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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人素描:女高音歌唱家茅爱立

旅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茅爱立11月26日早上8:15(当地时间)在旧金山去世。享年100岁。她是我的母亲韩德常在燕京大学音乐系学习时的同学与好友。是我们亲爱的茅阿姨。特发此文送别她。 茅爱立:1920年生,山东历城人。她18岁考入燕大音乐系,直到1941年12月被迫关门,在燕园上课整整三年零100天。 她说:当时燕京有三分之一的教授是美国人,很多课程都用英文教的。老师和学生很平等,课堂上经常是大家讨论。在这里悠哉悠哉的学生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逍遥自在的阶段,难以忘记。 1941年12月9日,日本军队闯进燕大校园,命令全体师生24小时必须全部离开,并且不得再回来。茅爱立回忆那个黑暗的夜晚:我们在女生宿舍楼之间的庭院里生起大火盆,尽量把有英文的东西都烧掉,烧了很多英文文档,把所有的英文证书、证件和书信统统烧了。她和一个同学突然发现还有乐谱放在姐妹楼琴房的书架上,于是偷偷赶到楼前,正门已经被日本兵封了,她们从后门钻进去,悄悄取回了乐谱。第二天一早她和几个同学就推着自行车驮着行李卷,徒步进城,从此离开了燕园。 茅爱立不愿放弃学业,1942年,她辗转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插班念了教育学,因为在燕京大学是可以随便选课的,教育学、心理学她都已经念过了,所以两年以后她就拿到了圣约翰大学教育学文凭。与此同时她也在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苏石林继续学声乐。在这里和沈湘邂逅。他俩后来因拒绝给汪伪政权举办的音乐会演唱,被音专贴出告示双双开除。茅爱立离开上海,陆路水路走了108天,到了重庆。她以音乐谋生,开音乐会,教声乐,几乎处处都与燕大校友不期而遇,得到他们的帮助。1942年 1945年夏天,燕大校友会还特地在成都给她办了一场音乐会,好多老师、校友都去了。就在这场音乐会之后,她收到了邮寄来的燕京大学音乐系 *** 书 。 也是在这一年, 茅爱立与国民 *** 外交部亚东司秘书莫德昌定了婚,莫德昌考取了联合国翻译,将去纽约工作。于是茅爱立加紧申请赴美留学,1947年收到了美国两所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和俄亥俄州欧柏林音乐学院。赴美之前,又是在燕大校友会的帮助下,她在北京、天津举办了音乐会。到上海,又靠燕大和圣约翰校友的支持 ,在工部演出,还在兰心和大华戏院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茅爱立说:“我是靠到处开音乐会挣的钱到美国读书的,除了船票、学费,我还挣够了一年的生活费。” 到美国之后,茅爱立马上投入紧张的学习,1947年2月去寒冷的都柏林音乐学院念了一个学期,1948年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去念书。“我带了的钱快用光了,就跑到资助燕京和圣约翰大学的亚洲基督教大学基金会总部找了一份半时的秘书工作,我学会了打字,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去上班。”到1949年夏天,拿到了哥大音乐教育硕士。她回到茱莉亚音乐学院上大师课,又跟着这位大师读他的私人课。1954年春天,茅爱立在纽约市政厅会堂举行了在美国的第一场独唱音乐会。她对自己的演唱仍然不满意:“许多艺术歌曲的重要曲目,如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施特劳斯、 *** 的作品都是德文的。只有把语言学好了,演唱时才能准确地表达更深的内涵”。于是这一年秋天,34岁的茅爱立独自乘“伊丽莎白”号邮轮经大西洋去了维也纳。战后的奥地利还在美、苏、英、法的统治下,经济凋敝。“在那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每天就是自己在闯。买东西也好,坐车也好,靠的都是在燕京大学念的那三年英文和从歌词里学的德文。”她终于找到一位德文艺术歌曲的专家, 拜他为师,学了一年以后,1955年茅爱立就在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厅举办独唱音乐会了。 1956年茅爱立回到美国,怀了第一个孩子。直到怀孕第九个月,她还开着手排挡车去她原来的老师家里上课。“结果老师说,今天是最后一节课,我不能再教你了。我都担心待会儿遇上个高音,你用力一唱把小孩生在这里。怀孕期间我一直在唱,胎教使我的女儿很有音乐天分。她出生四个月大的时候,我抱着她唱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她张大眼睛,竟能和我唱出和声。” 1959年11月,茅爱立一家三人用一本联合国护照,得到了一次回中国的机会。阔别北京12年,她终于回到位于北海后门不远的家,那是一个小三合院,种着海棠树。她也回到燕园,看望了老朋友们。先到燕南园,后到燕东园,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母亲口中念叨的茅阿姨,她快人快语,活力四射。陪她来的还有她的弟弟茅沅。那时我更好奇这位个头不高的茅沅,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是著名作曲家,创作的那首小提琴曲《新春乐》脍炙人口。从这次回国以后,茅爱立开始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她的演唱会上增加了中国艺术歌曲和民歌。她还灌制出版了《中国民歌28首》磁带和CD。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好转,美国各大学都开了汉语课。茅爱立在纽约市立大学得到两个学院讲授中文的席位,还兼任声乐教授。1981年、1983年应中国文化部邀请,她再次回国,带领多位美国音乐家到中国各地教学与交流。茅爱立最难忘:“1981年回国时,在北京还安排了我与中央乐团的合作演出,这是我出国34年以后第一次回国演唱。观众掌声不断,我也非常激动,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演出。遗憾的是原来想和沈湘再唱“饮酒歌”,可惜文化大革命把沈湘的身体搞垮了,他心脏病严重,已经唱不了歌了。”茅爱立每次来北京,母亲都和她见面。1987年,母亲去美国探亲,还到茅爱立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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