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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悬案(中国四大悬案)

1931 年,中央用来救命的 120 两黄金经费不翼而飞。组织怀疑有人叛变。 直到 18 年后,这场黄金大劫案的真相才大白天下。

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党史上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 1931 年初冬。

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活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如果没有经费,当时的临时中央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此时的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就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

a,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

b,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但由于当时的国民 *** 对共产国际采取敌视态度。

因而莫斯科方面的拨款不能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只能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

因此,权衡之下,当时在上海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领导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印章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

但苏区 *** 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按十六两一市斤之旧制),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当下的五百万人民币左右。

由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指示苏区银行「按额调拨」。

林伯渠

一、

苏区黄金的主要来源是打土豪没收来的各式各样黄金首饰。

为便于运输,苏区请一个瑞金金匠把这些首饰熔化后,铸造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经费解决后,接下来如何运送交付到上海,就成为重中之重。

金条

这笔特别经费运送预定的路线,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路线图

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

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多个地下交通员之手,必需有交接验核的过程,为此苏区专门设计出一套非常严谨巧妙的对接方法。

给执行任务的地下交通员发三样对接用具:一把钥匙,一把锁和一块验收凭证。

其中最为关键的验收凭证,是一枚棋子,银元大小,上面刻一个「快」字;

棋子是硬木制成,用特制的药水反复煮过;上面的「快」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专人刻上。

棋子按照快字笔画破成七块,每个执行任务的交通员手上一块。

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

棋子剖面

对接方法:

第一步:交通员上下线交接,凭暗语相认;

第二步:下线交通员用钥匙打开上线交通员的锁确认任务,移交装有黄金的箱子,交割完成。

第三步:下线交通员交出手中的一块棋子,上线交通员把他手里的锁交给下线。

第四步:上线交通员交回一块棋子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使命。

最终只要七块棋子全部收回,则表示任务顺利完成。

根据保密规定,这枚棋子会分配给那些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统筹任务的林伯渠。

二、

一号交通员从 1931 年 11 月 6 日从瑞金启程的,七号交通员最终交付,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

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 11 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 12 月 22 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任务执行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既定的一个月,苏区这边意识到不对劲。

到 1932 年元旦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棋子,来请林伯渠鉴定是否原件。

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

但可惜,「快」字棋子的最后一块是笔画——捺,始终没有送到苏区。

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最后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于启动侦查措施。

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侦查,那基本上不可能。

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

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 *** 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侦查。

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

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将目光锁定在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七号地下交通员。

可是,已经完全找不到这个人。

事已至此,此事只能暂时搁置。

三、

因为特别经费未能及时送到上海,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1,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

2,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 *** 流产

3,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

4,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5,其它一系列因为没有资金而不能从事的重要事宜。

这一笔资金损失,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从整个党史发展历程来看,造成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反围剿、长征、抗战、解放战争风起云涌,这起发生在 1931 年冬的大案,不得不暂时湮没。

但它却从未远离几位当事人的心头,其中就包括时任苏区领导的主席。

1949 年建国后,中央要求对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侦查。

这件悬案作为五起重大悬案之一,由上海警方进行侦办。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侦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

「悬办」下设六个侦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侦查。

第三侦查组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

侦查员一拿到卷宗,马上就掂出这个案子的侦查难度:

如此大案,相关的卷宗袋竟然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

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两页纸的材料,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材料虽然简单,但下面盖着的是中央各个主管部门的印章,显示着这个案件的重要程度。

四、

第三侦查组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侦查这一起发生在十八年前的悬案。

经过几轮分析,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案件的第一当事人林伯渠首长当面了解情况。

林老日理万机,但对这件案子同样很关注,当即约下时间,接见侦查员后,把自己知道的相关情况,都尽可能详细的告知。

只是对于案件的一个关键点:七个交通员是怎样具体安排,只有当时的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知道,遗憾的是,邓发同志已于 1946 年牺牲。

1946 年,邓发远赴法国,参加完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后回国,带着一幅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主席的油画,在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那幅毕加索的名画,也灰飞烟灭。

邓发

案件的线索第一次断掉。

五、

但林老给出了另一个重要信息:记得瑞金派出的第一个地下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时在东北担任 *** 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从北京前往沈阳。

非常幸运,他们去得很及时,高书记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后(1950 年 1 月 9 日)就去世。

高自立

当时,因为病情原因,侦查员未能见到高书记,但高书记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给了侦查员迫切需要的回复:警卫员小秦,江西萍乡人,现在在 *** 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此时的秦同志,已经是某部师长,对于当年执行的这个重要任务记忆清晰。

从南宁秦师长开始,侦查员的侦查过程比较顺利,从一号交通员一直查到六号交通员。

第六号地下交通员是刘志纯。

对于十八年前的那一次任务,刘志纯的记忆非常深刻,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从那次任务执行后,组织再没有联络过他,此时的刘志纯,在侦查员找到他之前,只是一个众人眼中普普通通的篾匠。

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了这个国家,还有非常多如六号交通员刘志纯一般的人,在改写历史的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潜伏深藏,不被任何人知晓,就此一生。

六、

刘志纯回忆:1931 年 12 月 1 日晚上七点多,在从金华来的上线五号交通员手中接收任务箱子后,他按照组织指示,于 12 月 3 日上午七点抵达了松江。

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下一个接头点「汉源栈房」。

栈房

第二天 12 月 4 日下午,刘志纯在客栈门前听到一个三十五六岁、穿戴黑色衣帽的人向客栈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来住。

刘志纯明白来人是接头的下线,当下就找机会与他搭上话。

对过暗语相认,确定其身份后,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

来人用钥匙打开刘志纯的锁,确定任务,按照组织流程,接走黄金;

刘志纯交给来人锁,来人把手里验证棋子的一块交给刘志纯。

至此,交接完成。

七号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规定,没有和刘志纯多说什么,拎着装着特别经费的箱子一声不吭离开。

刘志纯回到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地下党员来竹行取走他手里的第六块棋子。

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完成。

只是连刘志纯自己也没想到,从那以后,他的地下工作生涯就结束,一直到杭州解放,整整十八年,组织上,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

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离组织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已还原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重要线索。

至此, 终于侦查到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环:七号地下交通员,松江的那个穿黑色衣帽的男子。

七号地下交通员为什么拿到装有经费的箱子后,没有前往最后一站上海完成任务?

为什么这个人之后完全失踪?

这些案件的疑点,都必须找到七号地下交通员才能知道。

悬案已经过去十八年,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无疑于大海捞针。

案件线索第二次断掉。

七、

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刘志纯凭借地下交通员敏锐的侦查意识,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七号地下交通员从兜里取第六块验证棋子的时候,包里还装着一张蓝字的纸,那是一张当时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

票据

那个年代,人们出行并不像现在这样频繁容易,松江这样的小地方,为人提供住宿的客栈并不多;

侦查组当即展开工作,对于这样重量级的案子,当地相关部门给了一切能够给的帮助。

1,回查到当年在松江经营过客栈的老板,账房先生,小二,却没有查到一个符合特征的旅客。

2,与此同时,还发动全城群众,回想那一时期,有没有人家的谁曾经外出带回箱子之类的东西,以及有没有外地亲戚来家里。

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今天容易得多: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

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

单两方面都进行深入彻底的侦查,排查了数万人,还是没有找到这个七号交通员,甚至连疑似的都没有。

案件就此陷入僵局,线索第三次断掉。

八、

这时临近春节,失望的侦查组侦查员准备回上海汇报侦查结果,侦查组内有一个侦查员是山东人,他有一个老乡是松江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就请假去看老乡。

万万没想到,这次看老乡之行,得到一个极为关键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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