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在江西九江市修水县的五杰广场巍峨矗立着五根石柱，这五根石柱即代表着五位名人——陈氏五杰，诞生于修水县桃里竹塅村的一个义宁陈氏家族。一个可以把修水把九江甚至可以把江西写大的文化世家。
修水五杰广场
中国历史上名门望族、显第世家颇多，然彪炳《辞海》为名人世家者，仅义宁陈氏陈宝箴一族。
陈宝箴（1831年～1900年），谱名陈观善，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1851年乡试中举人而出仕，1895年，任湖南巡抚，成一代封疆大吏；期间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使、直隶布政使、兵部待郎等职。
陈宝箴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其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陈宝箴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影响，为人刚正不阿，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虽然恪守儒家学说，但思想却很开放，任湖南巡抚时，以“变法开新”为己任，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罢免昏庸贪鄙的官吏，兴办工商实业，开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以开迪民智、改变陈旧的风俗；先后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陈三立（1853年～1937年），陈宝箴儿子，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陈三立是近代诗坛台泰斗，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陈三立不但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要事件的参与者。早年，他觉得京城官场 *** 成风，难以有所作为，不久便以侍候父亲的理由离开吏部，襄助其父陈宝箴在湖南维新变法，提倡新学。在湖南辅佐父亲推行新政，在整顿吏治、革新文化教育，罗致维新人才等方面，陈三立多所谋划，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等四人一起被称为“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在诗歌创作上，写出《渡湖至吴城》、《城北道上》、《园居看微雪》等多部优秀作品，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后世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梁启超评价：“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为表明立场和民族气节，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
陈三立在陈宝箴家族的历史上，起到一个承先启后和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牢记父亲的六字遗训：不治产，不问政，将一个官宦人家演变成贵族文化世家。
陈衡恪（1876～1923），陈三立长子，字师曾，号槐堂、朽道人，他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近代著名画家，又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和金石家。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任江西教育司长。之后，先后于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学校）、长沙第一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
陈衡恪民国初年便名扬京城和海内外，他曾赞助过鲁迅办杂志，和李叔同是知交，与齐白石是莫逆之交，齐白石的成名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衡恪的帮助与提携，齐白石说他与陈衡恪二人的关系是：“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他的画熔诗词、书法、篆刻，金石于一炉，为中国当时画坛领袖。他系统而全面的绘画理论和篆刻、书法、诗词于一体的画风，令中国美术界震惊，在画坛上赢得了盛誉。陈衡恪遗著有《槐堂诗钞》、《陈师曾先生遗墨》、《染苍室印存》、《陈师曾印存》、《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等。
可惜，陈衡恪英年早逝，这是江西义宁陈氏家族的不幸，也为中国画坛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1923年，他得知继母病危，赶回南京亲奉汤药，不久继母病逝，他也因连日劳累染病不起。陈衡恪短暂的一生，充溢着辛酸和悲伤。他本是一座璀璨巍峨的艺术丰碑，却过早地轰然倒下。梁启超在陈衡恪的追悼会上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大地震之损失不过物质，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
接下来这位就相对比较著名和耳熟能详了。
陈寅恪（1890～1969），陈三立第三子，字鹤寿。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通晓二十余种语言，被学界尊为三百年来“前不见古人，后难得有来者”的一代宗师；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才，他先后到过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名校留学，可他只要知识不要文凭，在他36岁时回国，竟没有一张文凭，也没有一本著作，知识学问全装在脑海里，但这依然不妨碍他进入清华大学，成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齐名的清 *** 学四大导师；他是教授中的教授，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来听他的课。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封怀（1900年～1993年），陈衡恪次子，号时雅，我国著名植物园专家、植物分类学家，是中国现代植物园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7年至1930年，先后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辽宁沈阳文华中学、清华大学任教，之后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1936年归国后，历任庐山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武汉植物园、晚年任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主任（广州），后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陈封怀不愧出身陈氏家族，像他的父祖辈一样，热爱祖国，铁骨铮铮，从不对权贵低头。他曾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专攻园艺学和报春花分类学。学成后，毅然谢绝了留在英国工作研究的邀请，他对自己的导师说：“报春花的故乡在中国，我的根也在中国。”他与中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胡先骕、秦仁昌等一头扎进了庐山植物园，倾注自己的全部精力，创建了一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植物园，结束了中国没有植物园的历史。他在其毕生的事业中，为我国现代植物园的开创和发展，几十年转战各地，不畏风雨，潜心研究种植，建了一座又一座植物园。他一直奋斗在祖国科研和教育战线，曾历任庐山植物园主任、中正大学园艺系教授、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副主任、武汉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还兼任广东省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园林学会顾问，为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植物园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除此之外，义宁陈氏家族还涌现了如：古典诗人陈隆恪，目录学家陈方恪，武大教授，武汉大学“五老”之一的陈登恪，诗人画家陈小从，文化学者陈云君等一大批国之栋梁。
吴宓对整个义宁陈氏家族亦推崇备至。他说过，义宁陈氏“一家三世，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所谓文化贵族。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机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他把义宁陈氏视作中国文化的一根顶梁柱，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再到陈封怀，每一个人，都足以突破家族的界限，上升为中国人的精神榜样。清风亮节，铮铮铁骨，一个国家，任何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人。致敬，义宁陈氏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