙古贵族筹建的王府要塞。因此，这所城堡也融汇了汉满蒙三种文化元素，比如说在上图中，既有蒙古包、有穿旗袍戴红顶子的清朝官员，有散养牧放的牛羊，更有意思的是还有腾云驾雾而来的城隍爷与前呼后拥随行的判官小鬼们——既然城建好了，这位神仙届的市委书记也该上任了——典型的汉族文化。
定远营建成时还很空旷，城里有限的空间还能放羊畜群。然而在下图的道光五年，城里城外已经是一片鸡犬相闻、阡陌垄亩的繁盛景象了。
整座城的占地面积仅为26公顷，因此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城池，而是堡垒城塞，只有旗主王爷、王室亲族、相关政务、旗务人员和扈卫、仆从才能住在其中。北城墙外与后山以一条大沟相隔；后山被当地人叫作“营盘山”，名称来自修建在山顶上、用以主城拱卫犄角的三座营堡，同治末年回乱时又增修两座。全城中心是严格按照《大清会典》规制营建的王府，分左中右三路，中轴对称突出中路；府门面阔三间，作为正殿的迎恩堂面阔五间，不设前墀——清代满族王府正殿叫“银銮（安）殿”，娶了公主的蒙古王爷府正殿通常叫“迎恩殿（堂）”。第二代旗主阿宝在康熙年间被清朝加封郡王，因此殿宇是郡王级。乾隆年间的第三代旗主罗卜藏多尔济因领兵协助清朝平定准噶尔，晋封世袭罔替和硕亲王，俗称“铁帽子王”，但王府并没有按亲王规制扩建。
定远营落成后，清朝并没有从北京派去驻防八旗，而是将整座城赐给阿拉善旗主。该旗自第二代旗主阿宝，到末任旗主达理札雅，二百年间的九代旗主全都和爱新觉罗家族联姻；而且还不只是政治联姻，从罗卜藏多尔济开始的后八代旗主，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亲清倾向，政治上极端满化，文化上高度汉化。第五代旗主玛哈巴拉的一嘴京片子就已经比蒙古话说的又快又溜了；第八代旗主多罗特色楞在言行举止各个方面更是一副京城八旗大爷作派。因此阿拉善厄鲁特旗被清朝视为最放心，最得意的蒙古屏藩，堪称“满蒙一家”的典范。因为历代阿拉善王爷常驻京师，不仅在定远营有王府，在京城还有一座，位于什刹海后恭亲王府之东侧，因罗卜藏多尔济得封铁帽子亲王，旧时俗称“罗王府”——清朝北京城只有三座蒙古王府，分别为出身内蒙古科尔沁的僧格林沁府，出身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超勇亲王策零后代的那王府，以及本文所讲的阿拉善旗罗王府。
阿拉善王爷累世与清朝皇室联姻，又频繁往返于京师和定远营之间，有众多的旗人和张家口、归化城两地的晋商驼队常年跟随。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粮草和一部分武备从包头和京师启程，也取道阿拉善旗地界运往前线。定远营内建筑都仿照京城四合院，城里人口无分满蒙汉，一律说北京话，被称为“塞外小北京”；周边住着一些因长期随王爷办差、拉骆驼而迁来定居的山西人，说晋语方言“张呼片”。
1874年，俄国“科学贸易考察团”摄影师鲍耶尔斯基在北京期间，给和硕特定远营第八代旗主多罗特色楞拍摄的照片，一副八旗贵族子弟的穿着打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