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邱阳、慈波

图 | 来自网络

在嘉兴范蠡湖畔西施妆台侧，立有一块明代万历年间的石碑，上书“陶朱公里”几个字。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楚国人，相传他助越灭吴后，曾携西施在此隐居，后泛舟五湖，其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范蠡进能出将入相、兴邦定国，退则聚财散财、教危扶贫，是历代读书人仰墓的对象，被称为“商圣”“文财神”，是后世儒商的鼻祖。

自古以来，嘉兴人民助劳诚信、宽和良善，嘉兴为滨海泽国、水乡平原，气候宣人、土地肥沃，有海港透河之便，兼渔盐稻谷和丝绸棉纱之利。自隋唐得到大规模开发，两宋以降至明清时期，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鱼米粮仓、百工之域、商贸重镇。在地方志书中可以看到境内城镇商肆栉比、百物辐凑，稻米丝绸北抵京师、南达闽粤、远销海外的商贸活动。

在众多禾商中，有一些人以另一种面目活在史册志书之中，如元代的杨梓、明代的项元汴、近代的张元济、当代的金庸等，他们是成功的商人，而地方志史书给他们贴的标签则是文人，这类人兼有两重属性，是禾商中颇为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儒商。

为此，我们从历代人物中选择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一番简单勾勒，看看禾商身上的文化特性。

桐乡濮氏：丝绸业中的慈善家

桐乡濮氏始祖濮风是山东曲阜人，清康之难时随赵构南渡，后定居语溪梧桐乡蜜湖（今桐乡濮院镇）。他督率童仆，植桑养蚕，缫丝织绸，子孙相传，成为富豪。濮风还将北方先进的养蚕缫丝技艺教给周边的农民，带动四邻八乡蚕桑丝绸业的发展。濮风的六世孙濮斗南因拥立宋理宗有功，赐第名为濮院，濮院镇由此得名。

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濮风九世孙濮鉴弃官从商，在膜院镇开设四大牙行，收购当地丝绸，远销国内外，推动当地丝织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濮院为中心的地域性丝织贸易市场。濮鉴不仅广招财源，经营有道，创建了濮绸的的品牌，而且传承了濮氏“轻财重义，乐善好施，崇文重教，诗书传家”的良好家风。

他办学兴教、调和纠纷、修建寺观、修桥铺路、赈救灾荒，体恤孤寡，为濮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濮鉴英年早逝，其子濮允中继承家业，丝绸商业日益兴隆，濮氏财富日渐丰厚。

濮鉴与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管道升夫妇交好，濮鉴所建福善寺落成之际，邀赵氏夫妇二 人到濮院，赵孟頫为福善寺大雄宝殿题樑，管道升在大雄宝殿四粉壁画竹，濮鉴去世之后，赵孟頫还为其作墓志格。

明朝建立，朱元璋严厉打击豪强地主，濮院濮氏被抄家流放。相传，朱元璋与张士诚军队交战时，濮氏曾资助张士诚军粮食十万斛。后来，朱元璋又在嘉兴城见濮氏嫁女至甪里街汤家过于奢侈，因而将濮氏全族72支分散流徙28处，远至云南、福建。永乐以后至万历年间，部分濮氏族人陆续回到濮院，但已难再现昔日荣耀时光。

海盐杨氏：海运业中的戏曲家

海盐杨氏始祖杨发本是南宋福建水师官员，降元后督管庆元、上海，激浦三处市舶司，与其子杨梓长期居住在澉浦，为澉浦的建设和 港口贸易做过许多贡献，他们的家族还经营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与东南亚诸国开展贸易活动，后来还承办了海路漕运。

杨梓的弟弟杨枢继承了父兄的事业，年纪轻轻就率船队到南洋贸易，两度来到今天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从东海到波斯湾，一来一回要数年时间，旅途的艰辛可想而知。杨枢第一次去波斯湾是元大德五年（1301)，比明代郑和下西洋早了一百多年，他在开展经贸活动的同时促进了与沿途各地的文化交流，在中国的航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海盐澉浦杨氏的文化特性，更多集中在杨梓身上，他不但是一名航海家，还是一名双曲家，杨梓精通南北曲，与散曲家贯云石友好，组织表演海盐腔，创作了不少杂剧散曲剧本，在杨梓等人的努力之下，海盐腔与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等相互融合，孕育产生了伟大的昆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瑰宝。

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喜欢舞文弄墨、流连青衣粉黛的人，当年是如何率领船队远赴万里之外，与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搏击，在异国他乡与语言风俗全然不同的人沟通的，但我们可以说，在他和他的父亲兄弟以及随船队员身上，绝不缺少勇于冒险拼搏的开创精神。

嘉兴项氏：典当业中的收藏家

项氏是嘉兴的名门望族，首建功名的项忠官至兵部尚书。他在陕四巡抚任上，平定叛乱，赈济灾民，实庭了许多惠政。这个家族中有许多人走上了科举之路，出仕为官，在当时这被视为正途。却有那么一支族裔独以经商致富、以收藏闻名，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光耀门楣，这就是项元汴和他的天籁阁，项元汴就是项忠的族孙。

项元汴的藏品罕见而珍贵，彝鼎玉器法帖名画“甲于海内”“三昊珍秘，归之如流”。在努力经营下，他的资产日增月涨，迅速进入全国富豪榜的前列，如果项元汴只讲风雅不讲实际，肯定成不了一个商人，起码不会是一个好的商人。精打细算，以藏养藏，没有这种意识，项元汴的财富不可能日益增长，收藏王国也就建立不起来。

项元汴精于鉴赏，善于绘画，与当时名流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多有交往。他乐于将天籁阁的收藏供文人墨客赏析品鉴临摹，间接培养了吴门画派的仇英、松江画派的董其昌。他的孙子项圣谟受家庭熏陶成为一代名画家，对中国书画艺术传承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留在书画上的那些印迹，也是当今研究中国收藏史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张元济、陆费逵：出版业中的教育家

海盐的张元济是近代著名的文化宗师，他与桐乡籍的陆费逵互相竞争，互相促进，他们所领导和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成为了当时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影响了几代人。

张氏是海盐的大族，数代为官，建有藏书楼--涉园，张元济早年考中进士，戊戌变法时，受到光绪常的召见，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革职且永不权用，他到上海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的编泽事务，结识了在里弄中开设印刷厂的夏瑞芳，后来竟辞去南洋公学的职务，加盟了夏的商务印书馆，并长期主持经营管理，张元济由官员变为学者，又转而成为商人，目的是要“昌明教育”。

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式教科书，出版新式杂志，整理国学经典丛书，翻译出版外国名著，开办东方图书馆，各项业务风生水起，但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印刷厂，图书馆遭到侵华日军烟火 摧毁，但张元济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不断引进新人，开拓新业务，寻找新商机，商务印书馆劫后重生，蒸蒸日上，保持了它作为亚洲一流，国内最大出版机构的地位。

陆费逵祖籍桐乡，曾在武汉开办书店，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后成立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适应了辛亥革命后知识阶层和广大 民众对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需求，一时间 洛阳纸贵，供不应求，中华书局也一跃成为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一流出版社。

两家出版社，不但在教科书编辑出版上各显神通，还在翻译外国名著、点校整理古籍诸 多方面你追我赶、激烈竞争，在互相激励中成为国内出版业两座并峙的高峰，这样的充分的良性的竞争，对企业的成长，优秀文化的传播都极有益处，也显示了张元济，陆费逵两位主导者卓越的管理能力，经营策略和独特的文化视野、家国情怀。

海宁金庸：报纸新闻业中的武侠小说家

在中国，金圈的大名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而金庸的理想是办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写小说只是他的副业。

金庸原名查良镛，查氏是海宁望族，历史上出过众多名人，金庸曾是（大公报）的记者和编辑，为了吸引读者，他与同是编辑的梁羽生一起撰写武侠小说，并以金庸这个笔名在报纸上连载，一来二去，两个入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与古龙、温瑞安井称为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金庸本人则被人称为“金大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金庸对侠义的定义，也是自己人生的写照，并不满足于小说创作成就的他，1959年，与中学同学沈宝新联手创办了《明报》，以针贬时弊，为民 *** 为己任，施展自己“铁病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生追求。

在报馆林立的香港，一条报纸要想站稳脚跟井不容易，《明报》同样如此，创刊初期，每日出版一张，但销路不畅，亏空严重，最困难的时候，金庸连员工的工资都付不出，要靠典当为继，为了扩大发行量，他就写武侠小说，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他白天写武侠小说，夜里写评论，刊发了不少紧扣时事和独到见解的报道社论。人们说，金庸拥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杜评的“香港第一健笔”。

20世纪80年代（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

经过几番努力，《明报》成了香港最具影响，深受好评的报纸，日销量一度达到了18万份。《明报》之外，金隆还开办了《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报业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张。1991年，他成立了“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7000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1亿元，金庸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家，报业巨子。

就在金庸的报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2年，金庸主动将（明报）的控股权转让给于品海，过了两年，他又辞去了名誉主席职位，此后，他应浙江大学之聘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 2005年，金庸赴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历史学和哲学，5年后分别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近代以来，嘉兴的成功商人还有许多，比如在上海实业界颇有声望的嘉兴人姚慕莲，金庸的同族同乡、纺织大王查济民，桐乡籍金融家卢学溥等等。这些人物有着许多相近或共通的特性，他们都有良好的家世或教育背景，有深厚的文化学养；他们的经管活动多少与文化发展和传播有关，有为文明传承的使命感；他们顺应时代要求追求卓越成就，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崛起与复兴，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馈社会，有博大宽阔的胸怀。这些是他们的处世之道、经营之道、成功之道，应该也是禾商的文化特性。

【来自南湖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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